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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夏”是周代的重要乐章，在其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资料的缺乏，至今尚无学者对这一课题做过专门的系统探讨。本文将首先根据先秦文献及汉唐学者的注疏对“九夏”的篇名、形式及演奏方式等问题做初步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其中资料相对丰富的《肆夏》及《陔夏》做专题研究，以此管窥乐在周代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祈请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一、“九夏”
“九夏”一辞，见于《周礼》一书。《春官·钟师》云：“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郑玄注：“夏，大也。乐之大歌有九。”据郑注，则所谓“九夏”，当即九大乐歌之统称。
“九夏”之专辞，于先秦文献中仅此一见。除此而外，其他先秦文献中还有不少述及上引“九夏”所涉之单篇乐章者。例如，“九夏”之一的《裓夏》，即在《仪礼》一书中屡见。《仪礼》记载乡饮酒、乡射、燕及大射等礼事活动结束时，宾客下堂出门，均需奏《陔》乐。郑玄《仪礼·乡饮酒礼》“宾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又郑玄《周礼·钟师》注引杜子春云：“裓读为陔鼓之陔。”是《周礼》之《裓夏》，即《仪礼》一书中屡出之《陔》，同时也可称为《陔夏》。此外，《骜夏》一篇，也另见于《仪礼》。《大射》云：“公入，《骜》。”郑玄即以《周礼》之《骜夏》注此《骜》乐。
“九夏”之一的《肆夏》，更见于《左传》与《国语》的记载。《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鲁穆叔聘于晋，晋侯享之，即献享金奏“《肆夏》之三”：“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国语·鲁语下》同记此事，亦称“金奏《肆夏》”：“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综上，除《周礼》外，明见于其他文献的“夏”乐，则有《陔夏》、《肆夏》与《骜夏》等。
据上引《左传》，晋侯所献鲁穆叔之“夏”乐，并不仅只《肆夏》，而称作“《肆夏》之三”。所谓“《肆夏》之三”，穆叔在后文中即称之为“三夏”。《左传·襄公四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显然，当时所奏，除《肆夏》之外，显然还应有另外二首“夏”乐，所以才能合称“三夏”。不过，《左传》对于“三夏”应该包括哪三首“夏”乐，并没有明确记载。晋人杜预《左传》注即以《周礼》之《肆夏》及紧接其后的《昭夏》、《纳夏》以当“三夏”：“《周礼》以钟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纳夏》，一名《渠》。盖击钟而奏此三‘夏’曲。”今案《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侯献乐于鲁穆叔，除“《肆夏》之三”外，还同时记载有“《文王》之三”与“《鹿鸣》之三”。关于“《鹿鸣》之三”，《左传》于后文中有明确解释：
《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牧》，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则所谓“《鹿鸣》之三”，即是指选自《小雅》中的“《鹿鸣》之什”，并按次排列的《鹿鸣》、《四牧》及《皇皇者华》等三篇。《左传》中没有具体记载“《文王》之三”，但《国语·鲁语下》对“《文王》之三”却有详述：“夫歌《文王》、《大明》、《緜》，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则所谓“《文王》之三”，即是指选自《诗·大雅》中的“《文王》之什”，以《文王》篇为首，同时包括紧列于其后的《大明》及《緜》等三篇。这说明周代称呼数篇诗歌或乐曲，有一个惯例，即往往只标出首篇之名，而以数字来简称自首篇之后的各篇诗或乐。“《文王》之三”即以《文王》为首，兼及之后两篇如《大明》及《緜》：“《鹿鸣》之三”即以《鹿鸣》为首，兼及之后的两篇如《四牧》与《皇皇者华》。因此，《左传》记载鲁穆叔所称“《肆夏》之三”，则定指以《肆夏》为首，并兼及之后的两篇。鲁穆叔既称呼它们为“三夏”，说明后二首乐亦当以“夏”为名。据《左传》及《国语》中所谓“三夏”及“《肆夏》之三”等称呼，证周代有以“夏”为名的多种乐歌，应是可靠的。杜预注据《周礼》之“九夏”解释以“《肆夏》之三”为《肆夏》、《昭夏》与《纳夏》，虽不免武断，但也可聊备为一说。
据以上考证，周代，除明见于其他文献的《陔夏》、《肆夏》及《骜夏》外，还应有其他多种以“夏”为名称的诗或乐，因此，《周礼》所谓“九夏”之说，应是值得信据的。此外，虽然据已有材料还难以确证《周礼》所载的其他各“夏”之名，但相信这些以“夏”为称的各种乐，也都应有比较可靠的根据。
“九夏”之乐，除以“夏”为名称外，还有别称。《国语·鲁语下》记载鲁穆叔之言，不称“三夏”，而称“《肆夏》：《繁》、《遏》、《渠》”。历来学者普遍认为《繁》、《遏》、《渠》便是《肆夏》、《昭夏》及《纳夏》的别称。不过，汉代学者吕叔玉对于《鲁语下》中这一句话理解不同，他以《肆夏》为一，《繁遏》为一，《渠》为一，合为“三夏”。①如此，则《昭夏》的别称为《繁遏》，《纳夏》的别称为《渠》，而《肆夏》的别称，《鲁语下》中则无载。吕叔玉除断句与其他学者不一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诗·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时迈》、《执竞》与《思文》等按次排列的三篇即“三夏”之《肆夏》、《昭夏》与《纳夏》。②
据汉代学者的意见，“九夏”当为诗乐。郑玄《周礼》注即云：“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是郑玄以为“九夏”皆为《颂》类诗篇，但他认为春秋时期，“九夏”的诗文已经因为礼乐的崩坏而亡佚了。上引吕叔玉以《周颂》中《时迈》、《执竞》与《思文》当《肆夏》、《昭夏》及《纳夏》，显然与郑注不同。不过，此二人皆以“夏”为《诗》中的《颂》类，在这一点上还是相同的，这应反映了汉代学者对于“夏”乐的基本认识。
文献记载中的“九夏”，其演奏工具主要为钟、鎛、鼓、磬等打击乐器。《周礼·钟师》云：“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郑玄注：“金奏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及鎛。以钟鼓者，先击钟，次击鼓。”是奏“九夏”，以钟鼓为最主要的两种乐器。但在《仪礼·燕礼·记》“宾及庭奏《肆夏》”注中，郑玄又认为：“《肆夏》，乐章也，今亡。以钟鎛播之，鼓磬应之，所谓金奏也。”这是又增加了另两种打击乐器——鎛与磬。贾公彦《仪礼·燕礼·记》疏对此曾作解释，云：
《钟师》云：“掌金奏”，郑注云：“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及鎛。”又云：“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郑注云：“先击钟，次击鼓。”是奏《肆夏》时有钟鎛鼓磬。彼经注虽不言磬，但县内有此四者，故郑兼言磬也。
贾疏对郑注的解释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贾公彦另外认为“夏”乐的演奏中也有声歌的内容，例如其《周礼·钟师》疏即云：“钟中得奏九夏者，谓堂上歌之，堂下以钟鼓应之。故《左氏传》云晋侯歌钟二肆，亦谓歌与钟相应而言也。”贾疏引《左传》晋侯有歌钟二肆，言九夏的演奏为堂上工歌与堂下钟鼓相应，不知何据，或应是误解。今案贾疏所云“《左氏传》云晋侯歌钟二肆”，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其时郑国贿晋侯以“歌钟二肆”，孔颖达疏云：“言歌钟者，歌必先金奏，故钟以歌名之。《晋语》孔晁注云：‘歌钟，钟以节歌也’。”因此所谓“歌钟”，只是指歌必先击钟以为节，故以歌名钟，绝非有击钟必得以歌应之之说。因此，《周礼》既只明言以钟鼓奏“九夏”，在没有其他材料的证明下，似不得确言其中还另有声歌。清人于此也早有考述。孙诒让《周礼正义·钟师》云：“凡‘九夏’皆奏而不歌，郑误释为乐歌，贾遂谓堂上歌之，堂下应之，《左·襄》四年孔疏亦谓《肆夏》二人歌之，并非也。”
由于“九夏”主要是以钟鼓等打击乐器来演奏，故其声乐的特征是长于节拍，因此，文献记载中的“九夏”之用，主要为控制行步之节。《周礼·大司乐》云：“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孙诒让注云：“此令奏并谓令乐官奏钟鼓，以为出入之节。”《大司乐》又云：“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这些于“出入”之时所奏“夏”乐，自然都是用以控制行步之节的。另外，《仪礼》中记载奏《肆夏》、《陔夏》及《骜夏》，也往往都与控制行礼者的行步之节与行礼之节有关，详下文。
根据《左传》、《国语》及《周礼》等文献的记载，“九夏”应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演奏。鲁穆叔不敢与闻“《肆夏》之三”，称“三夏”为天子享元侯之乐，说明“九夏”的演奏都有具体的礼制规定。上引《大司乐》中，王、尸及牲的出入也分别演奏了不同的“夏”乐。不过，《周礼》一书并没有对每一种“夏”乐的演奏场合都作记载，因此，有关“九夏”的演奏制度，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汉代学者杜子春曾对此有具体的描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骜夏》。”③杜言客醉而出奏《陔夏》，在《仪礼》所记载的乡饮、乡射、燕及大射活动中屡见，应有比较可信的根据。另，《仪礼·大射》所云“公入骜”，与杜子春所云“公出入奏《骜夏》”也正相当，因此也有一定的可信性。而杜云王出入、尸出入及牲出入分奏《王夏》、《肆夏》与《昭夏》，本《周礼·大司乐》原文。然通观《左传》、《国语》及《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资料，则杜子春所云显然并不完整。尤其是其中的《肆夏》，出现的场合十分复杂，发挥的功能也并不只限于“尸出入”时控制行步之节。以下将对其做专门探讨，此不赘叙。除上述“五夏”外，其余如《纳夏》、《章夏》、《齐夏》与《族夏》等“四夏”，除《周礼》外，并不见于其他先秦文献的记载，因此就更难验证杜子春说的可靠性了。
二、《肆夏》
“九夏”之中，《肆夏》屡见于其他先秦文献，这与其他“夏”乐之记载十分缺乏颇为不同。尤其是它除见于《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外，还见于可信度很高的《左传》及《国语》等文献资料。《肆夏》作为周代礼仪用乐的重要篇章，是勿庸置疑的。
《肆夏》之起源甚早。《尚书大传》卷一载帝舜举行祭祀云：“始奏《肆夏》，纳以《孝成》，舜为宾而禹为主人。”郑玄注云：“始谓尸入时也，纳谓荐献时也。《肆夏》、《孝成》，指乐章名也。”这说明早在夏代以前，《肆夏》之乐就可能已经出现。
《肆夏》之“夏”，为“九夏”之通称，据上引郑注，“夏”为“大”义，因此凡言“夏”者，皆当为大乐。不过，这里的大乐，究竟是规模大，还是指其所属乐级高如皆属《颂》类云云，已不得而知。今案据《仪礼·大射》的记载，在主人纳宾并向宾客行一献之礼的全过程中，一直演奏《肆夏》，其中所涉礼仪甚多，持续时间也较长，因此，这应能说明此乐延续时间较长。当然，这里面也有重复演奏的可能性。
从上文所述《陔夏》与《骜夏》皆可简称为《陔》和《骜》看，《肆夏》也应当可以简称为《肆》，而且只有“陔”、“骜”及“肆”才能代表这些乐歌的主要特征。不过，对于《肆夏》之“肆”，《周礼》的郑注及贾疏都并没有做出解释。汉代学者吕叔玉以《周颂·时迈》当《肆夏》，并以《时迈》中的诗句对“肆”字做了解释：“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吕说释“肆”为“遂”，可供参考。
上文已述，“九夏”的演奏主要使用打击乐器。这种声乐特征使得“九夏”具有较强的指示节拍的意义。《肆夏》也是如此，凡文献记载中演奏《肆夏》的礼仪场合，一般均用之以控制行步之节和行礼之节。《周礼·大司乐》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贾公彦疏云：“尸出入谓尸初入庙门及祭祀讫出庙门，皆令奏《肆夏》。”显然，大祭祀尸出入时奏《肆夏》，正是为了控制尸的出入行节。
杜子春曾归纳“九夏”的演奏场合，引《周礼·钟师》之文，认为《肆夏》的演奏，主要用于控制祭祀时尸出入的行节。不过，据各种文献的记载，《肆夏》出现的场合非常复杂，并不只用于祭祀时尸出入这一个环节。以下即据文献记载对其演奏的场合分别予以考述。
其一，诸侯举行大射礼时，奏《肆夏》用于迎宾。《仪礼·大射》云：“宾及庭，公降一等揖宾，宾辟。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礼·记》亦云：“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在诸侯举行的大射礼中，宾客等级为卿大夫及士。这说明《肆夏》可用于控制诸侯之卿大夫及士的行步之节。
其二，王燕享朝聘诸侯时，奏《肆夏》以迎宾及送宾。《礼记·郊特牲》云：“宾入大门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郑玄注：“宾，朝聘者。易，和说也。”孔颖达疏：“此一节论朝聘之宾及己之臣子有王事之劳者，设燕享之礼奏乐之节。”又《周礼·大司乐》云：“大享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郑玄注云：“大享，享宾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谓王出入、宾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此大享即王享朝聘诸侯之礼。作为宾客的诸侯出入庙门，与尸相同，也奏《肆夏》。另《礼记·礼器》亦云：“大享……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孙希旦云：“大享，谓王享来朝诸侯也”，与《周礼·大司乐》所记同，也是说于送宾时奏《肆夏》。上述材料说明，《肆夏》也用以控制诸侯的行步之节。
其三，王举行礼事时出入行步，亦奏《肆夏》等以为行节。《周礼·乐师》云：“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郑玄注：“教乐仪，教王以乐出入于大寝朝廷之仪”，认为是王出入于大寝及朝廷之礼仪，孙诒让《正义》注云：“大寝即路寝，路寝之内廷为燕朝，其外又有治朝、外朝，王之出入恒在于此。燕寝之内无朝燕之礼，出入不用乐，故知教王以乐出入于大寝朝廷之仪也。”郑玄又以此所谓王出入大寝及朝廷所奏乐为迎宾之法。《周礼·乐师》郑注：“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门而《采荠》作。其反，入至应门、路门亦如之。此谓步迎宾客。”孙诒让则认为此礼并不仅限于迎宾之用，其《正义》云：“依郑注，此为王迎宾客法。其王以他礼事出入大寝，亦当放此”，王出入行礼，步伐迟缓不同，所奏之乐也不同。故上引《周礼》之文有“行以《肆夏》，趋以《采荠》”之说，郑玄注云：“行者，谓于大寝之中，趋谓于朝廷”。依郑注，即是说王行礼时，于大寝之内为正常行步，此时奏《肆夏》；而于朝廷之中为疾行，所谓“趋疾于步”，④此时则奏《采荠》。孙诒让《正义》对此也有详述：“王出至大寝之堂，其行尚舒，则奏《肆夏》以节之；出路门，其行转疾，则奏《采荠》以节之也。”据此，则《肆夏》节奏较缓，而《采荠》节奏较疾，故分别奏之以控制不同步伐。不过，《大戴礼记·保傅》的记载与此小有差异，而云：“步中《采茨》，趋中《肆夏》。”未知孰是。⑤
其四，王行礼乘车，也需奏《肆夏》等乐以节行。上引《周礼·乐师》之文中，即于“行以《肆夏》，趋以《采荠》”之后，又有“车亦如之”的记载。另《周礼·夏官·大驭》亦云：“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荠》。”郑玄注：“凡驭路，谓五路也……行谓大寝至路门，趋谓路门至应门。”郑此注行、趋的地点与《乐师》注文字不同，而所谓实一。孙诒让《周礼正义》注《乐师》即对此做出解释：“大寝之中，谓路寝之堂至路门。朝廷谓治朝，即路寝门外、应门内之廷，故《大驭》注云‘行谓大寝至路门，趋谓路门至应门也’。”
综上所述，《肆夏》是周代礼仪活动中用于控制行礼者行步之节的重要乐章，其所使用的场合，十分复杂，包括王大祭祀、大享、出入大寝及朝廷、诸侯大射及燕享；适用的对象，也极其不同，包括王、诸侯、卿大夫、士各个等级，此外还可用于祭祀时尸的出入，等等。
除用于控制行步之节，具有礼之“节”的意义外，《肆夏》还可以献享给宾客，具有礼之“享”的用处。例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侯享鲁穆叔以“《肆夏》之三”，据穆叔所言，就应是天子享元侯时所用之乐。在这里，“《肆夏》之三”与“《文王》之三”、“《鹿鸣》之三”，显然都不是用于控制行礼之节的，而是用它来献享宾客，以取悦宾客的。
《肆夏》的演奏，还可以调节礼仪活动的气氛。《礼记·郊特牲》云：“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王享诸侯，奏《肆夏》以迎宾并以节制行步，已见上述。不过，据郑玄注：“易，和说也”。因此，此时奏《肆夏》以迎宾，并不仅只节制行步之一种作用，还有调节礼仪气氛，和悦宾客的意义。于此看来，《肆夏》之乐，一方面应具有比较突出的节奏感，另一方面还应有较为悦耳的旋律。所以才能在演奏的时候，既可示以“易”，又可示以“敬”。也正为此，《肆夏》成为先秦时期在很多场合中都要演奏的一部乐曲。
汉晋学者，包括吕叔玉、郑玄、杜预、韦昭等，虽然对于《肆夏》是否仍保存在孔子所删选的《诗》中，尚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它应为古诗之篇名，因此，《肆夏》应是有词之乐。但是，在先秦各类文献中，凡言乐用《肆夏》者，包括所有的“九夏”，皆云奏或金奏，从不言歌。这应说明《肆夏》及“九夏”即使原本为有词之诗乐，但在周代实际上是仅用其乐，而并不用其词。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应主要限制在展示节拍及旋律等方面，而不会用以表达乐歌中的具体意义。
以上是据文献记载归纳出的周代礼仪场合中演奏《肆夏》所能发挥的几种基本功能，既包括控制行步与行车之节，控制行礼之节，同时也包括调节礼仪的气氛，此外还可用以献享宾客。这种功能的划分，对于理解礼书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下演奏《肆夏》的目的，以及演奏时所用礼数的差别，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陔夏》
《陔夏》，《周礼》中作《裓夏》。《陔夏》也是“九夏”中见于其他先秦文献次数较多的一首。不过，与《肆夏》不同，《陔夏》演奏的场合比较单一。据《仪礼》，在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及大射礼中，皆于行礼结束，宾醉而出之时演奏此曲。如《乡饮酒礼》云：“宾出奏《陔》。”《乡射礼》云：“宾兴，乐正命奏《陔》。宾降及阶，《陔》作。宾出，众宾皆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燕礼》及《大射》皆云：“宾醉，北面坐取其荐脯以降。奏《陔》。宾所执脯以赐钟人于门内
，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之所以于宾醉而出之时奏《陔》，郑玄《仪礼·乡饮酒礼》“宾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终日燕饮酒罢，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也”，是“陔”字即为“戒”义，两字音同，奏此乐正是为了警戒宾客不得失礼。
除《仪礼》及《周礼》中提到的《陔》或《陔夏》外，《周礼·笙师》中还提到“《祴乐》”：“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郑玄注：“《祴乐》，《祴夏》之乐”，即以“《祴乐》”为《陔夏》。《祴乐》的演奏方式，郑玄《笙师》注云：“牍、应、雅教其舂者，谓以筑地。笙师教之，则三器在庭可知矣。宾醉而出，以此三器筑地，为之行节，明不失礼。”即以器“筑”地为节，用以节制宾客之步伐。“舂”是演奏的基本动作。孙诒让《正义》云：“《祴乐》用此三器，并筑地以发其声，故谓之舂也。”牍、应、雅三种乐器，据郑司农，皆为大而腹空的竹木所制乐器：“舂牍，以竹，大五六寸，长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两空，
画，以两手筑地。应，长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组，疏画”。⑥因此，持此三种乐器用力击地，自然能发出浑厚、洪大的声音，用以节制酒醉者的步伐，显然是很好的安排。不过，据《周礼·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孙诒让《周礼正义·钟师》引郑玄《仪礼·乡射礼》注所谓“《陔夏》者，天子诸侯以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证“是《祴乐》亦用钟鼓，不徒牍、应、雅三器也”。其说良是。因此，“九夏”中之《陔夏》，应有不同的演奏方法。
据上引文献，《陔夏》的使用场合包括大射、燕、乡射及乡饮酒，与《肆夏》的使用场合有重复。其适用对象包括诸侯之卿大夫，也与《肆夏》有重复之处。两者应该说都是周代礼事活动中节制宾客步伐的重要乐曲。不过，与《肆夏》相比，《陔夏》在控制行礼者的步伐方面，主要用于防止宾客酒醉后失礼，在使用的功能上与《肆夏》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即《肆夏》主要用于在正常情况下控制宾客出、入的行步之节，而一旦出现宾客酒醉的现象，就会以《陔夏》取代《肆夏》。这时就会出现迎宾用《肆夏》，而送宾用《陔夏》的现象。《仪礼》所记诸侯举行大射礼及燕礼，迎宾时都会在客行至庭之时奏《肆夏》，但在礼仪结束，宾出大门之时，因为之前宾、主均行爵无算，酒醉在所难免，所以送宾出门时就皆奏《陔夏》。
今案《礼记·礼器》记载：“大享……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这是以天子大享诸侯后仍是奏《肆夏》以节制宾客的行步。郑玄注以为《礼记》字误，“《肆夏》”当改作“《陔夏》”，但却引起了众多清代学者的异议。例如，金鹗即认为：
天子诸侯之乐，以金奏为第一节。然金奏所以迎宾送宾，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终皆有之。《大司乐》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终始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礼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证。尸出入皆奏《肆夏》，则宾出入不宜有异。郑注《礼器》乃破“肆”为“陔”，失之。⑦
孙希旦《礼记集解》及孙诒让《周礼正义》并同。不过，金鹗所云，只是强调迎宾送宾皆有金奏，但上引《钟师》，已经证明《陔夏》除以大型竹木筒形乐器演奏外，也有使用钟鼓的金奏方式。因此，仅以宾、尸同礼，而尸出入皆金奏《肆夏》，论证宾出入也应当都奏《肆夏》，当然不能说已经服郑。事实上，孔颖达《礼记·礼器》“《肆夏》而送之”疏就已经对郑注有很好的解释：“今破为《陔夏》者，以大司乐之文，大享诸侯，则诸侯出入奏《肆夏》。此经是助祭之后，无算爵，礼毕，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礼》、《大射》宾出奏《陔夏》，明不失礼也。”贾公彦在《周礼·大司乐》“大享，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疏中也对《礼记·礼器》的郑注有解释，与孔疏意思基本相同，也是以大享礼后有无燕饮为解：
案《礼器》云：“大享其王事与？”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郑注云：“《肆夏》当为《陔夏》。”彼宾出入奏《肆夏》，与此大享宾出入奏《肆夏》同，而破《肆夏》为《陔夏》者，彼郑注大享为袷祭先王，祭末有燕而饮酒，有宾醉之法，与乡饮酒宾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为《陔夏》。此大享，享诸侯来朝，则《左传》云：享以训恭俭，“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献依命数，宾无醉理。故宾出入奏《肆夏》，与尸出入同也。
可见唐代学者对于郑注与“礼书”之间的不洽早有认识，但他们的探讨，却不仅仅只是限于演奏的方式，而是从具体的礼事需要来探讨乐曲演奏的目的，从而得出支持郑注的结论，这一点要比清人高明。虽然其中可能有疏不破注的体例使然，但唐代学者的论说，确实是清代学者难以驳斥的，所以我们在清人的经解中也没有看到能够超过金鹗的进一步论证。孙诒让尽管在《周礼正义·大司乐》中对金鹗说表示赞同，但显然也看到了金说的不足，所以他就从用乐的等级差别来更为之作解释：
《大射礼》，宾入奏《肆夏》，礼终宾出，则仍奏《陔》。《燕礼·记》说以乐纳宾之盛礼，不言出奏《肆夏》，疑亦如常燕之礼奏《陔夏》，则与大享之出奏《肆夏》亦异。然则宾出入皆奏《肆夏》者，惟天子享来朝诸侯及诸侯自相享乃然。其天子享三公及畿内诸侯，当亦用此礼。若天子与诸臣及来聘陪臣享燕，则当如诸侯燕群臣之礼。至诸侯与聘使享燕礼，礼经无文，疑当如燕礼以乐纳宾法。
与金说以为凡宾出入皆奏《肆夏》相比，孙说可谓是进了一步。不过，他所说的天子享来朝诸侯、三公及畿内诸侯，以及诸侯自相享，出入皆用《肆夏》，而天子与诸臣及来聘陪臣享燕，则只能用《陔夏》的规定，也是于礼经无文，得不到证明的。清代学者的盲点，在于他们只知从礼制规定的角度来看乐曲的演奏，不知乐曲的演奏在礼仪的进程中还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实际功能。郑玄作为汉代最重要的经学大师，深知不同乐曲之于礼仪的不同功能，所以才会对《礼器》之经文产生怀疑。我们认为，如果对于经典的怀疑没有确切的证据，郑玄是不会妄自改纂经典的。从本节所要论证的问题看，《礼器》的文字是否有误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郑玄的注解确实揭示了《肆夏》与《陔夏》在迎、送宾客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上的互补性。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学者对于《周礼·笙师》中的“祴乐”一辞另有一解，以为凡“九夏”之乐，都可通名为“祴乐”。金鹗云：
《国语》论乐云“革木以节之”，牍、应、雅皆木音，柷敔之类，皆所以节乐者也。郑谓以为行节者，《礼》云“趋以《肆夏》”，是金奏《肆夏》以为行节，牍、应、雅以节乐，即以节行也。但宾出奏《陔夏》，惟《乡饮酒》、《燕礼》用之；若两君相见及天子大享诸侯，宾出入皆奏《肆夏》。礼所谓“趋以《肆夏》”者，兼出入言也。笙师所掌，又天子之乐也。然则“祴乐”非止《陔夏》，疑“九夏”通名为“祴乐”，犹言缦乐、燕乐也。王出入奏《王夏》，亦奏之以为行节，诸“夏”皆当类此。⑧
孙诒让在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说，云：
“祴乐”与金奏同用“九夏”，但金奏在正乐之前，唯天子诸侯乐有此节，《国语·鲁语》所谓先乐金奏是也。其奏“九夏”以节出入者，则通于卿大夫士，盖不在正乐之数。若宾出奏《陔》，或于礼终奏之，故不得为先乐，而别谓之祴乐。祴之言戒，或亦兼取出入之道为名，《匠人》注所谓令辟祴是也。
上述金、孙二说，皆以“九夏”的演奏有节制出入之意，而证“九夏”也可通名为“祴乐”。这是以“节”释“祴”，其说可备参考。
不过，《周礼·钟师》中即有《祴夏》，“祴”字从示从戒，自有其特殊的含义。《祴夏》又可作《陔夏》，“陔”，也是戒义。郑玄《乡饮酒礼》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是以段玉裁以“祴”为正字：
陔之言戒，《毛诗义》曰：“《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郑称杜说而不易经文者，经文“祴”字固从“戒”，无容改字也。《说文·示部》曰：“宗庙奏《祴乐》，从示戒声。”《阜部》曰：“陔，阶次也，从阜亥声。”是知《周礼》为正字，《仪礼》为假借字，许君亦从故书作“祴”矣。⑨
因此，不论“祴乐”、《祴夏》，或《陔夏》，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戒”的意义。“戒”当然也有“节”义，但其警示的意义更多，所以郑玄《仪礼·乡饮酒礼》注云：“陔之言戒也。终日燕饮酒罢，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也”。而“节”字的含义则更为中性一些。因此，若以“祴乐”为“九夏”之通称，则是说它们都有“戒”义，显然也并不完全符合“九夏”演奏的所有场合。《礼记·郊特牲》：“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孙希旦《集解》：“易，和悦也。”《仲尼燕居》：“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孙希旦《集解》：“示情者，取金声之和，以示其情之和也。”可见纳宾时金奏《肆夏》，节制宾客步伐的同时，还要表达和悦之情。这与强调“戒”的“祴乐”，意趣大不相同。因此，郑玄以《陔夏》解“祴乐”，强调其中在“节”的基础上的“戒”的意义，显然应更为妥当。
注释：
①《周礼·钟师》“以钟鼓奏‘九夏’”郑玄注引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800页。
②《周礼·钟师》“以钟鼓奏‘九夏’”郑玄注引吕叔玉云：“《肆夏》，《时迈》也。《繁遏》，《执傹》也。《渠》，《思文》。”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0页。
③《周礼·钟师》郑玄注引，十三经注疏本，第800页。
④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十三经注疏本，第793页。
⑤如孙诒让《周礼正义·乐师》注即云：“《肆夏》之奏，于行步趋走皆可比傅，此经与《大戴记》无由决其孰是。”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2页。
⑥郑玄《周礼》注引，十三经注疏本，第801页。
⑦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1782页。
⑧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1899页。
⑨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18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