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指南--学习邓小平思想工作讨论的经验_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指南--学习邓小平思想工作讨论的经验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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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纲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起着统一、凝聚和指导社会成员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出发,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语言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许多精辟论述,并亲自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今天,学习邓小平这一方面的论述,对于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完成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性任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战略高度,分析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

意识形态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先导和指导的作用。这项工作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性质、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为此,作为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邓小平,他从国际两种势力斗争、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社会思潮的根源等多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作了系统而深刻地思考,阐明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对抗的必然反映。近些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有的人以为当今世界没有政治斗争,西方对中国的交往都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从而忘记意识形态斗争,提出“淡化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对此,邓小平作了清醒地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对抗,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他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持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迹。”[①]这种意识形态领域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并非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因此,必须引起高度警觉,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之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②]邓小平一再告诫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清国际政治斗争的大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是政治与经济统一性的客观要求。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是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的起源不能用社会经济来说明;同时,也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所引导。两者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和促进社会发展。邓小平指出,“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③]他总结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破除了意识形态“以我为中心”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时,他又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反作用,认为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对社会、对经济工作起推动作用;出乱子,将会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干扰经济建设。所以,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迫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格局和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日趋多样化,如何根据这一变化了的实际,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不能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这里,我们既要防止西方敌对意识形态的侵蚀,又要防止旧的封建意识观念的死灰复燃,面临的任务艰巨复杂。事实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的确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些人变得是非不分,美丑不辨,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显然,不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是在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落后的社会意识。所以,邓小平告诫大家,对这些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

二、以科学的态度,排除意识形态领域“左”和右的干扰

由于社会各种意识和交互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左”和右的思想倾向干扰。所以,邓小平反复要求大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④]并身体力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精心领导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注重从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观念范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于社会存在之外的某种实体,而是活动着的意识主体对运动着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邓小平指出,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体来制定规划,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切不可“洋冒进”,否则,我们的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的主张就会失去基础。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邓小平还注意不断破除意识形态上“左”的障碍和虚假成份。针对人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市场经济属性的疑虑,邓小平及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否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属性,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

——强调用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以社会利益为依据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成员的意志和愿望。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映照。因此,要坚持公有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意识形态建设的健康发展。邓小平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长期实践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西方搞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和平演变”,就是要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将会长期存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面有巨大吸引力的思想旗帜。因而任何轻视或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都会模糊人民的意志,放弃我们的优势。这种右的倾向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注意根据实践的需要来制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策略。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稍有失误,就会造成“左”和右的偏差。邓小平站在时代的潮头,根据实践的发展,把意识形态工作原理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进来,不断地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在国际关系上,他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来决定交往的方法,在国际交往中,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是否一致为前提,而是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出发,求同存异,“扩大交往,心中有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⑤]从而争取了更多的朋友,使我国在世界的声誉和地位越来越高。同时,在我国社会内部,他又坚决反对那些不辨方向、不分是非,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张。认为,作为我国公民,只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在宗教政策上,他既反对那种简单粗暴、限制宗教自由的倾向,又反对那种不闻不问、任其不健康因素发展的倾向,而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使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积极促进的作用。这些都有效地排除了“左”和右的倾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开拓了新路。

三、从本质的需要,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由于我国正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以及经济利益多元的趋向,使得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了不同色彩、互相矛盾而又同时并存的多种意识。对此,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需要出发,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允许多种意识并存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社会意识形态是多层面、多样化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是必然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多种意识并存并不奇怪。因此,“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⑥]“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义’的方针,”[⑦]但是,对不同思想意识的表现必须加以正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治、哲学、文学,”[⑧]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取向。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着人民的利益,所以应当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导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对思想上不正确的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针对过去一度出现的意识形态领域良莠不分的现象,邓小平强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一项经常的、基本的任务,在意识形态领域筑起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

——在尊重思想意识广泛性要求基础上,倡导社会主义意识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是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它们互相联系,只要引导得当,就会互相促进,上升到更高层次。邓小平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如果仍然沿袭过去那种只讲高标准、严要求,不区分人们不同的思想层次及分析接受的可能性,只讲先进性,忽视广泛性,那种“一锅煮”的做法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也就是说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因此,必须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都应当鼓励和支持。同时,邓小平又以极大的关注反复倡导要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认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⑨]率先垂范地将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

——在批判吸收外来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外开放,始终应当是以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为前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⑩]他一再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而切不可象过去一度时间里那样,对外来的东西不加分析,一窝蜂地盲目推崇。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四、用辩证的方法,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掌握其科学的方法,正如邓小平所说,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大师,邓小平根据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提出了一系列辩证方法。

——灌输与疏导相结合。意识虽不能强求,但思想观念的转变离不开灌输。作为人们的思想,它在不断地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使灌输成为必然和可能。如果不注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就有可能失去相当一部分群众,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厉害的”强烈的冲击,甚至使一些人在政治立场、政治信仰、道德准则上发生动摇。邓小平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基本任务,就是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应当反复讲、经常讲、形成健康、稳定的社会舆论。针对一些人对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诋毁,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否则就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冲击。同时他又强调,时间任务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灌输要讲究方法,要把灌输与疏导结合起来,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在人们的思想上带来一系列变化,产生不同的思想倾向,一些人对一些社会问题感到困惑、迷惘甚至有怨气,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正常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善于疏导,及时排解人们的思想情绪,排除人们的心理障碍,并为人们的言行施以正确的导向。善于疏导,是有效灌输的铺垫和基础。

——正面引导与合理批判相结合。意识形态工作是引导人们思想认识的工作。在改革和建设时期,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社会主流是团结安定,繁荣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应该主要采取正面引导的方法。针对意识形态工作“左”的教训,邓小平指出,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他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搞运动,而要以教育引导为主,拿事实来讲话。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了批判的武器。他指出,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要进行有力的斗争。同时,对于错误意识的斗争,要坚持合理批判的原则,即批判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不能在“左”的立场上。“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11)

——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邓小平认为,意识形态工作重点是要抓好统一思想,团结和凝聚人心。他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2)为了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必须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教育来强化意识形态的引导。同时必须注意加强制度建设,并将两者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等几方面的问题。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衡量。因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意识形态工作一度产生的混乱,他作了全面分析,认为,“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13)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严格的约束机制,使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合理的制度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使意识形态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按本阶级的政治要求,培养和塑造本阶级的先进分子和理想人格,以此获得所领导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同样如此。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是我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来教育激励人民,使人们逐步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注意摒斥那种只讲“思想领先”,不讲物质利益,只讲贡献,不讲报酬的唯心主义的做法。他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教育,武装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精神。另一方面要维护人们的物质利益,关心人民的生活,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只有把精神激励和物质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五、以人民的利益,检验和评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邓小平之所以成功地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除了他的个人天赋及革命斗争生涯造就的丰富经验外,更在于他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以人民的利益为取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形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价值判断的群众观。

价值判断的依据——社会效益。意识形态工作政治性、思想性强,如何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新问题。邓小平认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具体体现。因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所以他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14)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也有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应当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力求使两个效益达到最佳统一,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要自觉地服从社会效益。针对改革开放人们时常出现的姓“资”姓“社”的困惑,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得失,“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上,也必须很好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意识形态领域新的思想观念和非主流的东西,只要它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扰乱人们的思想,不影响社会安定,不污染社会风气,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并引导其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整体服务,使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石——人民为主体。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其建设的主体,同时又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一方面,他要求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充分依靠和调动群众参与,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他感慨地说:“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①⑥]如果离开了群众的基础,意识形态建设就没有意义;没有群众的创造,意识形态建设也就无从发展。另一方面,他要求我们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时,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比如针对过去意识形态工作中“左”的方式,他指出,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自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他又指出,不能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可以说,正是邓小平时刻坚持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才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从而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成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华。学习邓小平理论,高举这面伟大旗帜,必将会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入新的更高阶段。

③ ④ ⑦ ⑧ ⑨ 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209、183、52、367、168页。

① ② ⑤ ⑥ (11) (12) (13) (14) (15)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1、46、53、151、47、190、268、145、372、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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