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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史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本文仅就近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关于西安事变某些问题的研究加以归纳综述。
一 关于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史学界对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的举动作了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和论证，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的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对蒋的处置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严重分歧，僵局无法打开。这是他争取突然手段放蒋的原因之一。其理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张、杨面前，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顾一切杀死蒋，其后果必然导致全国性内战，这当然不可取；二是“不留痕迹”地放蒋，其后果必然是牺牲东北军、17路军两个团体的利益。那种两方面兼得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张学良正是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才毅然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方法。这是处置蒋的最佳选择，决非轻率之举[①a]。
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之所以亲自送蒋，其一，是有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西安事变是张拥蒋抗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逼蒋是拥蒋的特殊手段；其二，是当是国内外条件促成的。首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事实，使国内各种矛盾降为次要，蒋介石也可能考虑准备抗日。这是张学良送蒋的前提。其次，国内外舆论的主流拥护张、杨主张，并呼吁保证蒋的安全，和平解决事变。其三，张躬亲送蒋返宁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环节[②a]。
有的学者认为，张决定释蒋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张扣蒋后检视了蒋的机密文件，从中发现了国民政府一九三五年初开始的对日备战工作的论述。这个发现使张考虑到在“停止内战”的前提下释蒋，是有利于对日备战工作，有利于抗日大局的[③a]。
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张匆忙送蒋回宁的缘由是：1.为了平息纷乱局面，以利国家民族；2.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3.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杨的责难；4.张自认能够返回西安；5.相信了宋氏兄妹和蒋介石本人的担保；6.为了国家民族，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④a]。
（二）张学良陪送蒋回宁之举的后果
有的学者对此举的得失作了评析。所谓“失”：一是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瓦解；二是张学良从此终生陷于囹圄。所谓“得”：一是促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御外侮；二是给蒋介石留下面子，保护了东北军、西北军其他官兵的安全。当然，张学良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付出的牺牲不是徒劳的，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历史已证明，此举不仅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扭转了中国历史[①b]。
有的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善后失误”不是张学良送蒋回宁之过，其重要原因是由于：东北军内部少数高级将领片面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对蒋介石的进逼，一味妥协退让，放弃了争取张获释的条件，丧失了有利时机；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以及相互残杀，使蒋介石得以各个击破。如果离开当时各种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作用，把一切不幸后果，都归结于张学良送蒋的帐上是不公平的[②b]。
有的学者对张学良之所以被幽禁是由于他送蒋回宁这一“感情用事”之举造成的观点持相反看法。认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变的性质，张学良送蒋回宁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这是由于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和动机以及他们和蒋介石在事变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③b]。
二 关于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问题
（一） 所谓“讨伐派”及其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有不少学者认为，过去把南京方面主张讨伐张、杨的势力统称为亲日派是不科学的，当时政治分野，如果以“主和派”、“主战派”来区分是比较合适的[④b]。
有的学者提出，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战”，以宋氏兄妹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和”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论者认为，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没有形成根本对立的“主战”、“主和”两派。其根据是：1.南京政府得知西安事变的当夜，虽然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但因不了解西安方面详情，未敢轻举妄动。后得知西安方面不会加害蒋介石，救蒋有希望时，才作出讨伐西安的决议，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调集军队讨伐，并派飞机轰炸。说明南京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武力对西安方面施加压力，以保证蒋之安全，达到救蒋的目的。2.蒋在“手令”中，不是让何应钦“停战”，而是让其“暂停轰炸三天”，并向张学良提出三天之内放他回去。可见，蒋以何的武力讨伐这张牌作为向西安方向讨价还价的本钱。说明南京政府及何应钦对西安诉诸武力，只是为营救蒋介石所采取的一种策略。3.从事变后，蒋对其部署、特别是对何应钦的态度上，继续信任和重用，说明南京政府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置上，只是策略有别，救蒋目的别无二致。4.西安事变所以能够较快地得到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内部没有发生分裂，意见比较统一，同意接受和平解决的方针[⑤b]。
有的学者认为，笼统地谈论“讨伐派”，不加区分地将其视为铁板一块，是不妥当的。论者认为“讨伐派”之中是有区别的，其作用也是不同的：1.以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是“讨伐派”的中坚。从何应钦得知西安事变后的种种表现，从何、汪一贯的对日态度和反共立场上看，断难说明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救蒋。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打着“救蒋”旗号，与日勾结，企图通过“讨伐”而“除蒋”、“代蒋”。2.戴季陶、居正等国民党元老派，是“讨伐派”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尤以戴季陶为急先锋。他们的主张既不同于何、汪“亲日派”，又不同于宋、孔等“主和派”。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讨伐派”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黄埔系少壮派。效忠蒋介石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是他们坚决主张讨伐的根本动机。然最终部分地接受宋美龄的主和劝说，他们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主和派”的政治谈判。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①c]。
有的学者认为，对“讨伐派”作深入地具体分析与区分是有道理的，但将何应钦与汪精卫同列一派，相提并论似有不妥；而将黄埔系少壮派视为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不加区分，更是不符历史实际的。论者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黄埔系少壮派及其核心组织复兴社与力行社内部，在其首领与核心人物中间，分裂为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的胡宗南、戴笠等与拥护何应钦武力“讨伐”的邓文仪等两派。“主和派”是少数，其首领人物是胡宗南。由于他重兵在握，又驻军西北，因而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②c]。
（二）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期间有无乘机消除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问题
传统观点是持肯定的看法。
目前，有的学者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此说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主张武力讨伐最力的是国民党元老派的戴季陶和黄埔系少壮派；2.国民党中央也一直没有放弃武力讨伐的主张；3.“主和派”也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有采取军事解决的必要；4.论资历、声望、实力何应钦难与汪精卫、李宗仁之辈相比，即使蒋死，何也无取而代之的可能；5.何力主武力解决，但不完全反对政治解决，曾给宋氏兄妹以相应的配合[③c]。还有的学者提出：1.何主张武力讨伐的目的，不是“除蒋”而代之，而是对西安显示武力，以保证蒋之安全而“救蒋”。这正符合蒋的意图。2.从蒋在事变后对何的态度上，反证何在西安事变中的表演，从总体效果上，正是帮了蒋介石的忙[④c]。
三 关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功绩问题
史学界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一向评价较高，最近，有些学者提出一些新见解：
（一） 关于西安事变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作用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转变所起的作用，只是外部条件，即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蒋介石也会走上抗日道路的。其理由是：第一，过去研究的结论集中表现在一个“逼”字，似乎蒋介石对日政策由妥协退让转变为抵抗完全是外部力量逼出来的，尤其是西安事变这一致命的“逼”，才使其转变的。实际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危及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统治，使它从本质上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从事变后，蒋介石所作“六条”允诺中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项基本兑现的事实上，可以说明其政策的转变是日军出兵华北逼成的，而不是西安事变逼成的[⑤c]。第二，不可否认蒋介石政策的转变是被迫的，但在西安事变短短十几天里，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如果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从蒋介石的主观因素即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中去探求其转变的内在原因。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中完成其政策的转变，一方面，固然是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另方面是蒋介石一贯的民族主义感情发展的自然产物。西安事变的作用只是加速其转变的催化剂作用[①d]。第三，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民政府决策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于一九三五年初，国民政府已开始了对日备战工作。尽管这些备战工作是极其不充分的，又是高度保密的，但是，这些备战工作本身的存在，说明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有了抗战的考虑和准备[②d]。
有的学者对上述观点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大量事实证明，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决不会放弃“剿共”政策，国民党统治集团也就不可能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③d]。
（二） 对西安事变的发动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评价问题
最近，有的学者认为，对西安事变不能笼统谈论，应将事变的发动和事变的和平解决区分开予以评价。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爱国，主观上是为了逼蒋抗日，但客观上不仅没有取得什么丰硕成果，反而使中国人民蒙受一场虚惊，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给亲日派提供了一次挑起内战的机会。即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相违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为事变争得了前途，避免了一场内战，是真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④d]。
有的学者则与上述观点相反，认为西安事变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是一致的，起到了逼蒋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作用。那种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人民蒙受一场虚惊的观点是缺少根据的。至于说西安事变客观上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给亲日派提供一次挑起内战的机会，则要作具体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是其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既定国策决定的。汪精卫之流对日妥协，处处兴风作浪，挑起内战，也是由其媚日卖国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这些都不能看作是西安事变的必然后果[⑤d]。
四 关于西安事变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历史作用问题
（一）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最近，有的学者撰文论及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认为他在我党制定正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上有着重大的贡献。过去讲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时，只讲毛泽东、周恩来，根本不提张闻天，实际上，他是党中央内部最早明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表现在：1.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清醒地分析了事变后可能出现的前途，明确地提出我党的总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策略上，他指出“不采与南京对立的方针”；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正统”的独到见解。这就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定了基调。2.19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首先明确“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批评了公审蒋介石的主张，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问题，对政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系统地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至此，中共中央才得以提出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①e]。
（二） 彭德怀、任弼时与西安事变
近年来，有的学者论及中共除在政治上参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工作外，军事上也起到了有力的策应和后盾作用。这当中彭德怀、任弼时功不可没。表现在：1.冷静思考，全面分析时局，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对于事变的性质、处置蒋介石的态度以及军事部署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党中央的分析基本一致。张学良被扣后，二人对当时的复杂时局，同样与党中央基本一致地作出正确地分析。彭、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不谋而合，是很有助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2.西安事变前后，在军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作用在于：第一，使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及军委保持一致，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彭、任对党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命令并不盲目执行，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直抒己见，协助党中央和军委完善军事战略方针。第二，使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保持“三位一体”。在其指挥下的军事行动和军事步骤，壮己声威，威慑敌军，有效地配合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治谈判[②e]。
注释：
①a 张学继：《对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②a 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a 许今强：《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备战工作述评》，《青海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④a 唐若玲、陈封春：《张学良为何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海南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①b 熊靓：《张学良陪蒋回宁得失评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②b 陈民：《西安事变善后失误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③b 朱谷生、杨唐清：《张学良陪蒋回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曲靖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④b 鱼汲胜、姚鸿：《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述要》，《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⑤b 侣洁志：《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未形成根本对立的两派》，《山东医科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①c 陈希亮：《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
②c 经盛鸣：《西安事变中黄埔系的内部分歧》，《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
③c 曲峡：《西安事变人物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石油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④c 侣洁志：《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未形成根本对立的两派》，《山东医大学报》1990年第3期。
⑤c 张仲良：《西安事变新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
①d 王青山：《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社会科学家》（桂林）1988年第6期。
②d 许今强：《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备战工作述评》，《青海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③d 李佩良：《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④d 张仲良：《西安事变新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
⑤d 李佩良：《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①e 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历史上的张闻天》，《人民日报》1991年3月31日。
②e 宋毅军：《西安事变前后的彭德怀和任弼时》，《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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