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理念与邓小平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3-0007-04
一、和合理念的内涵
和合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实践理念。中国传统和合理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它体现的不是单个学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摄儒、道、墨、释各家各派的一种普遍精神。和合理念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早在文明初期就启用了“和合”概念，“和”、“合”二字都始现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本义是声音相应，“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春秋时期两字开始连用，“和合”一词首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二字连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协调各种关系。西周晚期，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① 的著名命题，认为不同事物之间，既有差别，又保持协调统一，但把相同事物相加合并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而不同事物之间进行的统一协调才使新事物得以创生和发展，只有在这种多样性综合中，才能孕生万物，使宇宙保持蓬勃生机。这一思想被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所吸收和发挥，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对这一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特别是把它引入广泛的人际关系领域，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③ 由此，“和而不同”开始成为和合文化的精要。“和而不同”既包含通过差别、斗争而达到新的融合之意，又包含着容纳悖逆、协调冲突、化解矛盾的思想。从此以后，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和合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用以达到人际和谐、社会有序的根本指导思想。秦汉以降，和合思想更是在中国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扬，并成为贯通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成为人们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共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事物的优点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④
在“和合”精神中，有对立互补、相异相成的思想。中国传统思维不是简单地把矛盾双方或异质事物看成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是力图通过顺乎自然的行为加以调整、融和互补，使事物在融合冲突、相生相克中，虽互有损益，但不导致总体的破坏，并在这种相对稳定协调的整体变化中，保持事物的生存和延续，达到更高层面的整合。
二、邓小平理论创新与对和合理念的改造利用
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而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这其中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对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作为以务实著称的卓越政治家，邓小平深刻把握住和合理念的精髓，在治国理政时善于找到不同制度、实体、利益之间能够交集融合的结合点，谋求决策和处理的最佳方式，以实现适合事物本身的发展及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邓小平又充分运用辩证法对此进行全面地改造：一方面对传统和合理念进行大胆“扬弃”，反对无原则的“调和”；另一方面，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点进行科学改造，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向来强调的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的藩篱，因而他在把握矛盾、解决矛盾时，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高度重视矛盾双方的联结，深入探求、把握矛盾双方内含的优质因素的相互交集、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从而缓和矛盾、化解矛盾；由此进一步发现似乎是旧的事物中内含的合理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将其融会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推动新的事物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新颖、独到的思维方式，对邓小平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影响。
1.在政治上强调团结、和谐、稳定的局面对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首先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它强调要通过建立一定的规范，协调人们的利益和行为，化解人们之间的利益和矛盾，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反映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是要及时化解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整合各个利益团体的政治诉求，并激发各政治力量的活力和创造力，以维持政治局面的团结、和谐。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面对新时期的政治生活，邓小平多次重申毛泽东当年提出但又未能得到真正贯彻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⑤ 他还提醒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⑥ 作为“领导人的度量要大一点。要能容人，要能听得进反面的意见，要能用平等的态度待人，要能更谦虚谨慎，等等。”⑦ 邓小平还经常强调要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多党派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以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根据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后，社会阶级状况和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指出民主党派性质的变化，认为他们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⑧ 这些思想，对于加强我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地位，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深知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我国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强调：“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⑨ 因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⑩ 因此，稳定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最高利益之所在。在当代中国，发展经济需要稳定，深化改革需要稳定，扩大开放需要稳定，完善民主、健全法制需要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稳定。概而言之，“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11) 由于邓小平十分注重改革和发展大局的稳定，细心把握事物发展的限度，正确协调各方面关系，才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步地向前推进。
2.在经济上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融合
我国传统和合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主张事物自身的和谐发展，也讲求不同事物之间的融会贯通。这就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处理事情时能跳出“非此即彼”的僵化、狭隘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姓“资”、姓“社”的重大理论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种思维定式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从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出发，率先打破这一思维定式。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2)“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13) 1992年，在南巡过程中，他又高屋建瓴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 此后，随着改革和建设实践的深入，我党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到中共十四大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邓小平的这些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精辟论述，最终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看法，突破和超越了人们现有的思想上、认识上的局限，成为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指导思想，使中国经济生活焕发出蓬勃生机。
3.在文化上提倡兼容并包、百花齐放，促进文化繁荣新局面的形成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浩浩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与外域异质文明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不间断地进行“扬弃”中而逐渐孕育而成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具有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但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却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承。尤其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国的文化建设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邓小平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15)“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6) 同时，主张“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17) 这就克服了长期以来文艺创作中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倾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而不同”主张国内各民族文化之间或各学派之间的相互融合，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同时也主张大胆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博采众家文化之长。他说：“社会主义要获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8) 只有“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也才能推进我国的文学艺术进入到“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19)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面向世界，实现“洋为中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宽容、有序、和谐的文化环境，最终促进我国现代化伟业的顺利推进。
4.在外交上主张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中国传统和合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思想意识。在对待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把“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原则加以外推和放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贵和观念所追求的是高级的内在达到和谐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具有建设性的”。(20) 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向来主张“和为贵”，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作为价值目标，倡导“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协和万邦”。这是具有典型中华民族特色的国际观。我国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一精神。邓小平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紧紧抓住时代变化发展的潮流，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针对这一现状，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乃是当代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直接思想渊源。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22)“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3) 据此，我们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发展对外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尤其是在处理钓鱼岛、南沙群岛等涉及国家主权利益、民族情感的历史遗留问题时，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24) 于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主张。这一举措既体现了中国这个正在崛起中的世界大国的风范，而且对于我们发展同周边国家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积极地化解矛盾，有着重要作用。
5.在实现祖国统一上的“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讲求使不同的事物找到共同点，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25) 也就是说，对于相互矛盾的异质事物，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找到彼此间都能接受和容忍的交汇点，以达到融合冲突、化解矛盾的目的。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中，人们通常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一对“冤家”，双方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无休止斗争。按照传统的国家统一观念，要处理当今面临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只能在两种制度之间择其一，而别无他途，但这样显然要通过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斗争才能实现。为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保证改革开放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和合理念的基础上，凭借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史无前例地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将两种水火不容的国家制度融合在同一个国家中，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邓小平的超凡不俗之处，恰恰在于他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26) 但是“‘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27)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折时期，从实际出发，考虑双方的利益和情感因素而做出的科学决策。因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28) 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则会使各方都接受，实现“共赢”。邓小平运用“一国两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无疑是邓小平充分吸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和合思想的典范。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中国传统和合理念精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和创造性发展，使“和合”成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并渗透在他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中。
注释：
①《国语·郑语》。
②《老子·四十二章》。
③《论语·子路》。
④蔡方鹿：《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时代意义》，《光明日报》1998年1月17日。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09页。
⑥⑩(11)(12)(14)(18)(21)(22)(23)(24)(26)(27)(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301、284、331、148、364、373、373、96、88、82、87、58、219、59页。
⑧⑨(15)(16)(17)(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251、210、210、212、214页。
(20)刘蔚华：《儒学与未来》，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87页。
(25)裴传永主编《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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