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学术活动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2)01-0034-05
20世纪80年代初，古代文论研究走出了文化极左思想的影响，逐渐趋于一个新的开端。
1979年第一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召开（注：第一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第422页。此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次年会的会议综述索引如下：第二次年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4辑，第341页。第三次年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8辑，第311页；第四次年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第363页；第五次年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4辑，第305页。第六次年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6辑，第320页。第七次年会会议综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7辑；另见朱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趋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七次年会学术研讨综述》，《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第八次年会会议综述见《扩大视野，更新观念，进一步提高古代文论研究的质量》一文，《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第九次年会会议综述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九次年会在南昌召开》一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十次年会会议综述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桂林举行第10次年会》一文，《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十一次会议综述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11届年会在河北大学召开》一文，《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本文关于各次年会内容的材料均取自于各次年会会议综述。），这次大会讨论了研究古代文论的意义，认为建立民族化的文艺理论需要认真研究古代文论，从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研究方法方面，认为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克服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现代文论各自分家的情况，要把它们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的独特经验和规律。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这标志着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复苏。这次大会扭转了长期以来对待古代文论遗产古今对立的态度，把古代文论研究提到了新的日程。在新的开始面前，人们重新确定了古代文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首先需纠正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简单化甚至歪曲的思路。
1980年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二次年会召开。这次年会就古代文论的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黄保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一文（注：黄保真《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一文，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4辑，第50页。），就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把“现实主义”奉为唯一圭臬和永恒规律，以“现实主义”裁剪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现实主义既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也不能科学地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带来了理论上的极度混乱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人们往往把着重探讨艺术规律如声律美、形式美和意象美的理论加上“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帽子，而把中国古代文论简单化了。运用“现实主义”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不能科学地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同欧洲文学与文论相比较，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套解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这次会议还就“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一对待古代文论遗产的标准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提法是就建立新文化而言的，不能用是不是有“民主性”来决定对文化遗产的取舍，用“封建性”、“民主性”作为标准去对待文化遗产，就容易形成简单化的倾向。黄保真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以对“现实主义”这一命题的检讨和清理为开端，80年代初学术界对于把苏俄文论教条化进而把古代文化简单化的倾向进行了反思。走出阶级斗争和“政治工具”论对学术研究的遮蔽，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之处和当代意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80年代初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研究方法、古今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问题是新时期古与今、中与西交接、碰撞的产物。它们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界的研究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现实意义
1983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三次年会、1985年召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和198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六次年会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第三次年会的讨论中，学者们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欧洲文学的发展道路不同，从各自文学发展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也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概括为自我性、表现性、写意性和经验性四个特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在于它是杂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是杂文学观念的发展史，这是与欧洲不同的；有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形式上的丰富多彩给予了肯定，如以诗论诗，寓体系于漫话、熔记事与议论于一炉，以及史传、札记、序跋、评点等形式，它们与具体切实的内容融为一体，也显示了我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第四次年会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东西社会历史、经济状况、思想文化传统的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文论的民族性。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必须与中国文学实际创作相结合，重视儒、佛、道三家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受儒家影响的文论家及其表述，较多重视文学的外部规律的阐发，受佛道两家影响的文论家及其表述，较多重视文学的内部规律的阐发。第六次年会关于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与民族特色的讨论中，有的文章认为古代诗论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教中心论、审美中心论以及政教中心论和审美中心论的合流；有的论者从更深入的层次上来探求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建构，认为把握东方古典文学美学的关键在于需要结合儒道思想，中国文论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精神，不同于西方文论科学分析精神，它从美感经验出发，力图在审美直觉中领悟艺术之真谛，而反对用抽象的理论去破坏艺术的机趣与读者的美感；它为读者指点审美路径，让读者自己参与其中，而不是将作品一条条剖开来摆在读者的面前。中国古代文论最缺乏科学分析精神；而最富有艺术审美精神。如何在吸取西方文论科学精神的同时，重铸中国文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0年代末，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如黄霖先生评价中国文论特殊批评方式的价值时指出了其短处和长处。他认为中国文论评论作家作品强调总体印象，往往有以偏概全的弊病；作家感情的介入往往带来一定的主观片面性；形象的描述往往使人难以悟解。但这种批评方式有其妙处：一是它的批评思维与创作思维契合，所用的话语形象生动，不但易于传文学作品之神，而且本身能给人以一种艺术享受；二是它注重整体的把握，总的倾向鲜明；三是它要求批评家感情投入，往往能真切地体味到作品和创作规律的精微奥妙之处；四是它给读者留下了再思考的空间（注：见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一文，刊《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理论价值多角度的探讨也是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80年代初，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强调和探索，是以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出发点的。80年代后期，学术界就“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探讨（注：见陈涌《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1期；吴元迈、李准、丁振海、董学文的笔谈《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座谈会纪要）一文，《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中国特色”不等于民族化，“中国特色”比民放化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主张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对之作有深度的、现代的阐释。从“民族化”到“中国特色”，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特色一直处于问题的中心，但“中国特色”的提出，使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处于更为开放的视野之中。因为民族特色不仅强调古代文论作为民族特色的特殊性，更强调它作为思想资源的当代性。
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是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探讨的最终旨归，也是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1987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引向深入”。这在当时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者长期以来缺乏当代性与现实感，长期以来缺乏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状况而提出来的。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性，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文化史意义出发固然重要，但现实感是我们古代文论界更为迫切的目的；强调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性，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强调当代意识，是在确认古人原意的前提下，从现实和发展的需要来考虑理论的选择、阐释和创新。198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六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及其在当代的作用和意义”。关于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有的学者指出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在于一是以古为鉴，二是中西互补，中西融汇，取长补短是发展当代文艺学的一条必由之路，这也是古代文论当代意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考察古代文论可以发现，许多古代文论的理论观点和当代文论所关注的问题无法衔接起来，相对于当代文论的要求，古代文论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继续扩大；同时，研究方式也不能只限于单纯的局部比较。在评价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时，人们应将古代文论置于当代文论所面临的整体思想背景中加以纵横参照。有的学者指出，要将考证式的研究中心转变到结合当代议论的发展，变古代文论中有现实生命力的因素为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七次年会就古代文论研究的古为今用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徐中玉先生说：“过去有些研究者没有‘用’好，并不能就此断定必然不可用。绝不能把‘古为今用’与‘实用主义’划等号。世界要进步，社会要发展，人民要和平，这是当前世界的主潮，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形势中，当我们专攻各自的学术问题时，相信都不会为古而古，以古为则，而是要从中择取对我们今天深入改革开放，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有益的东西来发扬光大。古为今用，只要用得正当，善于运用，绝不能说是实用主义。我们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不知今。入古还须出今，否则我们就难以创新。”有的学者认为，古代文论之所以能为今天所用，就在于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即沿用价值，生长价值，参照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具体文艺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形式是中国民族化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备的三要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八次年会关于古代文论的实际运用的讨论中，有的论者指出，要从今天的创作和理论的实际需要出发，有意识地选取古代文论中较强现实意义的部分，加以研究、弘扬。要找出古与今的接合点，有选择地重点研究其中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学建设中的可溶性。关于古代文论民族特色与现实意义的讨论，表明古代文论研究工作者已自觉地将中国古代文论放在当代文论建设的整体构思中进行研究，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联系起来。这种开放的态度以更深层、更广阔的视野对古代文论进行了富于时代意义的观照。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
80年代中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界的一些学者或者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或者强调比较研究法的运用，或者强调文化学研究法的运用，或者强调传统考据方法的重要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于研究方法的反思。
1985年召开的第四次年会就如何开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进行了讨论。学者们认为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探讨和总结文学理论民族特点的重要途径。进行中西比较，对丰富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会议还就古代文论研究中新方法的运用进行了的讨论，如对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新动向，是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途径；有的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对文学形象的批评和鉴赏。有的学者认为新方法与传统方法对古代文论研究都有用武之地；有的学者认为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此次会议对古代文论研究来说是一个转折，对比较方法的提出与重视，对新方法的探求与注目，是80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研究突破以往沉闷局面的第一丝新鲜气息。“方法”观促使人们思考古代文论研究得以深入的介入手段。反观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强调，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其合理性，象现代朱光潜先生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就开启了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先河；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法，而忽视文学批评的特性，结果往往牵强附会。这是新方法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987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对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进行了肯定。杨明照先生主张“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徐中玉先生提倡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当代文论研究相沟通。有的学者指出，我们要加强横向联系，扩大视野，借鉴西方文论的长处，认识其特性，在比较中沟通相同点，以增强中国传统文论在世界文论中的影响和地位。这次会议肯定了古代文论宏观研究的必要性，认为宏观研究可以拓展研究视野。有的学者认为宏观研究的层次可以概括为：对研究对象本身的整体把握，对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情况的把握，对整个文化背景的把握。此次年会明确提出了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并对之加以了肯定。此次年会提出的宏观研究方法，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挑战和补充。《文学遗产》1986年、1987年开展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活动。徐公持先生曾就宏观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宏观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对总体性的把握，二是对发展规律的探讨，三是对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各种关系的研究（注：徐公持《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及其理论现状》一文，刊《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
198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六次年会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发展方向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指出，近年虽在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上有了一些新的突破，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逐渐扩大、深入，但是，从总体上还未得到根本的转变和更新。有的学者指出，由于这种努力的时间还不长，方法还不多，有待挖掘的东西还大量处于湮没封尘之中，而又由于我们的观念长期惯于狭隘、凝固、保守，往往不能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微观分析，又不能综合地、多层次地、系统地、宏观地揭示一些理论在整个民族学术领域、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精义与地位。
199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七次年会就中西文论比较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徐中玉先生说，比较尽可能认清了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力求有足够的可比性，比较才有较高的价值。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或随意比附，或片言只语地简单比较。比较文论的园地很广，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理论也仍有待于系统的研究、介绍。过多的限制或苛求也不利于探索。有的学者认为中西文论比较辨异和认同往往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中西文论的融汇交流，互相补充，必将促进文艺学的充实和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古代文论的价值，常常是与外国文论或其他学科理论作比较对照才发现的。这次会议是对中西文论比较认识的深化，从提倡中西比较，到对可比性的认识和强调，显示了人们对中西文论比较中的基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1993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八次年会中心议题是“扩大视野，更新观念，进一步提高古代文论研究的质量”。有的学者强调要加强对古代文论文献的整理，特别要加强对“文话”的研究，即对文话、四六话、小说话以及评点、选本等的系统性研究。对古代文论文献进行整理，是提高古代文论研究质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强调要更新观念，改变研究中的单向思维方式，代之以多向思维方式，从而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封闭式的研究方法，是这次大会的中心之所在。古代文论是一种多元建构，而非一元化的东西，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观察同一事物，才会得出新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多样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特点。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绝大多数观念都发生于哲学、史学等非文学领域。研究这些观念如何向文学领域转化，就要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之上，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审视；向哲学领域探其源，开掘其原有的哲学意蕴；从文学方面审视它在形成各种文体特征中所起的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它在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运用和发挥；从美学的层次观照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功能及其可能产生的审美效应。将零散、单个的文学观念作有机的整合并进行纵向、横向的全方位考察，最终将古代文论提升到艺术哲学的高度。有的学者强调要注意将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同艺术批评的研究结合起来，结合古代艺术理论中的乐论、画论、书论，古代文论的一些问题才会得以彻底解决。有的学者强调要突破封闭研究，古代文论要同西方文论比较、对话。
继1985年第三次年会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古代文论研究探索和自省的一个重要内容。新时期所倡导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传统重注释考据的方法，又不同于单向的以西方理论解析中国文论的做法。在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探索中，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对宏观研究的强调，对古代文论文化背景的尊重，体现了古代文论研究界方法观的成熟。这种成熟体现在它对方法多方位的探索，既不否定资料整理的重要性，又注重研究方法的时代性和有效性。
在80年代以来重视综合研究的背景下，古代文论研究考据学方面最大的成就即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争论，使人们从整体上反思传统研究方法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性。1995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九次年会就《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质疑、考证问题进行了论争。陈尚君、汪涌豪先生提出：追溯文献，发现从后梁开平二年司空图去世，直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七百年间，从无人说到过《二十四诗品》一书，《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明代嘉禾人怀悦（注：见陈尚君、汪涌豪《〈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一文，刊《寻根》，1996年第4期；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一文，载《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在此次大会上，北大张健先生《〈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一文指出，清阮元文选楼主刻《天一阁书目》著录此书云：“《诗家一指》一卷，刊本，明怀悦编集。叙曰：余偶获是编……可为学者之矩度，今不敢匿，命工绣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因而张健先生断定，怀悦“其实只是出资刻之而已”（注：见《〈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对这一问题，祖保泉、陶礼天先生以《虞侍书诗法》、黄省曾本《诗家一指》相对照，指出“怀悦，只是《诗家一指》的刊行者”（注：见祖保泉、陶礼天《〈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一文，《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另见祖保泉著《司空图诗文研究》一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五章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祖保泉先生坚持《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司空图，认为汪、陈乃有意制造惊人之谈。这一问题仍需澄清，但它给以我们的启示在于，对待古代文论文献需慎重。某些沿用已久的材料其真实性可能会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不注意考据这一最基本的训练，立论往往是不能站稳的。这体现了古代文论研究界对端正学风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在注意吸取新方法的理论营养的同时，也同样注重传统研究方法的发扬和学术基本功的锻炼。这也正是近二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能做到不蹈虚、不浮夸而扎扎实实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
90年代下半期以来，学界就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国文论对现代性的追求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从而将对古代文论价值的评判、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置于整个20世纪文艺理论的历史背景之下。1996年，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一文指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文论失语症”（注：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途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相关论文还有：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曹顺庆、吴兴明《论中国诗学的知识背景——关于传统知识谱系的研究报告（提要）》，《文学前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第2期。）。曹顺庆先生的这一思路可概括为由“失语”到对“现代化的转型”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关注。他认为中国文论界“失语”是由于缺少自己独特的声音，并把独特声音的光环给予了中国古代文论，更多地强调由于中西知识谱系不同、古代现代知识切换所凸现的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价值。以“失语”问题为导线，1996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注：见屈雅君《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一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另见钱中文、杜书蠃、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拉开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讨论的帷幕。1997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次年会和1999年召开的古代文学理论第11次年会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何向现代转化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对“失语”一说肯定的大部分学者，是基于对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缺席的遗憾，并由此对“转换”提出种种看法，但“转换”问题的有效性又在哪里？古代和当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现实，它们之间得以对接的起点又在哪里？是从古今共通的“诗心”和“文心”出发，还是从所谓“传统血脉”出发？“转换”这一论题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其所牵涉的多方面、多角度的问题。蒋寅先生认为“失语症”这一命题难以成立（注：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粤海风》，1998年第9期、第10期。）。陈洪、沈立言先生认为，传统文论的某些命题仍被广泛认可并采用，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再生、复兴，因为它自身的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注：陈洪、沈立言《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王志耕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的语境已经缺失，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而将其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他认为，我们不一定再用古代文论的范畴来规范我们今天的话语，但古代文论所栖居的文化家园将永远是我们的母体（注：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话语转换”的着眼点是在国际对话中没有自己的声音，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的文论话语，让国际文论界能听到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张少康认为，“这着眼点似乎有点错位。理论建设的目的，应该首先想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需要什么。文学理论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探讨都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依据”（注：张少康《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一文就中国文论界所关注的“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当代文论的根本危机不是“失语”，而是疏离文艺发展的现实；建设新世纪的文论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根；现当代文论传统本身就是古代文论不断进行现代转换的动态过程。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他强调要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朱立元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文论未能充分发展的根本弊端，所持看法较为辩证，是当前讨论“失语”、“转换”问题中最有分量也最有见地的一篇佳文。
曹顺庆一派与和他持不同意见一派争论的缘由在于他们的观点有着不同论域。前者强调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后者强调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利用中国文论的非现实性。曹顺庆认为西方话语的介入造成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实，西方话语的介入与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声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西方话语的介入领域是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声音”的逻辑主语是中国传统文论。现当代文论的历史一直是在多元综合中继承和延续着传统文论，选择和接受着西方文论。动荡的社会、交锋的文坛所赋予他们的是鲜明的时代意识。中国现当代理论学者在中西方思想的交汇中成就着自己的文论话语，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输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已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话语。正如蒋述卓所指出的“不要片面地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失语’，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批评方法。别的不说，仅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吸收与运用来说，在许多方面与80年代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进有一致之处，是可以会通的”（注：见蒋述卓《解放思想，认真反思，开拓创新》一文，“20世纪中国文论笔谈”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第46页。）。现当代学者面对文坛状态，面对现实生存的责任意识的深度是无法抹杀的。如南帆所言，“人们没有理由任意将‘本土理论’偷换为‘传统理论’——本土与异域、古代与现代两对矛盾相互重叠的时候，这样的偷换尤其容易发生”，“本土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本土现实的演变不断地丰富既有的阐释系统——这种丰富既包含了传统理论的承传，也包含了异域理论的移植”，“异域理论的运用不能一概称之为‘失语’”（注：南帆《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资源》一文，《思想文综》，总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6、257页。）。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出发点是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这一问题。它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感和紧迫感，这是多元理论时代赋予古代文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这一问题的提出，强调了古代文论作为异质性的特殊价值，强调了古代文论的重新利用，为我们重新认识、评价中国古代文论作为思想资源在当代的意义提供了可供阐释的新话题。值得一提的是，强调古代文论的异质性与重新利用古代文论是两个并行不悖的问题。强调古代文论的异质性是为了在阐释中保持一种必要的清醒。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异质性而拒绝文化间的交流。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或命题在当代语境中阐释、运用，其原有意义必然会有所磨损、消耗。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能成为阻止文化间交流的暗礁。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所欲提问和解决的只是问题冰山之一角，其沉潜在下的深刻广阔而意义也更为重大深远的部分在于它对当代文艺理论现状、对20世纪中国文论历程的检讨，对中西文论交汇中的价值取向的思索，对面向新世纪的文论建设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转换”所引发的不仅是对古代文论，而且是对中国文论的历史纵深走向的思索。90年代末，学术界就20世纪中国文论对现代性追求的历程进行了讨论。在“面对现实，融汇中西——‘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讨论会”（注：《面对现实，融汇中西——“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认为文学理论的建设面临三种文论传统，要从现实的传统起步，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合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正是现代性的要求。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也应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对话的人文精神基础上的文学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有的学者指出文论现代化是本世纪中国文论的努力方向；关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建设问题，较多代表赞同以“五四”以来新文学实践和文论传统为基础，兼取古代与西方之长（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新时期文艺学二十年学术讨论会”（注：《新时期文艺学二十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中，党圣元先生认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提出，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焦点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而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正有待于这些文化冲突的逐步乃至最终消解，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目标正在于此。在20世纪中国文论对现代性的追求历程的探讨中，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中，古今关系问题、民族特色问题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强调有机汲取古代文论的内容以建设当代文艺学，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对中国文论异质性的强调显示了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论作为边缘文论的特殊性的关注，是对古代文论作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资源价值的深刻认识。
收稿日期：200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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