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几个误区_课程改革论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几个误区_课程改革论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若干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课程改革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06)05-0009-03

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然而,笔者在与教师、学生及家长们的座谈中经常能够听到对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抱怨。笔者认为,大家是怀着期望新课程顺利实施的良好愿望提出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有些指责却是存在问题的。为此,笔者从课程改革的系统的角度,针对有关意见,阐明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够为大家清晰地认识新课程改革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一些帮助或线索。

一、关于高考制度的压力

针对课程改革与教育评价的关系问题,师生们形容道,“高考是网,课程改革是网内无奈地挣扎的鱼”。他们认为,必须对当前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更有极端者,简单地认为,美国学生学业压力小,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样残酷的高考制度。进而提出只有取消高考制度,课程改革才可能顺利实施。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由于美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生不经过残酷的考试便可进入高等学校,这的确是现实。但是,美国学生想进入著名高校,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在ACT(美国高校测验American College Test,简称ACT)或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评估测验,简称SAT)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就这两种考试来看,其考试体系中包含相当比例的开放性问题、写作测试和阅读项目,并且尝试在具体的科学实验中考察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①而学生的分数不过是进入大学的一个参考,其他能力如社会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也都是学生进入大学的重要参考条件。从选拔性上看,美国著名高校的录取难度和比例,就相当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因此,美国并非没有教育评价制度,只不过其考试和评价制度更加开放罢了。

其次,历史地看待美国教育,我们会发现,由于受到进步主义教育观的影响,美国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曾经出现过“均匀、浅显、分散”的状况。②相应地,针对美国学生在学术知识上的准备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在课程改革中非常重视课程标准对统一学校教学的重要意义,重视对课程标准指标的细化,重视对课程标准的评价,重视考试与课程标准相一致。可见,与我们对美国教育的静态化认识相反,美国的课程改革正在强调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强调评价体系的统一性、标准性。

不论认为美国学生学业压力小,还是认为美国没有严格的高考制度的观念都是错误的。以美国为例证,简单地要求中国取消高考制度,从证据上就不足采信。面对为了推行课程改革而简单地希望取消高考的主张,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要等到中国的“国防教育法”被迫出台之时,才去怀念我们的高考吗?

实际上,与其说课程改革受到高考的“阻碍”,不如说课程改革对高考怀有“期待”。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像美国的ICSAC(全称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hool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s,国际学校教育评估委员会)那样的机构,实现学校评价与学生评价的分离。③根本上说,新课程所需要的教育评价改革,绝不是完全取消高考,而是要从评价体系、评价观念及评价重心上调整当前的高考制度。

二、关于教师素质的瓶颈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教师是教育、教学和课程观念的最终实施者,那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是教师在观念、角色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转变。他们由此强调,应当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使他们接受新课程的新理念,并把这些理念付诸于课堂教学实践中。

应当说,大家对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关键地位的认识是恰当的,但提出的措施却是简单机械的。 20世纪70年代杰克逊(Jackson,P.W.)曾提出教师发展的“缺陷”观和“成长”观。他认为“缺陷”观假设教师现在的教学中存在某种错误或缺陷,在职教师教育的目的就是对这些缺陷予以修正。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某些课程专家通过对课程标准的解读,正在各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进行在职教师培训。而这种方式正是杰克逊的“缺陷”方式,这种“先解读课程,再转变教师”的“缺陷”范式,缺乏对教师自身需要的一贯观照,从长远来说,对课程改革是不利的。

通过对新课程的解读,提出当前需要的教师观念、角色和行为,是现阶段课程改革实施的客观之需。但是,人的“个体”的成长绝不是通过知识、观念的累加实现的。既然“灌输——接受”式的教育不能真正推动学生的发展,那么作为终身学习者的教师,其发展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新课程理念的“灌输——接受”来实现。从根本上讲,教师的成长应当是个性化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是教师自主的专业发展(亦即通常所说的教师专业发展)。

总之,课程改革的实施需要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角色和观念发生必要的改变。但是,从课程改革长期实施的角度看,我们也迫切需要教师教育 (传统意义上的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教师进修)研究者充分理解、配合乃至参与到课程改革的政策制定、规划实施和效果评估等多方面的工作中去。可以说,只有在引导教师了解新课程、感悟新课程的基础上,推动教师自主的专业发展,才能在教师层面上推动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三、关于中国传统的确认

有些教师和家长指责,课程改革的理念渗透着浓重的西方国家文化色彩。他们指出,“如果把课程改革的一些理念看作是种子的话,那种子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是否把它播在合适的土壤里”。他们觉得,在西方强调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下,诸如课堂上师生完全平等之类的思想能得到更有效的实行;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下,“师道尊严”已经作为美德、文化被人们广泛接受,一下子提出“师生完全平等”、教师是“服务者”等言论,很多中国人心里不反对,但有说不出的“别扭”。甚至有些家长和教师将新课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沦丧,当作课程改革实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困境。

事实上,新课程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中国文化积淀。从教育的独有视角看,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新课程的关系事实上涉及两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教育文化。我们认为,批评者所指的当前的课程改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沦丧,并不是说新课程下的教育从一般意义上取消了中国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他们所指的沦丧,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忽视上。

从新课程所倡导的师生观看,在对教师与学生“平等”、“和谐”的呼唤中,师生之间的中国式的“期待”消解了。从新课程所呈现的知识观看,在对学生创造性的呼唤中,传统上对学生的知识的重视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新课程是从教育观念、教学关系以及课程潜在价值等方面削弱了中国教育文化的传统特色。从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上看,新课程仍旧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为归宿,但是从教育过程上看,新课程的确忽视了对中国教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尽管是在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却很难想见,完全在西方教育文化下学习、成长的中国学生,能够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与简单地指责新课程没有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同,我们认为,如果说新课程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着误区,绝非是它取消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途径上(亦即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上)存在偏失。因此,即便认为新课程在教育文化方面确有不足,也只是结果与过程、目标与途径的失衡。

四、关于学习方式的变革

很多教师提出“当前教学方式的变革过分拘泥于形式”。教师完全背离了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的本质关系,不敢在课堂上谈“传授”、“讲解”。似乎只要一堂课中包含了接受性教学的因素,这堂课就是完全失败的。一些具备较强反思性的教师认为,“接受性学习与发现性学习”是“并列的”,甚至是“并行不悖的”。他们强调,新课程应兼顾接受性学习与发现性学习,并且要以接受性学习为基础。

我们认为,强调新课程下学习方式的变革应避免流于形式,这是正确的。但是,还应看到,自主性、探究性和合作性是学习方式的三个基本维度。⑤事实上,新课程所倡导的新型学习方式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它所指向的是未来学习型社会中合格公民的生存状态,是教育的最终结果所要造就的这种具备“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公民。也就是说,课堂教学中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造就未来社会中以“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为生活方式的合格公民的手段、途径和方式。因此,这种学习方式是未来学习型社会中合格公民的基本、最终、甚至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正是由于就教育论教育,没有真正地关注学生未来所处的“生活世界”的特征,才造成教师要么将新课程所倡导的这种学习方式狭义地理解为学校课堂教学的唯一方式,要么以“向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转变”⑥为借口,将“接受性”与“发现性”简单地并列起来。

新课程所指的学习方式转变,是要通过教育活动最终塑造未来合格公民以“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为特征的生存方式。同时,又由于“研究性学习可以使教学超越传统的时空界限”⑦,新课程下的“接受性学习”与“发现性学习”决不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更不再是“接受”是“发现”的基础。我们认为,两者呈现出某种多维的制约关系:一方面,从学校教育生成学生当下的学习活动的角度看,接受性学习的确是发现性学习的基础。另一方面,从学校教育为学生未来的学习生活服务的角度看,发现性学习则是接受性学习的根本和归宿。

总之,在充分理解当代教育思想和当前课程理念的基础上,对新课程进行不同层面的反思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并且,这些反思有利于在不断调整中推动新课程的有效实施。笔者相信,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其对教育事业的带动作用将逐步显现,教育评价制度、教师教育制度将会逐步完善,人们对教育传统文化、学生学习方式的认识也将逐步深入。

注释:

①蔡敏:《美国基础教育学生评价改革述评》,《中国教育学刊》, 2003年第8期。

②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8页。

③杨晓江:《美国基础教育鉴定制度浅析》,《比较教育研究》, 2001年第9期。

④叶澜等:《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14页。

⑤孔企平:《论学习方式的转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47页。

⑥肖川:《新课程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52页。

⑦王升:《论研究性学习的教学价值》,《江西教育科研》,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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