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社会科学中国形态的前提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形态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学术期刊的角度观察学术研究的状况，可以发现，这些年来盛行着西方学术的“消费主义”倾向，大量的直接引用代替了总结分析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创，将所谓规范性研究当作创造性思维本身。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追求，被理解为以西方的学术方式（包括其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被理解为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
事实上，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对“批判的武器”而言或对我们的文化身份而言，依然是西方的某个“他者”：更为实质的是，相对于我们思维的事实语境或实践基础而言，那些西化的理论武装仍然是一个“他者”。如果学术漂浮在缺乏现实维度和历史内容的空中，在纯粹精神领域里虚构与徘徊。其意义就值得质疑。很多论文都停留在“学术综述”阶段，大量无意义写作的论文还在不断地发表，都与这种状况相关。从当前学术的知识生产规模和方式看，每年大量发表的统计意义上的学术论文①，真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真正能形成有效理论范式、或真正能对学科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的论文又有多少？
在学术界，还流行着一种普遍应用的研究方法——外国理论加中国例子。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类的例证：“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ll Polanyi）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馈赠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这种再分配体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国中的再分配体制只能算一种雏形）。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我国为例……”接下来便是直接转向对中国现实的批判，并用中国的现实来印证该理论的正确性。这种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这种“抽象的经验论者”，其境界至多是一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类似的机械比附的句式结构和普鲁东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分析方法在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这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研究最经济、最省力但也是最没用的方法。
学术界对社会科学研究某些成果合法性的追问，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移。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代境遇和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看理论的实现方式，不能不对当前学术繁荣背后所隐藏的“中国学术合法性危机”表示深深的忧虑，也不能不对学术发展深层的学术创新问题提出强烈的诉求。
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能力，不能以学术依附为前提。世界文明对话有一个语境问题，这个语境构成了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全球性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性的多元对话既保存了各种文化样式中内蕴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然而，对话语境本身是需要建构的，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向着共生共创的方向发展，是营造对话语境的价值基础。世界文明进一步发展将循以前行的总方向，不应当由霸权逻辑加以规定：人类对自己历史的创造，即在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历史创造，将形成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文化认同还是文明冲突，其实质不单纯是个主导理念的问题，而在于背后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独创性和未来发展的合理性所凝结的诸多命题及其合理性问题。不顺应霸权逻辑若成为“冲突”的根源，文明间就没有对话的余地，剩下的就只有模仿、复制和单方面的文化输出。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涵盖了不同文明实体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的平等，无视这一根本的平等权利，其直接的后果必然是语境对现实的分离，各文明实体被拒绝从本国的现实出发进行世界交往与对话，实际上就被取消了霸权之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这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文化霸权”问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中国问题。假使中国学者毫无保留地非批判性照搬西方学术和引进西方理论，能否被视为合理的甚至是正当的?更进一步，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要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或这些研究必须依赖西方话语的“路径”，并打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那么，社会科学还有中国形态吗?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独创性和理论的原创性将不复存在，由此世界意义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多样性之间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也失去了基础。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具体的历史进程、特殊的发展道路以至环境条件、风俗习惯等等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实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限制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普遍意义和解释范围，如果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不仅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依附性特征，而且由于脱离了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实践内涵而成为一种空洞抽象的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诉求，必要的一个前提是自身的科学化。社会科学在学术共通性方面的相互借鉴、借助西方学术在其产生的环境中对某些现象和规律的科学把握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是一条途径；科学化本身也包括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从中国经验的视角来修正这一体系的局限性。形成对话能力，正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其科学形态。但这种科学形态在逻辑上和内容表达上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之为科学，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它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社会科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贡献。”[1]
顺便指出，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实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学术规范的否定，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的前提和边界内有可通约性和可借鉴性。学术规范反映的不仅是国际通行的形式化的研究规则，而且包含了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的尊重。从规范的意义上强调学术研究的文献征引是必要的，但要以必要性为限。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评论，可以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对已有成果的过度重复；可以依据学术“前史”确定新的前沿领域、理论生长点和知识增量的方式；可以对以前分析路径和方法的有效性作出加深对选题理解的判断；可以揭示问题的概念背景或为自己研究的假设提供基础，等等。但是，文献评论只是一个学术起点，学术论文不是无意义关联的文献的堆积。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 这个术语的革命可以理解为学术原创性的深刻表达。可以理解为学术自主性的自觉意识，可以理解为在现实性中实现学术性，但是，在马克思的词汇中尤其深邃的是关注理论的时代表达问题。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不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式和理论见解，不能实现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这种“术语革命”，势必弱化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影响和地位，也同样会弱化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实际作用和服务功能。
“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3]113 早在1842年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发出的这一疑问，至今对学术研究仍然具有根基性的方法论意义。
化解中国学术潜藏的合法性危机，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理念，即“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化。“中国化”不是抽象的或象征性的话语，也不是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疏理，而是一种理论的现实途径和实现方式。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在这个方面，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中国化，问题在于，研究者面对现实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否达到时代对理论的要求，理论建构能否达到实践所开辟的历史深度和实际水平。
在这里，必须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推进学术进步。
在我看来，如果在“学者个体层次上”只局限于自身的学术框架中提出问题，将问题分解为意识、规范、方法、路径等等，这种做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尽管这种学术努力是必要的。但严格说问题还只是思维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我们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
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可以说，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3]203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
为了避免理论在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思维，为了避免理论成为仰之弥高的僵化教条，就必须在变动着的实际生活面前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随着实践的变化与发展而不断返回理论自身进行自我审视，重新考察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使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修正、发展并充满生命力，向着更高更新层次跃进。这就是问题引领学术的真谛所在。
社会学家郑杭生从社会学的角度以豪迈的笔调写道：“随着中国社会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进程，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驰入了一个全新的里程，我们称之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正在经历的这个空前未有的转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的生命历程才刚刚开始，它还非常年轻，甚至还处在童年，它将经历丰富多彩的成长过程。也正因如此，它充盈着生命的活力，通过自己的成长赢得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一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工作者新的使命和责任：反映和刻画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概括和总结这一过程的中国经验，把新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组织模式转变、制度变迁、社会和社区建设、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话语建构的实践，把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姿多彩、色泽斑斓、形质多样、活力澎湃、昂扬奋进的真实形貌，把中国社会学对现实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的困惑和关切，以及对我们时代所能达到的成就的期望和畅想。以客观而生动、真实而宏阔、严谨而激越的笔触，写入中国社会学史的每一页，传递给更加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大有所为的社会学青年学子。”[5] 可以说，郑杭生先生的论断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实现方式。也揭示了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责任和发展的现实途径。
注释：
① 据南京大学CSSI中心主任叶继元教授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所做的权威统计，我国可被确定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有2773种，2005年总发文量已达到50万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