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年中论文,党执政论文,合法性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 的规律”认识。在此之后，学术界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本文拟对1949-1956年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作一考察，以期推动和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总结 执政经验，为巩固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借鉴。
一
“合法性”指的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判定某一政党的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 ，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 础，来自两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人们对国民党认同感的迅速下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 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经过兴中会、同盟会、中国国 民党等几次递嬗，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实行国共合作，并在孙中山逝 世后发动了北伐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国民党是进步的、革命的，并通过自身的努力 获得了国人的认同。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对外依 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运动，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独裁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最终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威信有一些提高，人们对其认识也有了一些好的变化，但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人们 对国民党的认同感迅速下降。所以如此，完全是由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造成的。
一是继续坚持并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蒋介石个人独裁。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 议通过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曾经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协议。 但是在会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又推翻了政协所确定的国会制等民主原则。随后 又相继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国民大会和“行宪国大”等会议，制定和通过 了《中华民国宪法》、《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一系列法规，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 和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人们追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彻底破灭。
二是维护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官僚 资本逐渐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在金融业方面，官僚资本控制的“官营”银行数量和存 款额分别占国统区银行的2/3以上和90%。工业方面，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工业资本 的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操纵了国民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为 适应扩大内战规模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货币。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 30多万亿元，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25倍。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物 价飞涨，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急速下降。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2月，上海、武汉 、广州等20个大城市的工厂、商店倒闭达2.7万家。1946年农业产量与1936年相比，减 少8%-12%，1947年减少33%-44%。
国民党政府还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农业为例，仅征粮 、征借和征购、地方公粮等项目加给农民的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至5倍，有些地方甚 至超过20倍[1](P942)，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还远不止上述两个方面，但仅此足以说明其执政面临着合法性危机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已无可能。认同感的下降也就意味着执政基础 的松动和销蚀，到了1948年，国民党已深陷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危机之中，其 在大陆执政地位的丧失势所必然。
其次，是人们对共产党认同感的迅速上升。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只是由几十 名党员组成的一个小党，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韧 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到抗日战争后期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力急速上升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近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乙，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在国统区，共产党密切了与民主 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同抗战初期大不一样。共产党在解 放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更是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抗战结束后，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坚决地反对内战，制止内战，并努力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希望通过政治方式，使 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愿望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 而被打破。欣慰的是，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赢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 的认同。1948年1月，民盟公开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 “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 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 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共领导下积极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和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放弃自身的“中间路线”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面表明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阶级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 支持，直接影响着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和执政地位的获得，而要赢得农民的认同则又必 须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 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转变。1947年7月至9月，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到1948年秋，在 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的结果是获得了农民阶 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持。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说：“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 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 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2](P1252)。而从社会心理层面看，农民阶级对解放战争 的支持事实上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心理上的认同。
通过对解放战争这一时间段国共两党的主要行为作简要分析，说明了1949午后中国共 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基础是党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的。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获得执政 的地位，是因为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能满足中国大多数人的要求。
二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历史的合法性只是其执政基础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合法性基础会逐渐退到次要的位置，执政党 面临着寻求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任务。
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对社会各阶级或 阶层利益的满足是执政合法性现实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间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最根本的方面在于其良好的执政绩效，党在这段时间内的各项政策主张较好地满足了当 时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需求，从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首先，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满足了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通过 土改，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 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反对封 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 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提出并且 领导农民完成了这个任务。两相比照，更加激发起了广大农民“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还比较好地处理了与富农以及地主的关系。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 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 [3](P337)对地主，除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外，“一般地 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 肉体”。所以土地改革法规定，“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之后，仍分给 地主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 自己。”[4](P34)实行这些政策的效果使得试点地区土改完成后，“贫雇农得地开心， 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王劳动回心”[5](P134)。党在当时采取的政策，兼 顾了土改各方的利益，不仅减少了土改运动的阻力，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而且在根 本上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其次，建国头三年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1949年3月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宣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 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3 ](P7-8)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又对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 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 ，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在实践中，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党的 工商业政策，另一方面采取贷款、加工、订货、代销和代购等措施扶助民族工商业。同 时又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帮助它们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采取这些政策和 措施，不仅留住了资本家，而且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49年 到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户数增长21.6%，生产总值增长54.2%，私营商业1952年与 1950年比较，总户数增长36.9%，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8.6%。
再次，在长期战乱之后逐渐恢复了经济，不仅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也在实践中提高 了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普遍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根据这种 情况，党和政府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土地改革、稳定 物价、统一财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各种措施恢复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努力，至1952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达到21.1% ，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也有所 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同1949年相比， 增长30%以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 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党和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 把经济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这在当时是比其它工作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党和政府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并在实践中学会了管理城市、管理经济，提高了自身的领 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为以后的执政积累了经验。
最后，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鉴于抗美援朝战局已经稳定，土地改革任 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已经恢复以及当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 ，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百年 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随着“一五”计划的实 施和完成，国家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 952年增长128.3%，平均年增长18%。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建立起来 ，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变 。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以后国家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的 过程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对后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总体上还 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起就已经确定的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这一目标，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邓小平指出： “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 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6](P299)因此，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崭 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根本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几年 农业总产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不断增长的。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 增长25%，平均年增长4.5%；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亿元，比1952年的76 元提高1/3，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提高38.5%，农民提高27.4%。
除此以外，1949-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还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除台湾省外)，取得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这些不仅反映了党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执政绩效，赢得了 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获得了执政合法性的物质基础，而且也证明了党维护民族和国家 利益、发展经济、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能力。所有这些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腐朽统治 形成鲜明对照，更加确认了共产党是最有资格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坚强核心。
三
特定时代的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民众的普遍信仰与信念密切相关。凡是能够实现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契合的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均构 成合法性基础，其中，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统治者通过 宣传教化，以获得信仰的权威，从而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1949-1956年党在组织 和领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恢复和“一化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和分步骤 地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整合，主动寻求执政合法性的精神文化基础。
这一时期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可以归纳为“破”和“立”两个部分。“破”又大致分 为六个步骤：(1)知识分子思想改造；(2)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3)对梁漱溟思想 的批判；(4)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5)对胡适思想的批判；(6)对胡风文艺 思想的批判。“立”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运动实现的。 “破”与“立”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当时党对意识形态整合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而 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人们 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信仰。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直接源于党对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分析。党认为这一阶层在新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将发挥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思想改造，首 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成了“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 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P184)同时这一阶层受旧社会的影响深，思想复杂，不改 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改造意识形态的整合就不能顺利进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就难以真正确立起来。从结果看，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确实 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及其人们的信仰打下了基础。 几乎同时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其后在思想意识领域所开展的一系列批判 运动，内容涉及哲学观、历史观、道德观、文艺观、文化史观、教育观等各个方面，对 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促 进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与上述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紧密相连的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和宣传运动。当时这一运动是在党内和党外内同时展开的。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 报》重新发表《实践论》，继而又发表《矛盾论》，在党员干部中兴起了学习“两论” 的热潮。这是一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学习教育活动。195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党员学习内容和考试考核进行了规定。1953年4 月，中共中央对1953-1954年的干部理论教育作出具体规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又 作出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确立了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这 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1949-1956年间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在党外，建国伊 始，中共中央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在1951年 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央郑重宣布：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 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 ，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4](P91)根据中央的部署， 这一时期的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都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此 外，1953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后，正式开设“新民主主义论”、“马列 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理论课，重视在大学 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
对1949-1956年间的意识形态整合，特别是对其中在思想意识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批判运 动，至今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也确实存有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把对学术思想的批判与 政治批判混同起来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也有简单化、形式化 等缺陷，但从党主动寻求执政合法性精神文化基础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新政权从“破”和“立”两个方面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进行大规模的整合，是非常必要的 。获得执政地位之后，执政党手中掌握了强制性的力量。但是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却主 要不是靠这种强制力来维持的，而是来自它有足够的令人信服的权威。为了建立这种权 威，执政党除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控制外，一方面通过显著的执政绩效赢得人们的认同， 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建立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人 们对执政党的服从提供理论和伦理依据。1949-1956年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扼制旧有 思想文化观念，倡导和推行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指导理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从实际结果看，目 的也已达到。通过对意识形态整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被树立了起来，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成了 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伦理准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性工具、一种具体 的分析方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了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唯物论、唯心 论等基本概念被广泛用于文化学术、学校教育内容之中。这两个方面的变化表明，1949 -1956年党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基本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 为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和信仰基础。
当然，1949-1956年党对执政合法性精神信仰基础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仅仅 靠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靠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灌输就 可以。细细分析起来，民众普遍信仰的确立还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苏联社会主义的“ 示范”有关系。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对政治合法性的类型作过分类，认为有一种类 型就是人格魅力型，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 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1949-1956年党执政合法性 的精神信仰基础不能说主要是建立在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之上，但确实与其有关系。毛泽 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人格魅力，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无疑影响着 人们精神信仰的确立。同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工业化方面表 现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成为中国人民敬仰的榜样，向人们展示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能给落后国家带来现代化的客观事实，这使人们相信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引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且能引导中国人民实现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强国梦。这些认识通过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日益深入人心。所有这些 都与这一时期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普遍认同和坚定信仰。
四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秉承历史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努力，开发、配置新 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自己的执政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理由”，奠定坚实的执政合法性 基础，这一过程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必须努力提高执政绩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必须能满足最大多数民众的 根本利益。在此，最基本的方面是党的执政能实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1949-195 6年一系列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反映了党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执政绩效。 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政绩，是一种“特定支持”，一个政党如果无视这一特定 支持，必然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 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它的先进性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只有以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及其取得的绩效为主要途径，真正实现党在 谋取执政地位时期的政治承诺，满足民众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才能获得真正实质意义 上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讲“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 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6](P149)江泽民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8](P13)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党寻求执政合法性基础所积累的最基本的经 验。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整合。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 础，虽然不是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方面，但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一个政党来说 ，其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也不能不进行 相应的变化。所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适时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和整合，是每个执政党 都要遇到的问题。同时，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两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为政党的 执政提供了一套有明确指向的理论，使政党能够更有力地凝聚人心，巩固执政地位，夯 实执政基础，从而更好地为完成特定的目标服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一经形成，社会 对坚持它的人都提出统一的要求，成为人们行为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对此，罗伯特· 达尔曾指出：“领导人其实不能专断地造出和操纵一套统治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意 识形态一旦在政治体系中被广泛接受，领导人本身也就成了它的囚徒。如果他们违反其 准则，就会冒毁坏自己的合法性的风险。”[9](P79-80)这两方面作用，同时也是政党 的陷阱。政党确立某种意识形态是为了抓住人心，但在抓住人心的同时，政党自己也受 到了束缚。避免掉入陷阱的办法，就是保持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弹性，扩大意识形态的包 容性。从这个角度看，1949-1956年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除了有些具体的做法不妥外， 对意识形态的弹性和包容性似乎关注不够。但是，保有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并不是淡化 和“摒弃”意识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总是要有“主心骨”，这个“主心骨 ”在中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由此，1949-195 6年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给予足够的重视是正确的，在对意识形态整合中坚持确立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主心骨”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整合还有一个问题也要重视，那就是对“主心骨”采取什么态度 ，是僵化、教条地像宗教那样盲目虔诚呢，还是把它看作世界观、方法论，是用于实践 ，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真正做到与时俱进。1949-1956年党在进行意识 形态调整和整合的同时，事实上也在主动地推进理论创新，《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 作的发表就是很好的证明。江泽民曾在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反对 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党同志务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 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10](P27)这是基于党的80年历史总结得出的正确 结论，其中自然包含着对1949-1956年党的意识形态调整和整合历史的提炼。
第三，必须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是指党完成自己的执政目标和任务 ，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信赖和拥护，适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素质和能量。1949-1 956年党在承继历史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与开拓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合法性基础的努力 ，无疑是较为成功的，对一个刚由革命党转变而来的执政党来说也确实不容易。但是， 在开拓合法性资源、寻求合法性基础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在对“一化三改” 的总体驾驭和推进上，在对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整合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 地方。避免这些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必然的选择。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不 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8](P49)十六届四中全 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些举措虽然是立足当 前形势和任务而作出的重要论断与重大决策，它同时也是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对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作历史研究，目的是为新世纪进一步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历史的借鉴。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执政地位的同时承继了历 史的合法性基础，但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主动和有目的地开发新的合法性基础，在这 一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执政不久的中国 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积累的经验则为今天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执政 地位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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