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要让科学在一片欢呼声中失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中论文,科学论文,不要让论文,在一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正与日俱增。科学技术正以威力空前的巨大力量推动着经济形态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变，正在促使组织和政府改变行使其职能的方式，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人类正在经历着社会范式的转变：从工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劳动场所的本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从以物品为基础的生产转向以高技能、 高技术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增长；
（2）知识劳动者的人数迅速增长。蓝领工人人数迅速下降， 白领工人也不断减少，劳动者中有70%以上由知识劳动者组成。高性能服务业对GNP的贡献率从50%提高到80%。目前世界上64 %的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到下世纪初，美国原有工作中80%将属于脑力劳动。劳动的性质将从体力转向脑力。
上述两大变化的结果，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劳动将很快成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组织与个人发展的关键。将会在各组织层次乃至国家层次上对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2.公司发展的日益全球化
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通信网络创造了一个富有潜力的、摆脱了束缚的经济框架，无边界经济正加速发展。知识推动着全球化，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的增长。高科技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知识含量大大增加；知识正变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知识而不是原材料或制造费用的投资占产品的大部分价值；经济成功主要靠知识密集型产品实现，在世界竞争中获胜。
3.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和关键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创新对提高国家和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性空前加大。工业经济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而促进经济增长，知识经济则是通过开发市场和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内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加强引起的，而是通过引入创造新市场的新技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服务而实现，主要依赖于知识。
4.知识管理和学习组织成为知识经济的组织基础
知识经济意味着从严格支配雇员做简单劳动的复杂组织，逐渐向高度信任个人做复杂工作的简单组织转变。组织管理的责任就是帮助雇员获取知识并使之更好更有效地适用以开发新市场、创造新产品或新服务。这就要求彻底改变组织管理的传统行为方式。智力资产的战略管理正在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领域。
5.投资人力资本，开展有效的教育和培训，成为时代的紧迫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人智能产业的时代。但高级技能劳动者的内在素质并不是自动形成的，需要通过学习、教育和培训来实现。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学校、企业以往所采取的一系列教育和培训方式都将发生重大的改变。
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谈1998年世界科技发展的特点时，强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世界进入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朱丽兰认为，从“知识经济”到“知识社会”的思想，是认识的一个飞跃。社会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已不只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且也是为了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在当今和未来的社会里，人人都应拥有知识。
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主持下研究出版的《知识社会：信息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书中强调“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意味着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引导了关于人性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以及对进步方式的设计等一些概念的分享和不断演变的过程，而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将向着将这些有价值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方向努力。”
这就是朱丽兰部长所说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是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性的自由解放。这是一种“社会能力”建设。而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在建立社会能力、产生新的信息、应用知识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社会能力”，是指用来描述“普通教育和技术竞争力的水平；商业、工业和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生产现代化和大规模工商业活动中的能力；以及影响经济活动的风险、激励机制和个人报酬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包括那些超出金钱和财富的社会等方面的回报。”社会能力弥补技术能力，并且两者以多种不同方式融合，促进经济增长。
科学除了如上所说以通过技术转化的物质产品形成对社会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以非物质的精神产品，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影响社会。哲学家怀特海说：“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这意思是说，由科学经技术而转化的物质性产品比起科学提供的精神产品的意义来甚至不值一提。对此，怀特海指出，科学被人们认识到的地方多半是它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理，因而便显然成为实用观念的储存所。但我们如果要理解这个世纪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把它比成一座矿藏要比储存所更恰当些。同时，我们如果认为科学概念的本质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发明，因而只要拿起来就可以用，那便大错而特错了。科学提供的更重要的是理智，理智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怀特海进一步强调说：“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对后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泰利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则能够移风易俗，改革思想原则。前者比起后者的影响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思想家个别地说来是没有力量的，但最后却是世界的主宰”。
我们只要想一想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些不朽的英名。他们的英名之不朽，在于他们提出的观念，提出的原理和学说对人类精神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曾有一位哲学家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促成的伟大革命运动既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受到了“科学不断发展的影响”。“无论几个世纪以来取得过怎样的胜利，注定要在人们信仰中发动一场最伟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文主义，也不是基督教改革，发动这场最伟大革命的是科学。”
科学对社会的贡献往往是无形的，然而却是持久的、巨大的、丰厚的。澳大利亚学者彼得·申汉在《澳大利亚与知识经济》一书中说得好：“在很多情况下，物质产品的充分供给既不能代替丰富清洁的自然环境，也不能代替便捷的基础性服务，更不能代替一个真正集成的、富有活力的人类社会。”
行文到此，我们不能不涉及到中国情结，即科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近来读到法国学者巴斯蒂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题为《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文章。从巴文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前的学人和朝廷对科学似乎是相当重视的。1895—1896年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强学会和京师官书局，“倡导‘输入世界知识于国民’；科学自在‘世界知识’之列”。购置图书仪器、请专家讲演科学问题，学者可“心慕手试，考验研求”；各种书籍，“均一应齐备”。京师大学堂创立之后，朝野对科学教育都很重视。据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头班生邹树文回忆说：所读的课程，“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分的”。巴斯蒂的结论也认为，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是“取得成功”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敦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参与救国和帮助振兴中华大业；此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声未绝于耳，直至今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朱镕基总理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等等。适足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和高层领导人对科学和教育都极其重视。这种重视正是建立在科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基础上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相比之下依然相当落后，对社会贡献相对平平。前几年有人批判“科学主义”，认为中国提倡科学太多了。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受冷落，科学主义抬头了。我当时曾提出过一个看法，即中国的情况是：“人文精神在一片冷淡声中失落，科学精神则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失落”。所谓“在一片欢呼声中失落”是指“谈起来很重视，落实起来没有它的位置”。党的十五大以来，这种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变。但总的来说，科学对社会的贡献还是太少，伪科学和迷信又在猖獗地与科学抢占地盘。如何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提出“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口号是合适的。
为了要使科学在中国生根，不使它在一片欢呼声中失落，急需要做的有三件关键性要事：
第一，要充分论证并确认科教兴国的合理性。
我们要把科教兴国、创新立国的战略举措提高到理性层面来认识，而不是停留在实用层面上来看待。发展科学教育是整个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而不是某届政府所必需，是任何时候都需要，而不是某个时候重视，某个时候因某种政治的需要（例如像在文化大革命时那样）只用以当当摆设而实际并不重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以科学精神办事，而不能超越它和漠视它。反对把科学当作装饰品或解一时之需；而要把科学看作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二，要培育科学的土壤
肥沃的科学土壤是科学生长发育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土壤”主要指浑厚的群众基础。历史表明，只有若干上层人士的重视，科学在中国是难以生根的。（当然他们的重视是绝对必需的，而且是首要的。）我们不但需要城市里的人重视科学，还要使农村里的人包括儿童爱科学学科学。我们年幼时，农村房屋的大门上大多写着“耕读传家”的大字，向人表示人人既种田又读书，童叟无一例外。但那时只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四书五经”等，现在，应该改为“分子”、“原子”、“计算机”、“基因”，让“耕读传家”的传统继承下来，但内容需改成现代科学知识。让科学在农村孩子的心中深深扎下根去。
去年《经济日报》一篇文章报道一组数字让人悲哀：最新一次调查显示，我国25%的人从未听说“分子”这个词；27%的人从未听说“软件”这个词；78%的人从未去过科技馆或自然博物馆。全国各地年人均科学普及经费：北京0.7元，上海0.5元，天津0.2元，河北0.05元， 最低的是人均年收入已达3000美元的广东，居然人均只有3分钱！ 全国文盲尚有1.7亿，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受中等以上教育者仅达10%。此情此景，与对科学的重视相距何其远啊！
此种状况的继续必将使中国科学的发展失去深厚的基础，如果再上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不断外流，科学在中国生根便成了一句空话。
第三，要增强科学的气氛
“科学的气氛”是指追求科学的热忱，弘扬科学的精神，崇尚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
今日国人中仍还有不少人对科学缺乏热忱，甚至冷漠。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于1999年初对四川、湖北10家。国企厂长经理调查，题目是：最近你在读什么书？有7人回答：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读书； 在回答你认为书本在企业管理中能起什么作用时，有企业厂长回答：“我抓了八年生产，没读一本书，不照样搞生产？”“经验比书本知识重要得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漠视态度。他们既然看不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又如何能使他们从内心重视、尊重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国企厂长经理能如此，地方县市乡镇干部又何尝不会如此？长此以往，我们的“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企”的理想何时才能付诸实现？科学何时才能真正在中国扎根生长？
要使科学在中国生根，必须强调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气氛的灵魂。科学精神是探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为了探求真理，就需有民主自由的气氛。但这种有利于科学生长发育的自由民主气氛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还远未形成。没有这种气氛，科学就失去了生长的良好环境，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既然是服务于求知和求真的科学精神，那么，失去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也必然落实。
中华民族本是以“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民族。由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创造出许多著称于世的高智慧的实用性技术。显示出中华民族具有极高的观察和归纳的能力。“到了16、17世纪，欧洲的近代科学（天文、物理、数学等）迅猛发展，而我国则停留在原状。我们落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
为了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使科教兴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的一条是要让科学真正在中国生根，让科学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再不能让科学在一片颂扬声和欢呼声中失落。千万要避免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