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发展道路的特点--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质疑_绝对优势论文

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特性——质疑“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廉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外开放战略取得巨大成就后的今天，从理论上说明这一战略的性质，即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特征，是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把中国开放战略称为“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这一提法在理论上是不确切的，在实践上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澄清其中的理论问题，不仅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开放战略的“中国特色时代特点”，而且可以借此探索开放战略的推进方向，同时发现中国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意义。

       一、“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错误

       关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提法广泛见诸中国学者的各类著述中，这里仅引证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下称《中国的奇迹》)①为代表。在该书中，林毅夫等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定义为“比较优势战略”，是国内学者中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比较优势战略”一章中，作者把东亚和四小龙的成功赶超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因为它们放弃了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长了出口和经济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如何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在于立足于“资源禀赋结构”，作者指出，“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政府的作用在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在该书的总结中作者又指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效应”为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从前后文看，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资源禀赋”指的是“要素禀赋”)。在该书2014年增订版新写的长达3万字的序言中，作者又指出：“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生产要素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一论述再次明确地把“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联系起来，是对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发展这一战略的理论总结。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廉价劳动力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是要素禀赋结构还是比较优势所在?要素价格优势就等于比较优势吗?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得以发挥的条件?

       对“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表述的分析需要从这一提法中的基本理论出发，从对经典贸易理论的严格分析可以看到，这一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偏差。

       (一)比较优势论的经典内涵

       众所周知，比较优势论是由古典经济学李嘉图提出的。其证明了即使一国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相对较低，仍然可能在贸易中获利。“两优相比取其重，两劣相比取其轻”是对这一理论的简要概括。

       比较优势论在理论上的重大进步在于突破了绝对优势论局限，其精彩之处是“比较的比较”，而其历史进步性在于推动世界自由贸易。一国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他国落后仍然能够从贸易中获益，是这一理论的核心。

       古典学派是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在证明比较优势论时用的也是劳动力单要素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单要素扩展为多要素，把劳动生产率扩展为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只要坚持“比较的比较”逻辑，那么比较优势论仍然是有效的。正是因为这个“比较的比较”的理论精华，保罗·萨缪尔森说比较优势论可以在理论选美中夺冠。

       但是，在近年来学术界的表述中，比较优势论的运用出现了两种不确切情况。一种是把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相混淆，“比较优势”的提法广泛地被按照“绝对优势”的含义使用；另一种是把要素价格优势与全要素生产率优势相混淆，似乎只要有一种要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就自然也就有该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许多场合还是同时出现两种混淆。“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法被广泛使用就是其表现。

       (二)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的关系

       要素禀赋结构是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论的核心概念，其核心证明的是贸易的要素密集性特征，而不再是“比较的比较”。由于比较优势论的理论正确性，所有贸易都会遵循这一规律(绝对优势只是其特例)，要素禀赋论揭示的贸易现象也不例外。但是，一旦从要素结构视角分析贸易战略，那么它就只能是要素优势战略而不再是比较优势战略了。因为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基于要素价格对某一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选择，是产业的要素特征的选择，而不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选择；是“绝对”而不是“比较的比较”下的“相对”了。正如林毅夫教授等所说的“生产要素成本必须最低”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论与要素禀赋论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两个经典理论，它们的主题、方法与假定都是不同的。比较优势论指出的是贸易获益的必然性，而要素禀赋论说明的是贸易的要素密集性特征。比较优势论在其创始人那里是劳动力单要素，而要素禀赋论必须以多要素方法才能说明问题。当比较优势论推广到多要素分析时，它的本质仍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异，而不是产品的要素密集性。比较优势论的假定是劳动力在国内充分流动，可在任何产业中使用，但要素禀赋论却假定产业的要素密集性是由产业本身决定的，产业的技术性质决定了所需的要素投入结构，人们不能用改变投入结构的方式去进行生产。因此，根据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的贸易战略选择已经是“要素优势战略”而不再是比较优势战略了。

       在比较优势论中，优势不必是绝对的而只要求是相对的；放宽假设理论前提正是比较优势论的精华所在。这一理论本身不回答贸易发生中的价格问题。事实上，在绝对劣势相对优势条件下，只有当汇率使其表现为绝对优势时贸易才可能发生；在金本位制下，只有工资更低从而成本更低才能使其表现为绝对优势时贸易才可能发生。在要素禀赋论中，一国的要素相对富裕度必须表现为该要素的绝对价格优势，而要素价格本身又是以要素生产率为条件的，即一定产出下要素投入总成本。表1通过比较方式说明了两大经典理论的区别。

      

       上述比较表明，两个经典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不能同时采用。廉价劳动力国际比必须绝对优势，指性价比优势；按要素密集性决定的贸易，依据的是要素禀赋论而非比较优势论。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论看来，竞争力来自生产要素成本，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事实是，除了偶然情况，比较优势普遍存在，不决定于要素禀赋；要素禀赋决定的是要素的经济富裕度结构，形成的是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

       因此，“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一概念违背了经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首先，廉价劳动力是国与国相比，是指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必须是绝对优势而非相对优势才有可能成为贸易的基础；其次，如果廉价劳动力是指一国更高的劳动力对资本的禀赋比，即劳动力要素的经济富裕，那么这种经济富裕高于他国也只能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第三，劳动力的经济富裕是一国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条件，这种分工模式依据的是要素禀赋论而不是比较优势论，所以廉价劳动力概念不能与比较优势概念同时采用；第四，如果一定要在要素价格上讲比较优势，那么必须采用两国两要素模型的逻辑，只能是一国对于他国其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大于资本的价格优势，或劳动力的价格劣势小于资本价格劣势，显然两个不同要素不能相比价格；第五，如果劳动力价格低于他国，资本价格高于他国，那么该国就具有劳动力廉价绝对优势，而他国具有资本廉价的绝对优势；劳动力价格远低于他国，资本价格略低于他国，那么才可以说是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是资本价格低显然不符合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不能作为假定。

       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提法的修改可以进一步说明以上看法。一种是改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这一提法虽然避免了概念混乱，但仍然存在不足，就是比较优势产生于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产业间生产率差异，仍不符合比较优势论严格逻辑。另一种是修改为“廉价劳动力优势”或“廉价劳动力绝对优势”。这避免了对“比较优势”概念使用上的错误，但仍然存在问题，因为进行贸易的不是要素而是产品，要素的价格优势并不就等于产品的价格优势，生产率是两者之间的决定因素。

       (三)比较优势论被泛化的不利性

       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对比较优势概念的泛化式使用也使各国各时期贸易发展战略的特点不能得到确切的揭示和定义。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作者是在否定进口替代战略下提出：四小龙实行的是比较优势战略，事实上指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因为进口替代的是具有绝对劣势的产业，而出口导向所发展的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所以四小龙战略的核心是以出口拉动增长实现赶超。用比较优势战略说明四小龙的发展赶超只表明了其注重发展贸易实现赶超，而没有说明其贸易发展的特点。

       由于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贸易发生和分工收益的必然性，因而它是一切贸易现象的内在机理，不论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还是产品内贸易，都遵循着比较优势的规律。因此，对这一概念的泛化使用会使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贸易分工特征不能得到有效的揭示。

       再进一步说，“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把中国比较优势的形成仅仅归结于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优势，而忽略了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改革的作用，即体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众所周知，在中国外贸的高速发展中，体制、政策、规划等政府的积极作用是其他许多国家所不能比的，这是中国形成比较优势的更重要原因。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

       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并非是对经典贸易理论理解的争论，而是对中国增长奇迹的科学认识。正如《中国的奇迹》所要回答的，我们的任务是总结中国高速增长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战略本质。可以说，现存的任何一种学说都无法确切说明这一战略，需要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出发进行理论探索。

       (一)引进外资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前提

       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三十五年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高速增长与外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贸出口发展的最显著特点是通过引进外资实现出口高速增长，而吸引外资流入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包括廉价土地、环境与高效的政府服务。

       外资流入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以2012年制造业的实收资本为例，全国实收资本为12.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实收资本为3.83万亿元人民币，占比为30.3％。在带动就业方面，1995年至2007年，全国实现新增就业人数按历年正负数相加，总计为-283.69万人，而这一期间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企业新增就业人数为1052万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资，十二年中全国减少的就业人数将增加3.81倍(见表2)。

      

       外资流入是中国出口发展的最重要原因。1998年至2013年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年平均增速为17.41％，出口年平均增速为18.90％，出口大于进口年均在1.49个百分点。按百分比的算术平均，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平均比重为53.74％，出口占52.54％；进出口总额平均占比为53.08％。在中国的持续贸易顺差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平均为45.87％，其中2011年达到84.12％(见表3)。

       外资企业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特征。1997年至2012年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的年平均比重为51.99％，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从1997年的64.06％上升到2012年的82.89％，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按百分比的算术平均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加工贸易总出口年比重为77.85％。事实上，内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模式出口体现的也是以廉价劳动力参与价值链分工是中国的贸易发展特征，而外资企业占加工贸易的高比重更进一步表明外资流入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得以使用和发展出口的前提(见表4)。

       由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形成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图1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贸易顺差的3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而2005年后一直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贸易竞争力的来源或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构。

      

      

       通过引进外资实现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外延式的增长模式，即扩大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中国增长奇迹的成因在于不仅外资流入形成了资本投入的一个巨大增量，而且其创造了就业和土地的集约使用。外资企业创造的就业一大部分来自农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而其使用的土地则主要靠低效使用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

       外资大量集中在出口产业的事实又表明，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外资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的发展模式。没有外资，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巨大的出口能力。这一模式是不能用“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表述来概括的。因为这一表述没有说明廉价劳动力使用的关键前提即外资流入，比较优势理论并不假定外资即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而且中国劳动力的高性价比优势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比较的)。

       图1 外资企业顺差占全国的比重

      

       经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也不能说明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因为要素禀赋理论的前提是无要素跨国流动，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所谓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然而外资流入这一关键性的外贸发展成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要素存量结构(不是禀赋)，以至于中国大量出口了技术密集型产品，出现了与要素禀赋相反的贸易现象。可见，离开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现象就不能揭示中国外贸发展的本质特征。

       (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外贸发展的主要模式

       阐明中国外贸高速发展成因的另一关键是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贸易自由化迅速推进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特征。中国外贸发展既有传统产业向内转移的模式，民营企业制造出口迅速提升，又有跨国公司对产品进行价值链分工，将其中劳动密集度更高的阶段放在中国，从而使中国的出口规模大幅度提升。

       由价值链分工发展起来的贸易增长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模式。产品内贸易理论说明了这一贸易现象，其往往被看作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而不是东道国的发展战略。而当我们把这一发展看作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时，却往往仍把它称作为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同样没有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事实上，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优势，接受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才是这一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本质。其战略核心在于“要素”而不在于最终产品，是如何使要素优势得以发挥，而不是发展什么产品，现有贸易和投资理论都难以对此战略进行命名。

       产品内的价值链分工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以至于传统的以海关统计为基础的贸易流量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实际出口能力，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当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这一方法科学性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贸易发展战略从而赶超战略的时代特征——借助高端零部件进口实现的出口增长模式和参与产品内分工模式，中国从出口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小于出口规模所显示的。这同样不是用“要素禀赋结构”这种宽泛概念所能说明的。

       (三)全球化时代特征下的发展模式不能用传统理论来表述

       由此我们看到，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仅用现有传统理念是不够的。中国的发展是在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的条件下实现的，解释中国模式的关键是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与机制。

       经济全球化从贸易自由化开始，但市场竞争的规律决定了企业不会满足于贸易竞争，而会采用投资方式进入对方国家市场，以实现更高的竞争力。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形成了在产品各个阶段上的投资的分散化，同时形成产品生产总成本最低化和最接近于市场，而跨国公司自身始终控制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等高增值阶段。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投资超越贸易的历史阶段：投资不但替代贸易，而且创造贸易；投资不但扩大贸易规模，而且改变贸易形式与内容。正是因为贸易产生于投资，投资决定贸易，我们再简单地用贸易的形式来界定一国的发展模式显然就是不合适的了。

       那么投资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这是认识当代世界经济的关键。投资不是货币意义上的资本跨国流动，而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所谓生产要素，在传统意义上往往只分为劳动力、资本与土地，但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时，所提供的首先是特定的创新产品、核心的生产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优秀的管理方式与管理团队，以及国际市场销售网络等，其次才是营运所需的货币资本。正是这些高级的易流动的生产要素向东道国流入，才形成了现代全球化意义上的生产与经营。②

       因此，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当代全球化经济的本质，当贸易分工乃至经济增长是由这一关键因素决定时，脱离这一基础对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和赶超战略的任何定义，都可能离开了战略的本质与核心。

       三、从“要素集聚”到“要素培育”——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理论内涵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中国赶超战略的性质与特点了。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这一战略可以表述为“要素集聚”战略，即以开放政策吸引外部高级生产要素流入，借此动员起本国闲置与低效使用的低级生产要素，以这种要素的内外集聚参与国际贸易分工，并由此实现外汇的积累与资金的积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推进创新培育国内高级要素，对外并购获取高级要素，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

       (一)高级要素流入：中国道路第一阶段的理论内涵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注重参与国际分工，遵循比较优势原理是思想解放的关键。然而，原有发展基础的出口能力难以快速提升，特区、开发区直到整个国家全面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终成为出口发展的最主要形式。

       吸引外资的重点最初只在于出口，以后逐步注重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吸引外资大量流入靠的是四个方面：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土地资源，三是政府高效服务与优惠政策，四是国内市场。显然，与上述技术等跨国公司投资的高级要素相比，中国所提供的是低级要素。高级要素向低级要素所在地流动的成因则在于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即易流动要素向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地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高速发展，在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要素集聚”引力或向心力。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国际上创造的信誉，各地各级政府的竞争性发展体制优势所形成的内在活力，改革形成的劳动力流动和土地开发制度提供的发展条件，增长正反馈所产生的国内购买力快速提升等等。这些形成了对跨国公司高级要素的巨大引力，从而把中国纳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之中。这才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战略的内在逻辑。

       (二)要素集聚是中国道路的模式特征

       要素集聚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发展的模式特征。

       在吸引外资上，人们往往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而忽略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所谓制度优势，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在分税制利益驱动和科学必要政绩目标的动力下，全国形成了竞争性发展的良好机制，各地不断为优化投资环境而进行改革，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劳动力流动环境，特别是各种优惠政策，开发区的高效管理、配套能力与成本降低，为外资流入创造的日益完善的条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一个时期中的市场缺陷与产业配套能力不足，优惠政策弥补了制度缺陷导致的企业经济成本提高，从而以制度优势推进了开放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第一阶段上的特征了。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市场和要素价格不是吸引外资流入的全部因素，相反还是改革使这些因素真正成为优势。因此，要素集聚型的对外经济关系模式是一种政府发展导向型的模式，而不是直接由市场决定的分工模式，虽然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因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那么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就是“国家整体规划，地方竞争性发展的要素集聚模式”。

       用“要素集聚”表述中国开放型发展模式的特征，其理论意义在于：(1)体现了这一模式的时代特征即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不考虑要素国际流动的发展模式或理论形成显著区别；(2)中国道路的内涵；(3)反映了中国开放型发展的空间结构，即沿海地区、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聚焦式发展特点；(4)避免了采用单一贸易投资理论只反映某一侧面的局限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其本身就为时代性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坚实的依据，也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要求我们不是简单地在现成的贸易投资理论中去寻找命名。

       (三)开放型发展的第一阶段为中国道路第二阶段准备了条件

       今天，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并没有完成以赶超为目标的全部发展任务，而只是完成了整个发展的第一阶段，但这第一阶段却为进入第二阶段准备了条件。值得指出的是，沿着要素流动这一时代特征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第二阶段的主题与目标。

       要素集聚型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与出口是规模意义上的。外资的比重决定了这种增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国经济增长，更不是本国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因为产出分配按照投入要素的所有权决定这一市场经济原则，决定了中国不是全部增长的受益者，更不是全部出口的受益者。高级要素流入下的结构进步也只是存在意义上的——外商才是结构进步的主角和产权所有者。不论中国出口什么高新技术产品，都只是在出口低端劳动力从而获得较低收益。

       从结构进步才是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讲，中国还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但是，重要的是中国实现了增长，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金积累，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投资能力、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基础，为进入第二阶段实现结构进步意义上的赶超准备了条件。因为正是这种资金积累，为人才培养创造了可能，为市场需求打下了基础，为企业家队伍的成长创造了机会。

       发展理论以产业结构进步为对象和主题是完全正确的，结构进步是发展的核心内涵。但是，产业结构的先进性是以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为基础的，没有与特定先进产业相适应的高级生产要素，产业升级只能是规划中的目标；以要素升级实现产业升级，结构进步才是现实的发展道路。

       (四)中国发展道路第二阶段的主题

       在第二阶段上，中国发展的赶超正在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这些途径既体现了立足于第一阶段的客观现实，是延续性的而不是跳跃性的；又反映了如何利用好第一阶段所创造的条件。

       一是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加工贸易是中国要素集聚发展模式的集中表现，也是发展升级的一大主题。随着加工贸易的不足逐步为国人所认识，逐步升级成为共识，也已经出现了良好的趋势，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而国内供给的比重则不断上升。中国将日益成为现代高新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将仍然是价值链分工中的一员，但分工地位将逐步提升。鉴于分工低端的成因在于缺乏高级要素，因而培育高级要素必然是加工贸易升级的前提。

       二是以投资高级要素推动新兴产业成长。要素集聚阶段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消除了资金缺口而形成了资金充裕，巨大的资金积累为产业创新准备了关键条件。靠着起步于廉价劳动力的外资战略，中国完成了资本积累第一阶段，为自主的产业创新准备了条件。资金的积累特别为现代产业的基础即大规模研发投入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创新的基础。换言之，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核心，是研发投资即构造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政策重点是支持要素成长，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投资或引进式发展。

       三是聚焦高端人才成长。社会财富的积累导致了人才成长条件的迅速改善，同时，以开放推动的市场化也使一大批企业家成长起来。加工型劳动力富裕是第一阶段要素引进的条件，也是低端分工的成因。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是知识性、管理性人才供给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培育战略就是实现人力资源要素结构的变化。

       四是通过国际并购快速获得高级要素。伴随基于外资和出口发展，中国通过长期双顺差积累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与国内投资能力的上升相结合，国际并购的能力迅猛提升。在排除了各种政治障碍以后，中国将通过并购迅速获得一批现代企业，从而获得其所拥有的核心产品、技术、品牌、供应链和国际市场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并实现与国内企业的联动，为结构进步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发挥关键作用。这将是中国利用资金外汇双剩余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式，也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两阶段发展道路创造新鲜经验。从要素流动这一全球化时代特征上讲，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要素流动。在接受跨国投资时，出现的是要素流动而产权不流动：发达国家先进生产要素进入了中国，但产权仍然属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当中国进行国际并购并由此迅速获得高级生产要素时，是产权流动而要素不流动：要素仍然在跨国公司先前完成的全球布局中，但产权转变为中国所有。这将是中国开放型发展第二阶段的重要特征。

       五是进口创造的产业补缺。出口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进口能力，在国内投资能力上升中，中国有条件通过进口解决一时缺乏的关键装备、零部件和技术，从而突破产业的整体创新中的难点，实现中国主导的结构进步。资金与外汇条件为这一战略准备了充分条件，而这种“补缺”式的引进方式是在中国企业主导下的发展，其结果是中国自己的产业结构进步。

       这样内容上发展的第二阶段的核心是什么呢?根据第一阶段“要素集聚”的性质及其不足，第二阶段的核心就是“要素培育”，即通过培育本国所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来实现本国主导的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从而实现本国投资的产业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从理论上总结，历史上的贸易与分工理论都是从产品意义出发分析和定义，对国家战略也相应地以此而命名。然而，当我们发现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而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后，我们就发现了当代国际“分工”是基于生产要素的“分工”，发展与结构进步必须区分资本的国民属性，因而从“要素集聚”到“要素培育”就构成了中国赶超式发展的全过程。

       世界经济及相关贸易投资理论从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品间分工，又发展到产品内分工，要素流动是产品内分工的微观基础。基于这一时代特征的要素集聚发展战略也因此而启示着战略的动态推进，也同样避免了一个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正是这样一个陷阱。

       注释：

       ①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首次出版于1994年，1997年再版，2014年9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增订版。

       ②关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系统分析，参见张幼文等：《要素流动——全球化经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标签：绝对优势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开放型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际投资理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禀赋效应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团队分工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优势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