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工业经济一直在波动中增长，这是不辩的事实。但是，到底存在怎样的波动规律，导致波动的机理又是什么呢？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以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并对波动的机理作初步探讨。
一、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
我国开始SNA核算体系的时间不长，缺少系统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资料。然而建国以来一直进行着工业总产值资料的核算，并且统计口径自始至终未作大的变更。工业总产值作为所有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工业品总价值，反映着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因此，我们把工业总产值作为考察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的基本指标。
记工业总产值年度测值为X(t)，这里t为时间，1949年记作初始年t=0，以后顺延，1997年t=48。时间系到X(t)实际上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由趋势变动分量、周期波动分量和随机干扰三部分组成。通过分析，中国工业总产值具有指数形式的趋势变动特征，那么，传统的直接环比法能相对最优地剔除掉趋势变动分量。工业总产值X(t)经过直接环比过滤趋势变动分量之后，得一环比时间系列
X(t)
HB(t):HB(t)=─────……(t=1……48)。
X(t-1)
若再运用滑动平均法平滑掉随机干扰部分，则得到周期变动分量
X(t)
HG(t):HG(t)=MA[─────]……(t=1……48)。
X(t-1)
事实上，HB(t)为工业总产值的环比发展速度，HG(t)为它的滑动平均值。记B(t)=HB(t)-1,G(t)=HG(t)-1.显然，B(t)为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时间系列，G(t)为它的滑动平均值。B(t)与HB(t)、G(t)与HG(t)具有完全相同的波动特性，共同体现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鉴于此，我们以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B(t)及其三步滑动平均值G(t)作为分析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特征的主要综合指标。
中国工业经济一直在交替升降中变化，那么存在着多少个波动周期呢？有的说6个，7个，还有的说10个，11个，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历来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到底有多少个周期？本来就没有统一因定的答案。周期的多少取决于以下因素：(1)分析时间系列的长短。时间系列越长，波动周期越多。(2)周期的定义。把一个峰值到下一个峰值视为周期的“峰——峰”定义法与把一个谷值到下一个谷值当作用周期的“谷——谷”定义法相比，同样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到周期个数不等的结论。(3)是否包含随机干扰，更确切地说，多大程度地包含随机干扰部分。严格意义上讲，随机平扰也属于波动，体现的是短波高频部分。包含随机干扰部分就越多，周期个数越多，波动细节反映得越明显。本文按照“谷——谷”周期定义法，分“完全包含随机干扰”和“用三步滑动平均过滤掉随机干扰”两种情况，探计1949年至1997年中国工业经济的波动周期。
为了便于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和考察，在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谷——谷”波动周期之中，定义增长率的峰值为周期峰度，谷值定义为谷度，峰度与谷度之间的落差定义为波动振幅，谷度到峰度的持续时间定义为周期扩张期，峰度到谷度时间为收缩期。考察期内各年度工业增长率的平均值定义为波动位势，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定义为波动系数。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B(t)反映的是“完全包含随机干扰”情况下中国工业经济的波动状况。因此，B(t)体现了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周期中长波、中波和短波波动的详细细节，其随时间的变化如图1虚线所示。从图中不看出，如果包括建国初期那个不太完整的周期，中国工业经济总共经历了大大小小11次波动周期。各次周期的起止时间、波长、波型、扩张与收缩、波动位势、峰度与谷度、振幅，以及波动系数等详细情况统一列于表1中。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B(t)的三步滑动平均G(t)反映的是“用三步滑动平均法过滤随机干扰”情况下中国工业经济的波动周期状况。不难理解，三步滑动平均实质上是把三年以下的波动视为随机干扰予以剔除。如果把波长小于等于3年的波动定义为短波，大于3年为中波或长波，那么，G(t)体现的是中国工业经济的中长波周期特征，它随时间的变化如图1实线所示。从图可以看出，连同建国初期那个不太完整的周期在内，中国工业经济经历了7个中长波波动周期。各次波动的相关指标见表2。
二、中国工业经济的波动特征分析
在以上11次和7次两种周期划分基础上，分别从波型、波长、扩张与收缩、峰度与谷度、波动振幅、波动系数以及波动位势等多个方面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的波动特征及其动态变化。
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尽管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周期不尽相同，但改革前后相比，呈现出频率逐渐减慢，波长逐渐变长并趋向均匀的特征。周期长度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如表3所示。
(2)改革之前，中国工业经济“古典”与“增长”两种周期类型并存；改革后转变为完全单一的“增长”周期型态。在所有11次波动之中，1957-1976年间连续经历了5个“古典”周期；在7次中长波周期之中，1956-1973年间也连续经历了3个“古典”周期；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波动则均呈高位态势下的“增长型”周期。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周期的型态分布及其增长波动位势见表4。改革开放之前，工业总产值出现的多次负增长和停滞不前，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今人不堪回首；使人颇感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工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给现代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建国以来，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幅度呈现出“剧烈——平缓——适中”三个明显的阶段特征。1949-1973年工业经济在低位势上（低增长率）大起大落、波动剧烈；1973-1981年依然处于低位势，却停滞低迷、波动平缓，1981-1997年在高增长位上伸缩有序、波动适中。三个时期波动的平均增长率（平均位势）、增长率标准差、波动系数以及周期分布等阶段特征量指标如表5所示。
(4)中国工业经济波动周期的峰度与谷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在同一个周期内，峰度越高，谷度越低，两者之间相关系数高达-0.8560。这种情况表明，在存在自然约束条件下，中国工业经济每一次不适时宜的超常规增长，均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而为了调整结构，不得不付出极其惨痛的社会代价。这里又一次应验了“欲速则不达”的千年古训。
(5)改革开放之前，波动按11个周期计算的平均高涨期比平均衰退期短；就是按7个周期计算，平均高涨期也至少与平均衰退期相当，反映出“一窝峰”“大赶快上”等鲜明的计划时代特征。改革以后，工业经济波动周期的高涨期普遍长于衰退期，说明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业已经具有了更持续的增长力和更强的抗衰退力；改革使中国工业经济一直在高增长状态——高位势中波动，并且，周期的高涨期比改革以前明显延长，衰退期比改革以前明显缩短，充分显示出市场经济已经消除了计划经济大起大落的弊端，工业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工业波动周期的高涨期与衰退期的平均和变异特征如表6所示。
三、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的机理分析
关于中国工业经济的波动机理，经济界一直争论不休，可谓百家争鸣。综合各家之言，价格、投资、财政、金融、资源“瓶颈”以及政策变动无疑是影响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些因素与波动周期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定量关系呢？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综合运用“图形”、“表格”和“方程式”等数学表现形式，探讨导致中国工业经济波动的原因及其定量关系。
1.价格的影响
现价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体现的是没有消除价格变动情况下工业经济的波动状况，为了探讨价格的影响，利用工业总产值指数消除价格主动，求算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可比价工业总产值，现价与可比价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曲线如图2实线和虚线所示，两条曲线之间的分离与差异反映了价格对工业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从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两曲线几乎重合，价格对工业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两条曲线波动的形式和走向基本一致，但现价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可比价波幅，价格变动加剧了工业经济震荡。
在计划经济年代，价格是经济核算的工具，由政府统一制定，并不是物资短缺与经济失衡的信号，对供给和需求以没有调节作用，那么，它对工业经济的影响也就自然略而不计；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化的逐步实行与深入，过去潜在的隐性通货膨胀公开化，价格上升代替数时短缺传递着经济失衡的信号，调节着各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富含价格变化的现价工业总产值周期尽管体现着工业经济波动的形式和走向，却又表现出波动幅度大于可比价工业总产值波幅的特性。
2.投资的影响
为了便于分析，表7集中列示了改革以前、改革之后和建国以来三个样本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投资、财政和金融等因素增长率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表7结果表明，工业增长与投资增长呈强相关性。三个样本期相关系数分别为0.9425、0.7090和0.8288，改革开放之后相关性显著减弱。
图3分别用实线和虚线描述工业总产值与投资增长率波动变化，不难看出，改革之前的投资波动与工业总产值波动相比，波动的走向、波长和位相基本一致，波动幅度更大；改革之后，投资波动除了波幅仍较大以外，其波动位相则明显先行于工业总产值，显示出投资对工业生产的拉动作用。分别利用1949-1977年和1978-1997年两个样本期间的投资与工业总产值资料，建立投资（用TZ表示）对工业总产值（用X表示）的弹性模型（双对数方程）和乘数模型（线性方程），模型及其检验结果列于表8。改革之前，投资每变动1%，将引致工业总产值0.8869%的同向变化；投资每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化5.6840个单位。而改革之后，投资每变动1%，将引致工业总产值0.8641%的同向变化；投资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化4.2387个单位，投资波动对工业经济波动的诱导作用略呈下降的态势。
投资波动意味着对投资品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投资品主要是建筑材料、生产设备等各种工业用生产资料，投资的剧烈波动必然引起工业的起伏震荡。改革开放之前，工业经济的规模扩张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增加；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除了投资之外，还不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和净出口，传统体制下集中体现国家计划作用的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理所当然地要相对减弱。
3.财政的影响
本文以财政支出作为分析财政对工业经济影响的基本指标。图4实线和虚线分别为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支出增长率曲线。改革之前，财政支出与工业总产值波动曲线几乎一致，两者增长率之间线性相关系数高达0.8742，财政支出（用CZ表示）对工业总产值的弹性和乘数模型如表9所示，财政支出每变动1%，将引致工业总产值1.3603%的同向变化，每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化4.2381个单位。改革之后，财政波动呈现出幅度逐渐趋向缓和，并且与工业波动差异越来越显著的特征；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增长率之间相关系数仅为0.4773，远低于改革之前；按照表3模型，此间财政支出每增加1%，将引致工业总产值增加1.5491%，每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增加13.944个单位，反之亦然。弹性和乘数均大于革开放之前。
1978年以前，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份额，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流动资金和挖潜改造资金一直支撑着工业经济的运行。国家财政拨款这种单一渠道资金的起伏涨落，必然牵引着工业总产值作同步震荡，财政支出与工业总产值两者之间自然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和波动曲线的一致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伴随着工业结构的多元化，支撑工业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更呈缤纷之势，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支出之外，计划外和企业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外商投资、股票和债券融资等等，相当程度地消除了工业企业对财政的依赖，财政支出与工业总产值之间理所当然地表现出相对较弱的相关性和波动曲线间明显的差异性。在计划经济年代，频繁的人为政策失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物资短缺的制约导致再生产环节梗塞乃至中断，加上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社会低效率，凡此种种，使财政支出对工业总产值的弹性和乘数相对较低。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政府财政职能的弱化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尽管从绝对份额上看财政支出对工业经济的作用变小了，但每单位财政支出对工业总产值的拉动效率则提高了，财政支出对工业总产值表现出较强的弹性和乘数效应。
4.金融的影响
本文以银行贷款作为分析金融对工业经济影响的基本指标。图5实线和虚线分别为工业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率曲线。改革以前的前半期，银行贷款与工业总产值波动曲线比较接近，后半期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后，银行贷款与工业总产值波动曲线之间又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1978年之前，银行贷款增长率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相比系数为0.6552，银行贷款（用DK表示）对工业总产值的弹性和乘数模型如表10所示，银行贷款每变动1%，将引致工业总产值0.8288%的同向变化；每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化2.0935个单位。1978年以后，银行贷款增长率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之间相关系数为0.6935，稍大于改革之前；按照表4模型，此间银行贷款每变动1%，将引致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动0.9237%，弹性大于改革之前，每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动1.5483个单位，乘数小于改革以前。
改革开放以前，金融一直是财政的附庸，行使着财政出纳的职能，既然财政支出是工业经济运行和扩张的主要支撑，银行贷款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与工业总产值相一致的波动性；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工业经济几乎陷入瘫痪，银行贷款与工业总产值波动呈现平缓滞胀状态，无规律性可言。1978年以后，随着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改变了我国传统“大财政小金融”的不利状况，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资金来源，工业企业尤其国营企业对财政的依赖一定程度地转变为对银行的依赖，在当前公有制依然占主体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对工业经济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与工业总产值之间表现出相对转强的相关性和一定程度的波动一致性。
5.资源“瓶颈”的影响
在我国工业经济的扩张与发展过程之中，交通、能源和农业始终是起着制约作用的“瓶颈”因素。能源生产总量1952年为4871万吨标准媒，1978年增长到62770万吨，增加了11.88倍，同期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1.14倍，能源增长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0249。改革开放之后，1997年能源生产总量达131989万吨标准煤，是1978年的2.1倍，工业总产值则为1978年的26.84倍，能源增长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为0.2106，远小于改革之前的1.0249，这种情况表明，改革后能源已成为制约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
改革前由于片面强调工业尤其重工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不断攀升，从1952年的17.6%到1978年的42.9%，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交通运输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4.3%到1978年的不足4.8%，交通运输业发展缓慢，滞后严重，欠账大；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瓶颈”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正当1997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42.5%，处于相对稳定之时，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1%。
四十多年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农业的波动首先直接影响到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然后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进而影响整个工业经济部门，因此，农业的波动将以滞后的方式影响着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变化，成为制约工业经济增长与扩张的上游“瓶颈”。优先发展农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不变选择。
6.政策变动的影响
本文所谓的“政策变动”，既不是狭义的富含价值判断政策失误，也不同于西方经济中以领导更替为特征的“政策周期”，而是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结构和总量，更宽泛意义上出现的政治、经济事件。
综观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无不痛切地感受到“政策变动”不规则的存在形式，及其对工业波动的强大影响力。正面的“政策变动”对工业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负面的“政策变动”对工业经济具有倒退作用。对应于正面与负面“政策变动”的循环交替，中国工业经济呈现出扩张和收缩相间往复的周期波动特征。作为工业经济的主要波动指标，周期的振幅与波动系数体现了“政策变动”对相应工业经济波动周期影响的力度大小，周期的扩张与收缩期则反映了“政策变动”影响的时间长短。
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淡化政治上的“政策变动”对工业经济的外生干扰，中国工业经济正在以自己特有的运行形式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大背景。在正确把握工业经济的波动特征及其机理的前提下，如何尽量使经济上的“政策变动”向有利于经济高速度高质量的增长方向转化，最大限度地熨平工业经济大的起伏震荡，应该是宏观决策部门自始至终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