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工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劲，当中国经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如何进入和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尽管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的许多产业和地区来说，完全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还是未来生活的故事，但是，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国际背景。在中国的三次产业中，工业是最先开放最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产业，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工业将首当其冲地率先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其发展空间和运行环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是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以更为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个年头，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已经迈过了向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体系转变的决定性阶段。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至今尚未完成全部程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大加快了同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成定局，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性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将与国际经济体系直接衔接，中国经济体制将同世界市场经济全面接轨，中国产业将以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为基础成为世界产业分工的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将以世界市场为舞台与各国企业展开全方位竞争与合作。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将取决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能否形成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无一例外地表明，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是任何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必然面临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甚至可能处于不利境地而发生重大的利益损失。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后进国家往往倾向于实行程度不同的保护主义政策。即使是今天极力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等，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实行强烈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而且，一旦国内经济发生不利情况，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也会倾向于保护主义。所以，“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政策未必总是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声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未必总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也不等于完全拒绝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而可能只是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地位，或避免不利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地位可能导致的国家利益损失而采取的防卫性措施，即以消极自卫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因此，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武器，“保护主义”或“公平贸易”则往往成为后进国家或劣势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旗帜。
世界贸易组织无疑是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最有利于发达国家。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也有一定的防卫性条款，以避免造成对后进国家或劣势国家过大的冲击和伤害。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规定中国在加入时就要全面开放市场。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完全有可能争取趋利避害的结果，推动和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拒绝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是没有出路的。各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无非是选择采取以消极防卫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还是以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经济规模的国家，经过50多年的建设，尤其是2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逐步具备了选择以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实力。当前，不仅是为了实现从工业生产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工业化任务需要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而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要求中国通过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来加快改革目标的实现。
在实行以积极开放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不发展市场经济和不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但在搞了市场经济和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中，至今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当代世界上，一个缺乏国际竞争意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即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其未来的命运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而只能在不发达状态中徘徊，甚至面临被世界进步所淘汰的危险。所以，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是机会和现代化的希望，而能否抓住机会，使希望变成现实，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民族产业。
总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于发展民族经济都将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将全方位面对正在加速全球化过程的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参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在新世纪中自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
二、迎接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自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出国际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21世纪，这一趋势将表现得越来越强劲，将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卷入它的潮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于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不被人类文明的历史所抛弃。“国际化”、“跨国化”，特别是“全球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对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世界各国的人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仅仅从其表现形式看，国际化、跨国化与全球化也有明显的差别：
国际化体现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原料、工业产品以及服务、货币、思想与人员的交换。国际化的出发点是作为活动主体的民族国家。在这里国家行政机构起了突出的作用，在经济国际化的框架内，分别属于各国国民经济的公司企业之间的竞争，是获得和保障良好国际贸易收支状况的重要手段。
跨国化体现的是资源，特别是资本，也包括劳动等，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经济跨国化的典型现象就是一个公司通过子公司、通过收购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合资，把金融、技术、工业等不同类型的生产运作能力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经济跨国化遵循的是市场膨胀逻辑，在它的作用下，众多生产要素的优化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内，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生产活动跨国化（跨区域化）的机制与过程的支配。
全球化体现的则是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及横向的联系，从这些联系中形成整个世界体系。全球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部分地区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以及所进行的活动，对于距离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都能产生有重大意义的影响和后果。一份国际性的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日益挖掉了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支柱，这就是民族市场。民族空间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经济空间被正在出现的全球空间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权力，首先是他的军事权力已经被削弱，也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在经济范围内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取代，因为，有人认为，跨国公司将会变成像国家一样的民主组织。这也不意味着作为民族国家经济的国民经济已经完全失去了任何意义。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不发达的国民经济里事情恰好完全相反。在世界最发达的民族经济（德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英国）之间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经济斗争同样表明，民族的国民经济继续拥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再也不能支配竞赛规则。”（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实际上，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时就非常深刻地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现象及其实质，他们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有的学者把自19世纪以来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1900年，为全球化缓慢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欧、美、日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都已巩固，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更加猖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垄断性的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更加卖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汽车、轮船以及电话等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在这个阶段后期的出现，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第二阶段1900～1945年，为经济全球化的停滞或倒退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空前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这样的浩劫不仅使世界经济停滞了50年，而且使各国的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重新复活，构筑了重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使全球化非但不能前进，还有一定程度的倒退。第三阶段从1945年到现在，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推动。1945年底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7年鉴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号称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这些经济组织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冲垮了各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尤其是1995年1月1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发动“千年谈判”，制定新的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二是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主力军，目前已主宰了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的70%以上。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就可以超过一个中等国家。据统计，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4.4万家，其境外分支机构超过28万家。这些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技术，抢占世界市场，将营销网络布满全球。跨国公司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革命大大的改善了运输和通讯条件，便于各国往来和互通有无，使各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注：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研究》，载《财经文稿》2000年第2期。）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经济国际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进展日趋加速。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部分和最突出表现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注：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就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的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在资本流动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国家的许多产业的发展都成为全球化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运作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品与服务的研究、发明、设计、生产、分配、消费能够利用在世界范围所拥有的手段（如专利权、数据库、新的信息交往技术、交通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进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跨国公司努力满足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世界市场，并以此为方向，以相同的普遍规范与标准对整个世界市场进行调控；它们以全球经营为基础，努力推行全球战略，公司的资本日益为各国广大股东所拥有，这些企业越来越成为“世界企业”。尽管跨国公司都仍然拥有自己的“本国基地”，但是，其地域归属的性质正变得越来越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因此，有的外国学者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已经使得“民族资本主义”转变为“全球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这些全球性公司在领导与改造世界经济方面正在取代国家与国家机构的职能。本来，民族国家的官方经济机构在经济事务方面（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管制、公共服务、国家收购战略、公务工作、国家规定的规范与标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然而在最近20年内，由于不断强化的、有系统地进行的私有化、放弃政府管制与自由化，国家权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与此相反，私营公司企业、私人体系与规则的经济影响却日益上升。而且全球化进程还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的出现和传播，即国家机构的权力几乎起着完全相反的不利作用，是在国际与全球范围内阻碍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发挥作用的障碍。民族国家的行动仅仅归结为进行各种限制的来源，而不是提供各种机会的源泉。”（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运行规则的一致性，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全世界经济运行规则趋向一致性的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并且以有效的方式推动着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一致化的进程。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代世界，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经济运行规则，特别是国际经济运行规则，是资本主义的规则。那么，中国如果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将直接面临两个根本性的挑战：一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面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两极分化效应有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对我们产生的制度对抗性影响。
正是由于存在这两个根本性的挑战（发展差距和制度差异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对经济全球化存有很大的疑虑，而且，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对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抱有程度不同的保留态度。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其说是主动进入全球化过程，不如说是被动接受全球化过程。长期以来，中国的态度更是如此。对经济全球化存有一定的疑虑和警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确实是利弊参半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绝对有把握地断定，全球化一定会给所有的国家甚至大多数的国家带来福音；更没有人可以断定，全球化一定会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居民都带来更多的收入、财富和福利。一些国家、一部分居民会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当代世界上，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任何国家，只要实行对外开放，就必然要进入全球化过程，而拒绝对外开放就是拒绝现代化和拒绝人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就意味着拒绝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所以，经济全球化是任何寻求现代化的国家不可回避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和很大的胆魄迎接经济全球化。在短短20年里，中国就从一个国民经济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开放度很高的国家。20多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趋深入，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大国；中国所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中条件最为宽松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已经成为外资进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都在400亿美元以上（见表1）。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全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2347个，比上年增长32.1%；合同投资额624亿美元，增长51.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407亿美元，增长1.0%。（注：《经济日报》2001年3月1日。）
表1
“九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注：这一数据同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转引自江小涓《“十五”期间外商对华投资趋势分析》，载《财贸经济》2001年第2期。
当然，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许多产业和地区离经济全球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许多产业和地区甚至并不清楚经济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经济全球化还缺乏应有的准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产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必须大大提高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增强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紧迫感，以更大的努力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正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确定了“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方针，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做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和过渡时期的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朱镕基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表明，在新的世纪，迎接经济全球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是优化产业组织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所能获得的利益最终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众所周知，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能企望在获得有利机会的同时不承担任何风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产业全面进入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体系，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接受考验。就对民族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而言，一般来说，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利在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弊在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如果我们拥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不必惧怕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当然，如果我们的大多数产业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则经济全球化将使我们遭受较大的风险，承受很大的福利损失。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提高产业竞争力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在现实经济中，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很多，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技术水平、管理能力、政策措施甚至人文因素等都会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产业组织问题，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是培育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决定性条件。
产业组织的核心问题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竞争力，竞争力必须在竞争过程中形成，这是一条基本的客观经济规律。目前，中国竞争力最弱的产业大都是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产业，或者是长期受国家保护的产业。所以，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着力点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首先是要鼓励企业间的国内竞争，然后，开放市场，进行国际竞争，这是培育和增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根本方向。对于这些产业，即使是在一定的过渡期内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其政策意向也必须是强化竞争，在竞争中培育竞争力，绝不能是一味强调维护弱者生存的权利而企望长期实施保护政策。根据这一客观要求，必须鼓励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鼓励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国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大、中、小型各类企业共同发展、公平竞争。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过程，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企业群体结构。其中，特别要重视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体现之一。而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国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大、中、小型各类企业，都有其实现创新的资源、条件、能力和知识。形成有利于发挥这些资源、条件、能力和知识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的产业组织结构，是迎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关键。
从国际产业组织的角度看，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参与国际竞争，没有哪个产业能够不参与国际竞争而获得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其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就是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当然，参与国际竞争也必须有一个有效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规则，没有有效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规则，即使参与国际竞争也未必有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比较公平的制度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产业的生存。因此，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将民族产业无条件地抛进国际市场，同力量大大超过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自由竞争”和“生存斗争”。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旷日持久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了。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实质意义不仅是最大限度的实行经济开放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更有效、更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即国际产业组织的体制和政策构架。
产业组织的体制和政策框架的根本问题是，形成有利于企业间有效竞争而有可能获得最优市场绩效的市场结构。就国际经济而言，产业组织的体制和政策框架的根本问题则是，形成有利于各国企业进行有效和公平的国际竞争而使各国有可能获得最优市场绩效（或最大经济利益）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的根本问题则是企业规模以及企业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中国企业同外国竞争对手进行有效和公平的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形成有利于中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跨国经营企业成长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通过构造这样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中国企业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中成长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群体，形成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产业经济。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二、三次产业中，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当高，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还相当漫长。问题的实质是，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但迄今为止，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尽管第三产业的比重表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第二产业的最重要地位并没有呈现相对下降的迹象。1999年，在国内总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占17.7%，第二产业占49.3%，第三产业占33.0%。200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0%，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第二产业，即第一产业增长2.4%，第二产业增长9.6%，第三产业增长7.8%。这表明，200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表现出继续提高的趋势，第一、三产业的相对比重都有所下降。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这表明，中国工业化仍然处于中期阶段，而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是中国三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产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高，并不是人为计划安排的结果，而主要是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结果，是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产业竞争力状况的现实体现。于是，现实经济状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的方向将会怎样？特别是，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意义和方向将会怎样？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发展同世界各国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必须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过程看，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须体现该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涉及的主要是各国间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的同一产业的关系，或者说，是各国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间的关系。比较优势更多地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而国际竞争优势则更多地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而竞争优势则更加强调企业的策略行为，有利的条件未必能使一国的某产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相反，一定程度的逆境往往成为刺激一国特定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常常是不可分割的：一是在一国的产业发展中，一旦发生对外经济关系，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就会同时发生作用。任何国家，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在一切产业中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这也表明，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二是一般来说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换句话说，比较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内在因素，促进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可以说，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三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即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缺乏国家竞争力，也无法实现其比较优势。反之，非常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较难形成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一些国家原先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由于国际比较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失去国际竞争优势的许多案例，以及一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在国际间转移的实况，可以证明这一点。总之，在各国产业发展中，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常常是相互依存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本质都是生产力的国际比较，所不同的是，比较优势强调的是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强调的则是各国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十分复杂和深刻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实现比较优势，拓展国际市场。比较优势强的产业可以更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同时，竞争优势弱的产业将受到很大压力，而竞争优势强的产业则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利弊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尽快地增强各产业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立足比较优势，发展竞争优势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战略，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方针。比较优势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直接获得国际分工的经济利益；而竞争优势则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培育产业竞争优势才能最大限度地持续地获得长久利益。而且，即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要培育竞争优势，国际经济合作要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但也必须以发展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为方向，因为比较优势必须通过竞争优势才能得以实现。当然，增强产业竞争优势，也要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础，即使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注意发挥比较优势，即从高新技术产业中中国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入手，逐步向核心技术领域推进。
第二，从资源全球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中国新世纪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全球资源为基点，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中国经济的规模十分庞大，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产业应该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同中小规模的国家相比），其经济发展的资源供给和市场空间都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国。但是，无论中国经济的整个产业体系有多大的完整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仅仅从本国资源和本国市场的范围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都是很片面的。从全球化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全球竞争的现实状况来分析，中国的产业发展以至整个中国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行，必须突破本国经济内自我循环的狭隘眼界，而树立以全球资源为基点，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的战略观念。即使是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也应该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能保证资源安全供应的未必是资源拥有国，换句话说，资源进口国未必比资源拥有国更缺乏安全供应的保障，这就像是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不种粮食的人未必比种粮食的人饿肚子的风险更大一样。根本的问题是生产效率的高低和竞争力的强弱，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只有以全球资源为基点，以全球市场为导向，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着眼于国际竞争，而且也要致力于国际合作。跨国公司并不总是只想战胜和消灭中国企业，而是也希望实行“本土化”战略，在进行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同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毫无疑问，国际产业竞争将空前加剧，竞争力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竞争并不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唯一内容，参与竞争也不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唯一途径和手段，而且，竞争并不意味着必须战胜甚至消灭对手，“竞争力至高无上”并非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产业竞争也不完全排斥合作、联合、协调、分享和互相互惠等非竞争或超越竞争的关系。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总体竞争实力上，中国的大多数产业处于弱者地位，弱者应有弱者的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连强者之间都要通过合作、联合和协调来分享利益，更何况弱者。他们需要有更多的机会来完成适应竞争环境、学习全球经营和逐步壮大自己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正确处理好参与竞争和发展合作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
第四，培育具有全球化经营实力的企业群体，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突出重点，有进有退，努力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原则，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形成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实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提高与大企业的配套能力。”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企业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具有推动世界市场趋向统一（或一体化）的强大推动力，在全球化市场上，大型跨国公司无疑具有非常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排除和消灭经济多样化和多层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并不是只有一类企业（例如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才有生存空间。实际上，各种类型的企业，包括大、中、小型各类企业都可以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企业群体的整体实力同其大、中、小型各类企业的结构特征，以及各类企业在各自最具优势的领域中发挥其竞争力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各类企业所形成的优化群体，能够有效地提高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然要致力于发挥各类企业的内在潜力和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同企业群体结构的优化相结合，以促进各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产业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项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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