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在《尤利西斯》汉译中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西斯论文,汉译论文,尤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3-0068-10
爱尔兰著名现代派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呕心沥血的天才之作《尤利西斯》，在世界文学史上首先广泛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被尊为“天书”和“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后，在金隄和萧乾、文洁若伉俪的努力下，《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相继问世。我国的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终于能通过阅读中文的《尤利西斯》来一睹现代派大师詹姆斯·乔伊斯高超的意识流小说创作技巧。可以说，《尤利西斯》是英语文学的一座珠峰，翻译《尤利西斯》亦堪称译坛上的一座珠峰。两本风格迥异、但品质上乘的译本引来了不少研究者聚焦于译法、风格、译注等方面研究，可谓成果斐然。以“翻译研究学派”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等切入文化层面，使得翻译研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特别是勒菲弗尔提出的“折射”(refraction)和“改写”理论，不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从文本到文本的转换过程，而且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因而拓展了其研究视域。笔者借助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从文化层面，探讨意识形态在《尤利西斯》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伊格尔顿曾给出意识形态的16种定义[1：1-2]，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群体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个体或个人的意识形态。
勒菲弗尔也对意识形态作了一个界定：“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2：1-4]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除了受个人文化学养的影响，还深刻地受到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可以说，翻译活动一开始就烙了意识形态的印痕。“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传达策略。”[3]西班牙著名学者玛丽亚·维达(Maria del Carmen.frica Vidal)曾对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作过这样的描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层级削减，这使得翻译和译者的地位总算趋于合理。与此同时，也再次证明了翻译既不是纯洁的也不是无辜的。译者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译作待出版的出版中介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们足可以改变产品的最后形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是翻译的一个基本要素，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改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翻译不过是译者传递意识形态的一个借口罢了。”[4：85]。翻译、译者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使作者和译者间原本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门户观念遭遇消解。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表面上看两种文化的交流似乎是平等的，其实这种交流的背后隐含着种种权力的斗争，翻译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正因如此，译者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会和原著者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或矛盾，从而影响对原著的译介。当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诸多方面进行着操控，我们也可以把意识形态看作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胡庚申认为，“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可以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5]意识形态的操控往往体现在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和显性操控两个方面。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关系可以用下图显示。
二、翻译的隐性操控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受到内外两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是文学系统内部的包括批评家、教师、译者在内的“专业人士”在诗学方面进行的操控；二是文学系统以外的“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的操控。隐性操控至少包括翻译动机和选材、译者诗学形态对译本的操控等。
1)意识形态对翻译动机和选材的影响
翻译不仅会实现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和变形，而且在传递信息、传播异域文化，但同时可能会对目的语文化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涉及的是译者的翻译动机和选材。可以说选择贯穿于与翻译相关的整个过程，即从原本的作者开始，到译作的读者为止，选择存在于作家的选题、选材、人物的描写、相应的写作方法和写作风格、作品中的遣词造句等各个环节。这时意识形态就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译者的翻译动机和对拟译文本的选择绝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要受到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
在中国，“金隄是新时期的20年(1978-1998)中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乔伊斯的研究和翻译之中的第一人”[6]。他于1981年译出《尤利西斯》的一个章节，刊登于1981年出版的《国外现代派作品选》。萧乾和文洁若则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翻译选目的操控尤为明显，俄苏作品翻译“一花独放”，欧美现代作品一概拒之门外。本时期的国家叙述和国家意识使得“西化模式”销声匿迹，在主流意识形态空前强大的操控下，“中国主要是与苏联、亚非拉发生现在时的翻译关系(但跟欧洲古典文学亦有过去完成时的翻译关系)，基本上跟现代欧美不发生翻译关系。这个时期即便是翻译一点法英美德的作品，其选目范围和标准，亦跟30年代的《译文》杂志非常接近，即只用范围极有限的过去时，不用现在时。这个选目标准跟当时的苏联标准明显接近。”[7]显然，受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中国拒绝与现代欧美发生翻译关系。《尤利西斯》“荒诞怪异，琐碎离题，且不按传统主角品格塑造主人公，这就很难适应形势”[8]。再加上它曾于1920年因“有伤风化”被美国邮局没收焚毁，1921年《小评论》杂志因刊登这一“猥亵作品”被判有罪。1922年虽在巴黎首次全本出版，但在英美却被认为是禁书。即便是进入80年代，当李景端同志决心组译这本书，他先后找过英语界一大批专家，例如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叶君健等等，他们都婉言谢绝。李景端也约请过钱钟书先生，他谦虚地表示：“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9]可见当时翻译该书遇到的难度，不仅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一方面该书本身晦涩难懂，读者理解难度大；另一方面和它曾被西方某些国家认为是“淫书”分不开。“有人担心在我国难以出版。加上1981年袁可嘉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中，只选译了金隄翻译的《尤利西斯》中的两章，而在随后‘清除精神污染’时，这本书又一度受到了批评。出于上述顾虑，一些译者或许有意回避翻译这本书。”[9]这些都足以证明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张瑜认为，译者的“翻译活动都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翻译实践告诉我们，译者的实践目的、价值取向、选择原作和翻译策略无法超越译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权力话语。”[10]确实，译者们涉及到的大语境因素是大致相同的，但所面临的大语境的具体情况则千差万别。所以每个译作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是以同一个版本为原本，同时代的同一语言文化的译者也会产出不同的译作。
2)诗学形态对译本的操控作用
奈达在《语言、文化和翻译》一书中写道：“人们的语言行为带有意识成分，但意识程度不同，是一个从完全有意识到完全无意识的连续过渡体。翻译选择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译者的意识程度问题。如果意识程度低，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人类交际中的自然行为，它不需要学习和训练，几乎完全处于本能。如果意识程度较高，翻译活动就是译者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做出的某种特殊选择的过程。译者很清楚是什么促使他选择此而不选择彼，他明白某种选择的目的和意义。”[11：1]这其实是译者的诗学形态对译本的操控发生了作用。所谓个人诗学形态，是指个人由于受到特定的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伦理、社会教育、社会心理的操控而对施加影响的对象所折射出来的个人意识活动的外化或形态化表现。在翻译某件作品之前，译者就确定了自己的翻译原则。金隄教授是研究乔伊斯的专家，他几乎是耗尽后半生的精力研究《尤利西斯》，在翻译过程中一直用他的“等效翻译”理论指导《尤利西斯》的翻译。用他自己的话说，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现名著，要使中国读者读来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12]。这是他翻译的最高艺术追求。有人把他的《尤利西斯》译本称为“学者型”翻译。而萧乾和文洁若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13：15]可以看出两个译本的翻译原则是泾渭分明的，金隄强调更多的是“等效原则”，即主要采用异化手法，而萧乾和文洁若重视“化”难求易，更多地替中国读者考虑，主要采用的是归化手法。从他们的译文可见一斑，例如：
Her figure was slight and graceful,inclining even to fragility but those...and that tired feeling.The waxen pallor of her face was almost spiritual in its ivorylike purity though her rosebud mouth was a genuine Cupid's bow,Greekly perfect.(Ulysses:634-635)①
她的身段纤巧苗条，甚至有一些近于纤弱，然而她近来……那种疲乏感也轻得多了。她的脸庞白净如蜡，透出象牙般的纯洁，产生一种几乎是超越尘世的神态，然而她的玫瑰花苞的小嘴，却又是地道的爱神之弓，是完美的希腊式的嘴唇。(金译：528)
她身材苗条优美，甚至有些纤弱，然而她近日……疲劳感也减轻了不少。她那蜡一般白皙的脸，纯净如象牙，真是天仙一般。她那玫瑰花蕾般的嘴唇，确实是爱神之弓，有着匀称的希腊美。(萧、文译：662)
从上述两个版本的译文，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译者们都在自己的诗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翻译，从译文中折射出各自所持的诗学观念，即个人所持的意识形态。金隄像“水蛭一般死死贴近原著，在‘等效’上做功”[14：69]。而萧乾和文洁若“在减轻难度、提高易读性上用力”[14：69]。事实上，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译者“制造”了一系列他者，涉及好几种自我/他者的关系。对译者而言，原作者是他者，反之亦然。可以说他者无时不在困扰着译者，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自我和他者的换位，这是藏匿于他者中的自我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的操纵，从而体现自我的主体意识。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显性操控
所谓显性操控是指原著或原作者的意识形态对译入国看得见的操纵，或译者明确提出诗学观念以及对该作品或作者的评价，或是赞助人意识形态的操控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不仅受到语言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还有非语言方面的因素。非语言方面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如翻译机构或出版社、作者以及赞助人的翻译目的，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和认知语境，译者的翻译策略和原著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等等。这些特性往往从译作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我们把它们归为意识形态的显性操控。
1)赞助人、出版社等对翻译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与语言因素相比，非语言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重点是翻译机构、出版社、目标语文化、译者等对译者选择的影响。
《尤利西斯》两个版本的译者都是在赞助人(出版社)的推动下由被动状态进入主动状态的。70年代后，金隄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袁可嘉来天津竭力劝其译书。金说，“翻译《尤》开始也不是主动的，是袁可嘉出于介绍西方现代小说的目的约请我翻的。当时只翻了一章，那是1979年。后来国外乔学界听说了此事，给了我很大的支持，鼓励我干下去，并在国外的乔学专门研究机构为我提供资料、场所和一切可能的帮助。开始是受命而译，后来我渐为《尤》的语言和艺术性所吸引，向中国译介此书成了我追求的目标。”[15]他从1981年就开始译《尤》的一个章节，刊登于1981年出版的《国外现代派作品选》，从1986-1987年开始专注《尤》的选译，并出版《尤利西斯》选译本，其中包括“涅斯托尔”、“哈德斯”、“游动山崖”三章全文和“喀尔刻”、“珀涅罗珀”两章的片段。1993和1994年分别在台湾九歌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译本上卷，1996年出版全译本下卷。前后持续时间长达15年。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从事这一译事前后十六年，前十年以研究为主，具体发表三整章加两个片段的译文和若干论文……后六年全力以赴……。”[16]萧乾和文洁若是在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的多次鼓动下才下决心翻译《尤利西斯》的。正如萧乾写道，“3年前，倘若不是你那么热情怂恿，我是绝不会心血来潮，贸然拾起它的。因为我充分了解此举的难度。”[17]不难看出赞助人(出版社)在《尤利西斯》的译介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由袁可嘉、董衡翼、郑克鲁编选的四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中国本土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该作品选共分11个专辑，涉及十多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从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写作技巧等方面向中国读者展示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学魅力，深受欢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反映出来的人的孤独感、异化感、恐惧感、虚无感、毁灭感等等情绪，正好符合文革后饱经风霜的中国民众的感情和心理经历，契合了曾备受文革期间思想文化禁锢的中国人的文学期待视域，因此引起了读者大众强烈的心理共鸣。这些出版人的不懈努力，通过译者的辛勤劳动，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让更多的中国读者感受到现代派作家的“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模式，开拓了中国文学阅读和创作的新领域。
2)意识形态对译者的译事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译者从事译事活动的影响是深远的。消除“文革”期间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和人们思想文化的禁锢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也几经反复。虽然现代派文学最终以它主题思想上的反传统和写作技巧上的新、奇、怪，赢得了中国文学界和文学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成为中国作家，特别是先锋派小说家借鉴的文学范本。《尤利西斯》两个版本的译者都为《尤》的顺利翻译出版而努力。萧乾在给李景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先要为《尤》制造些舆论，我已写了几篇容当复制寄上。我还将写下去。我就是要让人们了解《尤》书除了它在世界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之外，还具有：一、民族主义思想(反抗英国统治)；二、理性的(反抗梵蒂冈统治)；三、写都柏林那肮脏生活，是怀有厌恶心情是为了揭露；四、主人公布鲁姆是来自受压迫民族(犹太人)，心地是善良的。最重要的是，关于《尤》是不是本淫书。1933-1935年间，大西洋两岸法院多次开庭辩论，西方许多大作家都出庭或书面支持《尤》书。法院的判决书，对《尤》作了重要肯定。那么，中国要不要在几十年后板出铁面孔，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呢？”“现在《废都》都未正式禁，那写得露骨多了。相信《尤》第十八章一关，可以顺利通过。但事先造些舆论还是必要的。”[18]可见，萧乾从事《尤》译时仍深受以往的意识形态影响，担心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事实上，《尤利西斯》后来在中国出版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困难，他的译著还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金隄译《尤》，开始同样也是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袁可嘉请他翻译《尤利西斯》部分章节时，他选择的是“涅斯托尔”、“哈德斯”、“游动山崖”三章全文和“喀尔刻”、“珀涅罗珀”两章的片段。一方面这和当时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有难度有关，另一方面和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也是有深刻关系的。后来译者移居海外，为他翻译《尤利西斯》提供了便捷的生态环境，在台湾出版他的译本，比当时在大陆出版也相对容易得多了。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兼出版部门领导的屠岸先生所说的一番话，确实能折射出意识形态对经历过“文革”的《尤》译译者们的影响之深。他说，“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与处理有很大影响，这是事实。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也是俄苏作品译本出版的黄金时代。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出版界对欧美的现代作品一概拒之门外。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后，对苏联的当代作品也当作‘修正主义’作品而打入冷宫。”[19]这也是《尤利西斯》译者们刚开始译《尤》时，为何战战兢兢，多方造势的主要原因。
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策略的影响
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方面，需要选择以原语为中心还是以目标语为中心、以原语文化为中心还是目标语文化为中心，以及与此相关的直译还是意译，甚至是美化原作的翻译；在创作艺术方面，译者面临着作者风格、译者风格还是读者喜爱的风格的选择。在阐述文本意义时，译者面临着多个选择：文本的形式意义、言外之意、文化社会意义、联想意义等，都存在“译”与“不译”的选择；在加工信息时，选择可以具体到句式的选择、语气的选择、情感意义的选择、词汇色彩的选择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选择等。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活动的操控，还体现在译者为了使译作被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因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者和操作者正是译者本人，译者在使他的文学翻译努力适应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和文化立场、文化态度等等。“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20：41]译者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紧跟或配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努力调整自己的文学翻译策略和方法。
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翻译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在本土和异域文化意识形态的相互博弈中，要么是本土意识形态实现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消解、吸收、摒弃，实现对外来意识形态的归化，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取悦于读者；要么就是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被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破坏、征服，最终被其颠覆，这样的结果是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形式与内容。究竟采用哪种翻译策略，取决于译者的创作个性、风格和目的，取决于他是想适应环境还是想改变环境。在中国，传统上文化取向相当统一，人民接触外语和外来文化的机会并不多，对于外来词语和外来文化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接受的，所以翻译时译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翻译多采用归化策略。金译和萧文译都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这时的社会翻译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弱化，个人的意识形态对译本的操控则得到了加强。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化译法将会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与归化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上风。”[21]
四、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通过比对英文原文和两个汉译本，可以发现，两个版本的译文都较好地传达了原著的意思。在整体上都是采用“异化”翻译手法，也不免透出译者自己的风格，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萧乾、文洁若伉俪的译文中很容易发现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译文中出现大量补译、转译现象，这显然和他们的翻译诗学理念分不开，其理论主张便是一个“化”字。金隄教授在译介过程中实践探索自己所倡导的“等效翻译理论”。可以说，两个译本文笔互有长短，各领风骚，他们用自己的个人诗学观和翻译策略，实现着译者的主体性。法国文学社会学家艾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中解释了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2：11-12]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翻译标准实现着翻译的创作性，让《尤利西斯》在中国延续着不同的生命形态。王友贵如是评价：“总体而言，萧文本滋润但蕴藉不足，金本消瘦但并不干涩；萧文本流畅易读，时见妙语生花，金本宁‘信’舍‘雅’，但亦畅达可读；萧文本文字文学性强，辞采飞扬绮丽，俗雅分明，……”[14：70]评价可谓全面、客观。当然，我们也更看到，在他们的特点之外，共性是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他们翻译的主要因素。
五、结语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翻译的方方面面，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要切记不要把“意识形态”作用夸大化，随着国际交流深入，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文化霸权、语言帝国等现象。我们要充分注意到维护文化多元性和平等性的重要性。
注释：
①引自Planet PDF出版的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