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零三十秒的握手——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中苏论文,关系论文,零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5月16日上午，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气氛温馨而热烈。厅内布置着中苏两国国旗，沙发间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束束鲜花。 100多位中外记者聚集一堂，翘首以盼，等待采访一次非同寻常的高级首脑会晤。在香格里拉饭店中国新闻中心，还有数百名中外记者早就抢好了座位，焦急地等待着新闻发布会。要知道，为了抢先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已有1200名中外记者云集北京。一则引起世界性广泛关注的重大新闻，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一些记者甚至揣摩，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是冷目相对还是握手拥抱？是纠缠旧账还是重温旧好？这次会晤对世界格局会不会带来什么变化？
上午10时零5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东大厅门口。 邓小平身着整洁、朴素的深灰色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微笑着走上前去说：“怎么样，过得愉快吗？”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地笑道：“在北京一切都好。”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着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1分零30秒。稍停片刻， 邓小平又扬手指指正在忙于按动快门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次热烈握手的场面被中外记者纷纷抢拍下来。新闻、消息、评论、图像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以最快速度发往世界各地。记者们只注意到眼前这精彩的一幕，他们何曾知道，这是一次被推迟了3年的中苏高级会晤。 邓小平为了争取这一天的到来，则整整进行了7年多的不懈努力。
苏联驻美大使得知美中即将建交，“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张大了嘴巴”……
70年代末，中苏关系仍然处于冰封雪盖之中然而此时，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另一些冻结年头更长的关系却正在悄悄地化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号角，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了。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恰恰在这次意义深远的中央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以其快捷、果断的作风办完了两桩举世瞩目的大事：一件是1978年10月，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日的国家领导人，踏上秋高气爽、枫叶如丹的千岛之国——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此次出访，在日本列岛刮起一股强劲的“邓小平旋风”。也许正是借助了这股东风，事隔不久又促成了另一宗更具轰动效应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卡特有效地瞒过触角灵敏的西方媒体，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过美国三大电视公司的电视网向全国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同一时间，中国政府也向全国播发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 邓小平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飞往大洋彼岸，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至此，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文明历史的新中国和具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美国之间，30年没有外交关系的时代结束了。
中日、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世界产生的冲击波是强烈的，苏联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现实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详细描述了宣布中美建交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表现：
下午，我邀多勃雷宁到我办公室里来，以便亲自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多勃雷宁在下午3时高高兴兴地来到，我示意乔迪走开， 他又招呼新闻记者出去，于是他们都到外面给他拍照去了。我们希望转移新闻记者的视线，让他们误以为总统今晚要宣布有关苏美关系的事。多勃雷宁到来时，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定了晚上9时的电视时间。起初， 我和多勃雷宁愉快闲谈，对他们对财政部长米切尔·布鲁撒尔和商业部长朱安尼塔·克雷普斯访问莫斯科所给的礼遇表示感谢。然后，我突然通知他，今晚我们要宣布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和全面关系。他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张大了嘴，什么也没有说。待恢复正常后，方对我的通知表示感谢。我又说，这不是针对任何人的，现在美中关系将同苏中关系一样地正常。表面上，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实际上，带有一点讽刺意味。
布热津斯基的回忆生动揭示了苏联当局在中美建交面前所显示出的这种震撼程度。尽管苏联强硬地要求美国、日本就邓小平访美联合公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对“霸权”一词做出解释；尽管他们一再攻击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无耻的应声虫”，但是，随着中国国门的敞开和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着棋的走法。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演中，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他一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面却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后，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心存四大愿望：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四件大事中，就其复杂性而言，恐怕要首推中苏关系了。
1982年4月，北京街头春意渐浓。 当时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看一看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16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早在20年前就相识了，因此，宾主谈话十分坦率。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表示我们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啊！ 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齐奥塞斯库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但他试图劝说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夫的“建议”。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他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邓小平这番话，点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三大障碍。这一年8月，邓小平向苏方表明：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 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例如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三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邓小平：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
1985年10月，北京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正是来访的中外宾客如云的季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再一次来到北京。10月9日， 仍旧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会见了他。宾主阔别3年再度相见， 话题自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话题仍是中苏关系。
从1982年到1985年，国际局势和中国、苏联的国内形势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席卷全国之势。邓小平通过长期观察，认为世界上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完全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基于这种判断，党中央制定了抓紧时机，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发展经济需要创造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从这点出发，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自1982年10月以来，中苏两国虽然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三大障碍没有消除，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为了打破政治关系上的僵局，邓小平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这期间，苏联由于援越侵柬和入侵阿富汗的拖累，国力逐步削弱，美苏争霸态势由苏攻美守变为美攻苏守。改善中苏关系对苏共领导来说，已是势在必行了。然而此时的苏共中央不得不忙于应付一种新的危机，一种因班子老化而带来的困扰。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班人的考虑上太欠缺居安思危的意识，因而他死后，苏共高层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接替勃列日涅夫职务的安德罗波夫，上台时已68岁，他主宰克里姆林宫仅仅一年半即告别人世。随后而起的契尔年科状况更为不佳，这位73岁的老人执政只有13个月，一场突发的心肌梗塞夺去了他的生命。接二连三的人事更迭和死亡的威胁，迫使苏共中央不得不尽快启用新生力量。
1985年3月10日，就在契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54 岁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政治活动家，是作为苏共中央更新换代的代表被推上总书记位置的。他一上台，就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3月13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契尔年科的隆重葬礼。在参加葬礼的队伍中，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即会见李鹏，感谢中国政府派代表团来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他说：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变，苏中之间应该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的级别，缩小分歧，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进展。戈尔巴乔夫的话，被许多人视作一种解冻的机遇。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捷、善于寻找解决问题切入点的政治家，此时此刻，一种新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的谈锋正健。邓小平细细地向他摆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段时间观察，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才准备用全力发展经济，改变过去与日本、欧洲、美国结为“一条线”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话题转到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越南从柬撤军是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首要问题。他很直率又很幽默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话说到这里，邓小平突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吧？”齐奥塞斯库点点头说：“这个月22日将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召开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会见面。”邓小平略一思索，说道：“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中苏高级会晤的设想。这位81岁高龄的老人，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个人身体于不顾的诚意显然感动了齐奥塞斯库。他忙说：“我欢迎这样做，也一定代为转达。”信息递过去了……不久，苏方做出了反应。11月6日， 在苏联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苏联大使说：“你们领导通过齐奥塞斯库同志转达的口信收到了。”11月下旬，李鹏副总理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路过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了他。表示苏中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成熟，建议在远东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举行高级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戈尔巴乔夫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也不同意先定议程和先决条件。这等于没有真正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要建设性的步骤。于是，中苏高级会晤拖延了下来。
职业的敏感使在京的外国记者纷纷出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一个重大新闻传遍全球。
中苏关系仍处在微妙状态……
1986年7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演说。他在谈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时说，苏联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对于中国，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许诺在1989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等等。很显然， 戈尔巴乔夫在考虑中方的谈判条件上向前迈了一步。
细心的西方观察家们还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贤内助”赖莎此时也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致。她引人注目地光顾了大型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赖莎身着浅灰色套裙，肩挎苹果绿小提包。和谐、淡雅的装束衬托出这位“苏联第一夫人”的风韵。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她情致盎然地观看了每一个展台。下面是现场摄录的一组镜头：
在中国通讯卫星展品前，她意味深长地说：“太空技术服务于和平目的，这很好。戈尔巴乔夫主张我们在太空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赖莎在一幅中国刺绣精品双面绣金鱼面前端详良久。她问一位男讲解员，绣这样一幅双面绣要花多少时间。讲解员一时答不上来，显得有些窘迫。赖莎急忙解围说：“这是妇女们干的事，你们男人当然是说不清的。”在参观过程中，她热情称颂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向中国人民表示了美好祝愿。不久，赖莎又应邀来到中国大使馆观看时装表演。她称赞中国时装模特身材苗条，富于艺术感，服装、动作和表情十分和谐。当然，萦绕在赖莎心头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离开中国大使馆时，她留下了这样的赠言：“我很高兴地看到，苏中关系各方面有所改善。”
西方媒体将他们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细节都披露于众，使国际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一举动争得了几分主动。他们纷纷猜测中国将如何反应。
1986年9月2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上一幅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照片。这条简短的消息令人颇费猜测。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的情形如何？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官方报道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职业的敏感使在京的外国记者纷纷出动，千方百计想早点搞到邓小平的谈话。也许是“名牌效应”在起作用，一看到华莱士的名字，他们就已预见到这次采访必会出“彩”。68岁的华莱士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电视界有极高的收视率，多次获得大奖。他也因此成为世界一流的新闻记者。华莱士以擅长捕捉热点新闻和采访国际风云人物著称。他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采访过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这一次，华莱士又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他将给世人提供一则怎样的独家新闻呢？……
邓小平是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莱士采访的。他刚从北戴河休假归来，虽然已经度过82岁生日，却显得毫无老态，非常健康。也许是要拍电视的缘故，邓小平这天特意穿了一套新制的十分合体的黑色中山服，脚上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他神态安详、轻松、胸有成竹。看到眼前这位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美国记者，邓小平不由想起1980年他与那位令西方政治家头疼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长谈的情景。那位女强人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连足智多谋的基辛格也被她问得狼狈不堪。邓小平却偏偏喜欢这种采访风格。他将它视为一次考试，一次智力角逐。那次谈的话题是当时最敏感、最棘手的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全面地、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功与过，世界舆论认为那是邓小平向记者交的一份水平很高的答卷。事隔6年的今天， 他又面对另一位不易对付的名记者的采访，这无疑是对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智慧和精力的又一次更严格的考试。果然，采访一开始，华莱士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世人最关注的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询问邓小平有何看法？邓小平的回答颇为巧妙而有分寸。他语调平缓地说：戈尔巴乔夫的步子迈得并不大。他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样还要观察。
华莱士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他的话引起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的高度重视。但是华莱士却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他没有及时将邓小平的思路展开，而是不合时宜地提早转移了话题。幸好话题尚未扯过，摄像机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时，节目制作人赶紧上前去提醒华莱士。第二盘录相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立即补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最精彩的一段话：“我再说一次，……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岁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表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这一重大新闻传遍全球。邓小平在做这种表示时，既表达了愿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的迫切心情，又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于不露声色之中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的：“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位置。”
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邓小平的两次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对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然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在排除三大障碍上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但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事实上，苏联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辛苦才在越南建立的海空军基地。他们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肯在改善中苏关系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致使两国关系仍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中苏两国关系上积累的问题太多——解决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30年后，第一个中国外长正式访苏。三年多的时间，清除了三大障碍。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情况下形成的两极对立局面受到冲击，西欧、日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增强，美苏两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与影响在削弱。虽然美苏两国在军事上保持着对其他国家的压倒优势，但在经济上已受到严重挑战，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显著下降。美苏的对抗态势日益不利于苏联。苏联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来制定对外政策。于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改善的重大步骤相继出台：
4月14日，苏方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 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全部撤完。9月16日， 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的演讲中宣称：苏联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并表示愿意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第43 届会议上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
到此时，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一年12月，钱其琛作为1957年以后第一位正式访苏的中国外长抵达莫斯科，就三大障碍中的重要障碍——柬埔寨问题的早日公正合理地解决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想一切都进行的很好，很正常。我相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外长的出访，正式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89年1月6日，越南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胡彩兰在河内宣布，越南政府和金边政权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 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越南在柬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保证。1989年2月， 在中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之际，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中国。双方经磋商确定，5月在北京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也就是说，邓小平3年前提出的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设想，5月份将在北京实现。
消息不胫而走，世界为之瞩目。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次会谈的难度。中苏之间的关系非一般国家可比，两国既有过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又遗留着沙俄时代的领土争端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意见分歧。这些历史旧账、新账，多年来犹如厚重的浓雾，成为两国关系间的层层叠障，拨不开，驱不散。因此，自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始后，邓小平一直在反复思考着会谈的原则和方针。他在脑海中一点一点梳理着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几百年前的问题，几十年前的矛盾，都要有个交代啊！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不会再是50年代的“同盟式”，也不是“对抗式”，只能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从这点出发，他为这次会谈确定了明确的方针：“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账，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终于见面了。会谈是友好、 坦诚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点出了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他谈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认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以中苏间最敏感的问题为开场白，引发了一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建设模式的议论，十分巧妙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戈尔巴乔夫神情专注地听着，对于那场中苏论战，他在访问中国前已经做过详细的了解。他十分清楚坐在他身边的、比他年长27岁的邓小平是当时苏斯洛夫最头疼的对手，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对邓小平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做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做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
接着，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他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代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事实，尖锐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1929年占去了中国的黑瞎子岛，1945年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秘密协定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邓小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近30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他说：“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 ……包括派军队到蒙古， 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 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戈尔巴乔夫很敏感，也有点紧张，他不清楚中国领导人又翻出历史旧账来做什么？他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事情，我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邓小平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
谈话间，邓小平特意问戈尔巴乔夫还记不记得三年前请齐奥塞斯库捎口信的事？戈尔巴乔夫连连点头表示记得，并说：“三年多的时间，清除三个障碍，平均每年一个。我要感谢你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来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说：“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马上赞成：“对，少声张，多做事。”
中午，邓小平设宴招待了戈尔巴乔夫一行。午宴后，戈尔巴乔夫从人民大会堂返回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时，把车窗摇下来，不时地探出头，向沿途欢迎群众招手致意。车队行至白云观，戈尔巴乔夫要求下车，同北京市民见面。他边向路南、路北群众打招呼，边说：“代表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问好！”他一边同一些市民握手，一边兴奋地说：“我刚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紧紧握了手，苏中两国关系已经完全正常化了，谢谢你们！”这番话激起欢迎群众的热烈鼓掌。一位女工给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递过去一张卡片，赖莎随即在上面签了名，有些群众还举起相机，拍下了这难忘的镜头。“苏中两国人民非常友好！”戈尔巴乔夫感叹道。重新登车后，他还连声对赖莎和其他人员说：“奥钦哈拉绍（俄语：非常好）！奥钦哈拉绍！”
邓小平说过，改善中苏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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