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散文论文,因素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0)03-0082-06
回顾90年代的散文创作，我以为可这样表述：一是90年代“散文热”现象的出现；二是“散文热”现象中创作状态的分野，浸注着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的思想与意义的散文的逐步兴盛。本文就此展开自己的论述。
一、大众文化的年代与“散文热”的年代
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82)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自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因此，90年代散文状态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息息相关。
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迈向决定性的起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应该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加速走向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和追逐最高利润的驱动下，带有强烈商业色彩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社会氛围愈来愈宽松，人们的自主性写作更为突出，表现个人情感与个人思想的文章开始滥觞。可以说，大众文化年代，正是散文有所作为的年代，也是能够产生“散文热”的年代。因为，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急遽变革，人们的生存状态日趋复杂。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也必然带来人们对美好情趣与思想的渴求。这样，散文这种善于直接表现人们真实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完全没有小说、诗歌、戏剧中故事、隐语、象征等外套，可以直接切入生活，近距离地观察与透视，从容表现情感与思想。
在这种状态下，散文的创作会出现两方面的倾向：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更从容不迫地走进散文天地。众多散文作者从自我出发，取日常生活，身边琐事，真切抒写普通人的生存景观、生活情趣，在凡人小事中寻求一份温馨与慰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行为的作用，我国绝大多数报纸以更为切近平民化的方式进行策划与包装，对鼓励平民写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是“粗通文墨”而有一番感悟与写作热情的人，都可以加入到散文创作的行列中。广大原本属于读者阶层的普通职业者的参与，使散文创作的生活化气息更浓。90年代中期曾一度拥有相当市场的所谓“小女人散文”、“生活散文”，就是明显的例证。
另一方面，探究心灵，表现人文思想与人文理想的散文创作日趋活跃。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体制，就其性质而言，对精神文化的建设有负面影响。在90年代，市场经济引发的人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上出现形形色色的现象，如社会大众的原有价值判断尺度游移，拜金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淡薄，公共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冷淡，注重眼前小利，抛弃远大理想，等等。表现在文学上，新时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文学潮流的小说，在主题上有意“躲避崇高”，拒绝价值判断，竭力消解意义，玩世不恭、调侃人生等反人文精神的倾向抬头。就是文艺批评的主调，也是从提倡所谓零度感情的“新写实”小说到肯定90年代专写个人瞬间感受、体验、乃至隐私的所谓“新状态文学”论，自觉消解作家的崇高感、人文使命和社会责任。何为人文精神？有人这样表述，“它主要指一种追求人生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平等、社会和谐进步、人与自然的同一等。”[2](P207)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代表着该民族、该时代文化的最高水平与主导倾向。90年代初，在我国整个文化领域曾展开过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正是在人文精神失落的背景下展开的。尽管它本身未得出什么有效的结论，但给作为大文化范畴的散文滋育了很丰富的营养。在这种现世精神的空白与失位状态下，人们还渴求表现日常生活与亲情之外的另一种散文，寻找高层次的慰藉，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完善人的道德思想。这就给寄寓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散文的出场提供了机会与舞台。特殊时期、特殊机遇的散文创作才有可能摆脱一向“还停留在唐文宋韵的小桥流水止步不前”[3]的尴尬境地，真正走到历史的前台，承担起探求灵魂与精神家园、建构散文精神的崇高使命。可以这样说，负载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散文，会让读者从中获得生命的感悟，学养的滋润，灵魂的慰藉，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愉悦，从而得到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对于散文创作来说，它因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4]，它过于敏感，因此往往易受形势所累，环境所囿。80年代，负载人文精神与人文与理想的散文凤毛麟角，而到90年代，在人们普遍渴求真诚与思想的年代，有人文理想、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会纷纷选择散文这种形式，披甲上阵。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体日趋复杂，很难让人能分清楚谁是纯粹的职业散文家了。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学者的串岗，一大批普通职业者的参与，散文创作职业化格局的打破，使散文园地真正热闹起来。这样，散文才有可能走出封闭，突破传统，来到真正的文学前台。正如贾平凹先生所言：“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5]
表现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散文，自觉承担起对历史反思，对人生审度，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与自然的思考，从而建构时代精神。它们或思辩，或感悟，或议论，是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批判精神为依托。对思想性的追求，使散文突破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创制方式，在表现上更为自由，呈现出大气魄、大制作和大景观。如李存葆、余秋雨、史铁生、梁衡、张承志、周涛、李辉、王充闾等人的散文洋洋洒洒，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胆识、胸襟、气度和使命感的强力。
二、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呈现方式
90年代，散文创作中渗透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因素的方式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这么几类。
1.通过对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剖析，表现出散文作者对历史与人生的严肃审度
在这方面，许多散文作者把目光投注在现当代著名的历史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上，通过对这些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的剖析，审度历史，把握人生，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严肃思考。某种意义上，这类散文是社会氛围宽松的产物。它的出场，有几个新颖之处：一是题材的独特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特殊人物与事件，如周恩来、瞿秋白、蔡元培、胡风、吴晗、周扬、老舍、梁思成等人，他们丰富而奇特的人生际遇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史的有力注解，是时代的折射物。解读他们，本身就是解读历史。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空间里才能完成，90年代具备这种条件。二是作者融史料、知识和思辩为一体，通过有思想的头颅表现对人生际遇和历史文化的理解。而这种思考，正是基于当代人文环境发出的。在这方面，李辉、梁衡、卞毓方等人的探索颇具代表性。学者型的散文作家李辉走进读者视野，是以整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出场的。他在学术研究和人物传记的缝隙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关注现代文化人的性格、创作、命运。法国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对于李辉也是如此。支撑其心灵的，是人道主义的情怀，是对人文精神的深深衷恋。正如作者在散文集《风雨中的雕像》题记中言：“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谨以此书献给在那个年代受难的人们。”他的随笔散文集历史眼光、政治态度、艺术情怀与学术探究为一体，形成一种杂糅性文体，而成为90年代散文创作中的一道奇诡风景。尤其是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思。梁衡把焦点更多地投注到政治人物身上。他认为“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既然山水闲情都可以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6]90年代以来，他的许多散文立足现实，有感而发，把重点放在人物心灵的挖掘、历史沉浮的探究、文化变迁的思考上，在寻找一种也许早被金钱与权力冲淡了的价值。其散文产生一种雄阔、壮美的景象。此外，还有卞毓方的《煌煌上庠》、夏中义《谒吴晗书》、邓琮琮、张建伟《第十二座雕像》等散文呈现出一种“散文精神”，它就是关于国人乃至人类生命群体的一种精神品格的文化品格。其实，支撑这些感怀的背景，不只是人物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宽松的政治氛围中相对独立的文化精神。正视历史，既需要独立的人格，也需要现代思想，这是此类散文吸引广大读者的重要法宝。
2.借山川景物感悟人生真谛
对山川景物、历史遗迹的观览中重新认识与感受遥远的历史，是许多散文的一贯主题。然而，80年代众多散文对胜迹文化的领略，只是停留在浅表的模山范水上，未开掘出深邃的理性思考。进入90年代，在对人文精神寻思的背景下，以一批高层次的学者、专家，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散文创作的文化群体。作者们大都有渊博的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知识积淀，因此，对山川景物、历史遗迹等方面的具象描述中，作出历史的感悟与阐发，在丰富的历史文化常识中，表现出机智的理想思维与当代审美批判意识的融合，从而使读者感悟到深刻的文化意蕴，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以学者身份出现在当代散文阵营中的余秋雨，他遍游四方，面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进行执著的求索，为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的人格而写作。因此，他的散文创作，托出一位博学、敏思而又多情的学者在中国文化山林中苦苦探寻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他说：“我的基本路子是，让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立着，然后自己贴附上去，于是，我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们身上的文化蕴涵。我觉得中国漫长的历史使它的山水都成了修炼久远的精灵。在他们的怀抱中，文化反思变成了一种感性体验。”[7](P274)阅读余秋雨《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等散文集，我们分明会感受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民族精神重建的虔诚与焦灼。马丽华的西藏游历散文，不是简单的记游散文。作者把自己定位于历史与文明的演变中，以当代人的视角反省现代文明和人类生存的困境。其作品中既有对西藏神奇自然景观的描绘，有对藏传佛教的追根溯源，有对藏民风俗的细致考察，有对乡村文化深处、藏人精神世界的探秘，有对传统渐变产生的复杂与矛盾的心态，更有力图通过历史、宗教、民俗等对人类的生存作出道德与哲学的思考。我国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的散文，多以残存的漶漫不清的断壁残垣为出发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它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感悟写下“湮没的辉煌”系列散文，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使行将湮灭的碎片重现辉煌，同时有助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建。还有王充闾、素素等人的散文也表现出此类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具有人文精神的思考，是对当下文化的空白点深刻理解而显现的。借山川景物、历史遗迹，来审视历史，感悟人生，再铸民族精神，正是这类散文走红、走俏的重要原因。
3.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与关怀
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波涛汹涌、滚滚商潮物化着人们的思维的时候，对理想世界、精神家园进行执著的追求，对人类终极关怀进行悲壮的努力，这也是时代赋予有良知、有思想的散文作家的神圣使命。在这方面，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诗歌立身后转入散文创作的军旅作家周涛，他的散文创作一方面在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游牧，另一方面则进行人生意义形而上的探索，使作品赋予了思想的深度。他始终认为“散文首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描摹生活的画笔”[8](P191)，他曾写过《时间漫笔》一类的思想随笔，也写出《谁在轻视肉体？》这样的妙品。作者的其它散文篇什，如《天似穹庐》“人活着究竟是怎么回事？”、《蠕动的屋脊》“肯定是一个比构成现实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更有力的东西，凌驾在空中，它驾驭着我们。”作者的这些情绪来源于对高科技化或者工业化的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忧患。而这种危机感与忧患心理，正充分表现了作家的良知。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先生很少涉足户外的阳光，而在轮椅上表露出一种更为直接的对于精神性生命存在的沉思。他明白，“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则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因为对生活无常和苦难的深邃洞察，史铁生感到了人生最为本质的东西：“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9](P50)在其散文名篇《我与地坛》中，他把地坛的一切与人生联系起来，对自然万物、对生命的精神性存在进行沉重的思考，从而表现出自己的精神寄寓。张承志先生浑身始终充溢着人文激情，心中涌动着圣洁的热血。他甚至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以笔为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姿态，捍守着人的道德与尊严。从《绿风土》到《心灵史》，无不跳荡着激情的灵魂。张承志那独立的思想、深沉的情感独特的审美视角，使其散文成为一面旗帜，拥有自己的高度与品位。此外，还有周国平、鲁枢元、雷达、韩少功、张炜、南帆、南翔等学者与小说家的散文，同样也表现出对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
4.把握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
90年代以来，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更为突出。环境的污染，气候的改变，人口的超速增长，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环，职业病的扩大。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有许多有良知的作家，不得不认真思索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来探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发展，表现出深刻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在这方面有影响的散文作家，有李存葆、徐刚、严春友等人。军旅作家李存葆，这些年由小说家串岗到散文界，发表了《我为捕虎者说》、《大河遗梦》、《鲸殇》、《祖槐》等黄钟大吕、大气磅礴的散文。他的文章中分明有现实的呼唤与呐喊，有振聋发聩、警醒人世的作用。从表象上看，作家关注的是人类的大事，如鲸鱼的存亡直接关涉到人类的命运等。李存葆的散文站在人文精神的高度上，以“人类”的生存为第一要义，注重人类伟大精神的重铸。正因为在人文激情与理想的关照下，《鲸殇》所传达出的悲怆与愤怒，是从鲸鱼的生存状态来反照人类自身处境与未来走向的思考。学者严春友，有深厚的哲学功力。在其散文《大自然的智慧》中，他对宇宙间各事物最根本关系的一种追寻，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的发掘。大自然的伟大在于它的和谐性，任何不珍视大自然的行为，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应。作者对宇宙的探究，就是对哲学的阐释，对大自然的礼赞。还有徐刚在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环保散文的写作，从长江写到黄河，从大兴安岭写到海南岛，字里行间倾注着一腔忧患。
5.当代的反思意识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精英文化对散文创作的进一步渗透，表现在对世俗、功利文化反思意识的加强。从事这类随笔散文创作的作家，一是年纪较小，大多数是60年代前后出生，9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他们未经过风云变幻的五六十年代，对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也知之甚少，被评论界称为“后知青一代”。这类散文作家身上的包袱自然很少，思想更为新锐。二是这批异军突起的新锐作家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较易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人文观念，和20世纪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自觉寻求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在他们的观念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家和诗人是‘幕后’作家，而散文家则是‘台前’作家。直接袒露或表现自我和具有使命感。富于理想精神的作家，都会选择散文。”[10](P4)“我的散文观从属于我的文学观，我的文学观从属于我的人生观……那就是反思、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我将此种反思和审视称为咀嚼耻辱。无论写小说写论文还是写散文写随笔，都是我咀嚼耻辱的方式。”[11](P26)由于新锐散文作家所处的文化氛围的宽松与审美环境的改变，使他们能大胆放言，对民族命运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有更深层的认识与思考。因此，其散文呈现出精神的异彩。在这方面突出者有摩罗、林贤治、余杰、谢泳等人。摩罗是位具有文硕士学历的新锐作家，理性赋予了他敏锐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巨人何成为巨人》、《良知的弹性》、《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为什么写作》、《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等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敏锐的穿透力。可以说，摩罗在读书界引起广泛认同的，是他那尖锐而深刻的思想。林贤治在《论散文的精神》一文中写道：“精神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品格。”他以一个独立思想者的身份，秉持着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社会、历史、人类命运的思索，探讨人的自由、尊严、崇高的存在，充溢着对人的关爱，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总之，对于这些新锐作家来说，散文已经成为负载思想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抒情方式。他们说史论理的目的，在于强调现实的批判，在于强调对人文精神与理想的追寻。
三、存在的意义
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因素的大力渗透，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人文精神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政治功利主义状态下纤弱萎靡的散文创作现象的反正。这种散文从骨子里追求一种严肃的思考，一种理性的精神，一种形而上学的深邃，而非一种简单的“理趣”。它的支撑点是“以笔为旗”，是对社会、对人生的郑重思考，对崇高、理想、阳刚乃至家园意识的呼唤。因此，在感悟、议论、思辩中，展示出探索心灵空间的深度与广度。
我们知道，中国散文有两大传统：一是以先秦论辩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为代表的一脉；一是以明清以来小品文作家为代表的一脉。散文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与时代风气分不开。前者强调“载道”、“代圣人立言”，具有明晰的理性意识和思辩精神，这点先秦诸子百家文章中能找到其纵横捭阖、倘徉恣肆的思想锋芒。而后者更注重“言志”，即表达个人的志向与情怀，个人性灵，闲适况味。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代，闲适散文日盛。闲适散文似乎已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适闲愉性、显示风雅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代散文在形成时期，由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殊历史时期，同小说一样，几乎也承担着启蒙、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功能。它因自由、灵活的体制和善于负载情感与思想的特点，成为宣传思想的工具，这点可以在周作人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和郁达夫编辑的《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得到验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评论家与作家们对散文概念的界定是相当宽泛的，有许多议论性的文章也算做散文。如鲁迅的《灯下漫笔》、《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杂话》、《萨满教的礼教思想》，林语堂的《谈理想教育》、《新的文评序言》，刘半农的《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奉答王敬轩先生》，刘大白的《桐城派鬼话文合八股文的关系》、《检书换易法的鬼话文作法秘诀》，郁达夫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顾颉刚的《古史辩自序》，陈西滢的《中国的文明》、《文化的交流》、《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等等，它们因为有深刻的思想性，赢得“五四”时期众多读者的青睐。“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2](P166)的说法，充分肯定了“五四”时期散文的成就。而后来，到了本世纪30年代，散文的思想性减弱了，没有了“象匕首、象投枪”的功能。到了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散文中，“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结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13](P166)那种个人的笔调，纤弱的性灵，使得散文又快成士大夫的清玩。我以为，散文写作风格的转向问题，实质上是作家文化内涵中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问题。偏爱超脱、清幽、沉静的另一面，是对现实的逃遁。而这种哲学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穷则独善其身”心理的作崇，而另一方面是时代风气的必然现实。到建国以后，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散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颂扬的功能，而丧失了思索与表现个人情感的权利，更多地在“形散神不散”的理论束缚下游戏。就是新时期，虽说一度时期出现了表现民族情感的“追悼”散文，还有巴金先生黄钟大吕般的《随想录》。但散文创作又很快形成对“情趣”的认同，许多散文作者热衷于花鸟鱼虫、风花雪月、闲情逸致，纤细之笔泛滥，导致庸俗的摹仿、乏味的附庸、无病的呻吟。
周作人先生曾言：“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标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14](P6)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谢冕先生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这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最后一个时段的重要景观。要是用一种不准确的比喻，说这是一个‘皇纲解纽’的年代，却也未必含有贬义。尽管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但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15](P15)我们可以这样认为，90年代负载人文精神的散文的出现与繁荣，它本身证明着这么几方面现象：一是由市场经济的运行，带之而来的是宽松、宽容与宽厚的社会环境；二是在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失落与空缺的同时，在可以直接寄寓人们情感的散文创作中有了对人文精神的不懈追寻。因此，不管是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开掘，对山川景物的感悟，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把握，还是进行直接了当的人文批判，它们分别从各个不同角度执著地呼唤人文理想，展示人的精神世界。
思想着的散文不是板着面孔，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步入读者视野。而是象柯灵先生所说的那样：“寸褚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情的浓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16](P66)真正具有人文精神魅力的散文，是融学养、智慧、才能、文采为一体的集合体。因此，它既可是洋洋数万言，也可是精雕细刻的短章。
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散文创作中负载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思想性散文，所以引起读书界乃至普遍百姓的强烈兴趣，是因为它是社会文化的补钙剂。而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此类散文将会愈来愈繁荣，因为它是社会的良知。
收稿日期：200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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