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文化研究的进展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年中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7－0231－08
2012年度，中国文化研究界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大众文化价值观、积极受众论、文化与权力、视觉与传媒、文学与图像之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它们或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或以新视角对文化研究做出了新探索，或对文化研究的具体领域进行了总结反思，取得了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推进。文化研究作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自然难以做出类别上的划分，故文中列出的视觉文化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等条项，仅为论述之便，此处特别加以说明。
一、视觉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已成为当代普遍的文化景观，视觉文化转向正在改变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20世纪80年代，视觉文化始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和学术流派。波德里亚、杰姆逊、费瑟斯通等人对此有过深入论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视觉文化问题的兴趣日渐浓厚，视觉文化研究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视觉文化作为重要的学术话题亦逐渐成为文艺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12年，视觉文化研究在“社会的视觉建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图像的谱系”等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理论探索。
(一)社会的视觉建构
美国学者米切尔(W.J.T.Mitchell)认为，视觉文化研究主要关心的是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视觉文化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即体现在对社会的视觉建构之上，这是晚近视觉文化研究的焦点问题。周宪在《当代视觉文化与公民的视觉建构》[1]和《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2]两文中，从研究路径、基本范式等层面，对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在研究路径上，周宪提出了一个以表征概念为中心的“十字－环形”网状结构，展示了视觉文化的复杂性和结构性关系。他认为，借助这一“十字－环形”网状结构，能够揭示出视觉文化的表意实践是如何生产出来并传递出其意义和价值的。在基本范式方面，周宪指出，既往的视觉文化研究存在着“理论先行”和“以问题为导向”两种范式，但就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系而言，应提倡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范式，即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出发点，运用跨学科方法整合性地探究中国当代视觉文化问题。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建构方面，周宪以大众文化、先锋文化、草根传媒文化、城市空间等代表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基本面的四个相关项为问题域，着重考察了社会转型期中的视觉性建构。他指出，这四个领域体现出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视觉性的几个彼此相关的层面：大众文化揭示了当代中国视觉性的娱乐消遣层面，先锋艺术彰显出视觉性中激进和颠覆的一面，草根传媒文化呈现出公众参与的草根视觉性，城市空间的生产则反映了充满张力的城市景观。这些复杂的视觉性层面彼此交错纠结，构成当下视觉文化的中国情境和中国问题。
(二)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探讨
新世纪以来，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关注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即面对“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现实境遇，探讨文学在“图像时代”的生存策略和前途命运。金惠敏的《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3]等论文，探讨了图像及图像扩张对于文学的审美重构，将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推向文艺学的学术前沿。近年来，赵宪章在“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方面深入耕耘，在基本理论层面探讨文学与图像的学理逻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自2011年发表《语图互仿的顺势和逆势》[4]以来，他又相继推出《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5]和《语图传播的可名与可悦》[6]等力作，对图像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更深入探讨。他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视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核心议题。他说，若将19世纪文学理论的核心话题视为“文学与社会”、20世纪视为“文学与语言”，那么，在“文学读者”变身为“文学看客”的21世纪，“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理当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母题。他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提出了“文学图像论”命题，并对此命题的命名依据、范畴、方法等作了详尽考察。在《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中，作者借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史证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造就了语言的实指本性，“相似性”原则决定了图像的隐喻本质和虚指特性。语言和图像的不同意指功能，导致了文学崇实、绘画尚虚的艺术风格及不同的评价标准。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并行而不悖，语言实指和语象虚指的交互变体成就了文学。在《语图传播的可名与可悦》中，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和图像作为传播符号，在“命名”和“愉悦”方面的不同及复杂关系。他将语言称为“可名”符号，将图像称作“可悦”符号。语言有不可名状之对象，而视觉图像既可模拟有形之物，亦可充任无形之“道”之替身，能够在语言止步处为世界重新命名。图像对于语言的“双重虚化”，直接后果是使图像的观者在“忘情山水”的同时，也忘却了图像所遗漏和替代的语言世界。由此推演，语言图像化之后果，就是图像以其不可抵御的诱惑对世界的全面占有，随之而来的是语言符号被迫退居其次。赵宪章倡导的“文学图像论”，并不是要去建构新的理论体系，而是试图在文学和艺术间发现新问题，探究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和图像艺术的交互变体中所发生的审美新变、复杂纠结及对美学问题的申彰与遮蔽。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总结与反思
“审美泛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家把握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命题，在中国文论界，其相关讨论主要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展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后现代大众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代表了一种新视觉文化的崛起。1988年，费瑟斯通在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做了题为“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题。21世纪初，陶东风、周宪等较早将该命题引入国内。近年来，学界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论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争论，主要关注点集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词义的辨析、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度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文艺学学科边界的冲击等方面。
2012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反思、总结成为该论题的最新研究动向。金惠敏在《审美化研究的图像学路线》[7]中指出，尽管“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主要阐发者韦尔施、波德里亚、费瑟斯通等已经注意到图像的增殖、扩张甚或图像本身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存在本质关联，但其背后的推动力问题，或如韦尔施那般压根儿未注意到，或如波德里亚、费瑟斯通那般浅尝辄止，或如阿多诺和杰姆逊那样缺乏明晰性和系统性。若欲超越当前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裹足不前的“描述”层面而深入到理论的“解释”层次，就必须对这一背后推动力问题做出正确而深刻的解答。金惠敏在对韦尔施、波德里亚、费瑟斯通、海德格尔、杰姆逊等理论家关于这一话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图像增殖”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其论文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追问图像增殖背后的推动力量——技术。技术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以商品为中心的社会里，技术的服务目标就是商品生产。商品本身的需要推动着技术，推动着图像化和审美化。这一“图像学路线”将我们引向商品与形象－美学的内在关联：商品不仅是实体性的，而且也具有并不必然归属于其实体的、飘离的形象，由此，作者重申了在《图像－审美化与美学资本主义》[8]中提出的“美学资本主义”论题，即资本主义内在含有美学的维度，但此美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它不需要指称，不需要任何显示的内容。资本主义的哲学从来就是以最小的物质代价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其中的捷径便是文化、美学或者符号。
王德胜、李雷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9]中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相关联：二者皆是当代美学在理论上应对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界限的抹平而做出的研究重心转移，以延展美学的现实观照品格和人文关怀意味，并最终指向美学对人的感性解放与现实生活意义的重构。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新世纪版本或新话语形态，具有理论上的内在延续性。由此，他们将与当代美学话语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感性”两个概念看成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键词。他们认为，从“日常生活”角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搭建了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对话的桥梁，使美学得以超越艺术的阈限而对世俗的日常生活投以关注的目光，从而为美学摆脱僵化的逻辑思辨和概念阐释、重获现实言说能力提供了可能；从“感性”角度看，以理性为主导的传统美学体系忽视感性对人之生命存在的重要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积极意义在于还原感性的价值本体地位，将感性重新纳入审美考察的视野，从而为美学跳出经典美学体系的知识论范畴，重新回到日常生活情境提供了可能。
(四)图像的谱系
视觉文化研究中最为基本的概念——“图像”一词，学界迄今没有对之做认真梳理，名称使用上的任意和混乱(如中文语境中有形象、图像、影像、表象、类像、视像等，英文中有image、icon、picture、vision、appearance、spectacle、illusion、simulacra等)，影响到对视觉文化作更深入的探究。有鉴于此，肖伟胜的《图像的谱系与视觉文化研究》[10]即从对“图像”的正名开始。他结合中国传统的成像机制与思路，把“象”(或“像”)分成物象、属象、意象和道象四个层次。物象指可直接感知的有形实物形象，如画像、肖像、塑像等；属象是从各种物态之象中抽取实物某一方面属性的体现，如外形酷似、翻版等；意象体现的是各种属性之象的内在联系，如心理学上的表象、幻觉等；道象反映的是各种本质属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如头脑中的形象、概念等。四“象”之间由实到虚、由具象到观念，逐渐深化提升。米切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将此四“象”视作一个“家族相似”的“图像”谱系。肖伟胜注意到，米切尔的图像谱系未考虑到针对日益兴盛的影像而衍生出的新兴学科，而此影像却构成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家族”中最活跃的一员，因此，米切尔的图像家谱上必须增加影像分支。视觉文化研究即以此多层次的“图像”谱系为对象，由此亦可称为“图像学”(science of the image)研究。但此“图像学”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Iconology)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不仅包括潘诺夫斯基意义上的视觉审美图像，也包括由大众传播媒介生产并遍布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像之流；在研究方法上，前者远远超出潘诺夫斯基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更多地借用了当代文化理论中如福柯的权力、拉康的凝视、阿尔都塞的询唤、本雅明的韵味、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
二、媒介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中国起步之初，学界并未把文化研究与媒介文化特别地联系起来。近年来，随着电子媒介达致某种独霸态势，传统印刷文化模式受到严重削弱和排挤，文化研究始将研究目光转向媒介文化。凯尔纳甚至认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因此应该用“媒介文化”的名称去取代“大众文化”。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较早关注文学在新媒介下的生存状况，其《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11]一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当时中国理论界引起激烈的连锁反应，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能否继续存在随之成为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金惠敏《媒介的后果》[12]一书即是对米勒主题的进一步拓展，他着意于从人文、美学的角度探讨电子媒介对于文学形态和本质的影响，将媒介研究与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开辟出中国媒介研究的一种崭新理路和全新境界。2012年，媒介文化研究的进展突出表现在美学的媒介生态学正式启动和对“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积极受众论之核心问题的哲学论证等两个方面。
(一)美学的媒介生态学启动
以麦克卢汉为中心的北美媒介生态学，强调媒介批评的媒介视角，关注媒介变化对社会和文化心理的影响。然而，受媒介研究的社会科学性质所限，媒介生态学无法体会文学教授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美学内涵，媒介研究中的人文和美学维度明显缺失。为此，斯特拉特在《媒介生态学与麦克卢汉的馈赠》[13]中将“我们应如何理解自然及我们的创新、技术和手段的影响？媒介和传播模式在塑造文化和意识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技术时代，我们应如何保持人性？”等视为媒介生态学的最根本问题。刊登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上的“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研究”系列论文，即是对此类根本问题的回应。张进从媒介感知环境、媒介符号环境和媒介社会环境及三者之间关系入手，探讨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思想，为媒介生态学奠定了一个充满诗性智慧和理性洞见的论说基础。金惠敏在《“媒介即信息”与庄子的技术观》中对“媒介即信息”作了全新阐释。他指出，“媒介即信息”意味着一种为电子媒介所标志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意指：媒介的本质即其后果，此后果范式借助于人的感觉而发生。如果说文学以感觉为务，那么麦克卢汉突出媒介的感性效应，在媒介研究中奉感性为圭臬，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研究范式引入媒介研究，把美学带给传播研究。李西建、张春娟在《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中从波兹曼的代表性著作《娱乐至死》入手，分析了当代“娱乐泛化”所产生的问题及危害，强调“应该特别重视媒介生态学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建构，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技术审美文化网络，把人的生存美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技术文明发展的核心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媒介生态学”进行了美学层面的演练，他们着力于探索媒介与美学研究结合的途径，揭示出媒介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诉求。特别是在那段置于专题之前、具有学科宣言性质的“主持人语”中，金惠敏一语道破玄机：“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在媒介研究中开辟出一种美学研究的路向，同时在美学研究中开辟出一条媒介研究的路向”，因为“媒介的发展需要接受美学的考量，而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包括技术创新之重要标杆的美学，其走向社会更是现实和时代的要求”。媒介时代的新批判理论，或者说，“美学的媒介生态学”由此而正式启动。倡导媒介与美学研究的结合，其意义不仅仅是学科上的一种突破，更重要的在于它将唤醒媒介研究与美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对积极受众论核心论题的哲学解答
依照美国学者凯尔纳的说法，媒介文化是以电视为核心、以视觉符号为主导的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形式。积极受众论作为伯明翰学派对于电视媒介研究的一大贡献，如今已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库存和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定理。但在此理论的主要阐发者戴维·莫利那里，对于“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积极受众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缺乏哲学上的论证。中国学者金惠敏对此问题进行了极富说服力的哲学解释，弥补了莫利的研究缺憾。金著《积极受众论》[14]以英文语种在西方世界出版，成为英语世界关于积极受众研究主题的首部学术专著。该书从斯图亚特·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分析中，尤其是从莫利的人种志研究和有关理论阐说的细读中，批判了其间所存在的在话语层面寻找积极受众的不彻底路子，进而推演出一个社会本体论的“受众”概念。它假定，受众是因其作为社会本体的存在而具备为“抵抗”所凸显的积极反应的能力的；也即是说，受众的“物质性存在”才是受众之所以积极或抵抗的最终解释。用雷纳·温特的话说，此书“开辟和展现了新的研究指向和理论视角……提出了关于积极受众的新唯物主义概念，使得受众的经验和实践、受众的本真存在得到了恰当的理解”。
三、大众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文化现实，它不仅在塑造普通大众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在塑造和巩固主流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12年，大众文化价值观和明星与粉丝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已经逐渐取代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成为国民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塑造者，而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意义即在于此。陶东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15]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一篇力作。他认为，落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大众文化的积极配合和支持。由此，寻找核心价值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契合点和转化机制，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契合点问题上，文章通过引入葛兰西的“常识哲学”概念，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应作为常识哲学融入大众文化”的命题；在转化机制上，陶东风通过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具有强烈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倾向的大众文化批评的批评，提出了“大众文化批评的定位和尺度”问题。他强调，真正的大众文化批评是扎根于世俗社会的，其批判标准和价值立场不应来自宗教天国或先锋实验艺术，而应依据世俗社会本身。大众文化产品不应是勘探人性深度和道德复杂性的试验场，也不应是先锋艺术手法的实验室，而应该和大众常识相吻合、与大众日常生活中稳定的价值需求相一致。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发表的关于“如何推进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系列讨论文章，对大众文化价值观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陶东风通过对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兴起的两种大众文化形态，表达了对90年代大众文化中公共维度缺失的担忧：在亟待争取、扩大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合乎时尚的身体。他指出，近年中国社会出现的连续不断的维权行为、网络空间极度发达的言论等，显示出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回归的迹象，应当给予特别重视。在肖鹰看来，当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相互敌对且呈恶性循环之势。要实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共存的良性生态，精英文化就需要经历一次重建文化理想的自我新生运动，以重建它在文化生态中的批评力量。胡智锋指出，要推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性、历时性、动态性视野揭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变迁及其意义，以本土性视野考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经典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这三个维度。张柠认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两种既有范式——个案阐释和对大众文化产品“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整体研究——均不属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需一方面放弃学院知识体系中僵硬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方法，用中立的价值立场去观察和分析大众文化的机制观念；同时，要从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出发，借助多学科的资源和方法支持，用新的概念和词汇重建知识谱系学，重新寻找、发现和建立新的分类学标准。邵燕君提出了一个“网络时代，精英何为”的问题。在她看来，重建一套有效的精英批评标准和话语体系，是网络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从业者提出的新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放下身段，进入网络，学会土著的语言，方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周志强通过对奢侈品的考察，对当前中国大众财富价值观作了另类观察。他认为，中国社会迅速出现的贫富分化，必然导致向以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换。由此，革命的崇高被奢侈品新的崇高移形换位，“革命＋性爱”的历史版本正在被置换成“奢侈＋二奶”的新的生活情节。
(二)明星与粉丝文化
随着中国娱乐工业及大众消费文化的快速发展，娱乐业和影视文化明星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掩映在此“黄金时代”之下的明星文化，凸显为当代中国的一道靓丽风景，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主要阵地之一的《文化研究》丛刊，2012年特别推出“明星研究”专题，对郭敬明、韩寒、阮玲玉、龚琳娜等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名人做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同时，探讨了电影明星与中国想象、普通明星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等问题，拓展了明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杨玲在《权力、资本和集群》[16]中对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及其开创的几乎垄断青春文学市场的最世作家群作了分析，揭示了作家身份的内在矛盾以及作家身份所暗含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非制度性权力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杨玲以郭敬明为研究对象类似，黄微子的《协商》[17]则以文化明星韩寒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文章认为，韩寒通过在叛逆少年、80后作家、歌手、赛车手、公民、知识分子等不同身份之间的切换，展现出这位另类明星对各种相关生产力量的议价与协商能力。荷兰学者雨龙在《我与明星龚琳娜的忐与忑》[18]中认为，龚琳娜凭借《忐忑》一举成名，深层原因在于这首歌曲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张力发生转变的新局面下吐露另一种不安、探索各自全新位置的机会。张淳的《明星的表演与被表演》[19]则以电影作为开展明星研究的重要文本，以影片《阮玲玉》(关锦鹏导演，1991)为个案，通过影片中的阮玲玉(张曼玉饰演)与作为默片明星的阮玲玉之间的跨时空“对话”，探究电影还原对具体明星人物特性的彰显与遮蔽：明星总是他/她本人、他/她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大众媒体报道等多种话语的叠加与融合。
粉丝现象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与娱乐泛化时代的明星现象相伴而生。近年来，随着粉丝极端事件的频发及其超常规性质，粉丝群体的文化身份、消费行为逐渐引起文化研究界的关注。粉丝文化应该如何定位？大众媒介在粉丝现象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主流文化在疏导粉丝亚文化过程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陈霖、杨培在《大众传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20]一文中提供的解答具有参考意义。他们认为，尽管学界对粉丝现象已多有讨论，但对主流文化在再现亚文化群体中表现出的文化霸权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冲突注意不够。为此，他们以央视对“杨丽娟事件”报道为个案，解析了主流文化对亚文化进行主导价值观刻写的潜在逻辑。陈霖等指出，“杨丽娟事件”发生后，尽管央视在新闻、法治、综艺、经济等不同频道以不同节目形式对此事件作了不同层面的报道，但节目中体现出的媒介逻辑和话语特征却大体相似，也就是说，这些节目一起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粉丝亚文化的书写。他们认为，这种以主流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去建构青年亚文化的报道角度和阐释框架，忽略了具体个案所包含的社会结构性冲突和矛盾，不利于社会公众对粉丝群体的认知，也无助于主流文化对粉丝亚文化的疏导和转换。
四、当代文化研究(以“热风”书系为中心)
这里对“当代文化研究”作狭义理解，指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围绕“热风”书系所集聚的学者群对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和当前中外文化研究状况所作的观察与分析。近年来，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热风”书系为名，推出了《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2008)、《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2008)、《方法与个案》(2009)、《“城”长的烦恼》(2010)、《神圣书写帝国》(2010)、《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文化研究对话录》(2011)、《制造“国民”：冷战体制中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2011)等一大批有分量的文化研究著作，拓展了中国文化研究关注的广度和深度。2012年，“热风”书系再出新作。《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从首尔到墨尔本》、《形式的独奏》和《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等四部著作再次展示出文化研究的恢宏视野和对具体个案细致入微的把握与解读。同时，由王晓明、蔡翔主编的《热风学术》[21]，取法鲁迅“热风”的立场和态度，以“学术”的方式关注当代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集中探讨了在后殖民主义、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性别、阶级以及城市贫困等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对《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从首尔到墨尔本》两书作简要介绍：
(一)对中文世界文化研究不同维度的展示
两岸三地在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有着较大差异，故在文化研究所面对的经验、恪守的立场、关注的对象、使用的方法等方面亦存在很大不同。展示不同地域文化研究的不同策略和面向，有助于学者之间相互了解、促进和互补。《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22]一书收录两岸三地12位学者的11篇论文和10篇报告，以及25位年轻学人的10篇现场评论，展示出了中文世界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王晓明在《“改革主义”与文化研究》中认为，大学对学科化、专业化的片面追求会导致通过富有批判性的学术思考和教学以直面现实、改善社会的空间大幅缩小。文化研究恰好为开辟这一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因为文化研究不是学院里自娱自乐的活动，更不是一种学术时髦；它总是关注现实，并随着社会现实和具体研究的变化和推进而不断变化。陈光兴(台湾“清华大学”)在《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去走》中讲述了台湾地区从文化批判转向文化研究的原因。他说，仅仅认识现状是不够的，解释现状才能瞄准焦点。对于在何种层次上进行解释，陈光兴提出“必须进入在地的历史”。所谓“文化研究”，就是处理在地的问题。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在《在反智社会里怎么做文化研究？》中提出了“在大众普遍忙于通讯、网页浏览、资讯下载而不再重视知识的社会脉络(他称之为‘反智文化’)中，应该怎样做文化研究”的问题。许宝强认为，仅仅是书斋内的严谨研究以及借书籍出版来生产知识的方式，不能保证知识的效度。知识生产方式有效与否，需要在具体的社会脉络中去讨论。由此，他认为，除了建立批判论述之外，还要把经济而便于操作的实务过程和物质性条件摆在重要位置。
(二)对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状况的集中呈现
不同于风靡“大西洋两岸”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状况，“太平洋西岸”国家(如中、韩、日、新、澳等)的文化研究已然成为全球文化研究另一虽居边缘却亦重要的系统。《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23]一书，集中展示的即是此边缘系统文化研究之“前世今生”和未来。书中既有澳洲学者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热”的追问，亦有韩国学者对“韩国文化研究历史叙述学”的探寻，既有对当前文化研究之“问题”、“坐标”和“雾障”的揭示，更有如《全球化与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未来》、《历史文化研究能否激进化？》、《我们跑到哪里去？》等对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之未来的忧虑与规划。这些论文从理论研究、文本分析、学科建制等不同角度，展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在太平洋西岸国家和地区发生、成长、演变的过程以及对于文化研究未来的期许和瞻望。此书作为中国首部介绍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状况的专题论文集，成为太平洋西岸国家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和巡礼。
五、文学界对文化研究冲击的回应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与研究方法，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藩篱，极大地拓展了原有文学研究的视野、方向和领域，使得学科交融成为新世纪文学各学科的典型景观。由此，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学科的冲击，以及文学各学科对文化研究冲击予以回应的话题，一直以来争论不断。2012年，这种思考在古代文学学科和比较文学学科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一)古代文学学科的回应
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尽管注重文献考据、文集整理与作品分析的传统方法仍在持续，但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古代文学学科正在逐步接受、采纳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方法、思路和视角，并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许多改变。梅新林在《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24]一文中对古代文学学科受文化研究影响所表现出的学科交融作了总结。他将这种表现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传统性研究的革新，突出表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和使用方面；二是交叉性研究的兴盛，表现为在时间、空间维度上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如城市文学研究、文学地理学研究等)；三是受女权主义、人类学、民族学的持续激发，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文学、民间文学、民族文学被激活，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四是新方法研究的深化，突出表现为古代文学对文化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传播学、生态学、叙事学等方法论的使用。当然，文化研究在拓展古代文学研究视野、方法的同时，也为古代文学带来了困扰，特别是“文学与××”的交叉性研究无限延伸，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和质疑。梅新林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坚守文学的本位立场，以文学为轴心开展“文学－文化”的交叉性研究，否则就会引发轴心错位与边界混乱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学本位性的丧失而走向文学研究的泛化与异化。
(二)比较文学学科的应对
比较文学学者对此现象非常关心，即当下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已逐渐远离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在对文学研究进行冲击的同时，表现得愈显强势，且越来越指向通俗文化。应对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的挑战、思考比较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由此成为近年也是2012年比较文学界的热点话题。2012年，这种思考尤以王宁的《面对文化研究的挑战：比较文学的未来》[25]为代表。王宁认为，经过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冲击，比较文学的领地被大大拓宽，文学研究中注入了诸多文化分析的成分。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关注形式意义上的文本，还要关注社会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语境。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完美结合的批评和著述实践，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交融提供了范例。对于如何研究比较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未来问题，他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从考察文学现象入手，经过跨学科的理论分析之后要重新返回文学。在他看来，随着全球文化和世界英语的重新布局，强调世界文学建构和重建具有特殊意义。也就是说，世界文学的重新提出，既有助于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困境，也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用他的话说，世界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兴盛标志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
六、小结与瞻望
2012年，国内文化研究可谓风云迭起、热点频出。文化研究作为对中国当代现实的总结与回应，呈现出“关注领域集聚化”和“研究论题深入化”的特征。所谓“关注领域集聚化”，是指分别侧重于不同文化面向和社会现实的视觉文化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当下国内文化研究的聚焦点和侧重点。所谓“研究论题深入化”，是指国内文化研究界在拓展文化研究新畛域的同时，对研究论题的内在机制、背后动因、复杂关系、操作方式等方面做了深入开拓与反思。耕耘于文化研究界的学者们或将研究重点侧重于某一领域，或同时关注两个或多个领域，他们针对不同的文化现实，既在广度上大力拓展，更在深度上深入挖掘，为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视觉文化研究而言，第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催生了当代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并改变着社会文化心理、文化行为以及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由此，对于如何实现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问题的探讨将是未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第二，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明显的审美泛化事实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论题在现实层面日渐明朗，学界在揭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内在动因和现实根源等方面亦作了深入开拓，对这一论题进行理论总结和学术反思，探讨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话语——“日常生活美学”的可行性和生命力问题成为未来需要重点开拓的领地。第三，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论题涉及面很广，在语言学、符号学和图像学层面上讨论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也才刚刚开始，由此，深入探究文学在与图像的交互变体中的审美新变和复杂纠结问题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媒介文化研究而言，随着各类新媒介和新新媒介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当代的文化现实和生活景观，媒介文化研究与批评正在成长为文化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揭示媒介形式和形态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文化和现实后果，关注媒介的人文向度和价值关怀成为下一步媒介文化研究关注和探讨的重中之重。就大众文化研究而言，大众文化已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文化现实，探讨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仍将是未来几年文化研究界需要深入耕耘的重要领域。对于大众文化研究，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应将大众文化研究置于当前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去探索，实现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和“在地化”。第二，在评判标准和研究立场上，要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坚持依据社会现实本身而非宗教的或艺术的评判标准和价值立场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