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中美家族企业演变的比较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启示论文,家族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近20年大量出现的私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制，其发展都遇到一个门槛：日益激烈的竞争需要突破家族制，但要让渡并与他人分享所有权和经营权又面临很大的风险。笔者的调研发现：相当多的私营家族企业的财务资本较充裕（有的根本不存在负债经营），机器设备也很先进，但经营发展却遇到极大的困难，其重要原因是老板难以聘用到既有能力又对企业忠诚的管理人才。一方面，社会上各种专业和管理人才过剩，但私营家族企业老板们对他们心存疑虑，即使聘用他们，也多少带有一定的防范心理；另一方面，有的私营家族企业大胆聘用外人，使企业管理效率大大提高，但这种合作成功的较少，现实中，“外人”经理职业道德低下、坑害老板、卷款而逃、隐瞒或扭曲信息、中饱私囊、架空老板、另立山头、带走原企业客户和机密……等现象倒是很多。这表明私营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特别高，在家族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的演变中有太多的“增长的痛苦”，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链条拉不长，企业的规模扩展和竞争力提高受到抑制，这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状况、参与国际竞争等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分工合作，没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或血缘关系的支撑范围以外的（汪丁丁，1997）。突破企业的家族制，主要是突破家族企业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封闭性，使张三的资本与李四、王五…等人的财务和人力资本能有效融合，从而实现企业家的创新方案，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美国学者福山(1998)的一个论点引起海内外的普遍关注，他认为华人社会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企业倾向家族拥有和管理，多半不愿意为公司引进专业经理。而美国、德国、法国等属于高信任文化，企业易于突破家族制，能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因而竞争能力强。约在100年前，大学者韦伯也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度低。另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雷丁(G.Redding,1993)虽然不像福山那样断定华人对外人一概缺乏信任，但也认为华人对外人的信任是有限的，“要推动华人家族企业通过西方所谓的‘管理革命’，即把权力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员，并把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明显地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如果华人在文化基因上就是一个对外人不信任的民族，那么华人企业的发展与竞争力的前景就非常不令人乐观了。西方人是否天生地或在文化传统的积累中就比华人具有更多的“信任”这种社会资本，进而使这种社会资本对其企业的发展与运作产生有效的支撑？
二
对中美家族企业的演变作一比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著名的美国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其名著《看得见的手》中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从1840-1940年这100年的时间里，美国企业如何由家族式演变成现代经理式企业。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企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和个人经营方式的，几乎都是家族的事情。(P56)在这个时期，殖民地的商人“尽可能从家族里物色伦敦、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的代理商”。(P18)因为这个时期也是信用制度严重缺失的历史阶段。“因此之故，几个世纪以来，代理人的挑选一直是商人们最重要的决策之一。由于可靠和诚实比商业上的聪敏更重要，即使是比较专业化的商人也仍然宁可挑选他们的儿子或女婿或长期熟悉的人充当代理人或合伙人，处理远方城市的生意。”(P42)
19世纪中期以后，新能源和运输以及通讯的巨大变革，使大规模生产和流通成为可能，于是市场竞争加剧使家族企业感受到巨大压力，扩大资本的需求促使业主不得不超越家族的限制，不得不一体化他们的经营活动并作进一步分工，同时雇佣支薪经理监督并协调流通于庞大企业内的货物。专职经理层的形成使企业成为现代化科层制企业，“而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P8)这一过程肇始于铁路公司和电报电话公司，随后是石油开采与冶炼企业、流通企业、钢铁企业，但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含有金融的资本主义和家族式的资本主义要素。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尚未居于支配地位。”(P579)20世纪20年代广泛出现的现代科学管理运动，特别是制造业的专业化管理的普遍形成，才使现代经理式企业成为美国经济活动的主角。
中国19世纪以来的民间私营企业发展，大概有三个阶段：从19世纪至清末；从清末民初至1949年；从1979年至今。这三个阶段的共同特征是企业的家族制。但也有区别：在第一、二阶段，中国民间私营企业的发展在聘用管理人才方面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障碍。在所谓十大商帮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晋商和徽商。以晋商为例。在明清时期，晋商是当时国内实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帮。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5个多世纪。其活动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把脚足伸到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的经营项目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尤其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明清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张正明，199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在商号经理聘用方面，并没有像美国企业早期发展阶段那样，为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而苦恼。相反，财东物色到合适的经理人后（物色的难度和成本并不很高），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由此可见，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已达到高度分离的程度，财东对经理的信任程度之高，是西方世界国家难以相比的。
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如“状元资本家张謇”、“煤炭大王与火柴大王”刘鸿生、“面粉大王与棉纱大王”荣氏兄弟等等，其企业的发展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没有良好的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支撑是不可能的。这种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是：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伦理规则以泛家族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道义信用规则，以及以这种规则所形成的地缘、帮、会、社等社会关系网络。
当代中国的私营企业处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中，传统的道义信用规则的功能弱化，超出血缘亲情的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网络连结出现重大破损，甚至还出现较严重的“杀熟”现象，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信任制度又残缺不全。可以说，由于当代中国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严重稀缺，使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不得不呈现为家族制形态，并难以从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专业化管理转变。
三
美国企业演变过程中是如何解决委托—代理中的信任问题的呢？上述分析表明，美国是家文化观念较为淡薄的国家，其工业化初期及随后的近100年时间里，家族企业是最普遍的企业形式，这表明美国并不是一个一贯就具有高信任度的社会。钱德勒虽然详细研究了美国家族企业向现代经理式企业的发展历程，但对这一过程中如何解决信任这一关键问题却很少探讨。而这一课题却由祖克尔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祖克尔分析了1840-1920年期间（此为美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美国经济中的信任。她发现，这一时期，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人口流动、信任的缺失加剧了企业组织的不稳定。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信任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于是，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理性化科层组织的发展等，使由法制产生的信任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种社会信任制度的建设对美国家族企业演变为经理式企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相比而言，中国传统中以亲情熟识为基础的道义信用这种社会资本积累太深厚，而法制型的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严重稀缺，这使得私营企业的创办人有了替代稀缺的法制信任资本的社会文化资本。
当代中国正处在传统道义信用规则扬弃，转化为市场经济信用规则的历史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传统规则的失范与新规则的残缺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假文凭假档案假资格证等满天飞；合同违约，欠债不还，三角债越理越多；全社会缺乏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大量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人员，档案对他们已无多大意义，他们经常流动于各类私营、外资、乡镇等企业中，没有个人信用记录和档案，其中一部分人坑蒙拐骗企业主，损害其他人的权益，要么法律不追究，要么很容易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样，信用制度势必继续恶化。如果违约行为普遍，而受法律制裁比重不大或法律惩罚较轻，违约成本低，收益机会大，那么，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环境，私营企业主也难以聘用到既有能力又忠诚负责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于是，突破家族制的风险大，成本高。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抓紧信用制度建设，要在目前刚刚开始的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建设的同时，立即着手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制度建设，尤其要使从事信用制度建设的机构本身的信用绝对值得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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