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适当的速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前提论文,速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绘制的跨世纪的宏伟蓝图的关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涉及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而保持适当的速度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
一、我们追求的应是和效益相统一的实在的速度
发展是硬道理。我国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人均国民收入还处于低水平，而面对的又是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在本世纪末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布署，进而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并在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赶上与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这种速度应是和效益相统一的实实在在的速度。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在提出经济建设要力争搞快点、上台阶的同时，也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1〕。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也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2〕。
速度和效益，是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速度是效益的前提，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谈不上有好的经济效益；效益又是速度的保证，在高效益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长时期的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消耗、劳动占用与有用劳动成果的比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则表现为投入的生产要素价值量与产出品的价值量的比较，即价值增殖的程度。这就要求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即生产的增长不是表现为产品数量的单纯增加，而是表现为符合一定质量要求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从价值形态来说，则要求经济的增长不只是表现为总产值的增长，而且表现为净产值和盈利的增长。如果产品数量增加了，但质量低、废品率高，品种、花色、价格不符合社会需要，或者总产值增长了，而净产值和盈利没有增长或其增长比例低于总产值的增长比例，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就不是有效的增长。因此，只有有效益的速度，才是真正的速度，才能有效地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并给人民带来较多的实惠；而忽视质量、效益低下的经济增长，其速度则包含着不少虚假的甚至有害的成份。由于速度是就经济增长的数量而言，效益是就经济增长的质量而言，二者的变动方向或程度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可能而且往往不一致。有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不一定经济效益就高，而有时经济发展速度稍慢，不一定经济效益就低。
同样的经济增长，可以用高投入、高消耗，主要依靠扩大建设规模来取得，也可以用低投入、低消耗，主要靠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来取得；可以是在结构不变、技术停滞的基础上单纯的数量扩张，也可以是在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技术不断进步基础上经济质量的提高和发展。两者速度形成的条件、内容及后果有重大差别。前者的速度是有水份的；后者的速度才是实在的有效益的。前者是我们应追求的，后者则是不可取的。因此，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把发展速度置于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盲目追求高速度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我国建国以来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曾不时出现对高速度的盲目追求，从而招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第一，盲目追求高速度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种经济增长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的，势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同步，甚至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相当长时期里，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2%， 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少年份也高于亚洲“四小龙”，但我国经济同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拉大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1950年—1960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2%，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9%；1960年—197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3%，1960年—1973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8.5%。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随后，亚洲“四小龙”也借助于“双高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和成熟发展。而我国伴随经济增长高速度的却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低速度。1953年—1973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仅3.4%。事实说明，盲目追求高速度， 而不是把经济发展置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之上，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会真正增强，赶上发达国家的宏愿也终难成为现实。
第二，不切实际的经济高速度增长，往往伴随高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三个通货膨胀的高峰。第一次发生于1984年—1985年，通货膨胀率为8.8%，第二次发生于1988年—1989年， 通货膨胀率为18.5%，第三次发生于1993年—1994年，通货膨胀率1993年为13.2%，1994年为21.7%；而这恰恰是经济超高速增长的三个时期。不切实际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高通货膨胀的机制在于，由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和投资规模扩张支撑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必然导致两个相应的结果：一是各地区各部门争相增加要素支配数量，基建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过度扩张，引起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从而导致货币数量（包括信贷）的急剧膨胀。二是在靠货币数量扩张来支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数量扩张的物价水平效应（或物价水平的货币弹性）越来越大，而其产量效应（或产量水平的货币弹性）则愈来愈小，从而使高通货膨胀下运行的经济很不稳定，以至最终使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在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被迫趋于缓慢甚至中断。这表明，在高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国民经济不可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盲目追求高速增长招致大起大落的超常波动，经济运行难以步入良性循环。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曾有过几次大的超常波动（大起大落的超常波动不同于和经济跳台阶式发展相联系的正常波动〔3〕），第一次发生于1958年—1962年。“大跃进”的 1958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22%，但接着1960年、1961年和1962年连续三年出现国民收入负增长，分别为—1.4%、—29.7%、—6.5%，波动幅度为51.7%。第二次发生于1965年—1968年。1965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7%，而1967年为—7.2%，1968年仍为负增长，波动幅度为24.2%。 第三次发生于1970年—1976年。1970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23.3%，1976年为—2.7%，波动幅度为26%。这都是由于不顾主客观条件， 盲目追求高速度，使国家的财力、物力和社会市场无法承受和长期支撑，虽然速度一时蹦得很高，但难以为继，过不了多久终于掉了下来。这种大起大落式的超常波动，不可避免地要使整个经济伤筋动骨，并且带来总量的不平衡和重大比例失调，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的强化以及整个经济环境的恶化，结果必然招致经济发展后劲的减弱以至丧失，给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4〕。由此可见，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 不能只凭主观愿望，而要从现有可利用的生产能力、资源以及短线部门能够维持多高的增长率出发，同争取与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相衔接。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从一个较长时期看经济的发展才会较快。所以，只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适当地安排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既保持当前经济快速增长，又能为今后的长远发展积蓄后劲，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看，防止与克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倾向，仍是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问题。1992年和1993年我国出现了又一轮的经济过热，增长速度高达13%以上。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稳定经济形势，强调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宏观调控目标定为8—9%。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总量扩张的势头难以抑制，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8%，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高达10.2%。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纲要》规定，“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目标为年均经济增长8%。这个速度是合适和合理的，既考虑了资源的承受能力，也符合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能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比较有利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这个速度。必须看到，当前驱动经济超8 %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压力严重存在：“八五”的宏观调控与紧缩银根使发展快的东部沿海地区感到憋足了气，想在“九五”再展宏图；中西部地区面对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的逼人的形势，迫不及待地要加快发展，图谋经济起飞；各省（市、区）都可能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突破8%这个全国年均增长速度指标。因此， 国家要及早注意这种苗头，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将各地追求速度的积极性引导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来。依笔者之见，为了谨防“速度病”的再度发作及其危害，在考核、评价各级政府的工作业绩时，对于认真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安排经济发展的，应予以肯定与鼓励；而对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或超计划增长，则不仅不能视作成绩，而且要予以批评并追究其责任。
三、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从一味追求增长速度转到提高增长质量上来。为此，就要进行以下三个转换。
第一，从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变到主要立足于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实和提高上来。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变化的要求，生产能力放空闲置；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却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的甚至把老企业的折旧费也拿来搞新项目。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也提不高。这种作法必须加以扭转。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新建项目相比有四大优点：一是投资省，见效快。据有关资料，从1984年到1994年间，我国技改投资1元，产出2元，创利税0.4—0.6元，投资只相当于同样规模的基建的40%，而产出利润比新建项目高一倍，建设周期短一半。二是对通货膨胀的拉动作用明显地低于新建项目。新建投资中大约有40%转化为消费基金，而技改投资中只有20%转化为消费基金。同时，技改引发的净需求与新建投资相比小得多，而且能更快地增加有效供给。三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有利于调整国有资产存量，充分发挥现有资产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有利于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四是技术改造有利于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降低消耗，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充分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能够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或扩建提高生产能力的，就不允许再铺新摊子。
第二，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和物质资源的投入，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它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出一条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是现代化，经济的增长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通过内涵扩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来自技术进步的因素已达60—80%，而我国还不到30%。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对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多方面的作用：新设备新工艺的使用；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和原材料的优用与综合利用；新产品的开发；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产后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等等。我们必须把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方针落到实处，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科技一体化进程，以产业技术为重点，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和新产品的开发，“九五”期间力争使科技成果转化率由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50%以上。切实抓好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创新，着力提高自主研究开发和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工培训，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第三，从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变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质量、性能和品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占有率上来。
质量（包括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是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效益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产出有个质量问题。拿产品来说，任何产品都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因为，性能好、效率高、用途广、经久耐用、可靠性和精密度保持性强的产品，其使用价值大，能真正顶用；废次品率低、合格率高，等于用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反之，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等于在数量上打了折扣；废品还是负数，因为消耗在其上的能耗、原材料和劳动投入等白白浪费了。质量还是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出口创汇能力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影响到中国经济能否更好地同国际经济接轨。我们要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主动权，最重要的是要有过硬的产品，质量要符合并力争超过国际标准。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益也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的资源消耗的条件下，产品质量高，资源配置效益就高；反之，用相对稀缺的资源生产低劣产品，资源配置效益势必会低。质量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质量好的产品和服务，能对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便利提供保证；而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不但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带来诸多不便，增加许多开支，假冒伪劣商品甚至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质量差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据有关资料，1985年—1990年，企业中不良产品（包括废品、次品和返销品）的损失率约为总产值的10—15%，仅以10%的比率计算，每年因产品质量差而带来的损失为1000—2000多亿人民币，这期间的总损失达10000亿元之巨。 另据有关部门估算，因产品不适销对路而发生亏损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亏损总数的40—50%。由于产品档次低，出口产品除少数原材料、工艺品和个别高档品外， 一般产品平均售价只相当于工业发达国家产品的1/3。从当前情况看，质量问题仍十分突出。近几年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工业品的合格率由1981年的80%下降为1994年的70%，1995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低到65.9%，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的有效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使广大消费者和生产者深受其害，人们深恶痛绝。因此，我们要重温并切实遵循邓小平同志十多年前的指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5〕。
如何抓质量？一是要强化质量意识，更新质量观念。要把质量提到跨世纪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与对待，提高全民的质量意识，让“质量第一”、“用户第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市场”等思想在各类经济管理人员和全体劳动者的头脑中扎根，使之渗透到从投入到产出的各个环节。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仅指产品性能、品种的狭义质量观念拓展为包括档次、价格、包装、交货期以及售后服务在内的广义质量观念。二是要推进技术进步，改进设备和工艺。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工艺落后、产品开发研究力量薄弱、检测手段不足等，是影响产品上水平、上档次的重要原因，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国有企业现有装备水平达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水平的不足15%，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5%。为此，要用新技术帮助企业搞好旧设备的更新改造和老产品的更新换代。在新产品开发中，要尽可能吸纳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新的科学原理、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技术、新的功能器件等）和文化艺术成果。国家要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在资金、技术上给予政策倾斜。三是要加强质量管理。我国不少企业产品质量不稳定，合格率低，一个主要原因是质量管理松驰，没有把质量管理当作经营管理的中心环节来抓。因此，要强化质量管理，继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并逐步和国际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系列接轨。质量管理要加速法制化，主管部门要学会善于运用法制来进行质量管理工作，消费者要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还要在职工中普及质量管理知识。四是要继续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做好严打工作，坚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配合狠抓质量和严打，“质量万里行”活动要经常、持久、扎实地开展下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2〕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光明日报》。
〔3〕关于这一问题， 可参看拙文《关于“台阶论”的两个问题》（载于《湖汀论坛》1994年第6期）。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