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从调整教育结构入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施素质教育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在世界各国备受推广，在我国更成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素质教育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而提出并大力倡议推广的。素质教育是指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面向少数学生，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应付考试，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让学生被动地机械地接受知识；所谓“应试教育”则是指偏离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这里令人产生一个困惑：我国历来推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本身就包含了素质教育的全部内容，为什么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应试教育”这种大面积的方向性误差？事实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一贯大力推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类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也十分清楚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舆论都在异口同声地表达对应试教育的极大愤慨，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应试教育的膨胀和扩张，以至出现今日的严峻局面。而这种知行脱离的巨大反差，在国外特别是教育比较发达、先进的国家，恰恰没有出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这里所说的是目标追求与实际后果之间的反差，并不是说国外的素质教育都搞得很好）。笔者认为，我国“应试教育”局面的出现，其原因固然十分复杂，包括有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资水平、评估制度、社会用人制度等等因素，但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我国的教育结构上。
一、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有限的教育经费面对庞大的教育人口，只能逐步地由低至高地尽量满足社会入学需求。在这样一种国情背景下，我国教育结构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泛指大专层次以上的高等教育，下同）四个阶段中呈现出金字塔型结构，出现了三个升学坡度，即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三个坡度。这种结构意味着各个阶段的衔接只能通过淘汰制来实现，越往上，塔尖越小，坡度越陡，淘汰率越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日益加大，近几年大力普及小学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塔型结构的基础提高了，小学升初中的坡度基本消失，但是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坡度并没有减小。根据国家教委公布的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有关资料，我国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已达92.6%，但是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有49.76%，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如果只算普通高中毕业生则只有47%，如果加上职业高中毕业生则只有29%，可见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淘汰率都超过50%，塔型结构依然高耸。
这种塔型结构具有一种高层建瓴、上统率下的逻辑机制，塔尖（大学）对塔身（高中）、塔基（初中、小学）实际上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并在实践中直接诱发中小学教育出现两种偏向：
一方面，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提前强化了筛选功能。在教育结构内部，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成为一个完整的周期，受教育者人人都希望完成这个周期。但是，塔尖的存在意味着升学空间有限，越往上淘汰率越高，高淘汰率又势必导致竞争激烈，只有一部分经过多次筛选出来的学生才能登上塔尖。于是，沿着塔型结构的坡度出现梯次渐进式强化筛选，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层层筛选，层层拔尖，升学率实际上变相成为拔尖率，重点班、重点学校变相成为尖子班、尖子学校，不仅对素质教育起不了示范作用，反而变成了应试教育的主阵地。过去只有在高中升大学阶段才出现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后来被演变分解在各个阶段都出现了——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是往重点班、重点学校挤，在高中阶段是往大学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各个阶段的升学率都在逐年提高，但升学中的拥挤、竞争状况却愈演愈烈，即使在没有上升坡度的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之间，也同样为争夺进入重点学校而激烈竞争，其白热化程度并不亚于升高中、升大学，原因盖出于此。
另一方面，在中小学阶段直接诱发了偏重智育的倾向。本来，在中小学阶段德、智、体、美、劳五育中，升学筛选的指标体系已经潜伏着偏重智育的因素，表现为升学考试以智育水平测试为主（因为智育水平测试可以通过标准化书面考试加百分制来加大水平差异的区分度，而德育、体育、劳育、美育水平测试则难以标准化，水平差异的区分度比较模糊），而大学入学考试机制历来是只考智育相关学科课程，并且分数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已从百分制扩展到120分乃至150分，这就更诱发了高中阶段强化偏重智育、偏重考试、偏重分数的倾向，同时也间接激活了初中、小学阶段早已潜伏的偏重智育的因素。这里的逻辑路径是十分清晰的——既然升大学只考相关科目，其他科目学得再好也没有意义，高中阶段从高二开始分离文科理科更强化了这一逻辑机制，而初中、小学阶段也提前瞄准升大学考试的目标偏重智育发展，对学生实施应试教育。
实质上，应试教育就是一种以适应大学入学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使得整个基础教育偏离了原来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设计，变成了大学入学考试的热身赛，在高中阶段是现场热身，在初中、小学阶段是提前热身。这是一种结构性误差——只要塔型结构不改变，那么，在塔型结构逻辑机制运作中，大面积出现应试教育的误差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以至于一些素质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也不得不承认升学率这根指挥棒的巨大威力，不得不把确保较高的升学率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不得不发出“素质教育要叫得响，应试教育要抓得实”的感叹。
比较一下国外教育的情况又如何呢？国外教育当然也普遍存在如何提高素质教育成效和水平的问题，但象我国这样大面积出现应试教育的误差却是很少的，特别是在教育发达的国家那是没有的。原因很简单：不存在塔型结构。如美国，基础教育自高中以下早已普及，高等教育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始逐步实现大众化，至今建有三千多所大学，在校大学生已达一千三百万人，每年招生数量在五百万人左右，在规模设置上已可以完全满足高中毕业生的入学需求。既然不存在塔型结构，也就不存在以筛选淘汰为目的的入学考试，特别是其中的二千多所社区学院，并没有组织专门的入学考试，而是以高中毕业成绩为入学依据。这就意味着在高中阶段把合格率与升学率统一起来了，学生只要合格只要达标就能毕业，就能进入大学学习。由此可见，美国教育结构各个阶段的容量是基本等量的。由于升大学不存在结构性坡度，供求关系十分宽松，学生和家长对大学阶段教育的看法就变得“潇洒”了——高中毕业后不一定马上进入大学学习，可以先参加社会工作，以后根据需要再回归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反正高中毕业成绩是永久性有效的，不用担心被筛选淘汰（事实上，美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实际升学率只有50%左右，几乎有一半的毕业生自愿选择了先工作后升大学）。当然，学生要想进入名牌大学就读，那还是要经过专门的入学考试筛选的，但这只是对一小部分学生才有此需要，而大部分学生则只要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就可上大学，不必为专门对付大学入学考试而另学一套，因此也就不存在大面积的应试教育。
二、难点所在
既然应试教育的根源在于教育结构，那么调整教育结构就是扭转应试教育局面的先决性条件。
应该说，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调整教育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近几年陆续推出若干调整措施，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运作：一是全面推行普及小学初中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消除了小学升初中的升学坡度；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泛指高中阶段教育中的职业高中、中专、技校教育，下同），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分流，降低初中升高中的升学坡度；三是稳步发展大学教育，逐年扩大大学招生数量，将塔尖削为小平台，缓解高中升大学的尖锐矛盾。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由于受到教育结构外部条件的制约，这三方面运作出现了时间差和强度差：第一方面的运作进度最快，力度最强，成效十分显著；第二方面的运作进度也很快，力度也很强，成效也很显著；而第三方面的运作进度比较慢，力度也比较弱，成效不够显著，尚需进行战略性调整。由于存在这种时间差和强度差，教育结构调整中各个阶段的增量扩容不能同步按比例完成，局部矛盾的解决给另一局部带来了新的矛盾，整个结构仍然是塔型结构，塔尖的问题更为突出了。
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普九”的核心是增量扩容，在增加国家财力投入和调动社会力量投入的前提下，多办学校扩充学位，特别是主要面向广大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提高适龄少年儿童的入学率。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人口规模庞大，完成“普九”的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并且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在这一方面，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目前“普九”进展很快，意味着我国教育塔型结构的第一个升学坡度（小学升初中）正在逐步消失，为整个教育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第二个升学坡度（初中升高中）的问题紧接着尖锐化了。
为了解决第二个升学坡度问题，高中阶段教育的增量扩容也是势在必行的。由于高中阶段教育原本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向大学输送优秀新生，二是向各行业输送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劳动后备力量，因此，近几年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增量扩容采取了基本稳定普通高中规模、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战略，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目前我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发展很快，在校学生已大大超过普通高中，有效地实行了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提高了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入学率，降低了初中升高中的升学坡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中升大学的供求压力，成效确实比较显著。但是也要看到，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整合中出现一些不协调，正在制约着中等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
——首先是与社会用工机制的协调问题。近几年我国加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大量开办职业高中，但其内在驱动力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社会劳动用工的需求，而更主要的是为了解决教育分流以缓解高中升大学的供求压力，因此在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就业方向等方面并没有获得劳动用工部门的密切合作，现在已经出现职业高中毕业生就业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有效需求不足是指对应劳动岗位的需求不足，而不是全社会劳动用工总需求不足，例如农村基层需要大量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却找不到足够的合适的人来干）。再加上我国企业改造中职工下岗重新就业的现象日渐普遍，需要预留足够的岗位进行第二次就业安置，更使上述情况具有日趋严重的趋势。这个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其次是与学生和家长思想观念的整合问题。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读完大学再进入社会工作，这是人之常情。由于中等职业教育是培养劳动后备力量的，读职业学校意味着毕业后立即工作而不能进入大学，部分学生和家长对职业学校有所轻视也是难免的，但面对升大学的激烈竞争和高淘汰率，大部分学生和家长还是以务实的态度选择中等职业学校。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两个新变化：一是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家庭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大为减轻，家长们普遍希望推迟子女的就业年龄，很不情愿让子女高中毕业后立即工作；二是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也恰恰同步沿着推迟初次就业年龄的方向进行，以缓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这又在劳动用工机制上增加了高中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变相激励了学生和家长积极去寻找升大学的出路。因此，在整个社会期望层面上出现了大面积的、十分强烈的接受高中后教育（实际上就是大学教育）的需求，从而使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社会支持层面上出现较大的隐忧。1994年我国高中阶段职业学校在校生和招生数占整个高中阶段的比例已达56%和57%左右，此后却基本持平徘徊不动，直到1997年仍是这个比例，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总的来说，高中阶段教育的增量扩容在提高初中升学率方面基本实现了原定目标，并且正在逐步向普及高中教育的纵深发展，一些教育发达城市和地区已经实现了普及高中教育，但是，在缓解升大学的压力方面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由于高中毕业生总量的增长导致升大学的供求关系更加紧张，第三个升学坡度（高中升大学）更为陡峭。
大学阶段教育的增量扩容进展慢，力度弱，成效小，可谓步履维艰。大学阶段教育在功能上既要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又要满足学生入学的需要，这在教育发达的国家是可以同步满足的，而在我国则至今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仍然无法做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育一直是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在校生和招生数逐步增长，塔尖已经降为小平台，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需求，并且，随着高中毕业生总量的不断增长，上大学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这种状态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就是说，小平台完全有可能倒退成塔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从前几年开始，针对职业高中毕业生庞大的入学需求，在大学教育阶段积极开辟了高等职业教育系列。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列入大学教育整体规模，受到总量的制约而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不仅没有有效地缓解上大学的压力，反而演变成职业高中毕业生千军万马挤高等职业教育这第二条独木桥的局面。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不虞效应。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大学教育整体规模容量过小，很不适应高中阶段后教育的需要。因此造成大学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的塔尖，上大学的供求关系过于紧张是造成“应试教育”的直接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这个问题，就必须扩大上大学的机会。
综上所述，从我国教育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来看，优先次序应该是“普九”——高中教育——大学教育，但从结构调整的难度来看，大学教育才是真正的最后的“瓶颈”，不解决这个“瓶颈”，教育结构的调整将很难实现预期目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也将遇到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三、出路所在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从调整教育结构入手，而调整教育结构又必须在全国“普九”和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尽快解决大学教育这个“瓶颈”，这已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趋势来看，继续把“普九”和职业教育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继续对大学教育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则很难尽快解决“瓶颈”问题。也就是说原来设想放后一步发展大学教育，现在已经提前成为时代和现实的迫切需要了。当然，对这一点形成共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使需要成为可能，如何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现实条件下真正实现大学教育的加速发展。
毋庸讳言，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历来采取大学教育稳步发展的方针，并非偏爱“塔尖”和“瓶颈”，而是另有难言之苦，那就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有限的教育资源（特别是经费投入）不可能满足“普九”、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同步加速发展，不得不采取由下至上、梯次推进的方针。应该承认，现实条件目前仍没有太大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瓶颈”的根本出路何在呢？
笔者认为，寻找根本出路目前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那就是近几年正在兴起的高等职业教育。但关键问题是需要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重新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调整中的战略性地位，在合理构建全国大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的进程中有步骤有次序地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在发展战略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该自成系列，要真正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与发展区域经济和科教兴国紧密联系起来。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服务对象是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从而形成与普通高等教育（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高中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包括自学考试和广播电视大学等，主要服务对象是需要回归接受高等教育的就业在职人员）三足鼎立的大学教育“立交桥”。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虽然都是主要面向高中毕业生的全日制高等教育，但在层次上，高等职业教育以大专层次为主，普通高等教育以本科以上为主；在类型上，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普通高等教育以专业知识教育为主。
——在发展规模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单列计划，主要满足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入学需要，兼顾一部分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入学需要，以确保有效地缓解大学教育所面临的巨大的入学压力。这样形成两条腿走路，高等职业教育加速发展规模，普通高等教育继续稳定规模，避免前几年所出现的由于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稳定规模的制约而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增量扩容。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展规模并不等于大量上马兴建新的大学，而是应该积极调整大学教育的现有结构，充分利用大学教育现有的资源，主要通过改造现有的职业大学、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招生方向来实现。当然，招生数量规模必须确保有较大较快的增长，而目前逐年自然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在宏观调控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时，应该充分考虑地区性差异，应该允许和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模。
——在管理体制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下放地方，实行地方出钱、地方办学、地方管理、地方受益的原则，以利于调动地方兴办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在办学过程中充分实现财权与事权的高度统一，因地制宜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向着社区大学教育的方向发展。这样形成大学教育分别由中央、省、地方三级直接管理的体制，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大学教育的宏观调控和直接管理“211工程”， 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大学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直接管理普通高等教育，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则直接管理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社区大学教育。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把高等职业教育放在整个职业教育结构来考虑，那么即使按照现行的由地方管理职业教育的体制，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个系列（不再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系列）归属地方管理也是很正常的。
——在办学经费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兼收并蓄，官办与民办并重，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并举，特别是应该大力鼓励企业和民间团体、个人直接投资参与兴办高等职业教育。我国大学教育历来是政府行为，实行中央和省二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企业和民间团体、个人）直接投资参与大学教育的积极性和可能性都很小。而高等职业教育归属地方管理，并朝着社区大学的方向发展，服务面向十分贴近当地社会各行各业，生源本地化又强化了民间千家万户对社区大学的亲切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直接投资参与大学教育的积极性和可能性都有很大的提高，只要政策导向鼓励这种投入，就完全有可能妥善解决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问题。特别是企业作为社会劳动用工的主力机构，每年需要在当地吸收大量的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才，完全应该鼓励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参与兴办高等职业教育。
——在办学特色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别具一格，以培养生产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要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技术技能的应用，形成以能力培养为中心和重点的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应实行教师与技师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双师制”，直接从企业中聘请高水平的技师兼职担任技术操作方面的教学工作。教学设备设施的利用应实行校内校外相结合，既鼓励企业到学校投资兴建实验车间，又鼓励学校到企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教学实践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教学服务。难度较大的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这也同样需要校内校外紧密联系，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实际需要，严格按照职业岗位的要求设置课程，严格按照职业岗位的技术和能力标准精心设计编写教材。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进程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随着我国教育结构的深入调整和不断优化，在迎接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我们也必将迎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