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在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中论文,形而上学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4)04-0023-05
自然科学以及由其生发出的现代技术，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据此提出，科学技术是当代世界的绝对主宰，而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为此，西方哲学分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股巨流，且两者都祭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也有许多人开始赶这个时髦，认为“形而上学”只是宗教与实证科学之间的过渡环节，我们的时代既然已进入实证科学的时代，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形而上学”。那么，在面临文化重建任务的当代中国，事情果然应该如此吗?
一、何谓“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传统和情结。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形而上学”主要是在下述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的意义上；另一种是指哲学的别名或者指对于事物本质的追求和解释。本文所讨论的“形而上学”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主要是指发端于古希腊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哲学传统。它具有如下特征：(1)它研究超乎感官经验以外的、形而上的存在(如本体之类)，与科学研究感官经验以内的、形而下的事物相对；(2)它是人们对于自己所经验、思考的实在界所作的本源性解释和终极性关怀。这种解释是本源性的，也就是要追根寻源；而所谓终极，就是要追究到底。当人们对于任何事物都要追究到底，认为真正是如此这般的时候，就是有了形上信念，而系统化的形上信念就是“形而上学”。它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有关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学问，是一种试图获得关于终极实在或一切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的学问。正如胡塞尔所说：“因而，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1]。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形而上学”可称得上是最高层次上的科学。
二、中国传统文化“形而上学”的缺失
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也就是说，实用的形而下层面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未分化，信仰世俗化。儒家孔子论学，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原，进入经验世界，直接讨论君臣之道、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寥寥数语，既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又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这种看法的文化内涵，正是对超验的“形而上学”、终极关怀的拒斥。于是，对社会的变迁，对人生的顿悟，对现实的感受，对理想的向往，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经验的范畴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加以规限和裁剪。在儒家经典之作《论语》中，没有一个问题涉及宇宙本原及其终极关系，缺少“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以至黑格尔称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2]。再看墨家，其始祖墨子“言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皆不出此岸世界，其思维极限均以先王祖宗为限。在他的视野中，也无法出现一个彼岸世界，故谈不上什么“形而上学”、终极关怀的思路。倒是老庄的道家学派，依稀有些“形而上学”意识，他们提出过“道法自然”的思想，类似西方的自然法。本来，孕育在自然法中的近代民主观念，如万民平等、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等，在这一派哲学中都可发育，但其却隐逸不出，任其思想自生自灭，不登正宗。儒、墨、道三家是中华民族“思维教养的主要负荷者”，他们的思想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定势。然而，这三家却或视野偏窄或自甘流失，都没有为中国文化建构起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以至后来，儒登庙堂，墨流民间，老庄隐于江湖，再加上其他后起学派的交汇融合，终于形成了所谓“实用理性”，即整个民族文化传统先验不足、终验有余，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不是经由对形而下的分离、批判达到外在超越，而是经由对形而下的融合、肯定达到的内在超越，这最终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
三、中国传统文化“形而上学”缺失的代价
“形而上学”的缺失给中国文化及其重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形上迷失”和信仰欠缺。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世界被打破了：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社会结构解体了，以专制君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秩序崩溃了，加之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儒家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在实践中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随着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生活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中国人开始丧失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属，从而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造成所谓的“形上迷失”，意义、价值和终极关怀等等问题成为困惑国人的根本性难题。现代化所追求的科技进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只是实现人的存在价值的形而下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终极目的，这是现代化本身的特性所规定的，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致使现代化所引发的问题更多，表现也更突出。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这话的确很深刻。缺乏“形而上学”的中国文化及其重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文化重建中缺少的，正是那个“庙”中的“神”——作为文化深层根基的“形而上学”，以致造成“六神无主”的状态，使文化重建工作成效不明。文化重建中，我们往往把形而下的世俗过程作为终极目的来认同，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倾注于世俗生活，而不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致出现了所谓“现代性精神迷失”。由于人们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来追求，于是，追求效率、功利、成功似乎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导致丧失了超越世俗生活有限性的理想空间，丧失了对世俗生活的批判与超越能力。理想空间的丧失，必然导致两大误区：或者对现代化的负面因素(恶)缺乏心理准备，一旦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挫折，发现现代化运动与主观愿望的反差时，就会陷入深刻的失落感、情绪焦虑和信念危机；或者一味沉迷于世俗生活的感性快乐，外表生活富丽堂皇，内在心灵却空虚寂寞，成为现代性的行尸走肉和精神乞丐。所以，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人们是那么浮躁，那么浅薄，那么急功近利，那么斤斤计较，那么容易满足于有限的成就，那么精心地营造世俗性安乐窝，其原因只有一个：误把有限的价值当做了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的失落，在中国人文化意识中引发的连锁反应是：认同丧失、信念危机和理想冲突，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危机的深层原因。
其次是实用主义取向成为时尚。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使文化重建工作中暴露出诸多的问题，特别是实用主义取向成为时尚。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以及文化重建中对于“形而上学”建构的关注不足，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以及政治理念——民主，逐步摧毁了传统文化、宗法礼教，中国正一步步由被动到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我们引进的西方文化，理性地讲，主要只限于科学、民主等实用层面，确立的仅仅是形而下的工具层面的权威，而形而上层面的价值是被忽略和忘却了的。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在“体”和“用”两个层面上发生了裂变，文化转型中形而上的严重缺失，使中国人丧失了终极价值。仅仅把民主、权利视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是一种权宜之计；缺乏信仰的根基，缺乏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将使这些手段难以稳固和持久。五四运动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大半个世纪，形而上的缺失一直未获真正解决。文化重建中，由于仅仅着眼于文化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利作用，忽视了文化的形而上意义，致使中国新文化中缺乏西方近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外在超验内涵。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确立统治地位后，形而上的问题更是被排斥。于是，当发源于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等被引入中国时，却被传统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民主、科学以及法治被淡化了，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有形存在。这种文化结构的片面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的进程，将中国文化湮没在实用理性的定向思维中，而实用理性又进一步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给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带来深层的不利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建之所以走了一条从经济、政治再到思想的道路，对于形而下的实用层面过分关注，而对于社会之根、文化之根的形而上层面的关注少之又少，是其中最为深层的原因。
第三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欠缺。缺乏超验“形而上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欠缺。“形而上学”一般都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存在，这种方法造就了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孕育了发达的科学，这已经为西方的史实所证明。不容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缺失，也是中国科学思维方式乃至现代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中国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形而上学”不发达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和凭直觉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能力，属于典型的模糊性、直观性思维，而对于逻辑、理性的分析论证则重视不够。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又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表现为：缺乏逻辑的严谨性，不善于推敲概念、提法，不力求通过分析、推理，利用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范畴和人们在实践中重复了千百万次的逻辑的“格”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及其运动规律。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形而上学”思维极不发达，“形而上学”式的对终极理性的追求意识极度萎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的发达与否，决定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发达与否，并最终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程度。因为从本质上说，科学不仅仅是技能与技术，更是人类精神的形态与范式。科学本身不仅仅是形而下的实用技巧，它自身已经包含着对形而上层面的执着的追求情怀，这种情怀恰恰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不断追本溯源的“形而上学”及其思维方式内在牵引的结果。可见，囿于传统文化造就的特殊的具有局限的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发达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四是文化重建中传统的断裂。在终极的层面上，文化承担着对传统、现代、现代化的时间意义和价值意义的阐释。形而上文化的缺失，使处于文化重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了连续性，不能有序、平稳过渡乃至实现现代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使旧的价值失落，而新的价值却因缺少终极价值的支撑而难以确立，于是便陷于长期的文化失范，最终导致文化传统的断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滑坡，人文失落，社会秩序紊乱，理想主义消退，人们讲究效率、追求竞争，因而特别需要呼唤重建公正，构建形而上的价值观念。正如卡西尔所说：“一切伟大的伦理哲学家们的显著特点，正在于它们并不是根据纯粹的现实性来思考。如果不扩大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它们的思想就不能前进哪怕一步。除了具有伟大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外，人类的伦理大师们还极富于想像力，他们那富有想像力的见知，渗透于他们的主张之中并使之生机勃勃。”[4]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宗法礼教和价值观念遭到无情的摧毁。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缺乏那种不懈追求终极价值的思想资源，面对旧的信仰体系的碎裂，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信仰体系却长期未能建立起来，于是，文化重建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乃至断裂状态便难以避免。
四、“形而上学”在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意义
厘清了“形而上学”缺失的代价，我们对它在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意义自会有更深的理解。
首先要认识到，“形而上学”是文化本身的内在要求。文化是一个总体结构，不但包括形而下的“用”的层面，而且也包括形而上的“体”的层面，形上本体是不可或缺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天人之际与性命之原，神圣感、虔敬感、根源意识、终极托付，这些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达到一定自觉时才升华出来的意识和哲学本体论范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更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垃圾。如黑格尔所说：“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普遍的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亮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都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一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5]笛卡尔也曾经对“形而上学”的意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他说：“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长出的枝。”[6]形而上文化超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基本价值，有利于保持文化传统的深层稳固性，避免文化转型中的价值失落和文化失落，并在文化重建中发挥整合功能。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不仅需要工具理性、形而下操作制度的引进，更需要确立形而上的文化，建立“体”、“用”兼容的文化体系。
其次，中国文化的重建必须培育、促发科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存在，这种方法造就了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有严重的缺陷，但它在人类认识史上确实大大推进了人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缜密推理的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维水平的提高。“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曾被长期作为最高层次的“科学”来追求，因而其理想一直是成为严格的科学知识而追寻人生的终极答案。“形而上学”对于事物终极本质的追求，体现了西方古典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即以理性认识的方式层层抽象，以最抽象的东西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据。“形而上学”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运用人类的理性能力，从感性的杂多现象中抽出本质，从而摆脱杂多的感性现象，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予以研究和规定。马克思曾经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来揭示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这种运用抽象思维能力对于事物本质的追问，正是“形而上学”的内在规定和固有精神。古希腊哲学家发明“形而上学”的潜在贡献，就是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研究现象世界，这一伟大贡献使上千年的哲学史得以延续。在这样的延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孕育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是其科学思维方式产生的内在动因。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科学的繁荣和发达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现代科技的诞生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深层追问，我们会看到，作为现代科技基础的追根究底的精神和逻辑思考方式，均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时代的“形而上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形而上学”追根究底的精神和逻辑思考方式，配合文艺复兴时代把重点从宗教转移到人世和对大自然的统治，方使得现代科技应运而生。反观中国，其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但思维方式本身的缺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教授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见1998年4月16日《文汇报》)这样的思维方式，自然是缺少与现代科学的姻缘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重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造国人的思想观念，培育现代国民。而思维方式的更新，尤其是以“形而上学”的内在精神弥补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为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孕育奠基，最终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则是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要促进终极关怀意识的形成。西方文化深刻的“形而上学”传统，促成了其超越现世的终极关怀意识。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远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提出并试图回答宇宙本原问题。从他主张的万物皆源于水，到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哲人们一直非常关注宇宙本原的终极价值问题，并且认为这一终极不在此岸经验世界，而在彼岸超验世界。从此，终极关怀紧紧“纠缠”着西方思想。泰勒斯之后，没有一个哲人不是带着终极关怀上场，也没有一个哲人不是抱着终极遗恨离开思想舞台。然而，正是这种对于宇宙本原这个永恒的、永无胜负的问题的不懈思考和争论，在西方思想中孕育出一种极其可贵的超越风范、怀疑精神和理想热忱。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虽然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形而上学”思潮，但从其主导倾向和基本性质来说，“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仍占有重要地位。当我们深入地研究与动物具有本质区别的“人之生存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在我们面前立即展示出三种哲学维度：一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社会维度；二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理智基础上的伦理学维度；三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形而上维度。如果说前两种维度分别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础维度和高级维度，那么，“人之生存可能”的形而上维度则是它的终极维度。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正是为人的存在提供了这样一种终极维度。这种维度不仅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是人对永恒价值的真理追求，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生完善的追求，它始终规范着人的当下的世俗生活和具有历史相对性的政治伦理现实。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感性甚至悟性中实现，只能在理性中展示其真、善、美的价值。“形而上学”通过这样的终极维度的追求，能够从生活深处引出理想，提升根植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并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康德曾经说过：“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8]可见“形而上学”对于西方是何等的重要，西方人对于“形而上学”的关切是何等的深厚，以至于我们很难想像离开了形上层面终极关切的西方会是一番什么景象，而这样的终极关怀意识的形成，正是得益于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传统。学术性的“形而上学”不一定关乎每个人的幸福，但“形而上学”的终极信念对于每个人心灵的安定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才会有勇气生活，而生命的意义必然包括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世界整体的认识和终极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正面临着这种终极信念的冷漠。当昨日笼罩在“光环”里的价值世界失落之后，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行为的根据何在?这些在一些人那里似乎成了无须思考的问题。不负责任的欲望宣泄、起哄式的新潮追逐、浮躁的社会心态……这一切都从反面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离不开“形而上学”及其孕育的终极关怀意识的形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及其信念，在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意义不减于过去任何时代。诚然，“形而上学”及其信念本身并非灵丹妙药，不能指望靠它去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对于中国这样的“形而上学”传统不发达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重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却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所谓的拒斥“形而上学”，而恰恰是如何呼唤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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