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彦[1]2000年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政府行为分析》文中指出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高科技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和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需要政府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政府行为，对其进行积极的扶持、引导。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行为的分析，为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高科技产业及其政府行为的一般分析。给出了高科技、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化的定义，并对政府高科技产业管理职能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是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行为的国际比较。通过对美国、日本两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分析，总结出几种典型的政府行为模式以及选择政府行为模式的基础和原则。 第三部分是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历史发展的回顾。总结了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分析了我国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主要误区，如重技术轻制度，高估政府作用，直接控制过多等等。 第四部分是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行为的职能分析。指出我国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应具有的职能包括：市场环境建设职能、政策供给职能、传统产业升级调整职能、高科技企业急剧增长的区域供给职能、经济、科技、教育一体化职能和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职能。
潘同人[2]2014年在《嵌入关系：中国招商引资中的政府与市场》文中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形成的路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用政策建构出来的。因此,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能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也不能完全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来解释。理解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基于中国实践来进行理论建构。招商引资是政府与市场的重要结合点。在实践中,招商引资既是市场行为,又是政府行为。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政府职能定位的思考,不可避免要触及对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的评价。如果说招商引资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干预,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对于中国政府招商引资的思考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招商引资的效率问题,用量化方法实现了对投资环境的测量和评价,为政府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提出政策建议；另一种是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主要侧重于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责体系和角色定位,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讨论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权责边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关注以下方面：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存在形态,即政府是如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的,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职责体系；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理论思考,即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总体特征,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动力机制,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基本功能,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负面效应；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即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政府如何调整招商引资的工作思路,如何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和质量。针对这些问题,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着重探讨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策略,兼顾招商引资的效率维度,争取获得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对策分析成果。本文的基本假设是,招商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而嵌入其中。政府在多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嵌入招商引资活动,发挥了政治支持、组织协调、统筹规划、载体建构功能,为市场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招商引资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形成的“嵌入关系”也具有局限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应该转变政府的招商引资职能,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转型与发展。本文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中国政府与市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形成“嵌入关系”的理论假设,并对“嵌入关系”这一概念进行可操作化研究。先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梳理了招商引资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了世界和中国招商引资活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对招商引资活动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后,本文利用行为分析的方法,研究“嵌入关系的”存在形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政府嵌入招商引资活动的行为特征,在宏观层面从发展战略、制度框架、资本引导的角度分析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在中观层面从项目规划、优惠政策、政务环境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自主探索,在微观层面从信息平台、招商运作、投资服务的角度分析招商部门的具体实施。而后对“嵌入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从概念阐释、时空背景、结构分析、运行逻辑的角度总结了“嵌入关系”的基本特征,从国际驱动力、财税驱动力、政绩驱动力、技术驱动力的角度分析了“嵌入关系”的动力机制,进而提出“嵌入关系”具有政治支持、组织协调、统筹规划、载体建构四种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又概括了“嵌入关系”的五种负面效应,即数量崇拜、效益缺失、土地浪费、政策依赖、管理乏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和比较分析,以便总结招商引资的地方经验和国际经验。经验分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方招商引资的组织体系,二是招商引资的地区实践,三是招商引资的园区经验。在地区层面,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在园区层面,本文选取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园区的具体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职能和行为策略上的差异,从而深刻的认识“嵌入关系”的复杂性。“嵌入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但它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总体来看,在市场发育程度的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嵌入”招商引资的范围相对狭窄,“嵌入”的方式也较为间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主要依靠各种专业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完成微观层面的市场行为。而在市场发育程度的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嵌入”招商引资的范围相对广泛,“嵌入”的方式也较为直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对各种专业机构和中介机构利用较少,政府将行政资源直接投入到微观经济领域。在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招商引资工作转型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认为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转型和发展,调整招商引资工作的总体思路,从“整体嵌入”向“局部嵌入”转变,从“直接嵌入”向“间接嵌入”转变。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要转变招商理念、加强投资监管、优化投资环境、强化项目引导、发展中介机构、改革考核机制、推动政策合作。
刘鹏[3]2000年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政府行为分析》文中指出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高科技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和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需要政府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政府行为，对其进行积极的扶持、引导。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行为的分析，为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高科技产业及其政府行为的一般分析。给出了高科技、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化的定义，并对政府高科技产业管理职能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是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行为的国际比较。通过对美国、日本两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分析，总结出几种典型的政府行为模式以及选择政府行为模式的基础和原则。 第三部分是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历史发展的回顾。总结了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分析了我国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主要误区，如重技术轻制度，高估政府作用，直接控制过多等等。 第四部分是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行为的职能分析。指出我国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应具有的职能包括：市场环境建设职能、政策供给职能、传统产业升级调整职能 高科技企业急剧增长的区域供给职能、经济、科技、教育一体化职能和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职能。
李伟[4]2006年在《企业R&D合作动机及政府行为研究》文中认为新经济时代的本质特征、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变都预示着R&D合作将成为企业技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各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外R&D合作,R&D合作已经成为现代企业获取新技术,应对国际竞争的最有效的手段。R&D合作为我国松散型企业R&D体系的整合,提高企业R&D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有效思路。本文首先对在技术创新不确定和R&D溢出背景下,企业的竞合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经济学分析,采用交易成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企业不同竞合状态下的期望利润和投资水平进行了分析比较,进一步剖析了企业R&D合作的内在驱动力;同时,运用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学理论,从技术资源优势、技术竞争优势和知识学习优势三个方面对企业R&D合作的创新效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次对企业进行R&D合作过程之中面临的成本障碍进行了探讨,阐明了政府介入企业R&D合作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之上,就国外各个国家和地区R&D合作状况及政府行为进行系统评价和分析,进行了相关规律总结;最后对促进我国企业R&D合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并结合我国企业R&D合作发展现状,就如何促进企业R&D合作的政府行为提出了若干建议。
欧庭高[5]2001年在《论企业孵化器的运行》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研究的主题是企业孵化器的运行,共分6章,约17万字。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导论:企业孵化器研究的新视角在知识经济时代,新兴小企业的发展迅速,即使大企业也在兼并浪潮中嬗变或剥离出许多小企业。新兴小企业无论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或市场创新上都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其成长环境的不足,大多数新兴小企业在初创时期难以成活,因而这个问题在近几十年来一直是许多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企业孵化器产生的最初是作为一种经营模式而存在的,其设想无非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盘活遗弃的固定资产。这种经营模式在相对集中的一栋或几栋的楼房内向小企业提供承租业务,同时还辅以共享设施和提供管理咨询与融资服务,它有效地促进了小企业的成活。经过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虽然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实施企业孵化器时有不尽相同的理念,但企业孵化器促进小企业成活的政策意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孵化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推广,对企业孵化器研究也逐渐由浅层的普及可行性研究向深层的运行有效性研究转变。但是,对于企业孵化器运行的研究,学术界刚刚开始,目前还没有在理论与经验上进行过充分的论证。为此,本论文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本论文的研究贯彻两个基本点:问题意识与整体思维。问题意识强调对现实和理论研究作批判性的反省,追根问源;整体思维则是从追根问源所确立的前提出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力求对问题进行全面性研究。我们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孵化器是如何运行的?更具体一点来说,企业孵化器运行的基础与宗旨是什么?在这个前提下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的?它的运行是如何理解企业创新行为的?支持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府行为是如何发生影响的?企业孵化器在运行中如何进行风险投资?中国应当采取哪些企业孵化器有效运行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企业孵化器的演进与持续发展?第二章、企业孵化器运行的基础从中外典型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案例来看,企业孵化器的孵化运行包括外部支持的可能空间、入孵企业选择、提供孵化支撑的基础设施及衍生服务、企业及企业家成长的孵化服务、优惠政策、对企业跟踪和监督管理、毕业等基本内涵。根据这些案例所讨论的基本内涵,并结合其他学者对企业孵化器运行的论述,可以推导总结出企业孵化器运行的主要特征。这些主要特征包括孵化运行的基本过程、企业孵化器的生命周期与其运行模式的变化、孵化运行的管理、有效运行的因素四个方面。孵化运行的基本过程体现了社区支持、企业孵化器的投入、孵化企业和企业孵化器产出四个阶段性的变化。企业孵化器的生命周期通常包括从筹备、初建、业务开发到成熟或从初创、商业开发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这些发展过程中,运行模式通常从房地产经营方式向提供多种商业、管理、融资等服务的方式转变。孵化运行的管理是以一定的团队为基础的,它是企业孵化器系统对孵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包括人员、资金、设施、孵化企业的管理等方面。有效运行的因素包括社区支持、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承租企业的选择、成功孵化企业形象的示范性、创业培训教育、支持创业的企业家网络、资金来源、商业技能帮助、办公服务等。从根本上看,企业孵化器运行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有更深层的对象性基础,这些对象性基础包括孵化对象、企业家的创业过程和成功企业的开发三个方面。孵化对象一般包括小企业、项目和企业家三类。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主要是对企业家才能、技术、资金、诀窍四个关键要素的有效整合。成功企业的开发把企业看作是动态的概念,在革新、量化处理和精致安排三类相互统一工作的基础上,从根本目标、策略目标、组织策略、管理策略、人事策略、市场营销策略、系统策略来建立成功企业的过程。第三章、企业孵化器运行视野中的创新创新是入孵企业的最重要行为。就企业孵化器的运行而言,创新秉承了熊彼特以来理论研究的最一般理解,它既是技术的过程,又是社会的过程,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其内在秉性。创新的复杂性是指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变化的多重性、多极创新主体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创新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整合。创新的不确定性是指促进创新实现的各种条件与其结果之间的非必然联系。对孵化对象即小企业来说,虽然不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小企业与大企业创新一样重要。与大企业创新所具有的物质资源优势相比,小企业的创新优势与企业家活动有关,即行为条件上更具优势。在入孵企业中,最活跃的创新主体为高技术小企业,国外高技术小企业的主要特点有:(1)掌握某个特定领域的核心技术;(2)有一支合格的,并能不断更新知识的技术队伍,还有一个联络外部人才的网络;(3)企业在其专业领域掌握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知识;(4)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形成自己的多样化的产品系列;(5)制订了研究开发和开拓市场的长远规划;相比之下,我国高技术小企业具有创新的活力与动力,但是受到制度的约束较大。总的来看,企业孵化器对入孵企业创新的理解是整体的,其对创新的加速与促进体现在创新环境的构建上。企业孵化器运行对创新环境的构建与国家创新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主要包括创建创新的基础设施、培育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连接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过程中脱节状态和与其他小企业政策的整合。因此,企业孵化器扶持入孵企业创新的主要原则是从创新复杂性出发,消除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个基本原则在内容上蕴涵着创新主体、功能空间和时间三个基本维度。具体而言,企业孵化器对创新环境的构建包括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政府、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专业中介机构等基本要素,可以区分为由其自身资源直接创建的和利用外部资源间接创建的两部分创新环境。第四章、影响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府行为分析政府是支撑企业孵化器运行的重要因素。从实证分析来看,国外政府影响企业孵化器运行的行为可以归纳成为三个主要的方面:投入启动企业孵化器运行的资金,加强企业孵化器运行的管理和监督,强化孵化企业和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策环境;我国政府影响企业孵化器运行的行为主要包括制定并组织实施企业孵化器启动的计划,投入启动企业孵化器运行所需的资金,直接运行企业孵化器,协调与管理企业孵化器运行,完善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策环境五个方面。通过国内外政府启动与参与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影响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府行为有两个模式,即启动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府主导模式和促进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扶持模式。这两个模式反映了政府在企业孵化器运行中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基本职能。宏观的基本职能有对企业孵化器运行调控和指导,以及组织机制的设计与监督两个方面。微观基本职能是通过参与孵化企业、创新环境要素和企业孵化器网络来体现的。在孵化企业上,政府创建孵化企业的市场,制定与执行优惠政策和法律,以及引导孵化企业的行为。在创新环境的要素上,政府充当中介机构的角色,资助、支持或激励大学和科研院所参与创业,同时还大力地培育其他中介机构。在企业孵化器网络上,政府牵头组建企业孵化器网络或协会,颁布有关制度与规章,以及协助企业孵化器网络吸收成员。第五章、企业孵化器运行中的风险投资问题风险投资是支撑企业孵化器运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孵化器孵化与风险投资孵化具有互补性,企业孵化器孵化侧重孵化功能中的硬件因素,而风险投资孵化强调孵化功能中的软件因素,它是企业孵化器孵化功能的延伸与提高的必然趋势。进入成熟时期的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是其促进有效运行和孵化的基本手段。与企业孵化器运行相比,风险投资运行的要求高,在风险资本的来源、组织方式、制度的激励与制衡、资金退出渠道和支持体系上都有比较规范的市场运作的要求。就我国目前企业孵化器运行现状来看,开展风险投资的有利条件有:政策法规环境的逐步完善、民间资本充足、政府积极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队伍不断增长、风险投资运行队伍壮大和实力增强、具有一定开展风险投资的实践经验等。不利因素是风险资本来源的渠道单一和数量不足、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畅、运行人才匮乏、企业孵化器作为风险投资主体的性质不明、缺少创新机制与创新文化、风险投资运行的法规环境不完善、中介机构服务跟不上和一些不恰当的投资理念等。因此,企业孵化器开展风险投资需要重构风险投资的系统性因素和重塑其运行机制。风险投资系统性因素的重构包括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担保公司、中介服务机构、风险或孵化企业、政策法规环境七个方面。风险投资运行市场机制的重塑包括:(1)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有效地促进融资机制的建设;(2)科学决策,完善投资机制;(3)进行管理创新,确立激励和约束机制;(4)积极探索,建立灵活多元的退出机制四个方面。第六章、企业孵化器的演进趋势与政策建议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既分化又整合两大动力使企业孵化器沿类型多样化、投资支撑体系多元化、运行规范化、网络化和国际化多个方向演进发展,其发展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但却受到来自企业孵化器自身有效运行能力不足的阻碍。就我国的现状来说,克服企业孵化器有效运行能力不足的阻碍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足因素。有利条件主要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已积累起来的强大发展优势,孵化对象发展迅速,拥有大量智力资源,科技与经济结合市场化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企业孵化器自身有良好形象。不足因素主要包括:社区支持企业孵化器的基础薄弱,孵化功能过于集中在硬件服务上,受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较大,管理人才不足,政策环境不够完善,创业文化还没有形成,创业者发展资金缺乏,一些误导的经营管理理念。基于上述这些因素的考量,促进我国企业孵化器有效运行的政策建议主要有:(1)明确企业孵化器发展的战略定位与主要目标;(2)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3)建立支持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政策体系。全文的结论是:成功的企业孵化器以其有效运行为基础,而它的运行基础是建立在孵化对象之上的,意味着对孵化对象的成功开发;创新环境的构建是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最重要机制;政府与风险投资是支撑企业孵化器运行的两个重要因素。
黄诗河[6]2014年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厦门经济特区因台而设,之后国务院先后批准设立海沧、杏林、集美国家级台商投资区,成为台湾在大陆最开始的投资平台。在厦台资企业发展经历了一个量的累积与质的飞跃的过程,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有力推动了厦门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及法律法规,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形势下,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压力加大,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作出努力,支持和帮助台资企业渡过难关,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本文正是基于厦门市台资企业发展的客观实际以及公共管理理论,对厦门市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实证性研究。文章从企业转型理论入手,研究厦门市台资企业发展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指出厦门市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过程的政府行为中市场调整模式、技术提升模式、产品捆绑模式、企业新生模式、企业整合模式、产业改造模式等模式。总结了厦门市台资企业发展具有投资效率较高,经济效益较好;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增资扩产势头强劲;从以生产项目为主导向第三产业扩展等特点。分析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当前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企业盈利空间不断缩小;转型升级用地需求遭遇用地难的瓶颈;国家银根紧缩,中小台资企业贷款融资困难;台湾吸引台资回流政策短期内对台企转型升级和增资扩产有消极影响等新情况与新问题。提出了厦门市政府通过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用心帮助中小台资企业解决融资担保难问题;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台企产品市场占有率;鼓励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支持引进人才,提高创新能力等扶助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六大举措。最后,文章对厦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行为,提出了转变产业引入模式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先试先行,优化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因势利导为台资企业转型谋出路等优化建议。
王蔚[7]2009年在《产业对接中承接地政府行为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促进了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大市场的形成,为各地方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和空间进行要素的重新配置。它在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同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产业对接。如何进行产业对接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今后几年中要面临解决的产业竞争力培育和产业存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产业对接的规模和效率并没有理论预计的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干预的行为误区是产业对接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本文就产业对接中承接地政府行为进行探讨和分析。本文认为区域内产业转移和产业的对接势必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管理机制,需要政府要以双重的身份来积极的建立适当的合作机制来推动。政府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参与者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管理者,既要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产业对接政策,保障自身产业对接中的利益最大化,也要建立符合对接方的利益的合作机制,保障对接方在产业对接中的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费用,提高合作各方的投资回报率和合作项目的成功率。本文还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各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对接和转移提供管理政策和理论指导。文章将以客观性的规范分析为主,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理论入手演绎出产业对接中承接地政府行为的理论依据,进而分析产业对接中承接地政府行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政府在产业对接中的地位和战略管理;承接地地方政府行为促进产业对接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承接地地方政府在产业对接中的机制。旨在为促进产业对接有条不紊进行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对策建议,为今后更多东西部省区间经济合作与产业对接中政府行为问题的研究进行尝试和经验积累。
曾艳[8]2002年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关于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一是探索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理论依据；二是考察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实证考察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其中的政府行为；三是描述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行为的基本表现特征；四是揭示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特有的行为的原因，寻找这些行为的历史根源和行为缺陷原因；五是设计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行为选择；六是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过程中本文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并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和公共选择方法对风险投资发展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具体的研究结果及政策建议如下： 1．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高风险、高成长、高回报，与风险投资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成效上都还存在巨大差距。具体体现为：(1)相当多的风险投资机构运作困难，效益低下，大多数都违背了设立的初衷；(2)风险投资资金缺乏，来源单一，总量不足；(3)风险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导致投资者积极性不高，加剧了风险资本的匮乏；(4)风险投资在投资、融资和实现回报等各个环节的障碍很多，无法实现良性循环，造成风险投资的成本和风险过高，收益偏低；(5)风险投资发展中政企不分，缺乏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激励机制和硬预算约束机制，投资成功率低。 2．中国风险投资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宏观环境不优和风险投资运作体制弊端两大因素造成的，深层根源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其中的政府行为所致。(1)宏观环境不优表现为：风险资本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资，而财力又十分有限；缺少有效的法律基础和政策支持，风险投资者所冒的法律风险高；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发达使风险投资仅仅体现了高风险性，而无高回报性；缺乏风险投资中介机构，面从国际经验来看，中介机构若不由政府来组建和完善，交易费用将很高；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及其它宏观环境不适宜。(2)风险投资运作体制不合理表现在：风险投资本质上是商业行为，理论和实践也证明，风险投资要获得长远的、快速的发展，其运作方式必须是完全市场化的。而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一开始是由政府全部投资和经营的，到目前为止，政府投资还达到70％左右，其运作方式类似于国有企业运作方式，“大政府，小企业”现象严重，所有者主体缺位、产权不清等弊端越来越突出，导致风险投资发展矛盾重重．由此表明，政府主办主营风险投资这种运作体制是不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表明政府行为是中国风险投资发展问题的根源性影响因素。 3．政府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行为特征表现出历史功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政府行为缺陷。（l）一定历史条件下，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初期，因其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民间私人投资微乎其微，为了发展这种在西方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产业，客观上要求政府作为主要的、真接的投资主体，以缓解发展风险投资的首要问题——风险资金匾乏问题，短期内确实促进了风险投资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二）随着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化程度要求不断提高，政府越位和不到位的双重行为缺陷与风险投资的市场运作本质越来越不相适应。政府主导下的风险投资运作体制日渐成为风险投资发展中的严重障碍，政府行为越位现象突出；相反，政府作为制度安排者，在营造风险投资发展所需的法律、政策、市场等环境方面又很不到位，政府行为不到位的特征明显。由此可见，政府参与微观经济过度及在营造制度环境方面力度不够，成为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的双重行为缺陷。除此之外，受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政府在制定有关凤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时出现一些政策偏差和失误，也成为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行为特征之一。 4．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行为错位和失效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一切的历史作凤和当时历史条件下，民间投资稀少，客观上政府成为投资主体。二是风险投资中的政府决策者能力有限，使得制定政策、法规、建立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等方面都滞后于风险投资发展阶段所需的宏观环境条件。第三，风险投资中政府行为次优化是公共选择结果的一种反映，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冲突和均衡的产物，而且政府行为也是有限理性人，也导致了政府行为缺陷。第四，诀策环境使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期望效果不相符，政府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受环境的影响，导致政府政策偏差。 5．为促进中国风险投资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政府行为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正确定位和现实选择是逐步退出直接主导，转向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和推动作用。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采用“市场增进论”和“政府第一推动力”的假说，通过政策指导和利益诱导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营造风险投资发展的良?
邢恩泉[9]2008年在《政府对创业投资的融资引导作用：一个经济学分析模型》文中研究说明政府的融资引导行为会影响到风险资本供应者的效用,从而改变创业投资市场的资本供给,故可建立包含政府融资引导行为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模型来表达这种影响规律;政府的融资引导行为通常能表现为金融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定金融产品,从而可通过金融工程学的理论方法来进行设计和定价,进而提高政府对创业投资进行融资引导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围绕上述目的,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广泛搜集与研读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与现实资料(如政策条文)的基础上,再辅以一定的实地调研,进行文献综述与政府的融资引导行为分析,从而将当前政府对创业投资进行融资引导时所采取的促进行为和推动措施进行汇总、梳理与分类,为建立微观经济学理论模型提供研究基础与分析框架。第二部分:首先,构建一个由两类投资者(含“创业投资者”)与三类可投资资产(含“创业投资”)共同组成的“两期(初始投资期与投资回报期)”基础模型。进而在此分析框架内,加入“新的市场参与者”——政府,并且对与其融资引导行为相关的一系列假设与限定进行说明与描述,从而完成加入政府融资引导行为后扩展模型(三类投资者)的构建;然后,将政府在促进与推动创业投资产业融资活动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手段与措施进行模型化描述与抽象,形成具有一定经济学意义的政府融资引导“行为集合”。进而利用扩展模型,分析政府不同的融资引导行为选择对于“三类市场参与者”、“两个市场”以及“社会福利”的不同影响;最后,建立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标准与原则,对政府在理论上可以运用的融资引导行为进行经济学上的效率评价与比较,从而获得不同政府融资促进方式的经济学效率评价。并且利用现有可得的统计数据与实践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模型中的研究结论进行逐一印证与进一步阐述(直接或间接)。由此更加深刻地刻画了政府在创业投资融资阶段中的经济学规律,延伸与发展了相应的学术理论。第三部分:根据模型的分析结论与金融工程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与设计能够改进与提高政府干预创业投资产业融资活动效率,具有较强现实可行性与操作性的金融产品——“创投债券”,与合理、有效的相应机制——“预期收益分享机制”。
陈红[10]2007年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特殊部门，一方面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前提，社会效益显著，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效益低下的弱质产业。所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各级政府对农业不同时期的发展都实施不同的支持政策。中国的农业产业发展到了受环境和资源制约相对严重的时期，探讨节约型农业的发展模式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循环型农业是循环经济的理念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和减少废弃物的产出排放量，实现节约型农业和可持续性发展农业的现实可行的模式。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如何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政府在推动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如何影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进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有所见，所以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型农业能否实现的关键是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地方政府在我国一方面是国家行政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是地方经济的投资人和保护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它既是中央政府的执行者，又是相对独立区域经济行为主体。本论文将地方政府行为纳入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的经济学分析视野，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市场失灵与外部性理论、政府经济学理论，按照“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互补”的研究思路，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期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内涵与要求、地方政府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绩效、行为方式、行为准则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通过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中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加快我国实现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为优化的措施。论文从循环型农业的理论特征入手，通过对不同国家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是我国发展循环型农业成功的经验均表明，循环型农业很难自发形成体系和规模，必须在各级政府的行为引导下，扶持成长，不断完善。论文重点分析了循环型农业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地方政府的层级结构，阐明它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施政过程，规定和制约着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得出地方政府的多目标行为函数，并着重分析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关联系数。通过全面系统论述影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制度因素、辅助体系和经济因素。认为我国发展循环型农业需要从制度主体的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寻找一种新的利益关系的均衡——利益关系相容，寻找各利益主体的相容性，而地方政府在这个制度创新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论文通过构建基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循环型农业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农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经济行为，如何影响农产品的生产者的经营环境，进而提升本地区的循环型农业的竞争力。以促进本地区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进程。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循环型农业的微观主体之间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关系，阐明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的影响。指出地方政府是本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激励措施的设计者、监督者、执行者。地方政府通过确立或改变规则，承担起创立循环型农业激励机制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政府行为分析[D]. 赵昌彦. 郑州大学. 2000
[2]. 嵌入关系：中国招商引资中的政府与市场[D]. 潘同人. 南开大学. 2014
[3]. 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政府行为分析[D]. 刘鹏. 郑州大学. 2000
[4]. 企业R&D合作动机及政府行为研究[D]. 李伟.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5]. 论企业孵化器的运行[D]. 欧庭高. 中国人民大学. 2001
[6].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政府行为研究[D]. 黄诗河. 华侨大学. 2014
[7]. 产业对接中承接地政府行为分析[D]. 王蔚. 兰州大学. 2009
[8]. 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曾艳. 西南农业大学. 2002
[9]. 政府对创业投资的融资引导作用：一个经济学分析模型[D]. 邢恩泉.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10]. 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研究[D]. 陈红. 东北林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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