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视角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现了多种视角，有些视角逐渐被学者、媒体所接受并形成一些基本分析模型。在这些视角中，党群关系视角却被众多研究人员所忽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互动关系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的走向与发展。与其他模型相比较，该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政治。
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几种主要模型
(一)国外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主要模型
按照有的学者的归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模型大概有九种，即：倾向模型、派别模型、官僚模型、结构模型、规范模型、毛控制模型、世代模型、利益群体模型、合法性模型①。有的学者根据西方学者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五个模型：云南圆桌模型、意识形态和组织的组合模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模型、交棒模型以及他本人提出的共识、派系模型②。詹姆斯·汤森在总结第一、二代美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三种倾向性：把中国政治等同于其他共产主义模式，统称为集权主义模型；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制度”并有别于欧洲中心的“发展中国家”模型；强调中国自身特色的“毛泽东主义”模型。③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中，还有的学者认为，第一代学者(受冷战和对苏联研究的影响)偏爱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模型，而第二代学者(受“文革”以及美国经验的影响)偏爱多元主义模型(Various Brands of Pluralism)，第三代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受欧洲经验的影响则偏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hip)模型。④
归纳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视角，主要有五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精英分析、政治文化、结构功能、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⑤这些视角又可以扩展为若干个更小的模型，如国家与社会关系包括法团主义、全能主义、分散的权威主义、软权威主义、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合作、社会反抗国家等模型；而精英分析产生了诸如权威主义、群众党(Mass Party)、列宁主义党、斯大林主义党等模型；政治文化中有诸如“共识—派系”模型、人际关系模型、臣民文化模型、“派系模型”；结构功能中有政党—国家模型、政治沟通模型、政治系统模型等；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结合模型中有宏观历史模型、理性选择模型、政治博弈模型、政策分析模型，等等。
(二)国内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主要模型
在国内，早期的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及具有本土性的研究视角。如20世纪30、40年代的现代化分析模型、政党合作模型、官僚政治模型、乡土中国模型、“有形政府、无形政府”模型等。新中国成立以后，50-70年代，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只能囿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群众路线、人民内部矛盾等模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引入，国内政治研究出现了各种各样视角，如80年代的党政分开模型、新权威主义模型、公民社会模型等。90年代，尝试用西方政治学分析工具来解析中国政治达到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研究文献，如在基层政治研究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熟人与半熟人社会模型、公民社会模型；在对宏观政治研究中出现了结构功能模型、精英分析模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模型、政党一国家模型、利益分析模型、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型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些学者倡导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用中观视角透视中国政治，形成了政策或政府过程模型、新制度主义模型、社会资本模型、协商民主模型、治理与善治模型、政治文化、理性选择模型等。
(三)各种分析模型的缺陷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这些研究模型有其优点，但也具有一定的缺陷性。比如，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有三个致命缺陷：第一，在模型取向方面。模型取向有利于人们在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抓住本质，使复杂现象简单化。但模型有可能凝固人们的思维，留下曲解、误导乃至无知的遗憾，这经常导致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判断失误；第二，把中国政治看做是某种流行理论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例如，西方学者喜欢从社会科学领域中尤其是以从西方国家提炼出来的理论来剪裁、判断中国政治。⑥这个缺陷，即使是西方学者自己也深有体会。比如，裴鲁恂提出，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应该由一个“消费领域”变成“生产领域”⑦；第三，西方假设与东方文化的微妙差异性。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有一种“美国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情结，当这些学者研究其他国家时，其依据往往是清一色的西方标准，并常常排除了该国文化差异等因素，致使结论与现实相悖。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较，国内学者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开始贴近现实，有一定针对性，但过多引用从西方社会科学中产生的分析框架容易丧失研究的本土性。如公民社会理论缺少坚实的本土土壤的支持，有舶来品的感觉；结构、功能分析缺少动态的过程含义，尤其是容易忽略政治过程中的“潜规则”；政治文化分析难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讲清楚；精英分析缺少对基层群众的关注，因而忽略了基层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政治发展分析偏重于宏观政治制度的分析，容易忽略微观事件的影响力；治理、社会资本、协商民主等模型偏重于对国外理论的介绍，而缺少中国本土特征的针对性；政策过程模型虽然展示了政治活动动态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对政治过程的分析，而恰恰是政治过程在中国决定了政策过程；理性选择模型虽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却忽略了意识形态与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对微观的影响。
二、党群关系视角的本土性
党群关系视角的提出并不能弥补上述模型的所有缺陷，但却具有本土性特征。
(一)党群关系视角具有中国式话语特征
“群众”的含义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民”的阐释，如夏、商、周时期的“重民”、“爱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养民”、“惠民”、“教民”、“使民”，汉代贾谊的“民无不为本”，明末清初初步的民权思想等等⑧。近代以来，由于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民本观念在共产党人头脑中转变为“群众”观念，但仍有本土意识中“民”的烙印。如果说，在古代执政者眼中，“官”与“民”是一对矛盾关系，是执政者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当今执政者则最关心“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与西方学者的“群众”的含义不同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群众”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群众狭义的含义是指无产阶级，列宁所称的“本阶级”；其一般含义是指革命时期的“全体被剥削者”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全体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他们靠劳动谋生；其广义的含义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民群众”，指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下的劳动者，他们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党群关系内涵丰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论的主轴。理解了党群关系，也就理解了中国执政党全部理论的本质。
(二)党群关系视角符合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逻辑
1.对执政者而言，党群关系是执政活动的主线和基础，也是真实的工作语言。党群工作一直是执政党工作的重心，能否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解决好群众的利益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执好政的关键。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里，都有强调党群关系的内容。政府在许多情况下对社会矛盾和危机事件的处理只要遵循了党的群众工作思路，往往都能取得良好效果。
2.对普通公民的政治心理而言，长期以来群众对党产生了心理依赖，也使党群关系难以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革命时期，党带领并解放了群众，建设时期，党所形成的执政权威以及它对全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使普通民众养成了对党的依赖心理，“有事找书记”、“有事找政府”仍然是一般群众对共产党的态度。这种存在于党群关系中的情感因素是中国政治中的独特现象。
3.与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相比较，党群关系模型能够更为真实、全面地反映当前中国政治的全貌。在西方国家，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伴随着市场成长、法治成熟以及公民结社习惯增强等因素自然出现的。在中国，政党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不得不集中全社会资源，进行“赶超式”发展，最终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全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选择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型，允许适度的市场成长，放松对国有企业和群众性组织的控制，促进国家与社会的部分分离。如果说，国家与社会互动是一个释放权力与获取权利的过程，党群互动则是一个实现和满足群众利益需求的过程。
(三)党群关系视角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论
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维来看，党群关系理论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阶级基础论；二是群众路线论；三是政党领导论。在阶级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党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最终原因是隐藏在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事实。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执政党过分地强调党的阶级基础，忽略了群众基础，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正确判断了形势，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不断扩大了群众基础，使全社会开始出现了更加和谐的政治局面。
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的高度看待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⑩，“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1)在群众路线思维的指引下，党的决策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形成决策后再回到群众中去检验，形成全面的政策；政策执行中的“抓试点”或“模范带动”也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路；了解群众路线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融于了群众路线或群众运动之中。(12)
从政党领导的角度看，党要加强和改善对群众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的统治的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策。(13)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的挑选人才，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14)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他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15)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16)毛泽东也认为，不能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犯尾巴主义错误，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他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同样在党的领导活动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他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17)
(四)党群关系视角更具有包容性
1.“群众”范畴比“社会”更灵活。当前，“人民群众”是指一切支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社会主义事业，支持改革开放的人们，它既包括单个中国公民，也包括由群众个体依法组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从定义上看，它把少数的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排除在外。与“社会”概念相比较，“群众”的含义更灵活，更具有针对性。
2.“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影响力。与西方国家或一般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它首先不是“选举的机器”，而以民族解放与振兴、社会发展为历史使命。因此，在当代中国，党的影响力超越了一切公共权力机构，它既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去行使和执行公共权力，同时自身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形式。
3.党群关系的丰富内涵。当今中国，党群关系既包括执政党与群众的互动关系，也包括执政党与群众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以政党与政府、政党与市场、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等关系表现出来，核心是干群关系。
三、党群关系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领域
(一)对群众身份分化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结构相对简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分化。有的学者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全社会人口的2.1％)、经理人员(1.6％)、私营企业主(1.0％)、专业技术人员(4.6％)、办事人员(包括党政机关办事人员和企事业办事人员，占7.2％)、个体工商户(7.1％)、商业服务业员(11.2％)、产业工人(17.5％)、农业劳动者(42.9％)、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4.8％)。(18)群众的身份的不断分化，使传统意义上的党群关系(党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关系)和党群工作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要重点研究各种新生阶层的利益要求与利益差别，执政党代表与综合新生阶层的利益机制，不同社会群体对党的态度等问题。
(二)对群众政治心理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对群众心理的分析尤其重要。只有了解群众的政治心理，才能对党群互动的特征、形式等有充分把握。群众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感知、政治意识和政治评价等方面。如群众对权力的盲从与依附意识，从众意识，淡薄的权利意识，淡薄的公共责任和公共伦理意识，以“是否有利于我”为核心的利己主义意识，缺少妥协性的“零和博弈”思维等。正是因为群众心理如此，群众运动才容易召唤，且不容易控制，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一旦聚集就容易出问题。
(三)对政党发展与组织变迁的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组织变迁是组织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而政党发展反映了组织变迁的这一普遍规律。(19)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对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使其在态度上拒绝官僚制，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全社会组织起来”的思想使整个社会被事实上的官僚制所包围，官僚主义不可避免。新形势下，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和官僚陋习，需要认真研究。
(四)对党和政府关系的研究。这里的“政”是指宏观意义的政府，包括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两院”。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如，改革者的思维总是在“党政分开”和“党政合一”的两端徘徊。近年来，在基层党政部门又出现了一股“一肩挑”、“党政合一”的潮流。要针对这种现象深入研究“党”和“政”各自的职能范围以及现实的合理边界。
(五)对党和民间组织关系的研究。随着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大量出现，执政党已开始高度关注这一新鲜事物，并把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作为党管理社会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因而，在新形势下，应该深入研究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方式，民间组织影响党的手段，如何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物品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执政党如何从民间组织中吸取志愿精神并改善政党服务等问题。
(六)对党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市场的出现比政党的出现早得多，政党凭借所领导的政府对市场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引入市场机制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执政党要参与并领导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发育的进一步成熟，法治不断健全，政党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被政府专业部门的管理所取代，但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失去了对市场干预的能力。当前，党如何领导市场的问题在中国要比国外突出得多，因而，有必要研究经济增长与执政安全的关系以及政党有效领导市场的手段和方法。
(七)对政党与群众互动机制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与各阶层群众建立感情，善于维护和实现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善于运用民主的手段来扩大民众的参与，善于培养民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群关系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实现普遍的经济民主外，还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遏止官僚主义，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群众中分化出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政党与群众互动方式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群众利益的弥散化，党群之间、群众内部出现各种矛盾的几率增加。当前应该深入研究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的机制，如协商民主机制、利益与情感机制等。
(八)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动关系的研究。党内民主是当前执政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从党群关系的角度看，党内民主的实现，有利于改善党内干部与普通党员群众的关系，最终影响社会民主的质量。从人民民主的角度看，人民民主的实现，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最终改善党群关系。与西方国家民主的实现方式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自己独特路径，党群关系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两种民主的关系。当前，应该探讨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避免把坚持“群众路线”等同于人民民主，把民主实践等同于群众运动。
(九)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研究。“执政能力”是一个本土式的词汇，该词汇反映了党重视干部的综合素质以及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目前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增强五种能力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执政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入思考。当前，应该深入研究增强执政能力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十)对执政党指导思想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总是在不断发展，其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党的指导思想所包含的党群关系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比如，毛泽东思想强调“大众的就是民主的”，强调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邓小平理论强调“大众的既是民主的，也是法治的”，强调既要发挥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要防止群众的自流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新时期首次提出了“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口号，增强党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背景下的代表性；在世纪之初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要求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和谐的党群关系。(20)
四、党群关系视角的新发展
(一)数字化背景下的党群关系视角
所谓数字化是指在IT技术的支持下所形成的新型国家、社会、市场运行或管理形态。数字化运动推动了全球化，也增加了国家管理网络、信息等虚拟空间的功能和内容。数字化的出现对党群关系视角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打破政党组织官僚化的要求。在非数字化的管理形态里，公共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党精英之间进行，无论这些精英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免产生。而在数字化背景中，随着地域、时空的缩小，精英理念开始消失，平等、自由成为主要价值观。因而，数字化运动为公共权力的平民化分配提供了条件。这要求我国执政党的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以提高对群众事务的回应速度，增强党内事务的透明性，激励并引导群众对党内事务的监督。
第二，提出了数字领导的新要求。所谓数字领导是与传统领导方式相比较。传统领导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人对人的领导，强调领导的艺术层面，而数字领导却有新的要求：一是数字领导需要充分了解现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并能使用基本的信息工具；二是善于互动并回应是数字领导的基本素质，它甚至高于面对面交往中产生的领导魅力；三是数字领导要有宽广的时空概念，必要时甚至能超越民族国家，从“地球村”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四是数字领导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沟通以及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在当代中国，数字领导主要指党的干部，政府管理人员以及从事党务与政务的一线信息技术干部。党的干部要学会并善于与网络和电子信息打交道，利用网络宣传个人和政党的纲领、路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政府管理人员，要善于利用信息技术改进和提升行政组织的效率；一线信息技术精英承担着信息技术创新的责任，开发新的信息技术产品，重塑(re-engineering)政府工作部门，使政府能及时回应年轻人的期望。
第三，提出了保护群众隐私权的要求。信息社会容易导致信息泛滥从而增加信息管理的难度，公民的隐私权保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公民信息从文字档案变成电子档案以后更容易变成公共信息；二是现实生活中的执法机构难以对数字化中的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交易进行监控；三是国家更容易通过掌握公民个人信息加强对私人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干预，因此数字化国家与“利维坦国家”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数字化时代，有必要在国家体制内成立专门的隐私保护机构，以加强对公民、企业、社团、政府等使用公民信息的监督，保护个人隐私权。作为我国执政党来讲，在数字化时代保护群众隐私权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执政议题。
第四，提出了积极应对群众政治参与方式改变的要求。过去，公民参与政治受以下变量的影响：一是有关政治参与的信仰；二是政治参与的成本(包括现实成本和未来成本)；三是政治参与的收益(包括现实收益和未来收益)。强烈的政治参与信仰可以抵消对参与成本或收益的考虑，如有坚定政治信仰的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或持不同政见者。对于普通群众而言，除非涉及重大切身利益，一般都会因为政治参与成本大于收益而放弃政治参与。数字化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普通群众不需要现身各种集会，甚至一个人待在家里，在休闲的时间里，充分运用各种IT工具参与政治，如通过手机短信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向政府提出抗议，通过电子邮件发表自己对政府的观点，通过设立网络论坛评论时政等。数字化的出现大大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扩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对执政党而言，回应的义务就显得更迫切，更突出。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党群关系视角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金、技术，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利用得当，保持稳定的国内环境，就能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迅速缩短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以西方自由民主为蓝本的民主化浪潮。美国以软硬的两手对付发展中国家，在“民主改革”的幌子下，一手以资金援助为诱饵，迫使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造；一手以战争为手段，通过消灭所谓的独裁政体，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如伊拉克；或者干脆躲在幕后，精心策划群众的民主抗争，颠覆政府，建立亲美国的“民主政府”，如发生在中亚各国的“颜色革命”。在民主化浪潮中，美国占足了便宜，一方面获得了道义上的民主的“捍卫者”的名声，更主要的则直接获得了战略利益。在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认为：“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21)
在民主化浪潮中，被迫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因为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为西方国家的干预留下了口实。而在一些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里，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能够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好党群关系，以法治的精神塑造党群关系，以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式培育党群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难以寻找所谓“道义”上的借口进行干涉。
当前，就党群关系而言，一是应以开放的视角来看执政党建设，关注国际国内因素的互动，增强党际交流，加强政党对外宣传力度；二是从群众的地域流动性来看待群众，以流动公民的角色看待群众，研究群众利益国际化的问题；三是用人类政治文明的眼光来审视党群关系，比如利用民主、公众参与、法治等制度来保障社会公平；四是进一步规范党与国家、党与群众的边界，寻找党代表群众利益的科学机制。
(三)现代化背景下的党群关系
与西方各国进入后现代社会相比较，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仍然是现代化，尽管也面临一些后现代问题。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性，即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各种特性，与“传统性”相对应。关于现代性特征，美国学者布莱克教授等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提出诸如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标准。(22)对照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现代化的节奏，并为现代化增加了新内容。
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中国的现代化有自己独特的路径。其“独特”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循现代化专业化、制度化、理性化的一般规律。当然，也不意味着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抛弃传统，一些成功现代化国家的事例表明，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并加以现代改造，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在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除了要善于领导现代化外，还要在领导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3)在领导现代化方面，执政党既要解决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的问题，也要解决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在自身现代化方面，执政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执政合法性问题，侧重于执政权力来源；一是执政的有效性问题，侧重于执政效率。二是要破除官僚陋习。所谓官僚陋习，是产生于小农经济、宗法政治、分封政治基础上的一种依历史沉积、因循守旧而形成的官僚作风、官场规则、官场斗争等隐性或显性的政治行为，包括一整套腐败的经验、文牍主义的风格、裙带主义的用人方法、任人唯亲的办事规则等。克服官僚陋习需要以现代法治为手段，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思想观念更新来予以遏止。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下来的官僚陋习并不容易被根除，相反却在某些领域根深蒂固。
在现代化背景中，既要强调党群关系的制度设计，也要强调感情因素。在利益表达和实现形式上，执政党既要勇于承认人民群众利益分化的趋势，及时反映和维护群众的利益需求，而要科学地设计利益表达机制，也要从感情上关心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把理性的党群关系与感性的党群关系充分结合起来。
注释：
①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第66～71页，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②裴鲁恂：《中国政治变与常》，五南图书(中国台北)，1988年版。
③詹姆斯·汤森：《中国政治》，第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Hary Harding,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World Politics,No.36,pp.284~307,January 1984; Elizabeth Perry,"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pp.704~713,The China Quarterly,1994.
⑤参见祝灵君：《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学界的几种新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⑥例如国外学者在使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时，往往把二者均看作一个整体，缺少对各自内部权力分布以及互动的动态分析。参见Daniel Kelliher,Peasant Power in China:The Era of Rural Reform,1979-198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Gordon White,Riding the Tiger:The Politcsw of Economics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Dorothy J.Solinger,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ing Reforms (Armonk:M.E.Sharpe,1993)等文献。
⑦Perry,Elizabeth J,1994,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 & Society Relation,in The China Quarterly,ISS.No.139.
⑧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第122～13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在西方政治学者眼中，“群众”(Mass)是一个负面意义很强的概念。“群众”与“社会”(Society)构成一个复合名词——“群众社会”或“大众社会”。“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是指“一种既有大量人口，但在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上又相当松散和不定型的社会。在大众社会的理想形式中，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是不容易控制的，享乐主义渗透了消费者行为，一般性的散漫、松弛遍及家庭、邻里、教会和学校。”“大众被理解为培育专制主义的土壤；大众社会由于其松散、分化和无组织的性质，从而被认为不仅有助于中央权力的产生，而且也被认为是符合集权主义领导者目的与要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这些领导自然也纵容这种形式的发展。”同上，第3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例如，美籍华裔学者周谠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民主与群众路线的结合上，强调群众的集体性，而忽略了群众中“公民”个体身份。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5页、第130页，2002年版。
(13)《列宁选集》，第4卷，第5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二》，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祝灵君：《政党发展与组织变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20)参见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第322～34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密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2)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4～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关于政党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参见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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