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之父”蔡明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寨论文,之父论文,蔡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关于联发科与山寨机的报道颇多，不过有关联发科老板蔡明介的资料却极其有限，偶尔提及，也简单冠以“黑手机之父”的大帽子。说起来，IT业是一个媒体曝光度很高的行业，很少有人在连创佳绩之下，仍不为行业之外的人所了解。
那么，蔡明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要当科学家
“过去的小学生都会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其他同学通常都是要当医生、老师、县长，甚至有人立志要当‘蒋总统’！记得那时我就是希望当科学家或工程师。”蔡明介出生于1950年，虽然年近花甲但还是记得小学时候的志愿。
1967年，蔡明介就读于台湾大学化工系。当时，化工系毕业生的前景不错，可以到台塑这样的大公司工作。1958年美国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发明了集成电路，一个全新的产业正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虽然，蔡明介的化学成绩比物理成绩好，但是基于萌发的新兴趣，他还是毅然转入了电机系。
稍留意一下，会发现，无论是化工系还是电机系，从后面的发展看，这一阶段台大毕业生之后的作为都颇大，蔡明介是其中之一。
毕业后，蔡明介进入了高雄出口加工区内的通用公司当测试工程师，具体的工作就是看着示波器，检查产品。这一工作颇让蔡明介有学非所用的感觉，他事后调侃，大学所学的都用不上，唯一用到的是U=IR（欧姆定律），不过这属于初中物理。
一年之后，蔡明介赴美国留学，进入辛辛那提大学继续学习电机。
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蔡明介本想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恰好台湾工业研究院有一个项目，目的是将美国的IC技术引入台湾，相关招聘在纽约进行，录取者将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受训。蔡明介欣然报了名，结果他很顺利地成为计划中5位专攻IC设计的工程师之一，
随着这个项目，蔡明介来到台湾工业研究院，负责IC设计。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IC工业的发展中，工研院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人们因此也称他是“台湾IC设计领域的先驱”。
蔡明介在工研院这个环境下，逐渐突破了工程师的视角，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产品只有销售出去才是有价值的。其次，IC的核心竞争力是研发，总是拷贝是难以持续下去的。
下海进“联电”
1980年5月，从工研院电子所移转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实体联华电子成立，媒体后来喜欢简称其为联电，这是中国台湾第一家集成电路公司。
当时33岁的工研院电子所副所长曹兴诚主动争取到了去联华电子的机会，担任董事长。联华电子开始运营时，蔡明介仍然在工研院主持IC设计，因此，联电需要向工研院付费以获得授权。到了1983年，曹兴诚鼓动蔡明介“下海”。就这样，蔡明介来到了联电。在这里，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需要从美国方面获得相关技术的授权，继续同工研院保持合作关系，还要自己组建开发团队。在这个过程中，蔡明介逐渐从技术人员转变为管理人员。
联发科董事蔡明介（右）
蔡明介自己对这一阶段的回忆，更为生动，他说，最初的时候他阅读《IEEE Journal》，随后他开始阅读《财富》或者《哈佛商业评论》。在联电工作的十几年里，蔡明介逐步建立起联电的IC设计基础，从最初的电子表，到个人电脑、通讯设备、消费电子产品一直到存储。
1995年，蔡明介再一次面临转折点。这一阶段，联电改变策略，希望全力从事半导体代工业务，不再涉及IC设计，原有的IC设计团队需要逐一剥离出去，“分灶吃饭”。这个阶段开始，蔡明介陆续担任多家IC设计公司的董事长，并在1997年5月成立了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今天的联发科。
台湾IC设计业教父
2004年以前，联发科最重要的业务是DVD-ROM芯片，无论是DVD、电脑还是游戏机Wii。联发科成立之初尚处在CD-ROM时代，主流产品是速度为4倍速和8倍速的机型，在蔡明介的一手策划下联发科推出20倍速机型之后，其他机型惨遭横扫，联发科也借此确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
2001年7月23日，联发科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
蔡明介说，作为市场追随者，可以避免先驱成本，但是作为追随者的压力同样很大，进入产业成熟阶段后，如果不能顺应产业节奏，只能被淘汰出局。在适时推出CD-RW之后，联发科又顺利切入到DVD-ROM。他们成功地将视频和解码芯片合二为一，并且为了帮助研发能力较弱的下游厂商，还提供了软件解决方案。联发科很快占据了内地DVD市场60%的芯片供应量，同一时期，全球80%的DVD由中国内地提供。
2003年，联发科的收入为380.64亿元（新台币），税后165.22亿元，每股盈余为25.96元，并正式跻身全球前5大IC设计公司。这个收益是台湾市场每股收益最高的公司，因此被冠之为台湾“股王”。蔡明介本人也因此有了“台湾IC设计业教父”的头衔，从业内到被更广范围里接受。
对于联发科几年间令人惊讶的增长，蔡明介更愿意说是人才的力量。联发科的人才来自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等台湾最好的大学，蔡明介甚至邀请这些大学相关院系的教授担任董、监事。为减少人员的流动性，蔡明介提出3C留人术，即报酬(compensation)、照顾(care)与挑战(challenge)。蔡明介说过，“每天下班后，员工把灯关了回家，公司的资产就走光了。”
蔡明介是业界出了名的喜欢谈论管理策略的人。有段时间他还定期在媒体上发表经营管理心得。中国策略名书《孙子兵法》、英特尔总裁葛洛夫的言论、或是策略专家波特的观点，都是蔡明介津津乐道的题材。“一代拳王”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S曲线”则是他为人所熟知的论点，他强调，唯有掌握好产品生命周期，才能维持拳王宝座。
虽然这项理论并非他首创，但他却能把理论适度转化，并且落实在商业谋略上。以联发为例，从CD-R到CD-RW，再转到DVD，一直到现在的通讯布局，蔡明介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论点。
蔡明介刻意保持低调作风，虽然早已经风风火火，但是在内地媒体曝光仍然有限，直到联发科切入手机芯片市场。
引爆“山寨机”热潮
DVD芯片业务推动联发科走上了第一个高峰，但是到2004年，PC和DVD机增长放缓，同时价格竞争传导到产业链上游的IC设计。2004年联发科的销售额为12.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0.5%，但是同年全球IC设计产业的总体增长率为27%。
从1999年年底开始，蔡明介开始频繁造访硅谷。他从美国罗克韦尔引进了从事手机基带芯片开发的徐至强，徐至强被认为是少数可以带队开发基带芯片的华人。2001年，联发科开始进行无线通信芯片的研发。到2003年年底，MTK基带芯片研发成功。
在IC设计行业，大多数公司都是在特定领域中生存。从PC到手机存在太大的跨度，很少人相信联发科能打破这一点。
联发科向下延伸，投资成立了达智科技手机设计公司。随后推出iMobile多媒体手机，同时向厂商推广“Turn-key”模式，即将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只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接洽联发科，一个人找代工工厂，一个人负责销售，就能成立手机公司。
“一站式解决方案”和低廉的价格使下游厂商进入手机领域的门槛大为降低。无疑，最初的时候，山寨机厂商成为“Turn-key”模式的急先锋。
鹿明副书记代表中国科大向蔡明介董事长赠送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品。
山寨机最早始于标有CECT品牌的杂牌手机。后来出现了形形色色各种牌子，从打知名品牌的擦边球到诸如“我爱你”这样创意十足的品牌。
众多基于MTK手机平台的厂商，区别于品牌厂商，又有别于地下工厂，所以得名于山寨机。
除去价格之外，基于MTK手机平台丰富的功能，以及山寨机厂商灵活的市场意识，诸如香烟盒式手机，手表手机涌现市场，充分贴近了市场需求。
在深圳的华强北电子市场附近聚集了数千家手机相关厂商，主板、外观、包装、销售，分工十分细化，山寨机同这一产业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005年，联发科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蔡明介一扫以往形象，在回答机构投资者提问时，拿出手机播放歌手蔡依林的MTV，让大家听一下音乐。提问结束，仍然开心地拿着手机，又换成播放韩剧《大长今》的主题曲。蔡明介告诉拍照的记者，已经买了《大长今》的影碟，但还没有来得及看。
2007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执行的“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被取消。从而给山寨机厂商一个“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内主流厂商，也迅速认识到联发科的价值，联想移动、波导、长虹、TCL、康佳、创维都采用了联发科的方案。
2007年，联发科手机芯片出货量达到1.5亿颗，全球市占率达13%到14%之间，仅次于德州仪器及高通。2007年，联发科营收为804.09亿元新台币（约合18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51%，全年净利润为319.92亿元新台币（约折合人民币72.62亿元），同比增长了40.8%。
2008年6月，CCTV《经济半小时》以题为《揭秘手机山寨机市场》报道了山寨机现象，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
现在谈退休还早
因为在集成电路和芯片设计行业，先推出者会获得高利润回报，而晚到者则有可能全盘皆输。“如果不是为了打对手，联发科不会高调出来。”台湾一位行业观察家说。但今天已跻身全球前三强的联发科，保持籍籍无名将会越来越困难。更何况，蔡明介对市场的野心尚没有止步。
在最新公布的《福布斯》台湾四十大富豪排行榜中，蔡明介列18名。延伸这个话题，还有花絮，2006年，蔡明介将3000多张总市价超过9亿元新台币的股票转给了他未满18岁的儿子，从而使蔡公子成为“台湾最富有小孩”。
58岁的蔡明介在各种挑战面前并不是个新手。他自言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人。和另一位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先驱式人物、被当地舆论称为“枭雄”的联电集团董事长曹兴诚相比，蔡明介更加突出的特征是谨慎小心、步步为营。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而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需求，必须去学”。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来自孟子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与此相对应，另一句他也常常提及的话是，管理大师德鲁克的“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f every business is to stay in business”。
蔡明介曾对外表示，联电期间的训练，让他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位生意人，学会如何把实验室技术商品化，但工程师清楚、准确的作风，才是蔡明介个人管理风格的本质。
包销联发股票的建弘证券总经理许道义，对蔡明介凡事讲清楚的作风印象深刻，蔡明介不仅对上市说明书字字斟酌，“他居然在上市审查前，主动告知今年可能无法达到原有的营收目标，而且还一连说了好几次。”这是许道义从事承销工作多年少见的个案。
工程师出身的蔡明介，很了解工程师喜欢自由、讨厌繁文缛节的性格，因此从蔡明介到联发主要管理层，都相信无为而治，只问成果、不重过程的目标导向作法。在联发很容易看到穿着短裤、一派轻松打扮的工程师，却不容易看到填满预约表的会议室，就连加班费，也几乎是有报必过。一位联发工程师说，“很难见到这么相信人性本善的公司。”
不过蔡明介也很了解，要无为而治，就必须要有一批很有自制力的员工，所以在员工录用上，精英气氛浓厚。
“现在谈退休还早吧！”当问及退休是否有时间表之时，面容憔悴的蔡明介依然执拗坚强。虽然现在已不是事必躬亲，也不能做他最喜欢的研发工作，但是他还是每天要工作12小时左右。住地离台北新竹科学园区的总部，也就15分钟的车程。他生活朴实，平时爬爬山就是最大的业余爱好。“如果我真的退休了，我希望你们忘记我，只要那时候联发还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公司，你们多来报道就可以了。”他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