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内在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回到知识性研究 毛泽东研究有知识和价值两个基本的视角。知识视角的研究任务，是厘清是什么和为什么，具体来说，就是厘清毛泽东有哪些论述和观点，分析其论述和观点的内在逻辑、知识传承、深层背景等知识性问题，构建有关毛泽东的内在知识体系。价值视角的研究任务，是廓清怎么样，即对毛泽东的知识体系、历史实践等进行价值评判。知识视角和价值视角紧密勾连、不可或缺。一方面，对毛泽东个人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基础，建立在理解毛泽东个人知识体系上的价值评价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毛泽东个人知识体系建构有赖于价值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往往会关注毛泽东不同的论述和实践，构建出存有分歧的知识体系，这在丰富对毛泽东个人知识体系理解的同时，争议也由此产生。 毛泽东研究已历经大半个世纪，取得的成果可谓丰硕。但是，对毛泽东的知识性研究远未完成，毛泽东的论述和观点仍然有待厘清和深化。近年来，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左”、“右”对立，价值性研究明显压过知识性研究，不少成果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知识性研究基础上。有的研究对僵硬的价值立场毫不避讳，对研究对象肆意褒贬，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对研究对象的应有尊重；有的研究主题先行，对材料随意取舍，结论简单粗暴，引发一些有关毛泽东的所谓争论，降低了学术研究的品格。有论者指出：“许多倒向毛泽东的污水之所以被人接受，原因复杂无比，其中之一就是从价值立场出发而抽走认知性的基础。”①这一判断并非简单地为毛泽东辩护，而是恰切地指出了当前我国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总的来说，解读毛泽东，是什么、为什么这一知识性研究的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本文的主题是毛泽东的文化理论特别是文化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及理路。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论域，且争论往往呈现两极化特征。有论者从先进文化的角度，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卓见，认为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之集大成者；有论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实践辩护，分析对今天的借镜意义；有论者批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实践，指出毛泽东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和大倒退，甚至得出毛泽东有“反智主义”倾向的结论。笔者认为，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研究出现如此多的分歧，说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确实复杂，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紧张，使研究者可以从中取得有利于自身论断的支持；同时，这也说明，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知识性研究，特别是对其文化思想的自身逻辑、内在理路条分缕析，得出一般性认识，仍然是有价值的。 学界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知识性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观点列举式，逐条列出毛泽东有关文化的观点，引用毛泽东的文本和政策实践进行阐释和说明。国内大多数研究属于此类。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概括一目了然，毛泽东的观点能够简洁明了地予以廓清；不足之处在于单向度审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难以厘清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也会忽略毛泽东文化观点的具体历史背景与演进过程。二是历史分析式，就是将毛泽东某一具体的文化观点植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细致分析。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深入细致，能够揭示观点形成的具体原因及思想观点之间的对话与前后相继的关系，分析深入；不足之处在于容易流于细碎，可能会牺牲视阈的广度和分析的高度。三是范式解读式，借用某一个知名的理论范式，来解读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比较知名的如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范式来阐释毛泽东关键性的文化思想，进而提出新的解读，韩毓海的研究为此种方法运用的佼佼者②。这一方法的优点是提纲挈领，能够提出新的解读角度和新的见解；缺点是带有较为强烈的前提假设，范式的价值立场浓厚，以研究者的价值立场来裁切史料的痕迹较多，研究的客观性受到影响。 引发笔者以及很多研究者对毛泽东文化理论持续兴趣的，是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践。理解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文化革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化革命是中国近代一个非常普通的词汇，但文化革命一直停留在思想论争、教育改革、思想改造等较为“纯粹”的文化领域，毛泽东晚年将其推进了暴力斗争范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何以会走向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命题。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讨论，辩护、肯定的观点和批评、否定的观点论争激烈。比如，杨德山认为，中共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具有“纯粹文化”、“观念”、“物质”(发展生产或增加生产力)三方面的含义，1956年后，中共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开始出现“逻辑错乱”，在“纯粹文化”、“观念”、“物质”三个方面摇摆，文化革命最终走向所谓以“夺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③。陈晋、王钧伟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④，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而否定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宋婕提出，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是要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构建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化，虽然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存在不少不足，但“无疑为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⑤。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则提出“文化大革命”本身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而是要构建新理论：“就像毛泽东通常对革命进程的理解那样，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要让理论完全来自于实践。”⑥这些解读不能说没有见地，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内涵和逻辑究竟如何，“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1956年后出现的“逻辑错乱”的结果，还是其本身的自然演进，抑或毛泽东要创造新的革命理论，确实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处理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旨在廓清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理路。本文以毛泽东文化革命思想为主题，从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与伦理革命，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三个维度，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进行分析，厘清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其洞见所在和矛盾之处，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进行简要评析，并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本文以知识性研究为主，力图将价值性研究建立在知识性研究基础之上，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文本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既不是为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做辩护，也不是对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批判，只是尝试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构建一个认知框架。 二 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 (一)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辩证关系 《新民主主义论》原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毛泽东一篇集中论述文化主张的重要著作，在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文化的一系列基本看法，特别是对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发。《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文本，也是其文化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所在。本部分将以这些文本为基础，对毛泽东有关文化、文化革命内涵的基本视角与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 毛泽东没有直接给文化下定义，而是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来认识文化，这遵循了他一贯的辩证思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这是毛泽东文化理论的三个基本面： 1.文化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文化的内容是政治与经济，形式是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毛泽东强调：“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⑦ 2.文化被政治、经济所决定，对政治与经济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强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⑧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决定论不同，毛泽东认为，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对文化也有决定作用，这是毛泽东对文化认识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辩证法彻底性的体现。 3.文化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具体的文化是带有修饰词的，这些修饰词将不同属性的文化区别开来。如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最重要的修饰词是阶级，文化的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毛泽东擅长使用阶级分析这一利器，对文化进行解构。比如，他曾评价孔子的“知仁勇”，“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强调：“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⑩ 综合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可以对其主张文化革命的基本内涵做出以下判断： 1.文化革命是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并列的范畴，文化革命在整个革命序列中具有重要地位。 2.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是辩证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决定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11)。但在一定条件下，文化革命可以反过来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对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特别指出，那种认为矛盾的某一个方面永远居于决定地位的观点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可以转化的，“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2)。 3.文化革命的目的，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3)。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一样，文化革命具有不可妥协的斗争性。按照毛泽东的文化修饰词，文化的新旧转换，核心是文化阶级属性的转换，具体含义有两层：一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全面代替其他落后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等)的文化，实现文化的彻底转变，这是文化革命的最终目标；二是无产阶级文化获得领导权，取得支配地位，统领社会文化，这是文化革命的过程性目标。 4.文化革命是一场阶级改造的革命。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务，一是改造旧知识分子，二是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培养无产阶级文化的创造者、解释者和传播者。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规模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现实，关键是改造接受旧文化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让他们学习、掌握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态度，“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14)。 (二)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辩证关系的例证 毛泽东对文化和文化革命的论述，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是基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1840年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化演进作了分析。解读毛泽东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厘清有关文化革命的理论观点和内在逻辑。 1.文化革命是阶级文化之间的斗争。具体来说，五四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之间的斗争。 2.文化革命由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共同决定，但政治革命更为重要。毛泽东更看重政治革命对文化革命的决定作用，他以政治革命阶段转换为标准，将五四后到《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这段时间的文化革命分为四个阶段。文化革命的中心内容，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如新三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新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3.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同步，这是其辩证关系的体现。一般来说，文化革命要反映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要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性质。因此，此时的国民文化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文化革命也可能领先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比如，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但其时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可见，文化革命明显领先于政治经济革命，对政治经济革命起了先导作用。又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文化革命与政治经济革命对应，“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5)，但对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16)，其中亦可见文化革命具有明显的超前性。毛泽东晚年进一步认为，文化革命的领先性、先导性应当是常态，而非个案：“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7) (三)毛泽东的创见与不足 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基点。对毛泽东关于三个革命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哲学家们有不同的解读，但大多肯定毛泽东的理论创见，认为毛泽东摒弃了斯大林的机械决定论。比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毛泽东提出文化能够成为决定因素，是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黑格尔辩证法的体现，而正是黑格尔主义的存在，使毛泽东远离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属极具洞见的结构主义，蕴含的是多元决定论的理论创见。 抛开哲学上的见解，从历史实践和社会改造的角度讲，毛泽东对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关系的分析极具创见。其一，毛泽东注意到了三者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没有坚持传统的机械论和化约论——文化由经济决定，将文化问题简单地化约为经济问题，而是高度关注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本身的独特性，注意到了文化革命对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反作用，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可以成为其中的决定因素，这是符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利用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有效解释了1840年来中国文化革命的性质和进程，也利用中国文化革命的实践，进一步阐明了文化革命观。其二，毛泽东注意到了政治与文化的特殊关系，摒弃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思维，将政治与经济并列，成为决定文化演进的两个同等因素，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能够更好的解释文化演变。其三，毛泽东注意到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不会自动同步，不同步反而是常态。就中国而言，文化革命往往走在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前面，成为先导性因素，这是毛泽东分析的独到之处。 不过，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及其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关系的分析，也存在需要继续讨论的地方。 第一，对文化和文化革命的理解强调外部关系，忽略了文化本身的维度。毛泽东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角度理解文化，将文化视为政治经济的反映，将文化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缺乏从文化本身来理解文化的维度，忽略了文化复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继承性、累积性特点，容易导向反传统和文化断裂。 第二，一些重要概念没有厘清，出现了不周之处。比如，毛泽东强调文化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他没有区分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革命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意味着取得了国民文化的领导地位，决定了文化整体的性质和内容，而文化革命领导权只是取得了革命阵营的文化领导地位，并没有成为国民文化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18)，含蓄地承认了占领导地位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但毛泽东却又提出，中国国民文化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指导方针是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9)。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新民主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是取得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还没有取得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对此未加区分，或是出于夸大文化革命成果、鼓舞人心的目的，或是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但不管怎么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问题的分析。 第三，在什么条件下文化和文化革命能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毛泽东没有具体分析和说明，为实践的偏差埋下了伏笔。以矛盾为基点，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关注其中复杂的关系，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特点和优点，但在摒弃机械决定论的同时，也产生了理论论述容易、实践把握困难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文化革命能够成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始终没有回答，也难以回答。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这句话也适用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此外，毛泽东在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分析中，暗含文化革命先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观点，但没有关注文化革命滞后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情况。如何判断这一情况的出现？如果出现这一情况，是否意味着文化或文化革命即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出现这一情况如何解决？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均未作明确回答。 三 文化革命与伦理革命 (一)伦理革命成为文化革命的主题 中国的传统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解决道德人伦关系，且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强烈的伦理化特点。文化就是人们生活的样法，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毛泽东在儒家思想氛围中成长，虽然成年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思想高度警惕，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在文化革命理论中，将伦理革命潜藏其中并作为重要主题，是以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对毛泽东思想和心理的深层次影响，也可以视为毛泽东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 将伦理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主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毛泽东影响的结果体现。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为口号，但归结点却是打倒以伦理道德著称的“孔家店”。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厘定方向的《敬告青年》，对中国青年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等六项要求，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陈独秀认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20)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纷纷向儒家伦理发动攻击，“在这场颠覆礼教的伦理革命中，支配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儒家伦理，在西方现代性挑战下陷于全面解体，中国文化转型遂深入到其核心的伦理层面”(21)。既然运动的对象带有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运动领导者本身也是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无论口号多么新鲜，但始终无法摆脱生长环境的影响，结果是以“新伦理”对决“旧伦理”。毛泽东作为“五四”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极为深刻，将伦理问题作为文化的核心问题，将伦理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主题，是顺理成章的。 伦理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主题，还与毛泽东对文化的属性、文化建设的现实境况等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毛泽东强调底层民众在文化创造中提供物质基础的作用，但内心里并不把他们视为文化主要的或直接的创造者，他仍然强调文化的精英性，认为文化主要的创造者、传播者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是“皮毛关系”——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毛”；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毛”。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2)，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在一定时期内，文化建设仍然要依靠来自于旧体制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23)。“皮毛关系”一方面使来自旧体制的知识分子与新社会的要求存在矛盾，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可以通过改造，让其依附于工人阶级这张新“皮”。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的？毛泽东认为，根本途径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完成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转换，伦理革命恰恰是改造的中心。 (二)伦理革命的本质是立场革命 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来讲，伦理革命已不再有新文化运动繁杂的内容，显得简单而直接——文化革命中的伦理革命就是立场革命，具体来说，就是阶级立场的彻底转换。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伦理立场主要包括阶级立场和道德情感立场。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道德感的词汇。阶级立场与道德情感立场相互勾连，阶级立场起决定作用，道德情感立场是阶级立场的外在表现。安德鲁·赛尔认为：“人们面对不平等的他者时，典型的禀性和情感是混杂和矛盾的，融合了不同强度的阶级蔑视(以及/或者性别歧视、种族中心主义等)及同情和宽容。发自同情的道德情感可能会引起纡尊降贵的怜悯之感，以致令人厌恶。”(24)改变阶级立场，首先要改变道德情感立场，具体来说就是对工农群众的情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以自己的道德情感转变为例，认为浑身沾满牛屎的农民比知识分子更为干净，要求知识分子将道德情感转移到底层工农群众上来。 对文艺工作者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立场革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全面阐述。毛泽东开宗明义提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其中，立场问题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回答其他问题的基础。按照阶级分析法，掌握文化生产权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25)进行文艺创作。毛泽东将立场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树立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立场，改变旧学校所教给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树立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自觉认同劳动人民，“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6)。如此，建设新文化的“新部队”，才能“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27)。 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立场革命？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上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非浪漫主义者，他深知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能力，没有这些从旧学校走出的知识分子的协助，是无法实现对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工农群众的文化普及和文化提高的。不过，如果旧学校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立场革命，就让他们去教育工农群众，肯定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理想相悖。因此，首先需要做的是“教育教育者”，即教育知识分子，教育的核心就是伦理观念的重构，让知识分子彻底转变阶级立场。 对革命者而言，文化革命中的立场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权利的重构。宋婕指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所要做的，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的颠覆式重构。”(28)这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论断。不过，按笔者理解，毛泽东试图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并非宋婕所言的要用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也只是长远目标。毛泽东清楚，这一目标不具现实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掌握文化生产权的仍然是知识分子阶层，而非工农群众；即使在社会主义阶段，也是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即培养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仍然要把文化生产权托付给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而非普通的工人群众。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强调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伦理革命，强调知识分子进行立场改造的重要性。 (三)伦理革命的意义与紧张 毛泽东对文化革命中伦理问题的重视，有其理论和策略上的合理性。将文化革命界定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反映，对革命者和同盟军来说，首先就要在思想意识上认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这一认同，核心是立场转换。对于参加革命、掌握文化生产权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要彻底改变自己从旧教育体制下习得和家庭出身影响带来的阶级立场，进行自我改造，培养对工农群众的感情，树立对工农群众的认同。正如费虹寰指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最大的触动，“在于毛泽东通过展开伦理层面的论辩，将知识分子文艺家置于道德困境，从而成功地解构了他们的精英心态，使之心悦诚服地做工农兵大众的小学生和党的文艺战线的忠诚战士”(29)。 陈独秀曾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0)但在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中，以阶级立场转换为基调的伦理觉悟，却被安排在革命的第一步，伦理革命作为文化革命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使得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道德色彩，也给文化革命造成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伦理革命要求彻底抛弃旧的阶级立场，树立新的阶级立场，最终实现自我的阶级属性转换，就阶级这一概念蕴含的伦理要求而言，有其合理性。但是，将伦理革命中的阶级立场转换推广至整个文化革命，甚至将文化的发展演变转换成阶级立场的转换，就将复杂的文化问题简单化了，这也是导致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内在紧张的重要原因。 四 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 (一)文化与阶级 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文化只是阶级的特征之一，并非决定阶级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决定阶级的根本要素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这一点，纠正了阶级划分上出现的“左”的错误。不过，从毛泽东的理论来讲，既然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那么，结论必然是文化也是阶级的重要属性，不同的文化观点和思想意识，应当是某一个体或群体阶级身份的反映；文化作为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区隔标志，阶级意识、阶级文化的存在，都说明文化与阶级有密切联系，只不过，文化能否作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志，是存在疑问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主要有两点：其一，知识分子具有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毛泽东一般将知识分子判定为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这一政治概念范畴；其二，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是“皮毛关系”，知识分子往往依附于统治阶级，其谋生和立身之本——文化也来自于统治阶级构建的体制，统治阶级的属性是否“传递”给了知识分子，是毛泽东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对中国旧体制下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毛泽东一直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徘徊。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大量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指代知识分子，显示他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标准不再是生产关系或生产资料占有情况，而是思想观念。不过，毛泽东仍然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31)，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所持的复杂和矛盾态度。 (二)特殊形态的阶级革命 毛泽东历来强调，革命是敌对阶级或阶级联盟之间的殊死搏斗，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有所不同，是一种有着特殊形态的阶级革命。文化革命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方式特殊。毛泽东将文化革命和武装斗争视为不同的战线，强调两者的区别。文化革命是“不拿枪”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是非暴力的，是思想观念的批判与反批判斗争；文化革命主要是意识形态斗争，以消灭肉体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二，对象广泛。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对象是阶级敌人，而文化革命的对象既包括阶级敌人，还包括革命者自身和同盟者，十分广泛。中国的文化革命是阶级文化之间的斗争，直接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同时被认为是党内错误思想和作风的主要阶级基础，需要通过文化革命予以消除。按照列宁主义的思想，即使政治上最为先进的工人阶级，其自发思想也是工联主义，同样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第三，目标特别。毛泽东认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先进阶级的文化获得领导权，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服务。但对不同的对象，文化革命有特定的目标。针对阶级敌人的文化革命，是反文化专制、反文化“围剿”，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对革命阵营来说，文化革命是要实现知识分子的“立场转换”，是要改造革命队伍的思想意识，是要启发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 第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阶级革命的决定因素。阶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三个方面，如前所述，按照毛泽东的辩证法，文化革命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决定因素，从而成为阶级革命的决定因素。 文化革命是特殊形态的阶级革命，意味着文化革命不能采用一般的阶级革命方式(如暴力斗争、肉体消灭)来达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的文化革命方式是思想论战、思想改造和统一战线，反对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比如，对王实味等延安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人士，毛泽东坚决反对进行“镇压”，得知王实味被杀的消息后，毛泽东勃然大怒，对下令秘密处死王实味的康生说“还我一个王实味”。 (三)文化革命的偏向 毛泽东对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毛泽东将文化因素排除在阶级划分之外，将文化革命视为特殊形态的阶级革命，而没有将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阶级革命，无疑把握住了文化革命的特点，把准了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关系。在文化革命的方式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文化批判(对敌人)、思想改造(对革命者自身和人民群众)、统一战线(对同盟者特别是知识分子)等策略是符合实际的，成效也得到了历史检验。在过渡时期，毛泽东基本坚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策略，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正确的理论政策。但1956年后，文化革命方式开始走向激进，采取戴“右派”帽子、劳教、株连等方式，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和一般意义上的阶级革命混同，偏离了毛泽东早年规划的文化革命方式和途径，最终遭遇了失败。 为什么毛泽东对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会出现逆转，抛弃早年正确的文化革命战略和策略，使文化革命与一般革命混同？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方面在于文化革命本身。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相比，文化革命既是外在的革命，更是内在的革命，对象更为广泛，内容更为深刻，方式极为特别，难度更大，效果也不好衡量。文化革命的难度，特别是那些批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声音频频出现，容易让激进的革命者失去耐心，采取让人“不开口”的极端方式进行所谓的“文化革命”。主观方面在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存在的不足。毛泽东认为文化革命是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历来强调阶级革命暴力斗争的一面，这使得文化革命与一般的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逾越，采用一般革命的方式开展文化革命，其实潜藏在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中。如前所述，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辩证法认为，文化革命应当在阶级革命中处于先导地位，在理论上没有给文化革命滞后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留下位置，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毛泽东在理论上可能准备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文化革命实践特别强调年轻人、普通人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这可视为毛泽东在构建新的文化生产机制方面的新设想和新努力。一般来说，文化生产权掌握在中老年人手中，通常的文化传递方向是从年长者到年幼者，从文化地位较高者到文化地位较低者。但毛泽东晚年试图打破这一文化的生产和传递规则，希望实现文化生产和传递的逆转。最为明显的是，毛泽东强调年轻人在新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新中国成立前获得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则看法消极。毛泽东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没有文化的人比有文化的人强：“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32)“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除将文化革命混同于一般的阶级革命外，更为深刻的，是试图建立文化地位较低者特别是年轻人在文化生产中的权威地位，颠覆通常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笔者认为，毛泽东做出这一判断，是其将文化革命中阶级关系的一次破天荒的新转换——将文化的阶级革命转换为文化的代际革命，虽然它仍然贴着阶级的标签。遗憾的是，这违背了文化生产和文化传递的基本规律，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乃至失败的命运。 五 讨论与结论 对中国人来讲，谈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文化的名义发动，但解读却一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是以“文化大革命”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另一种观点则是离开文化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权威党史著作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的形式，“是因为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所谓‘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避免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33)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文化领域搞革命，而恰恰是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遭遇到了失败，转而进行的政治革命。这一解释符合“文化大革命”中普遍的政治斗争现象。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本质不能否定，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文化革命逻辑。 本文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关系，文化革命与伦理革命的关系，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关系。其中，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关系，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辩证色彩；文化革命与伦理革命的关系，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重要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文化革命的方式和路径；文化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关系，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中具有洞见的部分，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部分。 总的来看，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辩证性。毛泽东以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为分析基础，以矛盾为着眼点，摒弃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突出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特别是政治革命对文化革命的作用，强调文化革命对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反作用，并认为文化革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主要矛盾的地位。 二是宏观性。毛泽东并没有就文化来谈文化，就文化革命谈文化革命，而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文化和文化革命，这使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论述超越了文化本身，进入了政治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宏大视角。这与同时代的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文化谈文化的“专业主义”有很大区别。宏观视角是革命家看待文化的视角，一方面使毛泽东的文化超越了文化本身，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超越同代学者之处；另一方面也使毛泽东的文化论述政治色彩浓厚，以阶级解构文化，显得不够专业和精细，个别论述还背离了文化演进的规律。 三是不确定性。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理论相比，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潜藏着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将来可能发生的文化革命实践难以捉摸。比如，在实践上，会不会出现文化革命滞后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在何种情况下，文化革命将是决定性因素？一旦文化革命成为决定性因素，那革命策略如何？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一般的阶级革命)如何区分？文化革命具有特殊性，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在策略上如何区分？等等。 让我们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逻辑。笔者认为，文化革命包含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规划。按照毛泽东文化、政治、经济三者辩证关系的论述，一般来说，在经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政权等专政武器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阶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文化性质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不应该再有所谓文化革命。但毛泽东是高度的辩证论者，他认为文化革命领先于或滞后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这也就是矛盾发展的不平衡。1957的“反右”运动，让毛泽东意识到文化革命的艰巨性，特别是掌握文化生产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阶级立场的艰巨性和困难性。可以推论，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文化革命”的滞后性日益突出，成为决定性因素，“革命”条件日益“成熟”。与此同时，文化革命中的“立场革命”的地位更加突出，非黑即白的道德色彩日益浓厚。以道德为标榜，容易激发年轻人和普通群众的狂热参与。在阶级立场至上为核心的道德至上理念的支配下，既然革命是阶级对阶级的暴力斗争，那么，对“文化阶级敌人”也可以采取从思想说服到肉体消灭的任何形式，“革命者”不仅没有任何的道德和心理负担，反而充满神圣感。而文化革命与一般阶级革命纠缠不清的关系，也让抛弃特殊的文化革命形式成为可能，特殊的文化革命成为普遍的阶级革命，暴力成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文化革命”方式，对文化的“革命”演变为对“文化人”的“革命”。最为重要的是，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被证明不能实现自我改造、转变道德立场，那能够起来打破这种“反动腐朽”的阶级文化的，只能是尚未受到“思想腐蚀”的年轻一代和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污染也较少)的底层群众，以及那些转变了立场的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1949年后进入学校的年轻一代思想“健康单纯”，革命热情饱满，敢于冲锋陷阵，对“阶级敌人”毫不手软，自然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以毛泽东为首的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导师的作用也愈加突出。由此，“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代际之间的“文化斗争”，试图改变文化通常的代际传递方向，即从传统的前辈向后辈传递转换为后辈向前辈传递。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宏大的分析视角、高度的辩证性和潜藏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其理论的特色和优点，也是其中潜藏的危险的因素。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和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和实践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方面的镜鉴：第一，坚持文化的人民性，争取和确保文化领导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不渝的目标。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思想所强调的，也是当下中国复杂的文化思想态势所要求的。第二，正视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摒弃简单化的革命思维和非黑即白的道德思维，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和教训。第三，扬弃潜藏诸多不确定性的文化革命思想，回归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文化建设在正确轨道上前进的基本要求。 ①《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再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热点直击》，《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 ②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2期。 ③杨德山：《革命逻辑的错乱：中共“文化革命”观变迁考察(1956.1-1966.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④陈晋、王钧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⑤宋婕：《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现代哲学》2013年第1期。 ⑥Jonathan Spence,Mao,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9,P185.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毛泽东在此处的表述是：“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诚然”、“然而”两个词的用法，是着重强调“然而”后面的语句内容。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20)《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6页。 (21)高力克：《五四伦理革命与儒家德性传统》，《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8年3月号。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24)[英]安德鲁·赛尔：《阶级的道德意义》，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249-25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 (28)宋婕：《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现代哲学》2013年第1期。 (29)费虹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30)《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33)《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51页。标签：毛泽东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文革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