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独特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独特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论龚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活着的人，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对历史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则具有两重身份，既参与了一个阶段的历史创造，又对自己没有参与过的历史进行研究。龚育之就属于这一种人。但他又与众多的中共历史研究者不同，后者只是群体性参与历史的创造，与高层社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龚育之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高层社会管理者创造历史的过程。研究龚育之对中共历史学的贡献，必须排除掉他对创造历史的贡献，否则，混为一谈，事情就弄乱了。比如，他参加了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应该说是有贡献的，但这种贡献是属于参与创造历史的贡献，而不是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当然，在考察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时，也一定要注意到他所参与的历史创造过程给他的研究提供的有利条件。
一、著文立说，提出大量新见解
龚育之不仅目睹过某些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对历史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熟知度；而且知识底蕴丰富，理论功底深厚，能敏锐洞察到社会不同变迁阶段的历史渊源，探究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他曾在文中呼吁：“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①，他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身体力行了这一完美结合。辞去行政领导职务而专注学术研究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党史研究，著文立说，力作不断涌现。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一些新颖观点无不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照亮着党史研究大道。
（一）关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
1.20世纪三大伟人。龚育之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出发，把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并列为20世纪三大伟人，指出他们都在引领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伟大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实行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毛泽东作为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在我们的事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巨大失误的历史关头，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
2.“独特的超越”。通过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各自所在时代的中国，龚育之强调：邓小平的升起并不意味着“非毛”，而是独特的超越，是纠正、继承、创造性发展三者的结合。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层面的具体错误，继承了毛泽东毕生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根本方向层面的革命遗产，也即实现了常说的“拨乱反正”，这是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独特超越的第一层含义：纠正与继承的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了全面改革，且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这便是独特超越的更深层含义。龚育之又补充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始于毛”却“成于邓”，然而，“对‘形成’和‘成功’也应该辩证地看、从继续发展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邓以后的时代里继续奔腾向前”②。龚育之向来擅长条分缕析，其思维之缜密、见解之独到往往无法不让人折服。
3.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龚育之认为，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首先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两者无法割断的客观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有本质相异的一面，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才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营经济形成完整体系、达到了全新水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城乡都已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不言而喻，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不是要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认识。
4.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龚育之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也有教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可是，假如没有“当初”的实践，怎能“早知”现在要进行改革，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呢？现在改革只是否定过去对公有制地位和形式的某些僵化观点，是比当年的改造起点更高的再探索。显然，“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完全是非历史的观点。
5.过渡时期矛盾的交叉性。龚育之认为，用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划分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是科学的。他提议用主要矛盾来区分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极富创见地指出过渡时期的矛盾特别复杂，具有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既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交叉，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交叉，正是通过这种交叉，过渡时期既同新民主主义阶段联系起来，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应有新表述：“应该同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双重性（一化、三改）相适应，而不能只顾阶级斗争一个方面，或者只顾经济建设一个方面；应该反映这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前后变动，而不能只顾后不顾前，或只顾前不顾后”③。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1.理论形成的标准。如同历史上一些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实践和著作有无形成理论的质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也遇到了这一疑问。怎样才算形成了理论？龚育之的理解是：判断理论是否形成要看实质而不是表达形式，只要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就应该承认这个领域的理论已经形成，至于这种回答是以大部头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是以小册子的形式或者决议、报告、讲话的形式表达出来完全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和个人的特点。有了明确的标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有无形成理论体系的迷惑就不解自开了。在他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称法突出了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提法强调了理论的主题，两者都有存在的理由。
2.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邓小平理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刚开始人们难免意见不一。龚育之认为：将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追溯到1956年、1953年或者1949年有其道理，但这种追溯“已经不属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不属于这个理论的现实依据，而属于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历史根据，即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的问题了”④。他主张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看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因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虽后来被打断，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开始，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真正起点。对于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龚育之也作出了科学的五段式概括。
3.讨论市场经济问题的出发点。1991年秋天，龚育之重读了邓小平的著作和有关邓小平言论的全部剪报资料，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以往被忽略了的重要内容，整理出一份长篇读书笔记，完整地回顾了邓小平许多思想尤其是市场经济观点的由来与发展，说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市场经济思想是酝酿多时、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这些发现在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南方谈话精神上来有着积极意义。针对那种将外国词典中的定义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市场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他在围绕市场经济有关论述的对谈录中强调：讨论问题的正确出发点应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成就和经验、问题和出路的实际”⑤。这一科学的出发点，对于动摇“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帮助大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上取得共识的作用不容小觑。
4.20年（1958—1978）经济发展的衡量参照。邓小平几次说到：在“左”倾错误严重的20年中，整个政治局面一片混乱，经济也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那么如何通过经济统计数字来证明这20年经济发展的缓慢呢？龚育之给出了两个比较经济发展快慢的参照：一个是以新中国“头八年”发展得好的时期作参照；一个是以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作参照，以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作参照。从纵向和横向进行一番全方位的比较，问题的严重性就尖锐地显露出来了。
5.南方谈话后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在伟大历史人物逝去后中国将何去何从的疑惑彷徨时刻，龚育之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一文中，依据十四大的结论，将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五年高度评价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五年，又首次从总体特征、发展水平、深化改革、根本指导思想四个方面对新阶段的特征作了完整概括、对这个新阶段的延续也进行了科学预测，明晰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和坚守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
6.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战略估计。在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时，龚育之回顾了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提法，并立足于今天深刻地分析道：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有地域、有历史过程的特指，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不是一时一事的估计，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主要错误倾向的固定估计；这个战略估计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来的，它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复杂的形势下，在战略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里奋勇前进”⑥。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一脉相承和两个阶段。面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里面都“早已有之”的观点，龚育之客观地概括道：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一脉相承，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共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以及一套大家熟悉的“共同语言”之“脉”。龚育之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加分析地说早已有之、没有新意，是不符合历史的”。
2.三段历史与两大飞跃。在十五大报告的基础上，龚育之进一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经过了三段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发生了二次历史性飞跃，出现了三大理论成果：产生于第一段时期第一次飞跃中的毛泽东思想，产生于第三段时期第二次飞跃中的邓小平理论与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又首次提出第二段时期可以视做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这样一来，前后两次飞跃就很好地衔接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历史就明朗多了。
3.马克思主义要面对的新形势。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关起门来才能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看法所不同的是，龚育之相信封闭会有更大的安全隐患，认为马克思主义要积极面对开放的新形势。开放当然会带来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但开放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马克思主义在同世界文明成果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吸取中，在同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激荡中，将会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
4.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龚育之赞成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要求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5.突出“探索”与分析“异端”。龚育之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多面的丰富的辩证过程。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给我国的建设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仍然需要不断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把握“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一些属于创造性发展的东西，也容易被持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人视为“异端”，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三大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只有用实践的标准，才能检验出“异端”究竟是真的创造性发展还是自以为有创造性实质却错误的东西。
（四）关于党史篇章结构
20世纪90年代初，龚育之就设想“将来写党史，也许可以考虑分为三个时期，写成三大篇”：第一篇，从1921年到1949年，为党的历史的民主革命篇；第二篇，从1949年到1978年，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第三篇，从1978年至今，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篇章如此安排有很大合理性，能充分反映出曾在十个方面实现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三个时段都近30年，有助于编写党史著作时合理规划结构、分配篇幅。
对于自1978年伊始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他又分别以1992年南方谈话与十四大、2000年进入新世纪为界，将其细划为三大发展阶段。他联系这一历史阶段的分界描绘了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任13年间中国奋斗历程的波澜壮阔，如此一来，人们对13年历史业绩的理解便深刻多了。对于党史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意见不尽相同，但正是在这种心平气和的探讨中，引起了重视，赢得了共识。
上述龚育之的许多看法都是十分精彩的，确有独到之处，研究者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从中吸取营养。当然，并不是说他的看法没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比如，他把1949年到1978年称为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的时期，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仔细想起来，中间的“文化大革命”一段，既非“延伸”，也非“准备”，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轨道，所以，把这10年称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暂时性中断”更为恰当。
二、分析所见所闻，存留诸多重要史料
诚如龚育之自己所言，皆因历史机缘，他曾屡经运动风暴，数次卷入政治漩涡，虽“沉船没顶”，却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的因果始末，故有责任心不溢美不饰非，追忆相关故人旧事留与后人评说。“文化大革命”后，他也应邀参与起草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的多次中央全会文件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深谙某些决议、决策产生的前前后后，故能科学地解读会议精神，准确地向民众传达鲜为外人所知的起草概况，字里行间总跳跃着些许史料。其所见所闻，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线索；其所知所感，也启迪我们继续深入思考：
（一）描述了他所知道的周扬、陆定一、许立群等党史人物，强调了纠“左”务必彻底的教训
在龚育之笔下，如实展示了周扬在反“左”派斗争中厉声疾色地咄咄进逼李之链又巧借发言之机好心保护于光远的截然不同；全面记录了周扬对《文艺八条》“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的修正补充和起草发言稿时讲究遣词用字、细心考订征引内容的严谨学风；真切刻画了周扬领导的文艺工作力图紧跟毛主席号召却又因转述节略落得明目张胆“篡改”罪名的尴尬，以及他所在的中宣部因方求文章的“走错房间论”被莫名攻击为“假批判、真包庇”阴谋的无奈；还顺带提及了周扬闲谈时说到的解放前那场文学口号论争激烈的教训是派性、宗派主义作祟。在龚育之印象里，陆定一最大的贡献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确立的不懈努力与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其最大的失误则是在“左”倾时代阴霾下强烈反对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而且，龚育之概括论述了“双百”方针“毛泽东首次分别提出—陆定一展开论述—陈伯达合并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并确立”的形成经过；又特意着重评价了时任中宣部部长又有很深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的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的高风亮节，这对于当前如何确立学部委员评选准则很有启迪意义。在《彭真、许立群与北大社教》一文中，龚育之回忆了许立群任社教工作队队长时召集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起草高校社教文件等历史概况，沉重指出这段历史最根本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左’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根本上澄清和纠正；局部的纠‘左’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引向从根本上纠正，那‘左’的指导思想还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⑦
（二）梳理了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的批斗细节，再现了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艰难
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中，龚育之形象地将批《二月提纲》和批包括《汇报提纲》的“三株大毒草”分别比做“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详尽记录了七个“攻左庇右”材料准备的缘由和背景以及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考虑，仔细回想了东湖之行向毛泽东汇报提纲的成员与所得指示、整理毛泽东七千人大会讲话稿所作的推敲与修改，简单勾勒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被视为“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时的短暂平静与毛泽东号召“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后风暴的再起。在《〈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中，他补正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一处题注，全力忆起了《汇报提纲》中所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被肆意挞伐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经过，以帮助年轻人了解中国理论界20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真相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提出的艰辛历程；比照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点的引用和重申，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其实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拨乱反正是被‘批邓’打断了的全面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则揭示了跟《汇报提纲》有真实历史联系的文件是《科学十四条》。根据他当年的个人笔记和其他资料，龚育之生动讲述了科学小组是怎样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而广州会议是如何勇于适时触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根本问题的；陶铸首次主张中南地区“三不”，聂荣臻较早察觉知识分子的顾虑，马大猷率先要求“正名”，周恩来英明主持决策，陈毅极力倡议“脱帽加冕”。龚育之还诠释了胡乔木就知识分子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论断的微妙修改，摘录了陆定一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坚持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个性发言，提到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理论框架和具体政策的酝酿。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探索都被无情地打断了。
（三）披露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起草内情，倡导“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自始至终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的龚育之，对这一决议的起草情况知之甚详，曾与其他同志一道编写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1年7月，《历史决议》刚通过时，他就应青岛市委之邀作了一个关于学习《历史决议》的报告，讲述了《历史决议》是怎样采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作用等重要问题的。2001年，在纪念《历史决议》通过20周年时，他又结合新的档案资料，对决议起草的由来、核心问题、起草的开始、初稿的提出、四千人大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讨论直至六中全会的最后通过等情况都进行了一番回顾，再现了党当年将政治智慧、政治良心和政治勇气相结合的大仁大智大勇，以及起草者们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持续努力，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或研究《历史决议》保存了颇有价值的史料。目睹今天的实际，他强调：《历史决议》来之不易，我们应坚持《历史决议》，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取得的成果后退，又要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这也是历史与认识的前进所必需的。他认为后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党的历次大会报告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都有所深化、有所发展，都在不同方面、某种程度上延伸了《历史决议》。
（四）回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之形成过程，介绍了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中某些提法的周折与考量
凭其起草文件的亲身经历，龚育之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以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氛围下，有意在《历史决议》中提及作为集体智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十二大报告进一步简单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决议展开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表现；十三大报告则第一次相对具体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各项基本政策。在回顾这些时，他还描写了即将卸任的胡耀邦对写好十三大报告的踌躇满志，比较了邓小平所说的不发达阶段与毛泽东谈及的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异同，重申了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点看历史的必要。在多篇回忆性文章里，龚育之都写到了胡耀邦主持精神文明决议起草的过程中，始终有两个问题在领导干部中争论不休：一是要不要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二是要不要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较为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围绕此分歧而衍生的内部斟酌和几番周折。
龚育之的不少回忆都是档案中所没有的，弥补了档案、文献的某些不足，为后人进行相关专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史实资料。回忆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后人提供可靠的史料。所以，它不能胡说乱说，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夸大、歪曲真相。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误，那是可以原谅的。龚育之的回忆，由于有文字材料为根据，加上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责任心，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比如，他对《二月提纲》事件的回忆，与许立群生前对张静如所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编写党史要著，贯穿全新别致思路
谈及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自然不能忘记他参与撰写或主持编写党史要著时的呕心沥血和贯穿其中的新颖思路。其中，浸透着他辛勤汗水的两部通史著作，对于中共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一）参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明确十年探索中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戴鹿鸣、周承恩分别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第六、七章的初稿，龚育之负责修改、定稿了这两章。第七章将1956年至1966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无疑是《七十年》的一个新意，对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专文分析与完整贯穿更是该书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龚育之将两个发展趋向概述为：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这种透彻精辟的分析方法迥异于“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为深入体会党史进程中的曲折迂回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他还进一步谈到：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倾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本质上有区别，不能等量齐观，但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准备。若干年后，他又更形象地描绘了两者的关系，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好比桥身，1957年后十年中的错误则是岸与桥身相连的引桥，引桥在岸上，还不在河上，但岸上的引桥，却是引向河上的大桥桥身的铺垫。这些精彩的观点对于正确分析十年探索中的“左”倾错误，真正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由来，深入理解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历史必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开辟的不易有很大帮助。只是，就像龚育之自己后来所总结的：上述概括“没有用‘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贯穿全部论述”⑧，这一疏忽给《七十年》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瑕疵。
（二）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分析指导思想内部的两个侧面，凸现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
龚育之历时数载主编而成的党史中卷稿较《七十年》又有很大前进——它深化了“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一方面将其贯穿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部历史，如第四篇题目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真实地写出了“两个发展趋向”相互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继续分析十年曲折发展中几次突发的大转弯，明晰转弯前指导思想内部的两个侧面，如此一来就能明白，由于对形势估计的变化，一个侧面就压倒另一个侧面，整个指导就发生大转弯，人们重读这段历史时就不会觉得有太多的突然了。
中卷稿另一处有创意的便是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独立成章，舍弃了以往沿用的“经济恢复时期”的叫法，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实践了龚育之将1949至1956年细分为“前三后四”两段的一贯考虑。在指导此章的具体写作时，他叮嘱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来统领全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内涵上有别于抗战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整个社会处于比较高级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也是后来很快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由。这种写法完全合乎党历来对自己纲领所进行的宣传，强化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
四、关心学科发展，阐述研究原则方法
曾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的龚育之，无论在任或不在任期间，都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党史学的健康发展。他就党史学的研究原则与具体方法作过较多探索，其相关宏论或散布于传记书评与党史学会发言中，或密集于专门的札记论述中：
既要研究历史过程又要与加强理论学习、现状研究相结合。在龚育之看来，从事党史研究，要了解历史，学好理论，把握现状。历史功底至关重要，理论尤其是党的指导思想都从历史中来，应历史需要而起，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党的历史，才能真正依傍历史经验，深入掌握党的理论，全面了解现实的由来。但理论学习必不可少，研究历史还得上升到理论层次，而不能止步于材料的挖掘和史实的考证。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研究成果才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可读性，增强党史工作者实践这种结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将是提高研究水平的有效渠道。同时，现状研究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而对新的实际，我们要用极大的努力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⑨。广义上的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割裂历史”⑩。总结历史时联系当前、立足今天，才有时代气息。
既要坚持党性又要坚持科学性。龚育之指出，研究党的历史不能没有党性原则，党性内涵很丰富，它要求遵守党的《历史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有实事求是的起码态度，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认为，研究党史一定要有党性，但也不能违反科学性。其实，党性本身就蕴涵了科学性，如《历史决议》一般具有组织的权威，也带有科学的权威，遵守党的《历史决议》就要求人们在遵循决议关于重大历史和理论是非的基本结论的同时，遵循《历史决议》所体现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自从1978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重新确立，党史研究中服从决议和服从真理是统一的或者是可以求得统一的。在学术探索中，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党性的基本要求，但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也是被党允许的。“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做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11)。
既要按照历史原貌又要站在时代高度。他强调，写历史，当然要准确写出它的本来面貌，如何发生、怎样决策、什么结果，都要作出清楚的交代，以便后人了解过去；写史还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理出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龚育之举了一个例子：从《论十大关系》看“一五”计划，就是那时的新高度；从《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的论述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现在的新高度。当然，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不是叫人去任意改写历史，而是以忠于史实为前提。
既要写党自身的历史又要写人民与国家的历史，既要写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史又要写经济与文化的建设史。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写党史就不能老聚焦于中央会议、领导人活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还应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记录国家日新月异的历史变化，重视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一句话，研究者的眼界宜宽不宜窄，将各方面都写充分了，历史就会丰满起来。龚育之在党史编写的指导工作中一再重申：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是只有几次运动，还有党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工作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城市、农村的新气象，新时代新国家的新面貌都是党的历史的某种折射，都要映入观察者眼帘。
既要概括学界已有成果又要有新发现、新论述，“官方观点”既应有所创新，又要允许个人阐释。龚育之说：党史学界是一个整体，一个机构中的几个人关起门来写史的水平是永远有限的，一定要以学术界已有成果为前进之基，时刻关注别人的最新发现、最新成果，同时又不能忽视自己对新材料的挖掘、新理论的探索，倘若只会总结概括别人的学术所得，水平也断然提高不了的。他直言：即便是“官方研究”、“官方观点”，也应该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不是拒绝独立思索，一味重复已有结论，净讲空话、套话。研究者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有责任对我们党的重大决策进行理论阐述和宣传，而作研究性的阐释和宣传时，可以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也可以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是使党的决策研究能够保持生动活泼、保持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
既要用“广角镜头”又要用“特写镜头”，既要观察国内又要观察世界。“广角镜头”能看出当时整段历史的全貌，而“特写镜头”集中于一人、一事、一情节，易于捕获历史的某个细节，两种写法皆用就兼有概括性和生动性，叙述起来也能繁略得当，重点突出，背景了然。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一整体，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与世界变化息息相关，研究党史要善于分析党在当时是怎样依据国际形势作出决策、推动历史的。但凡国际大气候的变动总会波及到我们国内的小环境，如美苏争霸、两大阵营的对峙、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等，都让党的政策无法避免相应的冲击。
既要叙述又要议论，既要写成就又要写失误。理想的历史著述应“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叙述好比“画龙”，生动流畅地叙述出历史事实和历史进程，使人们知道历史的“本然”；议论有如“点睛”，清楚恰当地评议透历史变迁的缘由与经验教训，使人们了解历史的“所以然”。研究历史，要敢于以其本来“面目”示人，不能随便抹杀它的成就，也要坦然面对它的失误。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几十年历史，创造了辉煌，也出现过徘徊。辉煌要刻意铭记，徘徊也不能设法淡化。对于党史中的人或事都要以两点论客观公正地对待，切不可以后来的智慧去苛责前人或故事。总之，要尽量写出一部真实的、全面的、可信的历史。
此外，在其最后一次以党史学会会长身份所作的发言中，龚育之谈到了要保持和加强党史学界内外良性互动，以争取在史料、史实、史观方面有所作为。有感于当前界外研究不被界内重视、界内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的分隔或对立现状，他提倡适度从组织上增加党史学会成员，从工作上扩展党史学会接触面，以增进界内外在党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动，在史料方面共享信息资源，在史实方面加强交流、澄清事实，在史观方面百家争鸣，求同存异。这一想法，对于如何推动当前党史研究新高潮的到来有重要指导作用。
上述龚育之所提出的编写中共历史的原则和方法，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做起来又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问题，有时党的纪律规定，某些历史的实际情况暂时还不能透露，这就使党史研究工作者不能不绕着走。又比如，历史要反映民众的活动，这是绝对应该的，问题是怎样反映，至今并没有解决。对于这些，龚育之生前是知道的。可惜，他走得太匆忙，来不及以他的智慧给出答案。
五、热爱文献编辑，开创文献研究新局面
龚育之热爱党的文献工作，为编辑、整理党的文献无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与才智。1975年他就被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工作。1976年至1988年，龚育之都一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重要岗位上，晚年他常深情忆及自己人生中的这一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参与或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1975—198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系统宣传了党的指导思想，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研究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党的决策与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党的文献出版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
常年累月的文献工作，养成了龚育之喜爱深究渊源的思考习惯，亦练就了他善于从事文献考订的超常本领。龚育之注重发挥文献对于理论宣传和历史研究的功效，较早地介绍了1956年12月毛泽东关于只要有需要“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刘少奇“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的讲话，以及1957年4月周恩来“搞一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的讨论。他考察了1956年的试探起步本来可以成为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却最终没能迈开去的曲折过程，提出今后要记取怎样让思想解放在正确方针指导下成长、开花、结果的经验教训。另外，对于开国盛典的细节、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的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提法的由来、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的传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的源头等等问题，他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证。
编辑中共文献的工作，由来已久，但过去多以收集、整理为主，缺乏对文献中观点渊源的梳理。龚育之利用自己的特有条件补其不足，为党的文献编辑、研究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这在中共历史学史上也理应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正是在龚育之的带动下，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重视党史文献研究，党史文献研究工作因而打开了新局面。作为党史文献学的鲜有开拓者之一，龚育之还多次表达了“一个老文献工作者”对文献编辑工作开拓创新的殷殷期待，企盼文献的出版能以多样的编辑方式来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以推动党史研究更加细致、准确。
以上把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独特贡献归纳为五点，挂一漏万，未必能够完全反映出他在中共历史学科发展中的功绩，且限于篇幅，难以展开论述和分析。龚育之之所以能够对中共历史研究作出如此多的有益贡献，是同他的思想品德、学术风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毕生敬业，笔耕不辍。他堪称党史学界的奇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却因时代和国家的需要，积极投身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宣传研究工作，理论水平较其他党史学者丝毫不逊色。他用一生走出了一条革命理想和科学信念交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的非凡道路。他毕生没忘使命，不背初衷，信奉“花堪折时直须折”，坚持“勤修案牍不修窝”。他年轻时就得了肾炎，以后身体一直较弱，但却把事业看得很重。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身受病魔肆虐的剧痛，仍旧嘱托夫人清理家里刊物时要留好有关党史和其他历史资料，照例让家人替他标记好所读报刊书籍的有用内容以便日后引用。在离去前夕，他依然挂念着继续写作，叫女儿给他“重新配（眼镜）”的交代竟成唯一遗言。难怪熟悉龚育之的韩钢一度困惑：他是用生命来坚持写作还是以工作在延续生命？像他这样用生命写史，生命未息写作就不止的奉献精神，怎会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呢？
关注时政，思想解放。他是一位儒雅的高官，更是一位博学的专家，有理论者的敏锐，也有历史学者的眼光。他颇有“两胡”遗风，政论与史论密切结合，对党的决策、方针、政策作了不少系统论证、深度阐发与科学评价，其研究成果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目的，真真切切地起到了党史研究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现实作用。古稀之年轻松地将写作方式由“提笔”改为“敲键”的他，思想向来开明，“心不与年俱老”，与党俱进，与时俱进，强烈主张“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题目更实际一点，队伍更广大一点”，大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明确反对本本主义、帽子主义的主观作风。
文风简约，论证有力。读过龚育之作品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他的特色写法。相对于厚实的大部头著作，他好像更喜爱用单篇独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采用札记体裁，简单而随意，或长或短，时叙时议，甚至客问主答，形式多样，直奔主题，重点突出，轻而易举地写出自己的回忆或思考。他的文章含金量极高，不但见解独到，分析透彻，而且文献征引翔实，史料丰富，娓娓道来，令人信服。由于他的经历，能见人之所未见，知人之所未知，又有着随手记录的良好习惯，所以，对他来说，往事并不如烟般缥缈模糊，一番翻箱倒箧，总能持之有据，准确抖出不少史实史料。他也比别人更懂得抢救史料的重要性，曾建议胡绳就其亲身经历的某些历史事件进行清理总结，提供“胡绳说法”，自己也和时间赛跑，全力记载保存相关史料。可惜，还没来得及“素描”好于光远的工作业绩和个性特征就乘鹤远去了，给人留下些许遗憾和无尽感伤。
斯人虽逝，学风长存，思想永在。对于龚育之的学科出身和经历优势，其他党史学人自然无法如愿复制，然而，他的治学之道与理论风范却是完全可以被党史新兵们大胆学习或效仿的。今天，纪念龚育之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努力弘扬他的精神，沐着他思想的余晖迎头奋进，推动他所钟爱的党史大业继续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②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0、372页。
③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第193～194页。
④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第75页。
⑤ 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⑥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⑦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⑧ 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
⑨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第753页。
⑩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第754页。
(11)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第794页。
（注：笔者曾于1999年10月在《静如文存》一篇文章的“评文纪事”中说：“序中提出的关于在研究中加强理论性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多大改善。这是搞史的人的一大毛病，不改，学科发展就会受限制。就党史学科来说是有根源的，一代传一代，习以为常。结果，搞理论的人如龚育之、石仲泉等一步入党史界，写出的文章的水平，就是搞了多年党史的人也赶不上。所以，我多次倡导加强理论研究，是完全有道理的。”2002年，龚育之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的《〈静如文存〉的〈评文纪事〉》一文中说：“龚育之不足为法。但党史研究者要加强理论研究的道理，的确是中肯的。效法乎上，仅得其中，效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要效法大家。党史大家，一个胡乔木，一个胡绳，都是理论家兼而为史学家，而且都是诗人和文章家。现在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写党史研究文章，理论不足，文采也不足。”随后，我在《百年潮》2002年第4期发表的《读龚育之同志文有感》中说：“我以龚育之、石仲泉两位为例，说明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客气话，而是心里话。类似的话，我在多处讲过。我们都应该效法大家（如胡乔木、胡绳），但是也应该向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学习。”笔者与龚育之只是一般朋友，有时一起开会，并无深交，只是因为看过他的文章，很赞赏他的才华。他去世以后，笔者很想念他，虽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但总觉得欠他点什么。所以，笔者就和博士生欧阳奇一起发表这篇文章，一是表示哀思，二是想提示后学者在前进中不要忘记从先行者的贡献中吸取营养。）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论文;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