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藏路线的书写看19世纪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殖民想象——以法国人旅藏游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法国论文,法国人论文,中国论文,游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7）01—016—04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西方列强在入侵中国内地的同时也开始进入藏族边地。除了英俄之外，法国人也开展了多次入藏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入藏路线的选取意义重大，这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人的旅藏游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事实上，对处于殖民竞争中的法、英等国来说，入藏新路线的开拓不仅是个人的冒险事业，同时也是国家殖民势力的扩张。
旅行路线→民族情感→国家竞争
19世纪40年代法国人古伯察（
variste－Régis Huc,1813～1860年）及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1853年）到达了拉萨。这一事件在出人意料的同时，也引起了多方关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西方人能进入中国西藏的首府拉萨。尽管在古伯察关于此次旅行的游记文本《鞑靼西藏旅行记》（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中，并未显示出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争夺新的入藏路线的激烈态势，但及早将势力延伸到这一地区以实施文化殖民的想法已经在古伯察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透露出来：“……从那里可以通向周边地区，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给他们带去信仰的光明和文明的益处。那些对科学进步怀有兴趣的人会对传教士在拉萨所构建的图画拍手称快。在这座城市，法国教士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向喇嘛们提问，参考寺院里的经卷，登上佛陀山（指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重建各民族的历史，这些隐藏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民族其传统、风俗、教义、宗教纪念物等直到今天已经逃脱了欧洲和印度学者的眼睛”[1]。按照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年）在其《文明的进程》中所说，“文明”的进程在1789年拿破仑遭遇埃及时被终止，“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2]。在此，政治、宗教和学术力量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到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进入了入藏探险的角逐中，游历者们不断开辟新的入藏路线，尤其是到达圣城拉萨的路线，并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赋予它意义。游记文本的叙述与诸多报刊[3] 的旅行报道在根本上形成一个相同的语法结构，即××到达××，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记述更详细更丰富，后者则更加重视和突出旅行者所选择的路线，几乎每次报道都会说明它们是否是新的、或是沿用某人的路线、抑或是连接了某些人以前走过的路线。与此同时，游历者的活动在地理学上的意义也是报道者极为重视的。这种对新路线的探索已然成为认定探险者们功绩大小的标准之一，它从某种意义上直接刺激了欧洲人对域外民族地区更大的兴趣。费尔（Henri－Léon Feer,1830～1902年），法国开展藏族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之一，在19世纪60年代所作的关于开设藏语课程的讲演中曾经说道，“亚洲最封闭的地区今天已经向我们开放，我们已经驻足其间，路线每天都变得更清晰。它不只是一种利益的满足，而且是能力显示的需要”[4]。
进入藏族地区的各条旅行路线的连接和延续是欧洲国家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由于各国之间利益的争夺，在旅行路线的开拓上又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旅行者的民族情感容易得到彰显。1881年法国公共教育部长茹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年）就强调，“法国不能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应当是一个能对欧洲命运施加自己一切影响的伟大国家……应该把这种影响传播到全世界，并把它的语言、风尚、旗帜、军队和才智带到它力所能及的地方”[5]。而巴黎地理学会成员、迪松大学（université de Dizon）教授葛发雷（Paul Gaffarel,1843～1920年）更是在《法兰西的殖民地》中宣称，“殖民非但不会危害国家，反倒是爱国的，并且是第一需要的。”[6]
邦瓦洛特（Pierre Gabriel édouard Bonvalot,1853～1933年）就在其游记《勇闯无人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中宣扬了这种“爱国”情绪。他说，“自西藏对欧洲人关闭门户以来，有幸来到藏区的只有我们法国人。最早来到这里的是古伯察和秦噶哔两人……从江卡到这里的路上，我们感到就像在法国领土上旅行一样，这是因为在古伯察和秦噶哔之后，还有罗勒努神甫进入西藏腹地……在他之后进入昌都的还有肖法日、德告丹、杜多明等人，法国人或整个欧洲人都应该将他们铭记在心。我还想再说一遍，欧洲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们，开辟了探险家的前进道路，他们称得上文明的殉难者。就拿在青藏高原上旅行的普热瓦尔斯基来说，他走过的大部分路线是古伯察走过的，英国人吉尔和梅斯尼也走过法国传教士的路线。晚些时候，贝拉·切舍尼伯爵曾跟随罗歇和克列多纳也试图前往西藏……库帕想偏离两位神甫走过的路线，结果被杀掉了。巴贝也是沿着神甫开辟的路线走的”[7]。邦瓦洛特用大段文字来凸显法国人在欧洲探察藏族地区事业中的先锋意义。
与邦瓦洛特相比，奥尔良王子（Henri d'Orléans,1867～1901年）更注重新路线的选择和探索。如其在《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中所记述的，在云南思茅的一家客栈，他们听说从缅甸来了两个英国人，准备经过普洱和大理回去，“这条新闻使我们如释重负，我们一直担心探险活动被别人捷足先登……在云南我们还遇见好多相识……未知的地盘日趋缩小，要想到达未知的地区，就必须加快步伐”[8]。后来他们又在一个村子听说有一个从缅甸阿瓦来的英国人路过，此人观察山水并打听周围的情况，奥尔良一行即感叹他们即将往北的行程都是陌生的地盘，还无人涉足。但由于他们计划中从云州到冕宁的路已经由此英国人走过，所以他们必须选择另一条新路。到考察团最后到达真朴为止，他们行走的路线就将旅行家哥佩尔、吉尔以及西藏传教士和帕维使团的路线连接起来，“在罗西乐和杜塔尔的完美工作后，要使这条纵贯印度支那的法国河流（指湄公河，即澜沧江）的整个流域为人所知，就只需到德格探险了”[9]。
多隆（Henri Marie Gustave d'Ollone,1868～1945年）在其《彝藏禁区行》（Les derniers barbares,Chine－Tibet－Mongolie）中继续反映了这种路线上的竞争态势。当他到达松潘镇从杜利（Dury）神甫那里得知两个德国人费西纳中尉（lieutenant Filchner）和塔非（Albert Tafel）博士已经横跨了这一地区时，为自己无法成为踏入这一地区的第一人而倍感失望。他本以为所带的考察团是进入庞尤的第一批欧洲人，却听族长说7年前就有两个汉语名字为派和邱·里·斯的欧洲人来过。他们后被确认为英国探险家巴斯和瓦特·琼大尉两人。
探寻入藏新路的整体状况可由李默德（Joseph－Fernand Grenard,1866～1942年）评价利特代尔夫妇1895年的经历时概括出来，“近年来入藏探险丰富起来，（他们）都带着同样的到达拉萨的目的，但人们总是埋怨到不了那里。另一方面，如同其他人一样，开拓道路比到达目标更有趣”[10]。好奇心的不断满足、科学考察记录和标本的积累、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民族情感的张扬一路与探险者们同行。
19世纪后半期，加布里埃尔·夏尔姆（Gabriel Charmes）在《外交政策与殖民政策》（Politique extérieure et coloniale,1885年）中写道，“我经常在想，法国如果对周遭国家在全球各地的角逐竞雄一事，仍然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她将很快的沦为二流次等国家。时间紧迫，因为不但角逐者众多，而且竞争的程度将越来越激烈。竞争的对手防备着我们、嫉妒我们；他们想尽办法要超越我们……今后全仗我们自己的努力，一方面不要轻易被那些高明的对手赶过超前，一方面还要在亚洲或非洲创建一个并不逊于我们在18世纪所曾拥有的殖民帝国。”[11] 这种政治言论显然与游记文本如出一辙，成为法国历史现实的写照。
地图→殖民想象
旅行者对这些路线的描述最终会走向哪里？地图是承载它们的最好的表现方式。经过西方人几十年、上百年的积累，他们所探察的藏族地区的地理路线通过各种符号形象地呈现在地图中，逐步填补了那曾是一片空白的地方。地图成为联结西方人同藏族地区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媒介，它既是物质的和工具的，更是心理的和想象的。
19世纪40年代当欧洲第一位教授藏语的教授福科（Philippe－Edouard Foucaux,1811～1894年）向听众呼吁学习藏语的重要性时，最方便和形象的解释方法就是在地图上指示“这一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独特地区”，并声明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
地图上各种符号形成的纸上空间直接对应着读者对遥远地域的想象空间，那些空白点的直接作用是激起人无限的占有欲望和充当开拓者的野心，这在19世纪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以邦瓦洛特为例，他在《勇闯无人区》的开篇介绍了同朋友罗兰（Henri Lorin）关于旅行事宜的讨论。“要是开辟一条从巴黎到东京湾，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路线，那将是一次绝妙的旅行……我把预定的旅行路线标在了地图上，即把中国的新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印度支那半岛连成一条线。这条路线在一般人看来是离谱的，想入非非的”[12]，但他本人却对此充满了向往。奥尔良王子在旅行出发前也是“在地图上满怀憧憬地旅行着”[13]。
如果说地图刺激了邦瓦洛特作为探险家的更大野心，奥尔良王子则更关注地图上那些已经被标注的地区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最近除了帕维考察团，博南、吉尔和奥当达尔考察团外，还有即将到来的德伯中尉考察团，这样地图上剩下的空白也就不多了。我们的抱负就更加远大了。北部中国境内的湄公河流域还不为人所知。拉凯和弗朗西斯·加尔涅未竟的爱国之举理应由法国人来完成，这确实意义非凡。在中国境内探险，可以收集有用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发展商业、推行和平”。当他看到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的一幅标着英国人正在修建的从曼得勒到中国边境的铁路地图时，奥尔良王子感叹，“这是关于商业利益呀……我们应该担心工业上的失败，我们的邻邦很清楚，真正的殖民离不开铁路……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修一条进入中国的铁路尤其重要。要修建铁路我们比英国人更有利……将来某个时候，中国这座大厦必将倒塌，获益最大的必将是最早抵达的人，也就是说拥有最佳交通方式的人”[14]。在奥尔良的言语之中，考察团的活动、地图的标注、铁路的修建、经济上的收效、法国的强大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链条。
美国制图学家丹尼斯·伍德（Denis Wood）认为，“地图与关系有关。甚至在最没有野心的地图里，简单的呈现也被吸引到多层次的关系里，整合及解离了符号功能，包裹及重新包裹了意义”[15]。旅行路线的逐步探察并最后以直观的形式通过对地图的不断填充得以表达，这是科学的，更是政治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也是国家间竞争的，但它们最终都直接指向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对外扩张。这也是他所说的“地图是政治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地图上各条路线的延伸和联接历经了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但从某种意义上它更象征了一个物理和心理空间的扩展过程。从地域上讲欧洲人从其内部跨越到欧洲之外，从文化上它也反映了法国和欧洲现代文明对东方民族进行改造和吸收的企图。19世纪后期法国经济学者保罗·列霍华—柏利俄关于殖民的解释与此相应，“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展力、它的繁殖力，它在空间上的扩大和激增，就是将宇宙或宇宙的一部分完全纳入这一民族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法律之中。”[16]
法国人对入藏路线的重视表明了他们对藏族地区所怀的殖民构想。从旅行者来看，他们大力呼吁并多次表示，藏族地区所占据的广阔地域有着巨大的潜力，希望有更多的人对此进行开发。“学者们，走出书斋，在这个狭小的行星上走一走吧，这样你们就会明白，空地，而且优质的空地还很多；人类为了征服地球，成为地球的统治者，正在做出极大的努力；人类还没有用完地球上的资源，还没有耗尽地球最后的潜力；地球上还埋没着无穷无尽的财富，其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邦瓦洛特语）[17]。
而就法国政府而言，一方面，它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未直接对藏族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同以非洲为主的世界殖民网络相比，处于亚洲中国边地的藏族地区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角度来看，都不能为法国殖民势力的开拓带来直接的成效，故较少受到其关注。其次，在法国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军事侵略中，汉地人口众多、交通便利、文化和商业发达，成为其肆虐的主战场，对汉地的把持和控制更有利于殖民战争的成功。第三，清后期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相对游离的关系决定了法国政府很难通过清政府对藏地进行控制。最后，英俄两国在外国势力对中亚包括藏族地区的势力争夺中一直占据优势，与它们相比，法国在藏族地区力量微弱，难以抗衡。这是法国政府一直未对藏族地区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在解决法国传教士在藏族地区引发的冲突问题上，历届法国驻华公使都竭力保全传教士的利益，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法国政府对藏族地区事务的兴趣和关注，尤其是作为天主教福音传播者的传教士们的入驻，有利于法国文化的传播，这也是同法国对外一直实施的文化策略相适应的。
［收稿日期］200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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