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属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阶级论文,属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1569（2001）01—0109—05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是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现象。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继续扩大，国内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剧烈变动，随着教育和出版的普及和推广，作家和读者群体骤然增加。然而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中，维多利亚小说却呈现出明显简单的一致——维多利亚小说的集合命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造成这种一致性的表层原因是小说相似的道德内容，但是我们对这种一致性的追问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被公开推崇的道德只是意识形态的建构，我们需要探索维多利亚小说的深层结构——小说的阶级属性问题。
探索这个遥远的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维多利亚小说不仅在内容和样式方面都为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还以经典的形式直接构成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本世纪前半叶有列维斯将维多利亚的文学观念作为英国文学甚至一种人类共有的文学的精华保存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后来有韦勒克和柯林伍德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80年代以来有伊格尔顿（注：〔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贝尔塞等人开始的对英国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本文论题的参考和比较意义自不待言。
考察维多利亚小说的这一面不能不从它的核心观念开始。维多利亚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被普遍认为同那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危机有关。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文化精英认为公众宗教意识的衰减将产生不良社会后果，于是他们强调对公众宣扬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小说因此被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使命。结果是，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始终紧紧围绕着一套核心价值观念，
而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则是绅士的概念（注：RobinGilmour. The Idea of the Gentleman inthe Victorian Novel.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5）。关于绅士的概念对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性问题，当代英美文学批评界有关的讨论很丰富，出版了不少论著。笔者接受普遍的观点，认为讨论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属性问题应该从绅士概念开始。
英语的绅士（gentleman）一词是从法语的gentilhomme（贵族绅士）派生而来的。法语gentilhomme 一词法国大革命后便在本土被废弃不用了，可是它的英语派生词却一直沿用到20世纪。这期间，绅士一词的含义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是很稳定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绅士在英国历史上曾经专门指称缙绅，主要指拥有土地的，有佩戴盾形纹章资格的非贵族，他们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仅次于贵族，处在男爵和爵士之下、自由民之上的位置。从16世纪起，绅士的身份开始对这样一些群体开放：军官和议员，英国国教的牧师，律师，伦敦的内科医生和牛津或剑桥的学者。缙绅和贵族一样是有财产而不需要自食其力的人，16世纪后绅士包括有职业但是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语义更为宽泛的绅士统指出身高贵并且有教养的人。并非所有的绅士都是贵族，但所有的贵族都是绅士。绅士概念强调的首要资格是出身身份，但是还要求附属于这种身份的诸如温柔、善良、文雅等品性。出身名门的重要性在于高贵的出身和优秀的教育更可能培养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绅士一词的历史表明它是一个植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的身份概念。
绅士概念在维多利亚时期，尤其在1840—1880年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它仍然标明某种身份，但是原有的道德教养内容被加强了，变得更注重它的道德内涵而不是身份内涵。当时有人甚至预测绅士将逐渐丧失传统的身份标志。在那一时期，随着为招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工作的公务员的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 绅士身份开始对在英国公学（public school）接受教育的群体开放， 而不再纠缠他们的工商业阶层出身背景。英国公学的数目在1837—1865年期间从原先的7 所增加到32所（注：Marjorie Morgan.Manners, Morals and Class in England:1774—1858.Lonfon:St.Mstyin' s Press.1994.P.121），就读的学生也不再局限于贵族子弟而扩大到商人和厂主的后代。绅士概念就这样从原来的贵族绅士（an aristocratic gentleman ）转变为有道德的，勤勉工作的，信奉上帝的维多利亚绅士（a Christian gentleman）。
绅士的概念是维多利亚小说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和观念。必须指出，绅士概念对于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性同英雄概念对于荷马史诗是不一样的。英雄通过荷马而为世人知晓，但绅士却是维多利亚时期以前贵族等级制度的遗物。荷马史诗是英雄业绩的记录，而维多利亚小说则是对绅士概念的探索。虽然奥斯汀早在1780年就开始描写乡村绅士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态度，但是1860年前后的维多利亚小说家仍旧在讨论“当一名绅士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探讨如何造就为绅士的问题。
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概念和维多利亚小说的角度，我们首先可以辨认出小说的中产阶级属性。这种属性表现在小说的中产阶级人物上，表现在小说作者的中产阶级背景上，也表现在作品的主题上——如何成为绅士和成为绅士的意味这类问题说到底只是正在成为绅士的中产阶级的问题。
经典维多利亚小说的主人公尽管都是绅士和淑女，却是非贵族出身的中产阶级的绅士。事实上，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学词汇正是在维多利亚早期19世纪30年代出现并开始流行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是英国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地扩张的产物，而中产阶级的命名则与1832年的“改革法案”有直接的关系。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业城镇的“改革法案”，使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正式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并且确认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存在。维多利亚小说描写的就是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
和小说的人物一样，维多利亚小说的作者也置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这种情形在维多利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十分显眼，甚至刺眼。那一时期除小说以外的其它各类著作的作者主要是贵族和有地产的绅士（注：Arthur Pollard.The Vicrorian Period:Excluding the Novel.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3.）。而维多利亚小说作者， 无论是职业还是家庭背景还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都具有中产阶级性质。曾经在救济院度过童年的狄更斯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外，他被称为“会描写绅士的人”——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不是绅士。但是狄更斯和中产阶级作者一样赋予许多作品自信的活力和进步的乐观主义。贵族出身的小说作者当时十分罕见。比肯菲尔德的伯爵本杰明·迪斯累里虽然也写小说，但是他的作品与后来称作维多利亚小说的那些作品完全不同——他的一部作品的标题恰恰是《年轻的公爵》。（注：〔英〕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古启南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由于维多利亚小说的中产阶级作者自私的兴趣和狭窄的视野，小说内容的局限性很大。数量十分可观的小说作品把当时英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被排除在外。19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暴力，第三个十年的政治动荡和70年代以后工人的贫困都没有在他们的小说中得到反映；而工厂的工作环境，工人的居住条件以及雇佣童工这些问题倒是在皇家调查委员会或卫生官员的报告中留下了详尽的记录。因此，作为历史的某种记录和参考，维多利亚小说的价值较低。
维多利亚小说的中产阶级性质还表现在它对于绅士问题的热衷。那一时期许多作品的标题直接表现出这个主题。这种探索暗示了中产阶级的那种新近成为或者希望成为绅士的心理状态。从另一个方面说，中产阶级作者对绅士总是持久不衰的热情是意味深长的。它显示了一个数量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队伍，也显示了这个阶级对于绅士身份的向往。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维多利亚小说直接反映了新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的经历，表现了他们的努力和追求，而绅士的概念则集中地概括了他们的经历和追求。
尽管维多利亚的绅士概念与中产阶级紧密相连，它的诱惑力却超越这一群体而抵及工人大众。工人阶级成员是维多利亚小说的读者，虽然不是作者或主人公。从接受美学和影响研究的角度看，工人读者的形成影响了以他们也作为对象的维多利亚小说的发展。而通过维多利亚小说，贵族的绅士概念得以对当时正在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迪斯里甚至在40年代创作的三部曲中构想由旧土地贵族和新生的工人阶级结成反中产阶级的联盟的梦想。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属性有某种工人阶级的成分。
工人阶级群体成为读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件大事。正如1832年的改革法案使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一样，1867年和1884—1885年的改革法案使许多城镇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先后获得了选举权。1871年的“教育法案”后英国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学校（the National Schools）并且进一步发展50年代开始的业余成人教育。这些国家学校和它的某些课程是专门为劳动阶级设置的。当时的公学开设拉丁和希腊语，国家学校却教英语——英国教育史上的一门新课程。英语读物就这样成为劳动阶级子弟的课本。无论国家学校的教育质量多么低劣，工人逐渐成为英语的读者了。也许由于认识到工人群体的英文阅读能力的文化开发价值，J .W.Hales 1867年提出了“穷人的经典”的说法。（注：Chris Baldick.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1848—1932.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3.p.62）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一些教育界权威认为将来没有可能读牛津或剑桥的人不必研究拉丁或希腊，穷人只要读读英国文学就够了。大众教育就这样把工人读者带入英国文学。
维多利亚小说对英国工人阶级影响的结果是绅士概念对他们的潜移默化。在殖民化给英国人迅速带来大量财富的维多利亚时期，许多工人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观。既然通过接受教育是中产阶级晋升为绅士的出路，这条道路对于工人阶级似乎也是敞开的。绅士的诱惑在维多利亚时期就这样向下扩散，直达低层的工人群体。工人直接模仿中产阶级。到本世纪初，英国工人周末的着装已经很绅士化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模仿绅士的方式；英国绅士似乎已经成了工人比例很大的英国人的同义词。1911年出版的劳伦斯带有自传性质的《儿子与情人》所描写的工人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绅士淑女的概念完全占据了威廉、保罗、米丽安、克莱拉等人物的头脑，虽然他们都是工人的后代。从某种程度上说，维多利亚小说的绅士为英国工人提供了模仿的榜样。
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属性问题还进一步涉及绅士概念和贵族阶层的丰富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绅士身份的历史渊源决定了绅士概念本质上的贵族意识；其次，维多利亚绅士概念的道德成分也是贵族理想的历史遗产；最后，贵族意识形态以监督和控制的方式直接参与了维多利亚的绅士概念的建构。
无论是英国历史的绅士概念还是维多利亚的绅士概念都是身份概念。支撑这个概念的是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强调社会身份——强调社会身份的尊贵——就是强调等级秩序。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指出：“如果我们将社会殿堂中的各个等级设想为通往永恒王座的低级阶梯，那么每个等级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其业绩上，而是体现在其尊贵上——即是说，体现在其与最高位置的接近程度上。”（注：〔荷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这样我们认识到，维护等级秩序就维护了贵族阶层的尊贵地位。绅士概念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复兴与中产阶级的兴起的相关性是明显的，但是这个概念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集团。中产阶级成为绅士意味着他们承认并维护现存的等级秩序。考虑到绅士地位只是在大众之上而在贵族之下，这样一件事对贵族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身为伯爵的罗素在20世纪说，“绅士的概念是贵族为了管理中产阶级而发明的”。（注： Robin
Gilmour. The Idea of the Gentleman intheVictorian Novel.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5）这真是一针见血。新兴的中产阶级急于摆脱工商业者过去在封建等级秩序中的谦卑地位，而贵族正需要把他们纳入现存的秩序中。维多利亚的绅士概念的贵族意识表现在，工商业中产阶级一方面热情拥抱绅士的身份，另一方面极力在自己和劳动阶级之间划出一条鸿沟。
同样地，绅士概念所具有的道德内容也不是中产阶级的发明，而是贵族观念的遗产。根据中世纪的观念，贵族立于美德而非其它。贵族被上帝赋予重任，他们应该培养德行和维护正义，他们的品行应该成为世人的典范——公正、勇敢、正直和慷慨都是贵族应具备的品质。维多利亚的绅士概念是一次大张旗鼓地有意识地探索的产物，但是它基本沿袭了中世纪的贵族理想，因此它的道德内容非常鲜明突出。中产阶级追求道德为了成为尊贵的绅士，但是在政治上开始转为守势的贵族集团却是为了延续他们的理想而张扬绅士道德的。
贵族观念和维多利亚小说的联系除了表现在无形的绅士概念的历史渊源和道德内容外，还表现在有形的体制性的控制和监督作用上。尽管维多利亚小说拥有中产阶级的作者和中下层阶级的读者，贵族意识却在出版界、批评界和舆论界监督和控制着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方向和方法——不少维多利亚时期的研究者认为贵族的政治势力至少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注：Tomlinson.The English Middle - Class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6.）。正如贵族观念好几个世纪以来影响了英国礼仪规范指南一类的书籍的写作那样，贵族观念渗透了维多利亚小说，使它成为道德说教的代名词。如果说维多利亚小说是英国文学的不幸，贵族是难逃其咎的。贝尔塞在《重解伟大的传统》（注：〔英〕贝尔塞等：《重解伟大的传统》，黄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中读出了乔治.艾略特欲言又止的女权主义的内容——可见那不是中产阶级作者勇于表达自己的时代。女作家使用男性笔名的事实本身也很说明问题。哈代的《德柏家的苔丝》一波三折的出版，批评界对它的谴责同读者对它的肯定和欢迎形成极大的对照和反差，从中我们不难觉察维多利亚小说的读者、作者和评论者复杂的阶级构成。对王尔德的审判更直接地表明了贵族观念和势力对小说的有形监控。
贵族观念对维多利亚小说的影响还表现在其语言的“纯洁性”上。维多利亚小说语言的单一性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许多批评家可以不约而同地提出哈代作品中同一处“不适当”的地方。直到本世纪初，劳伦斯的作品的某些词汇还受到火力集中的指责。事实上，维多利亚小说培养和熏陶的具有贵族色彩的“标准英语”不久以后便成为英国文化的疾患。非常强调“标准发音”的标准英语由于凸现阶级的差别而成为各阶级平等交往的障碍。本世纪20年代随着工人子女逐渐进入牛津和剑桥，“标准英语”成为许多拥有民主观念的英国人要极力摆脱而不是希望得到的东西——当然这是维多利亚小说的一段后话。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到，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属性问题非常复杂。贵族观念提供小说的思想资源和监督机制；中产阶级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传播贵族的绅士概念，在小说中用自己的当代经历去印证贵族制度的传统道德；工人阶级则在被动地想象性地分享中产阶级的成功经历的同时被最初的绅士概念教化和同化。至此本文论题的正面讨论基本结束。
需要专门补充说明两点。其一，如此错综复杂的维多利亚小说不是文学的自然结果。1832年的“改革法案”之后是一个政治实验和社会重组的时期，它诱发的意识形态危机逼迫贵族集团成员进行严肃思考，甚至作出努力和挣扎——于是有一批人就人为地将某种观念引入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维多利亚小说因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说教意味最重的小说之一。这些人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阿诺德。（注：Johnson, TheCultural Critcs,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p.18—38。 ）阿诺德没有世袭的贵族出身，但是在观念形态上他是贵族在文化教育界的代言人——虽然他对于当时的英国贵族的精神素质并不满意甚至提出指责，但这并不妨碍他从贵族理念中汲取思想资源。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中世纪后诞生的欧洲知识分子与宫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注：〔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宏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使他对贵族及其理想产生认同。由于一群阿诺德式的人物的集体努力，由于中产阶级作者的自私心理和政治幼稚，维多利亚小说成为宣扬贵族的绅士人物的文学载体。其二，维多利亚小说演示观念的威力来自那种曾经被誉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 （注：〔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这种方法强调塑造人物而不是独特的个体。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被凸现。这种方法可以制造真实的效果，让读者容易接受演示观念的代表类型的人物。 （注：Alison Lee, Realism andPower:Postmodem British Fiction,London:Routledge,1990）
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维多利亚是英国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它的道德观念却不适合现代工业社会；那一时期中产阶级的队伍和政治势力急速扩大，工人阶级也已经形成，但是这两个阶级都未能发展充分的自觉意识；那一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但是封建的贵族思想始终垄断意识形态领域。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产物，维多利亚小说虚构出一种工业社会的贵族理想人物因此是不奇怪的。顺便说一句，对于英国和英国社会来说，绅士概念的提出和绅士的塑造，调解并缓和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阶级冲突，制造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贵族的维多利亚道德理想不能提供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活力（注：Daniel R.Schwarz,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Novel,1890—1930,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9.）。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急速衰退也许可以在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道德观念中找到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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