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鉴定：预测还是回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档案鉴定工作因决定着档案的存毁而被看作是一项预测性工作，然而，在鉴定工作倍受关注的今天，这一观点却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档案鉴定工作不是预测，而应该是回溯。
对档案鉴定回溯还是预测的争论反映出对鉴定标准的不同主张：持预测观者认为，档案鉴定工作“本质上是人们在认识档案客观属性的基础上，对档案满足未来社会利用需要的预见、预测和评价，它是一种主体性的认识，而且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认识”（注：陈兆祦、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也就是说持预测观者将档案利用者的利用需求作为鉴定工作的标准，据此来判断档案有无价值，要不要保存；而持回溯观者则认为档案鉴定应根据档案在形成者手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来判断其保存价值的大小。
回顾国内外档案鉴定工作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实这一问题并非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对档案鉴定预测还是回溯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就在为捍卫“证据的神圣性”而不懈努力，他认为档柔最本质的作用是充当其形成者职能、组织、计划、政策、决策过程和活动等方面的证据，并坚持“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注：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坚决反对档案人员参与文件的鉴定和挑选工作。到五、六十年代，詹金逊的这一理论遭到了谢伦伯格的反对。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的谢伦伯格将文件价值划分为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前者体现文件对其形成者的重要作用，后者则体现文件对后来研究者的价值，包括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等。他认为其中的情报价值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文件在广泛记录美国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这样就“促使档案人员关注的焦点从文件转移到其潜在用途上，特别是文件对于历史学家的用处”（注：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在谢伦伯格之后的美国档案人员对其观点进行了发挥，他们强调说“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或预期利用，是鉴定什么是档案的最重要标准”（注：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然而，这种鉴定模式又遭到了杰拉尔德·汉姆的严厉批判，他指出，这种做法“忽视了形成者的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损害了文件在文化记忆中的作用”，结果是产生一种不可靠、分裂的档案文件，它们不能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档案人员将成为试图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的先知，成为“随编史工作风向变化而改变的‘风向标’”（注：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谢伦伯格与詹金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判断档案价值的标准的不同。虽然詹金逊没有明确提出鉴定的标准，但我们由其主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档案文件有无价值主要取决于形成者的需要。这种鉴定方式实际是对文件历史职能或作用的一种回溯。谢伦伯格则认为档案文件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未来利用者的利用需求，是对文件潜在用途的一种预测行为。而汉姆显然也是鉴定工作回溯论的坚决维护者。
这种对档案鉴定工作的争论折射出一种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即档案工作的定位问题。持档案鉴定工作预测观者，以未来社会需求为工作目标和对象，也就是把档案工作定位在未来。但是一些档案学者认为，未来的需求是难以预测的，即使档案鉴定人员的知识再丰富——既通历史，又知当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且对社会的发展脉络把握甚好，他所预测出来的重点在若干年、百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之后，失去其预期价值的可能性也还是很大的。既然未来需求难以预测，为避免档案工作变成摇摆不定的“风向标”，不如将档案工作定位在为现实工作服务。按照当前社会发展中工作的轻重来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并进一步作出选留决定。这样保存下来的档案即使不能满足未来需求，最起码也真实的记载并反映了历史。这正是回溯观持有者的观点。
乍一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就发现这里有一些问题。
第一，从字面意思来看，将“回溯”一词用于鉴定工作就很不合适。《现代汉语词典》将回溯解释为“回顾；回忆”，而对回顾和回忆的解释分别为“回过头来看”和“回想”，也就是说“回溯”只是对历史和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回顾过程，是一个不掺任何主观色彩的客观过程。而档案鉴定工作却是一个需要考虑多方因素作出判断的过程，里面或多或少的包含了鉴定人员的主观意识，回溯显然不能准确的概括这一过程。而“预测”是“预先推测或测定”，更能准确的表示鉴定工作。
第二，从实际工作来看，经过鉴定后留下来的档案，即使现实工作中真有对它的利用需求，也是鉴定之后的事情了，如果把鉴定的时间作为历史和未来的分界点，那么档案的价值就体现在“未来”，当然这个“未来”有远近之分，或许是几天之后，或许是几年之后，还很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所以档案工作的着眼点还是在“未来”，而不是现实工作，还是带有预测性的。
第三，从档案的性质来讲，档案是文件失去现行效用后，经过归档手续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档案对现实工作来说，几乎没有作用。在现阶段工作中对档案的利用会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将档案工作定位在为现实工作服务是很没必要的。
第四，从档案工作的发展来说，如果只是按照档案的前身，即文件在当时工作中作用或价值的大小来对档案进行鉴定，那么档案工作就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并且也缩小了它的功能范围，仅仅保留了存史的功能，这对档案工作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利的。首先，档案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当前，我国刚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下讲的是效益。虽然这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但它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了。试想，在这个大环境中，如果一项工作或者是职业不能带来经济效益或者说是创造效益的话，那它又如何能够生存并发展下去？长期以来我国的档案工作一直以提供利用为各个工作环节的核心，认为“档案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环节”，（注：陈兆祦、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只有搞好利用工作才能使整个档案工作具有生机，就是这个道理。其次，任何一项工作的发展都要有前瞻性，也就是要有长远目标，如果目光短浅，必然会使整个档案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第五，逻辑上来说，要对档案在文件时期发挥作用的大小进行回溯并不影响档案鉴定工作的预测性，因为回溯是为了更好的预测，作出正确的判断。当前，“职能鉴定论”和“宏观鉴定法”倍受大家的关注和推崇，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总之，档案鉴定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是一项预测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提高鉴定工作质量，从而推动整个档案工作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鉴定意识。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只有从思想上重视鉴定工作，才能真正的将它抓好做好。二是加强鉴定理论的研究。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文件数量呈指数增长，鉴定工作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往的鉴定理论，有的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的却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以改善甚至淘汰。同时，一些新的鉴定理论也应运而生。以职能鉴定为基础和核心的宏观鉴定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卡林斯基职能鉴定论的再次肯定，而且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不仅是应付文件“雪崩”的有效鉴定手段，而且适用于电子文件的鉴定。三是完善鉴定工作组织制度。加强全国范围的宏观指导和管理，制定详尽的鉴定工作细则、工作程序，把档案鉴定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纳入档案馆、室的日常业务工作。四是提高档案鉴定工作人员的素质。鉴定工作所具有的预测性和主观性不仅要求鉴定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而且要求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谨慎的鉴定态度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以期将鉴定误差降低到最小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