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背景的大国优势与机制催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机制论文,背景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增长奇迹”。湖南商学院大国经济课题组提出大国综合优势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大国综合优势”，是指由中国的“大国”特征和“转型”特征所决定的一种特殊优势，它是通过整合转型时期发展中大国的各种有利的资源而形成的融发展中国家优势与发达国家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大国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多元性和适应性，多元性导致了发展层次的差异，比如技术差异、人力资本差异、资金积累差异、区域贸易差异等；而适应性则是指各个层次的技术、人力资本、资金和贸易正好适应了其相应的发展程度，能够较快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大国的多元性现实和适应性使得不同区域部门之间的效率差异能够得到协调，也能使多元适应技术与区域内人力资本耦合、物质资本耦合、产业结构耦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耦合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或部门具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适用技术优势，有的地区或部门又具有高新技术优势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有的地区或部门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有的地区或部门又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对这些优势进行优化组合，可以成为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积极因素[1][2][3]。然而，大国综合优势理论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大国经济增长的激励来源。
激励是任何行为的起点，没有合适的激励，所谓的“大国综合优势”也可能宛如海市蜃楼。因而，William Easterly(2005)指出，增长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影响激励的任何因素都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竞争是最好的激励机制，来自竞争的压力会促使资源尽可能地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也会促使人们规避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符合社会最优的行动策略。由此可见，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就必须形成对政府的激励，而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只有在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下，大国综合优势才有可能从一种潜在优势变成一种现实优势。
一、大国的治理——来自中国的实践
欲实现大国的良好治理，必须进行经济当权和政治集权，在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二者对于大国治理同样重要。
（一）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
大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差异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这就导致了：信息收集困难、信息传递链条长、信息噪音化程度大；各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异质化程度高；中央难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周密的监控。因此，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由于信息问题和目标偏离问题而无法提供大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激励。所以，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激励问题，我国进行了经济领域的分权改革，包括向市场的分权和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前者主要是通过产权改革、放松政府规制和民营化来推行的，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出让和转卖，民营经济的发展等形式就是向市场分权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是通过财政分权，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而确立的。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交给地方政府，并且让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大国治理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央对地方授权的可置信问题，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带给了地方政府官员较强的激励和约束。财政分权使地方官员拥有了一定的资金，为其解决了免遭公共品提供和本地经济发展中的“无米之炊”的难题。
然而，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同样重要。集权制主要体现在：对省部级官员的任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控制、对地方重大项目的审批、对地方立法的控制、对地方财政收支和科教文卫的发展的指导、对地方社会稳定的监控、对土地使用和地方行政辖区变化的审批等方面。而其中，正是中央在人事任命权上的高度集权，解决了形成地方政府竞争的政治激励问题。而且，在事实上，我国实行的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晋升制度。以GDP增长率为主要标准的晋升机制，由于其可置信的激励，较好地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并且，结合其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改变了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态度，实际上让每一级地方政府都处于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让每个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与本地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挂钩，调动（或驱动）了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并且，在我国层层竞争、层层淘汰的晋升机制下，这种激励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地方的GDP增长率低于其竞争对手，该地的地方领导的升迁概率将大大降低，从而使其失去进入下一轮竞争的机会。
（二）现有治理中的问题
对于财政分权而言，存在的问题有：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并不固定，而是经常变动，导致财政分权的承诺并不完全可信。第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对等，在我国的行政事务逐级发包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本地的几乎所有事务，如社会稳定、医疗、就业、教育、环保等，然而，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权却难以支撑其事权。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预算外的资金来源，如“土地财政”、各种行政收费等。第三，我国的U型与M型混合地区组织下，地方政府的财权还受到来自中央的垂直化改革的侵蚀，如1997年的大区制银行改革、1999年的工商系统改革、2005的土地垂直化管理改革等。
对于晋升机制而言，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地方政府官员只关注那些能够被考核的指标，而对那些不在考核范围或者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重视。第二，一般而言，地方政府承担的任务是多项的，且各种任务存在替代性，这将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增加那些有利于GDP增加的产业，向某些地区予以政策和财力上的倾斜，造成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第三，由于晋升激励采用相对绩效考核，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竞争中的互相拆台效应。第四，代理人面临共同冲击是相对绩效评估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各个地区发展中的异质性和“马太效应”导致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Lazear and Rosen,1981；王永钦等，2007）。第五，晋升激励只对有望晋升的人起作用，如果晋升无望，则地方政府官员可能采取掠夺的方式损害地方经济（王永钦等，2007）。第六，晋升激励机制本身并不可能完美运行，在转型背景中，关系交易、权钱交易等可能使得晋升激励失效。第七，会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第八，在晋升机制下，也可能会出现预算软约束问题。
二、地方政府竞争对大国综合优势的发挥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强激励下，地方政府围绕着GDP增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一方面带来了诸多正效应，这些正效应促使了我国综合优势得以从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实现了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负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着我国综合优势的发挥，并引起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一）地方政府竞争下的正效应
1.地区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
在林毅夫看来，从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移到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然而，问题是，为什么我国各地区和企业会按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和发展？促使地区和企业选择比较优势的力量源泉是什么？而且，在多元的技术下，地方政府是如何选择适宜的技术的？又如何解释我国地区间存在的大量的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阻碍地区分工深化和比较优势发挥的现象呢？
地方政府竞争既是促使我国不同地区间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基本动力，又是导致我国地区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和阻碍分工深化的重要阻力。
第一，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强激励下，地方政府及官员在选择产业、参与地区分工时，会考量该如何进行地区分工，会比较不同的分工战略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对于地方政府和官员来说，有两种基本的选择：选择适宜技术，发展与本地要素禀赋相适应，能体现和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的战略；违背本地的比较优势的赶超型战略。在后一种发展战略下，势必会带来多种扭曲。一是要素供给价格扭曲，如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人为压低劳动力工资来提高企业利润、促进资本积累，或压低土地价格，甚至是“零地价”供应土地以吸引外资入驻。二是激励机制扭曲。违背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和选择分工，会导致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失去自生能力。为弥补企业亏损，地方政府就需要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或提高优惠，而这就会导致预算软约束，扭曲企业行为，激励企业为获取更多的优惠或补贴而行动。三是信号显示扭曲。在违背比较优势的分工格局下，为延续这种分工，地方政府必然会扭曲某些信号，导致信息不能反应市场真实供求和资源稀缺性，或导致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备性加大，使信号显示扭曲，人们不能有效地甄别信息。四是市场的正常发育扭曲。在违背比较优势的分工格局下，本地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竞争力，为保护本地企业，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地方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地企业，从而阻碍市场的一体化。
第二，根据陆铭和陈钊的研究，在收益递增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也存在阻碍适应性技术采用和地区间分工的力量，导致地区重复建设，不能按比较优势参与分工。他们建立了一个三期博弈模型来说明地方政府竞争对分工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收益分配中占据了更高的谈判地位，从而在分工收益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如果选择加入区域分工体系，只能分享分工收益的较少部分；相反，如果落后地区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的话，那么虽然它将丧失短期内分工收益，但却由此发展了高技术产业，提高了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同时，当落后地区选择不分工时，发达地区也只能选择不分工。因而，落后地区在短期内有选择不分工的激励。而且，当发达地区初始技术水平越高、地区间技术差异越大和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就越有激励不参与分工，而是去通过发展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来提高自己未来的谈判地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那些欠发达地区通过战略性行为来发展某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导致分工无法深化和地区间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
2.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
大国综合优势的发挥需要适宜的制度作为支撑，如果没有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我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将无从发挥，这可以从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表现中看出。在经济学看来，产权的明晰界定、有效保护有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增加长期投资、降低交易成本、防范和制约政府的“掠夺之手”，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样离不开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推动。然而，为什么我国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呢，其背后决定力量又是什么？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竞争。这是因为：第一，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集权治理不可能提供的丰富信息，促使了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多元化、有效性。有效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要基于企业（政府）的禀赋结构、权力结构、竞争能力和信息结构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企业或地区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有效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是多元的、因地制宜的，现实中没有普适的产权改革模式和制度模式。传统的集权治理模式不可能提供关于各企业或地区的丰富信息，因而不能提供有效的产权和制度改革模式。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下，各地方政府对于本区域和所辖企业具有较充分的信息，能有效克服集权治理下的信息不完善、不对称问题，从而制定出适合本辖区的有效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方案。这可以从我国改革中出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模式”等地区性特征明显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模式中清楚看出。第二，地方政府竞争为进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试验空间。具有M型层级制的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有助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进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在M型层级制的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下，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较弱，进行地区性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试验的成本较低，而且，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严重地扰乱整个经济。因而，中央政府可以放心地赋予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试验的广阔空间和权力；而前苏联式的U型地区结构则由于产业的高度依赖，一个或几个地区去做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试验，经济的正常运行就会被打破，就会付出高昂的增长代价。第三，地方政府竞争为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平衡机制。传统的产权安排和治理机制扭曲了地方官员的行为。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赋予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强激励。如果他们不推进本地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进行制度创新以消除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病，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他们就会在竞争中落败。同时，地方政府竞争也提供了地方官员进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平衡机制。在属地化行政逐级发包制下，地方政府不仅要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且也要担负本地就业、社会稳定和民生等一系列职责。这就要求其在进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时，以审慎、渐进的方式而不是激进、冒险的方式来进行，对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中的受损者进行充分的补偿，广泛收集信息，比较多种方案，尽可能地选择最优的改革途径、改革程序和改革速度，从而在减少社会震荡的同时获取经济的最快增长。第四，地方政府竞争会促使官员进行学习。在地方政府竞争下，一个地区的失败的试验是不会传导至其他地区的，因为作为竞争者，会自觉地从他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尽量避免自己犯类似的错误；而如果某地的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试验成功，其他地区就会自觉地模仿并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要素结构和竞争力状况加以因地制宜式的改进和创新，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3.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竞争条件下，竞争会限制和约束地方政府，并促使地方政府去发现和采取更加有效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首先，竞争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势力受到削弱。地方政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地位，不但部分性地减少了政府的租金收入，而且促使其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和种类时不得不考虑公众的需求。其次，竞争可以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追求高回报率的自利行为将促使作为代理人的政府使用有效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而在竞争条件下，这种激励将被加强，因为政府间的竞争越激烈，地方官员对GDP增长的敏感性就越高，而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会影响GDP增长率，从而会促使地方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另外，竞争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发现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方式。根据Hayek的理论，竞争不但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有效地供给公共物品，而且会激励地方政府寻找、发现更有效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能发现更有效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从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外资和企业入驻，在竞争中就会居于有利位置。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间关系具有独特性：第一，在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下，地方政府将主要供给那些具有增长效应的公共品，而忽视那些增长效应不显著或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出其增长效应的公共物品。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道路、市政建设和开发区建设方面热情高涨，非常热衷①；而在教育和医疗以及代际共给物品②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则相对不足。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及时的、显著的增长效应，而教育和医疗等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却不显著。第二，造成城乡和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非均等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信号显示作用，在城市及近郊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所带来的产出和增长效应要远大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并且，由于城市居民拥有在政治上的更大的话语权和与政府官员的更紧密的关系，因而，地方政府更愿意在城市和近郊进行公共物品的投资，而忽略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公共品建设和供给。这同样也是导致城市倾向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导致累退效应，拉大公共品供给的地区差异。在发达地区，由于税收收入高，城镇资源价值高，必然有条件提供数量上更充足、质量上更高的公共物品。而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其财政收入少，城镇资源价值低，其能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有限，在质量上也就必然较差。这种供给结构的差异，本身既是前一个阶段竞争的结果体现，同时，又是进一步开展竞争的基础条件，展示了发达地方政府在下一轮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导致欠发达地区在下一轮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就导致累退效应的发生，拉大了地区差异。
（二）地方政府竞争的负效应
1.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并没有随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表现得较为突出。
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商品短缺时期，地方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各地区争夺原材料和保护本地市场。90年代，生产开始过剩，如何销售过剩商品成为企业最头疼的问题，此时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多表现为对本地企业和市场的保护，限制外地商品流入。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则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现在保护的重点逐渐向服务业和生产要素过渡；第二，过去政府通过设置诸多的行政壁垒来限制竞争，现在则更倾向于采取技术壁垒的方式。”[4]
地方政府竞争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分权带来的激励。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激励直接参与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为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和避免来自其他区域的企业的竞争，地方政府就有激励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第二，来自晋升机制的激励。在逐级淘汰的晋升机制下，一个地方官员要晋升到更高的行政级别，就必须在本轮次及以前的轮次中获胜，一轮竞争失利，都会失去未来竞争和晋升的机会；同时，政治晋升博弈通常是一种“零和博弈”，即给定晋升人数，一人的晋升将导致其他机制参与者的失利。因而，晋升机制将促使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在以GDP为标准的晋升机制下，一个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将取决于其辖区相对于其竞争者辖区的GDP增长率，给定自己的GDP增长率，竞争者的GDP增长率越低对自己越有利（周黎安，2007）。因而，那些利己不利人的事情对地方官员来说是激励最大之事，如从竞争地区抢夺外商来本地投资，禁止竞争地区的产品进入本地，阻止本地的稀缺资源流入外地等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既提升了自己的经济绩效，又降低了竞争者的经济绩效，可谓一举两得。第三，来自本地企业的俘获。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与辖区内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把许多行政性事务打包给当地企业，要求当地企业承担许多社会性事务，如解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而且事实上许多地方官员与所属企业间结成了一个利益同盟。这样，一些地方官员就被当地企业俘获，成了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于是，推行地方保护主义自然就成了地方政府竞争下的一种必然现象。
2.产业选择、就业和收入分配
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强激励下，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同样会反映在产业选择上，而产业选择又会进一步影响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格局。
不同的产业对投资的要求不一样，一些产业所要求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而一些则规模适中、周期也较短。同时，不同的产业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税收和就业等方面也不相同。一般来说，在我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那些投入较多、生产规模大、技术先进、产业链条较长的企业或产业所能带动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创造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越多；而那些投资小、规模不大、技术较低、产业链条不长的企业或产业所引起的增长效应也较弱。因而，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强激励下，我国的地方政府将选择那些增长效应强的技术先进、规模大、产业链条长、投入多的大企业，以此作为本地经济发展的重心。
3.“滑向底层的竞争”
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强激励下，一些地方政府及官员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本地能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GDP增长率。在这些竞争手段中，招商引资被看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成了各地的工作重心，也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各地为招商引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庞明礼，2007）。而且，这种竞争很容易成为一种“滑向底层的竞争”。因为，如果某地给予外商以优惠政策，而自己不给予，自己将在竞争中落败；而且在资本一定的情况下，外资流入他地就意味着本地丧失了这些外资。因而，要想获取外资、引进外企，就必须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优惠的条件。
“滑向底层的竞争”还体现为在公共品提供上的不对等。由于一地的财政能力有限，为更好地建设开发区，提供更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条件，地方政府必然需要把大量财政收入投入到招商引资中，从而挤占用于提供其他公共品的资金，导致其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如一些地区的开发区的基础设施非常良好，但其他的非开发区的市区的道路、供电、供水、绿化等市政建设却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4.投资过度与宏观经济波动
在关于地方政府竞争、投资冲动和宏观经济周期研究中，一些学者作了初步的尝试。解释我国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在财政分权、晋升机制和属地化行政发包制下，地方政府会尽量增加投资项目，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二，地方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一般来说，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目标函数并不完全一致，地方官员以追求地区经济利益和自身的政治利益为最大化，而中央以追求全社会的利益为最大化。如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地方政府可以将经济增长中的部分成本外部化，那么地方政府最优投资总量就会高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投资总量，两者之差取决于地方政府可以外部化的增长成本的大小。第三，晋升锦标赛会带来一种激励扭曲，使得地方官员产生投资冲动（周黎安，2004,2008）。第四，为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投资、消费、出口三因素中，地方政府最容易影响的变量是投资。尤其是在有限的任期内，追求多投资是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第五，当政府换届后，新一届地方政府之间会展开新一轮“为增长”的竞争，其结果是社会投资增长总量超出中央政府意愿的投资增长。而投资过度，就会引起宏观经济失衡，并引发中央的调控，进而导致经济周期波动。
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和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对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发挥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一是抑制了市场的发展和挤出了私人投资，使要素不能按照技术多元性和适应性发展的要求来进行流动和配置，使多元适应技术与区域内人力资本耦合、物质资本耦合、产业结构耦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耦合程度降低。二是加大了经济风险，使人们更难作出准确的投资决策。三是因为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抗风险能力各异，有可能拉大地区差异。
三、结论
适宜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是大国综合优势的发挥的前提条件之一，缺乏有效的激励，大国综合优势只能是一种潜在优势，而不是一种现实优势。作为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适宜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在地方政府竞争下，一方面我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得以发挥，从而生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但另一方面，也由于这种激励机制所带来的扭曲，我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因此，在未来，应当改革我国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使我国的大国优势得以有效利用和发挥。
注释：
①张军等(2007)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以及其他因素之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
②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代际物品间的关系，可以参见李郁芳、孙海婧(2009)的文章。
标签：公共物品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晋升机制论文; 地方保护主义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