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理论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以下简称“两个必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批判性和革命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可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然而，“两个必然”理论在当代又受到种种的误解、曲解和挑战。对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当代中国改革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当代实践的高度进行新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两个必然”的客观依据
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两个必然”就是这样的规律。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崩溃一样，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两个必然”就植根于历史过程本身，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4页），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要受到生产必须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规定性的限制。
具体地说，资本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方是少数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贫困，一边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造成了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刻对立。
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生产，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世界市场弱组织性的对立，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首先受到“货币量的限制”，“剩余等价值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8页。）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第275页。）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的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剩余等价物”的限制，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
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而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资产阶级意识到，不改变生产组织形式，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不建立反危机和预防经济危机的社会机制，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垄断和竞争并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出现某种社会化趋势，生产的计划性日益增强。有的西方学者由此认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权威和私有企业的策动力相互作用，既保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缺陷，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
我们并不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能力，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能力尚未衰竭，但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却是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家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还是采取计划干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私有企业活动的基础上安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是为了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垄断形式，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都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及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7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当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高额利润来缓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政策调节阶级关系，可以通过“体制改良和改善”缓解“制度危机”并获得“延缓衰老之术”，但这种“缓和”、“调节”、“延缓”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仍受到“资本本身的限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公正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62页。）。
的确，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至今“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可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米尔斯由此断言，“两个必然”是一种“虚构”，应当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和预言的巨大历史框架”。（注：赖·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页。）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仅仅根据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内的资本主义状况否定“两个必然”，不是“近视”，就是偏见。这种观点不理解“两个必然”理论不是发现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揭示一种历史趋势。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两个必然”在实现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实际的阻力”、“相反的趋势”。随着社会关系、阶级矛盾的历史变化，“两个必然”的实现形式也在转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的冲击、渗透和影响，随着东方国家社会矛盾的激化，“两个必然”首先在东方国家开始了其现实的历史进程。
二、“两个必然”的现实进程
“两个必然”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现实地展示出来的。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影响和渗透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西方开始它的矛盾进程的，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整个世界为舞台进一步展开其矛盾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冲击、影响并渗透到东方国家。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20世纪已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越出了在各个民族或国家那里“单独进行”的境地，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所谓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在这样一个整体运动中，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然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引导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就能够缩短某一历史进程而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两个必然”之所以能够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展开其现实进程，其根源就在此。
20世纪初，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呈现出激化状态，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又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列宁对这一时代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绝对规律的存在，必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从俄国国内的状况看，此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同时存在，但相对于西欧来说，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政治范畴上属于东方国家。同时，俄国已被卷入到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体系，并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产生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俄国无产阶级把握到了这一历史趋势，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俄国的发展走上一条“奇特的道路”，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实际上，这种“奇特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俄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奇特的道路”背后深藏着的，就是“两个必然”这一历史规律。
俄国十月革命是“两个必然”现实进程的起点。后来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并不能否定这一点。福山等人以此来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两个必然”，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注：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处在强大、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由落后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不可能没有旋涡、没有挫折、没有反复，甚至会出现逆转和倒退。问题还在于，在出现逆转、倒退的国家，随着资产阶级重新处于统治地位，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将由此重新开始，“两个必然”将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起作用，历史没有也不可能终结。
俄国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则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造成这一更为“奇特的道路”的，同样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其背后深藏着的，仍是“两个必然”这一历史规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的总体生产力，并使之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个中国之命运”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中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起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种畸型状态。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
从世界历史看，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处已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景象”。同时，十月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并启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就是经济运动对历史行程的根本制约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它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既产生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和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网。其中，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两个必然”在中国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两个必然”的具体道路。
在研究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必然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列宁，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就会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面对客观的历史，我们只能分析，而不能假设。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判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
三、“两个必然”的全面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实现标志着“两个必然”由一种历史趋势开始转变为现实进程。然而，这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具有国际的性质”，因而它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就是说，“两个必然”的全面实现，即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是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从结构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外围”或“中心—卫星”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债务盘剥，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依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国际贸易中的双向垄断，即卖方垄断（垄断高价）和买方垄断（垄断低价），形成国际贸易中长期超越价值规律作用的不平等交换，等等，残酷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中心”。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双重剥削——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而且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得到双重好处，即既能在国外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又能在国内维持较高的剩余价值率。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有十三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二十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20个最不发达国家，而现在上升到48个；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比例是30:1，现在已上升到74:1。日益拉大的“数字鸿沟”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贫富差距。相反，它在发达国家内剥削工人阶级的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工人阶级，并掠夺“农民的民族”；它在发达国家内不断制度贫富差距的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制造贫富差距，并且日益拉大这个差距；它并没有消除第三世界国家本来意义上的落后状态，反而使经济本来就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一种畸型发展或“不发达的发展”状态，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它没有消除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又力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并使发展中国家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之中。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或者说，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所造成的一种扭曲的发展形式。“不发达并不是由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注：弗兰克：《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一句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发达和不发达这两种对立的状态。这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是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的出现并交织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的结果。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外部的非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从属”或“依附”关系，即“中心—卫星”式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所处的这种贫困落后状态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扩张来克服。更重要的是，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需要发展中国家保持其不发达地位，不允许发展中国走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取得经济发展，相反，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属”或“依附”，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在当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其突出的表现形式。它表明，“两个必然”仍然具有客观依据，依然在发挥作用。
从根本上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是“两个必然”起作用的过程。如前所述，东方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两个必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寻求再生之路的一种自觉选择。而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寻找一条在自己的国家中战胜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从而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的确，社会主义在改革过程中借鉴、吸取了资本主义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同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也借鉴、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如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实施“工人参与管理”、一定程度的计划化等，但由此否定“两个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处于趋同之中”，却是不能接受的。作为两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本质的不同，不可能趋同：资本主义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社会主义不可能改变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其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借鉴、吸取资本主义的一些管理方法，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即社会化大生产；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借鉴、吸取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和缓解国内阶级矛盾不得不实行的某些改良。无论是“热战”、“冷战”，还是并存与竞争，抑或是相互借鉴，实际上都是“两个必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作用。
从人类总体历史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这里的“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就越是趋于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完全发挥出来之日，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完全成熟之时，此时“两个必然”将全面实现。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发达同它的必然灭亡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资本主义越发达，越是预示由整个社会共占有生产资料和把生产成果转归整个社会共同占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是一个理论整体，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启示了我们，在坚信“两个必然”时，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在面对“两个决不会”时，不能忘记“两个必然”。
在当代，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未发挥穷尽，因而还未发展到它的极限。没有发展到极限并不等于没有极限。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由于资本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建筑在无限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矛盾之上，或者说，资本本身就是这一矛盾的生成和展开，所以，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旦资本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达到“饱合”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到了它的极限。资本在空间扩张的极限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同时，社会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确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87页。）。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两个必然”的全面实现是世界性的。关键问题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变暂时的相对稳定为永恒的绝对形式，不能把社会主义暂时的挫折看成是永久的失败，变运动中的曲折为运动的终结。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才刚刚开始，“两个必然”的实现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仅仅是拉开序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这依然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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