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宜[1]2015年在《云南玉溪汉、彝和哈尼族HIV感染相关基因多态性及流行情况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及目的通过分析云南省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人群HIV感染相关基因的突变频率和多态性特点,并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结果比较,探讨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CCR2b-64I、SDF1-3'A、CX3CR1-V249I和CX3CR1-T280M四个基因位点分布情况与其他种族人群是否具有差异性,为评估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人群对HIV的遗传易感性及艾滋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1、 对云南省玉溪市1995年以来所有在册HIV感染者的构成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包括性别构成、职业构成、婚姻状况、感染途径、民族构成五个方面,并通过表与图的形式分析以上五个要素的变化趋势,了解玉溪市HIV感染流行情况。2、对汉族、彝族、哈尼族CCR2b-64I、SDF1-3、CX3CR1-V249I和CX3CR1-T280M四个基因位点SNP进行检测分析。根据玉溪市人口民族构成情况及HIV感染者中的民族构成情况,选取排名均靠前的汉族、彝族、哈尼族各100-200例,民族对象应保证叁代的纯正民族血统,之间无亲缘关系。提取基因组DNA,利用飞行时间质谱生物芯片系统(MassArray)对 CCR2b-64I、SDF1-3'A、CX3CR1-V249I和CX3CR1-T280M四个基因位点SNP进行检测分析,以Hardy-Weinberg平衡检测所选样本的群体代表性。3、对云南省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人群HIV感染相关基因的突变频率和多态性特点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结果比较分析。通过以上研究了解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人群HIV感染相关基因的突变频率和多态性特点,并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结果比较,分析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以上四个基因位点分布情况与其他种族人群是否具有差异性。结果1玉溪市1995-2011年HIV感染情况分析1.1感染人员性别构成及变化趋势：以男性居多,但女性人群也不容忽视,头几年出现女性比例逐渐增加的趋势,2007年后趋于平稳,其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40%左右。1.2感染人员职业构成及变化趋势：职业构成从初期的以工人、农民、长途车驾驶员、商业服务人员为主,慢慢扩展到普通人群,从2005年后人群职业范围已非常广泛,甚至包括了儿童、学生、教师、退休人员等低危人群,呈现出低龄化的特征,同时也提示出现家庭内部感染迹象。1.3感染人员婚姻状况构成及变化趋势：感染人群中已婚人员所占比例总体上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后逐渐趋于稳定,2005年后已婚感染者均超过半数。1.4感染人员感染途径构成及变化趋势：从图表中可见,感染途径从早年的毒品注射逐渐向性接触方式转变,2006年以后性接触成为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以异性间性接触为主,而同性间性接触从2006年开始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1.5感染人员民族构成及变化趋势：2004年后汉族人群所占比例直线下降,而少数民族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到2011年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已接近一半,感染者的民族数已从最初的单一汉族扩展到16个民族,其中以彝族、哈尼族、傣族、回族为主,2008年开始少数民族感染比例(33.9%)已超过其人口构成比(31.69%),在四个主要少数民族中除彝族外,哈尼族、傣族、回族的感染比例均明显高于其人口构成比。2四个基因位点SNP结果2.1群体代表性检验所有研究对象四个位点基因型分布经X2检验,符合Hardy-Weinbery平衡(p>0.05),表明研究对象来自同一群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2.2不同人群中四个基因位点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汉族人群共收集样本205例,SDF1-3'A、CCR2-64I、CX3CR1-V249I、 CX3CR1-T280M四个位点成功分型样本数分别为168例、169例、169例及169例；彝族人群共收集样本100例,以上四个位点成功分型样本数分别为96例、97例、96例及96例；哈尼族人群共收集样本105例,四个位点成功分型样本数分别为75例、78例、77例及77例。在SDF1-3'A基因位点,汉族和彝族基因型频率存在显着性差异(p=0.024<0.05),等位基因频率间也存在显着性差异(p=0.008<0.01)：在CCR2-64I基因位点上,汉族和哈尼族基因频率间存在显着性差异(p=0.008< 0.01); CX3CR1-V249I和CX3CR1-T280M两个基因位点上叁个民族人群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均无显着性差异。2.3 CX3CR1基因249I和280M之间的连锁关系对叁个民族共342例测定了CX3CR1基因SNP, CX3CR1基因249I和280M等位基因之间的连锁不平衡系数为0.962,两者间存在明显的连锁关系。2.4各基因位点与国内已有研究结果间的比较2.4.1 SDF1-3'A基因位点分型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间比较以A等位基因频率来表示突变频率,与国内外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本次研究的汉族人群突变率与国内其他研究的汉族人群结果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明显高于鄂伦春族(p=0.024)、鄂温克族(p=0.024)、独龙族(p=0.018),差异存在显着性：明显低于广西的仫佬族(p=0.025),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明显高于美国黑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而与亚洲黄种人、高加索人、西班牙人比较接近。国内目前没有该基因位点彝族的相关研究,本次研究的彝族人群突变频率与汉族人群比较,除了高于华北汉族(p=0.028)外,其余均无显着性差异；与少数民族比较,明显高于鄂伦春族(p=0.001)、鄂温克族(p=0.001)、独龙族(p=0.001)、佤族(沧源县)(p=0.004)、傈僳族(福贡县)(p=0.004)、怒族(福贡县)(p=0.008)、怒族(贡山县)(p=0.002)、景颇族(德宏)(p=0.007)、畲族(pF=0.008),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明显高于美国黑人(p=0.000)、高加索人(p=0.003)和西班牙人(p=0.002),差异存在显着性,与亚洲黄种人比较接近。本次研究的哈尼族人群突变频率与汉族人群比较均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与少数民族比较,明显高于鄂伦春族(p=0.018)、鄂温克族(p=0.018)、独龙族(p=0.013)、怒族(贡山县)(p=0.037),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国内其他相同民族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差异无显着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明显高于美国黑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而与亚洲黄种人、高加索人、西班牙人比较接近。本次研究的叁个民族间,以彝族的突变频率最高,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民族,尤其与汉族间的差异最大,但差异未达到显着性(p=0.057)。2.4.2 CCR2-64I基因位点分型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间比较以A等位基因频率来表示突变频率,与国内外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本次研究的汉族人群突变率与国内其他研究的汉族人群结果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明显高于塔吉克族(p=0.042)、怒族(贡山县)(p=0.020)、普米族(p=0.015)、彝族(四川凉山)(p=0.014)、布依族(p=0.044)、黎族(p=0.000)、仫佬族(广西)(p=0.001),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明显高于美国黑人(p=0.003)和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本次研究的彝族人群突变频率明显高于国内四川凉山的彝族人群(p=0.001),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其他民族相比,明显高于土族(p=0.014)、塔吉克族(p=0.008)、汉族1(甘肃)(p=0.046)、汉族2(北京)(p=0.006)、维吾尔族(喀什)(p=0.019)、独龙族(p=0.042)、佤族(沧源县)(p=0.044)、怒族(贡山县)(p=0.003)、白族(p=0.010)、傣族1(p=0.011)、普米族(p=0.002)、景颇族(德宏)(p=0.014)、布依族(p=0.006)、黎族(p=0.000)、仫佬族(广西)(p=0.000)、壮族1(广西)(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明显高于美国黑人(p=0.000)和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本次研究的哈尼族人群突变频率与国内其他研究的爱伲支系哈尼族人群结果无显着性差异；与其他民族相比,明显高于土族(p=0.007)、塔吉克族(p=0.004)、汉族1(甘肃)(p=0.023)、汉族2(北京)(p=0.001)、维吾尔族(喀什)(p=0.005)、独龙族(p=0.019)、佤族(沧源县)(p=0.020)、佤族(西盟县)(p=0.028)、怒族(福贡县)(p=0.046)、怒族(贡山县)(p=0.001)、白族(p=0.004)、傣族1(p=0.004)、普米族(p=0.001)、景颇族(德宏)(p=0.005)、彝族(四川凉山)(p=0.000)、布依族(p=0.002)、黎族(p=0.000)、仫佬族(广西)(p=0.000)、壮族1(广西)(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明显高于美国黑人(p=0.000)和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也明显高于西班牙人,但因缺乏样本例数,未进行统计学处理,故无具体数据。本次研究的叁个民族间,以哈尼族的突变频率最高,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民族,尤其与汉族间的差异最大,但差异未达到显着性(p=0.103)。2.4.3 CX3CR1等位基因位点分型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间比较以A和T等位基因频率来表示CX3CR1 V249I和T280M的突变频率,与国内外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CX3CR1等位基因频率在中国人群中普遍较低,黎族和壮族甚至为零,其余多在0.1以下。本次研究的汉族人群与国内其他研究的汉族人群结果间均无显着性差异;而与国内外其他种族人群相比,除在V249I位点上明显低于傈僳族(六库县)(p=0.001)、塔吉克族(p=0.009)、维吾尔族(新疆)(p=0.009)、法国人(p=0.000)、意大利人(p=0.000)、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外,与其他种族人群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T280M位点上同样明显低于傈僳族(六库县)(p=0.001)、塔吉克族(p=0.005)、维吾尔族(新疆)(p=0.005)、法国人(p=0.000)、意大利人(p=0.000)、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而与其他种族人群间也不存在显着性差异。本次研究的彝族人群与国内其他研究的彝族人群结果间均无显着性差异；而与国内外其他种族人群相比,在V249I位点上除明显低于傈僳族(六库县)(p=0.005)、塔吉克族(p=0.021)、维吾尔族(新疆)(p=0.026)、法国人(p=0.000)、意大利人(p=0.000)、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外,与其他种族人群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T280M位点上明显低于傈僳族(六库县)(p=0.024)、法国人(p=0.049)、意大利人(p=0.034)、高加索人(p=0.038),差异存在显着性,而与其他种族人群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本次研究的哈尼族人群与国内其他研究的哈尼族人群结果间均无显着性差异；而与国内外其他种族人群相比,在V2491位点上除明显低于傈僳族(六库县)(p=0.004)、塔吉克族(p=0.013)、维吾尔族(新疆)(p=0.016)、法国人(p=0.000)、意大利人(p=0.000)、高加索人(p=0.000),差异存在显着性外,与其他种族人群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T280M位点上同样明显低于傈僳族(六库县)(p=0.001)、塔吉克族(p=0.004)、维吾尔族(新疆)(p=0.011)、法国人(p=0.003)、意大利人(p=0.002)、高加索人(p=0.003),差异存在显着性,而与其他种族人群间也不存在显着性差异。本次研究的叁个民族间,突变频率差异不大,均处于较低水平。结论本次研究对云南省玉溪市汉族、彝族、哈尼族人群CCR2b-64I、SDF1-3/A、 CX3CR1-V249I和CX3CR1-T280M四个基因位点SNP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结合云南省玉溪市HIV感染流行情况分析及已有国内外不同种族人群关于CCR2b-64I、SDF1-3'A、CX3CR1-V249I和CX3CR1-T280M四个基因位点SNP的汇总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1.玉溪市HIV感染流行呈现出如下特点：(1)总体上感染者以男性为主,但主要的感染途径是异性间性接触,故对女性感染者的管理是关键,特别是针对从事性服务的女性人群,应加大HIV的宣传及干预；(2)感染者中已婚人群所占比例日趋增加,家庭内部感染问题日益突出;(3)HIV已开始向学生、教师、退休人员等低危人群扩散；(4)目前的感染人群主要还是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人口为主,少数民族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感染人群,增长势头迅猛。2.本次研究的叁个民族在结果上与国内其他民族存在共性的方面,但也有各自显着的特点,即CX3CR1等位基因频率均很低,2491和280M之间存在明显的连锁关系,是主要的致病因子；CCR2b-64I和SDF1-3'A等位基因频率均较高,特别是彝族,两个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均较高,是主要的保护因子；叁个民族间各具特点,存在明显差异；本次研究的彝族人群CCR2-64I突变频率明显高于国内四川凉山的彝族人群,体现出环境因素的巨大影响。3. CCR2b-64I、SDF1-3'A和CX3CR1是目前研究的热门和成熟的等位基因位点,目前国内缺乏该叁个民族针对以上叁个基因位点的完整研究结果,本次研究结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丰富和完善我国少数民族艾滋病易感性及抗性的遗传背景资料。
唐慧[2]2010年在《CCR5Δ32、CCR5m303a、CCR2-64I多态性与伊犁维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相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族(以下简称维族)HIV感染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探讨CCR5△32、CCR5m303a、CCR2-64I基因多态性与维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根据新疆艾滋病感染现状,选择艾滋病高发地区作为研究现场,进行横断面调查,收集HIV高危人群的人口学资料和血标本。对其中资料齐全的470例研究对象进行蛋白印迹试验检测,将人群分为HIV阳性组和HIV阴性组,分别作为本研究的HIV感染组和对照组。然后对纳入人群进行基因多态性检测：抽提全血基因组DNA、多重PCR扩增、多重LDR反应,最后用测序仪检测HIV感染组和对照人群的CCR5△32、CCR5m303a、CCR2-64I的基因型。采用χ2检验比较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人群基因突变频率,并计算叁种基因突变的相对危险度(OR)、人群归因危险度及其95%可信区间。并且检验基因型分布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对叁个基因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结果：470例HIV高危者中,HIV阳性246例(52.34%),阴性224例(47.66%)；男性260人(55.32%),女性210人(44.68%)；平均年龄32.11±6.43岁。1.CCR5Δ32多态性的研究结果显示：CCR5A32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为4.47%。在对照组中,CCR5A32叁种基因型(INS、DELINS、DEL)突变频率分别为93.30%、6.25%、0.45%,在HIV感染组中分别为89.83%、9.76%、0.41%,经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7,P=0.37)。不同性别人群分层分析发现,CCR5△32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对照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性(χ2=3.81,P=0.15)；女性(χ2=3.11,P=0.21)。2.CCR5m303a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为2.76%。叁种基因型(TT、TA、AA)突变频率在对照组中分别为98.21%、1.79%、0%,与HIV感染组(突变频率分别为91.06%、8.94%和0%)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9,P=0.001)。不同性别人群分层分析发现,CCR5m303a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对照组男性人群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9,P=0.01)；女性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9,P=0.53)。结果显示：发生CCR5m303a基因突变的人群感染HIV的危险性是未发生突变的人群的5.4倍,(95%CI：1.83,15.93)。3.CCR2-64I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为25.43%。叁种基因型(GG、GA、AA)突变频率在对照组中分别为58.93%、36.16%、4.91%,与HIV感染组(突变频率分别为52.44%、39.84%、7.72%)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76,P=0.25)。不同性别人群分层分析发现,CCR2-64I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对照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性(χ2=2.27,P=0.32)；女性(χ2=0.57,P=0.75)。结论：1.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中CCR5△32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CR5△32基因突变可能与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无关。2.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CCR5m303a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中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R5m303a基因突变是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的有害因素,发生CCR5m303a基因突变的人群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是未发生突变的人群的5.4倍。3.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CCR2-64I基因突变在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CR2b-64I基因突变可能与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无关。4.CCR5△32、CCR5m303a和CCR2-64I基因在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中可能不存在连锁关系。
唐慧[3]2010年在《CCR5△32、CCR5m303a、CCR2-64Ⅰ多态性与伊犁维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相关研究》文中指出旦的：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族(以下简称维族)HIV感染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探讨CCR5△32、CCR5m303a、CCR2-64I基因多态性与维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根据新疆艾滋病感染现状,选择艾滋病高发地区作为研究现场,进行横断面调查,收集HIV高危人群的人口学资料和血标本。对其中资料齐全的470例研究对象进行蛋白印迹试验检测,将人群分为HIV阳性组和HIV阴性组,分别作为本研究的HIV感染组和对照组。然后对纳入人群进行基因多态性检测：抽提全血基因组DNA、多重PCR扩增、多重LDR反应,最后用测序仪检测HIV感染组和对照人群的CCR5△32、CCR5m303a、CCR2-64I的基因型。采用χ2检验比较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人群基因突变频率,并计算叁种基因突变的相对危险度(OR)、人群归因危险度及其95%可信区间。并且检验基因型分布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对叁个基因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结果:470例HIV高危者中,HIV阳性246例(52.34%),阴性224例(47.66%)；男性260人(55.32%),女性210人(44.68%)；平均年龄32.11±6.43岁。1.CCR5△32多态性的研究结果显示：CCR5A32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为4.47%。在对照组中,CCR5A32叁种基因型(INS、DELINS、DEL)突变频率分别为93.30%、6.25%、0.45%,在HIV感染组中分别为89.83%、9.76%、0.41%,经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7,P=0.37)。不同性别人群分层分析发现,CCR5△32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对照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性(χ2=3.81,P=0.15)；女性(χ2=3.11,P=0.21)。2.CCR5m303a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为2.76%。叁种基因型(TT、TA、AA)突变频率在对照组中分别为98.21%、1.79%、0%,与HIV感染组(突变频率分别为91.06%、8.94%和0%)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9,P=0.001)。不同性别人群分层分析发现,CCR5m303a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对照组男性人群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9,P=0.01)；女性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9,P=0.53)。结果显示：发生CCR5m303a基因突变的人群感染HIV的危险性是未发生突变的人群的5.4倍,(95%CI：1.83,15.93)。3.CCR2-64I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为25.43%。叁种基因型(GG、GA、AA)突变频率在对照组中分别为58.93%、36.16%、4.91%,与HIV感染组(突变频率分别为52.44%、39.84%、7.72%)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76,P=0.25)。不同性别人群分层分析发现,CCR2-64I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对照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性(χ2=2.27,P=0.32)；女性(χ2=0.57,P=0.75)。结论：1.新疆伊犁地区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中CCR5△32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CR5△32基因突变可能与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无关。2.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CCR5m303a基因突变频率在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中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R5m303a基因突变是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的有害因素,发生CCR5m303a基因突变的人群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是未发生突变的人群的5.4倍。3.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CCR2-64I基因突变在HIV感染组和对照组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CR2b-64I基因突变可能与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无关。4.CCR5△32、CCR5m303a和CCR2-64I基因在维吾尔族HIV高危人群中可能不存在连锁关系。
参考文献：
[1]. 云南玉溪汉、彝和哈尼族HIV感染相关基因多态性及流行情况研究[D]. 陈静宜. 南方医科大学. 2015
[2]. CCR5Δ32、CCR5m303a、CCR2-64I多态性与伊犁维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相关研究[D]. 唐慧. 石河子大学. 2010
[3]. CCR5△32、CCR5m303a、CCR2-64Ⅰ多态性与伊犁维族HIV高危人群艾滋病感染相关研究[D]. 唐慧. 石河子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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