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性别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生育问题上，受传统宗族家庭价值观与传统性别歧视道德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至今不仅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很快消失。
男性偏好在无人为干扰的自然状态下，对总体出生性别比不会产生任何异常变动，这是必须强调的。
分析研究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问题，首先须搞清这是客观存在的还是非客观存在的问题。“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1〕也就是说，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瞒报、漏报女婴问题造成的，主要是统计不准的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如果是这样，再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那就自相矛盾了。
本文对于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升高的主要原因为瞒报、漏报女婴持否定观点，即承认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升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否则，将不是研究出生性别比本身的问题，而变成研究统计不实的问题了。
一、出生性别比不能如实反映性别偏好的强弱
只要调查质量可靠、样本量足够大、调查时期的对象全部或几乎囊括了15—49岁育龄期间的妇女，那么，中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在没有外在因素干扰下，总是要呈现出高孩次一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的1970—1979 年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就是这样，见表1。
表1 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全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女＝100）
年份
出生总数
一孩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1970—1979 232401 218607 106.31 60661 56775106.84
1980—1988 179496 164740 108.96 86387 81890105.49
年份
二孩
男 女
性别比
1970—1979
52918
50662 104.45
1980—1988
51614
46570 110.83
年份 三孩四孩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性别比
1970—197940675 38600105.8929799 27773
107.29
1980—198822193 19478113.94 9698
8497
114.13
年份五孩及以上
男 女 性别比
1970—197948155 44797107.50
1980—1988 9604
8305115.64
资料来源：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1月。
7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简便的“B”超鉴别胎儿性别的现代方法。 其它胎儿性别鉴定方法，虽有诸如胎儿细胞染色体检查、孕妇血液检查、羊水睾丸酮测定、绒毛细胞检查以及胎儿镜等，但这些方法一是不普及，二是难度大，三是价格昂贵，四是掌握该项技术的人员少并局限在少数医院，五是做胎儿性别鉴定除非是纯属医学原因确有必要外，否则一律不得做胎儿性别鉴定。
可见，中国在没有出现“B”超鉴别胎儿性别之前， 采用其它胎儿性别鉴定方法是微乎其微的，对出生性别比的计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70年代的中国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基本可以视为无胎儿性别鉴定条件下的出生性别比。无胎儿性别鉴定，也就是无所谓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这对分析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以及与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在各方面都得到明显的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自70年代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反对重男轻女，开展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宣传教育，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应该说这种舆论氛围的形成对抑制和淡化人们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说80年代生育上的男性偏好是强烈的，那么，70年代则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毫无疑问的。
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79 年已降至2.7。此间历年的出生性别比始终稳定在106左右，平均为106.31。
70年代在男性偏好相对强烈、生育水平呈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仍较为稳定，而且基本上与无男性偏好或偏好程度较弱的世界各国的出生性别比几乎没有差异。
从70年代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看，除第一孩外，二孩为104.45、三孩为105.89、四孩为107.29、五孩及以上为107.50。从二孩起明显地随孩次升高而上升。对此，是否可以仅凭四孩与五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突破了国际社会沿用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上限值107， 就简单地认为，强烈的重男轻女性别偏好只存在于四孩及以上的高孩次生育而在三孩及以下的低孩次生育就不存在呢？
表1给出了从1980年起到1988年为止的80 年代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是108.96；分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一孩是105.49、二孩是110.83、三孩是113.94、四孩是114.13、五孩及以上是115.64。分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一是明显呈随孩次增高而升高；二是除一孩外的各孩次都失调；三是二孩较一孩是陡然升高其差异很大。
若将80年代的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与70年代的相应指标做比较，是否就可以得出：80年代因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而存在着强烈的男性偏好，70年代因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而不存在强烈的男性偏好？80年代因二孩及以上各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都异常，并大大高于70年代相应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而其性别偏好也相应远强于70年代？
显然，这种凭借出生性别比的正常与否，或其异常程度的大小，来论及性别偏好的有无或强弱是不正确的。如果对此不加以正确地认识，那将会导致把生育上的强烈重男轻女性别偏好误认为只是80年代才出现的问题。
生育上强烈的男性偏好，不一定都以出生性别比偏高来显现。在其呈隐性时，就不能从出生性别比指标上反映出来，这是分析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时须要十分注意的问题。出生性别比不是专门度量性别偏好强弱的指标，那种以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大小，来作为评判性别偏好强烈程度的唯一标准，是肯定要出偏差的。
二、出生性别比与生育率下降速度没有相关关系
中国政府于6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搞计划生育试点，70年代初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出生率从1969年的34.1‰急剧下降到1979年的17.8‰，短短十年间下降近乎一半。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生产力虽破坏惨重，农村人口约占70%，但却恢复发展很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民间团体从事家庭计划活动，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其人口出生率从1947年的34.3‰急剧下降到1957年的17.2‰。在短短十年间出生率缩减了一半。
战后，中国与日本分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各自的出生率减半的速度，都堪称奇迹。如果从粗略反映历年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总和生育率来看，两国的下降速度在十年间都是过半。
伴随着生育率奇迹般地下降，中、日两国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均无异常现象发生。
西方发达国家从生育率下降开始，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以下，普遍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虽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都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围。
80年代伊始，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突破了正常值域上限107 。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1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此后，出生性别比呈继续上升态势。 1990 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3.90。
同期的总和生育率，除反映1979年“晚、稀、少”计划生育效果的1980年总和生育率2.3，较1979年的2.7呈继续大幅下降外，1981—1987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3、2.86、2.42、2.35、2.20、2.40和 2.58，1988—1990年分别为2.52、2.35和2.31。 基本上呈两年回升三年下降的周期性变动，且升波动幅度呈衰减状态。
可见，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上升态势，决非是伴随着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而发生的。
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60年代初为6左右， 在历经20 来年之后， 于1982年降至2.7。 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同样也未出现失调的异常现象。然而，在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7降至1988年的1.6期间，韩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却从1982年的106.9急剧攀升到1988年的113.6。
如果以韩国1982—1988年的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迅速上升进行相关分析，就会得出高度相关系数，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有很大关系。
如果以韩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的6左右降至1982年的2.7，与同期的出生性别比正常或相对稳定，来做相关分析，就会得出无相关关系的推论，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相关关系。
韩国在生育问题上存在强烈男性偏好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在一个时期内没有相关关系，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却有高度相关关系。这本身就说明在做相关分析时，定量分析也务必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割裂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务必要在定性准确的前提下进行定量分析。否则，就会把问题搞错，或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同理，中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也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很大关系。
三、男性偏好总体趋势是在弱化而非强化
无论是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还是韩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都是在妇女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降至3.0以下， 并向更替水平趋近之时发生的。但这不意味着生育水平在此区间的两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必然要发生如此异常的变化，这是由于生育率指标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特征的指标所决定的。
出生性别比是一种有严格值域界定的指标，超过或低于出生性别比的界定值域，就被视为异常。超过或低于界定值的程度越大，说明出生性别比异常程度越深。这是因为，出生性别比指标是一种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指标。生物属性的指标有其相对独立、稳定、少受或极少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特征。正是基于这种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的特征，才具有大数定律的特点，才有了其界定值域之外为异常现象之说，才出现了对异常值域成因分析的各种分歧。
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虽然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伴随着孩次的升高而升高，但是受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低的制约，高孩次尤其是四孩及以上的出生量占总出生量的比重很小，因此，其相对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对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一般来说，低生育水平下的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关键取决于来自低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影响。
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从高孩次一侧前移向低孩次一侧。一方面反映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低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决定了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变动态势，低孩次出生性别比异常也决定了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数量上追求多子的传统男性偏好已发生了根本转变。
仅从在数量上追求多子的男性偏好转变为追求有一子的男性偏好，就可以断定，与过去相比较，在总体上男性偏好不是强化了，而是弱化了。一部分有女无儿家庭也停止再生育，且数量日益增加，这进一步说明近期的男性偏好在朝弱化方向发展，但这与消除男性偏好仍有很大距离。要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偏好问题，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男性偏好部分成因分析
生育上重男轻女性别偏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国家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中，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宣传教育。仅从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70年代算起，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已有近30年的历史，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生育上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远未销声匿迹，在相当程度上仍较普遍地存在。
究其原因，不碍乎经济与非经济因素。概略地从经济原因看，除受男孩养老的传统驱动外，中国不仅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而且妇女的就业率也名列世界前茅。从非经济因素来看，除受男孩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传统驱动外，从参政的女性所占比例看，中国较之不少发达国家都高。在度量妇女地位的诸多指标中，中国位居世界前列的为数不少，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仍存在着相对较强的生育性别偏好呢？这其中既有与现时社会中男女因性别角色之不同而男性的发展机遇要多于女性有关，也与传统道德因性别差异而不利于女性有关。
众所周知，在有的西方国家，当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与异性朋友频繁交往时，母亲往往背靠背地为女儿提供避孕药具，以防止意外怀孕。然而，这类事情很难想象在当今中国家庭中发生。即使在个别家庭中出现，其母亲无疑会被当作教唆女儿不守贞操而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中国家庭养女孩要比养男孩操更多的心。尤其是女孩长大之后，这种操心更多的是担心。女孩一旦“失身”，往往会造成终生的不幸与挥之不去的精神压力。男孩却全然无“失身”之说。初婚男女，男方对女方是否失过身是十分苛求的。一旦女方失过身，有不少是要么离婚，要么感情难以如初，这是常有的事。社会上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必然反映到中国家庭对女儿初婚前要较男孩担更多的心。
女怕嫁错郎。嫁错了虽可离异，但离异女性较比离异男性的再婚条件通常要大打折扣。若是离异女性还生育过子女，那再婚条件就更要降一格。即使这样，再婚的女性婚后付出的代价仍相当大。
女性再婚难，不仅反映在较男性再婚要难得多上，更重要的是女性再婚后，男方对女方的情感更易破裂。似乎女孩在这方面一生不能走错一步，否则，就不得不长期品尝“后悔药”。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具有性别歧视的传统性道德观念的影响。囿于这种影响，至今，社会上还没有像对待男人那样对待女人。这其中既有男人要正确对待女人的问题，也有女人要正确对待女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女性要走出从“女孩”到“女人”的旧辙故道，必须历经一个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齐参与的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的过程。
这种因性别差异而对女性在性道德方面的歧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现代文明的推进，将会逐步加以改变。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养女仍要比养男难，这不仅是那些儿女双全的父母给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歧视女性的传统性道德观依旧在发生作用的反映。
然而，这决不是说这种具有歧视女性的性道德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西方文化不仅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同时也相互撞击，使彼此从中都受益匪浅。反映歧视女性的性道德观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的已被一些人摒弃。但是，要彻底摆脱其束缚，仍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
生育上的男性偏好，并不等于只想生育男孩不想生育女孩。在高生育水平时，男性偏好主要反映在多子基础上的儿女双全。在低生育水平时，男性偏好主要反映在曾生一个女孩或二个女孩的无男孩家庭的再育人数，较曾生一个男孩或二个男孩的无女孩家庭的再育人数，要大得多。
尽管养女孩较养男孩所付出的精力要相对大些，但是生有一男或二男的无女孩家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为盼望生个女孩而再育。只不过这些盼望生女孩的家庭，远不如那些无男孩家庭盼生个男孩那么强烈。无男孩家庭为了能生个男孩，有的甚至宁愿付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来选择流产女胎的代价。这种代价通常不会发生或少发生在有儿无女而盼生女儿的家庭中。
所谓生男生女都一样，严格来说，应是指生男有生男的好处，生女有生女的好处。实际上，生男生女是不可能没有区别的。女儿的性别角色在家庭中是儿子的性别角色所无法替代的。因此，生有一男的家庭为盼望生个女儿而再育的人数，所占二孩生育人数的比重也相当高。
80年代以来，中国与韩国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其原因分为二类。一类为自然因素，另一类为社会因素。前者是指：分孩次性别次序别构成分布的改变；后者是指：在有女无儿家庭为了生个儿子，有一定数量的保男流女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自然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能起的作用，对于总体人口出生性别比来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与韩国近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绝大部分成因是社会因素。
五、出生性别比与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
“如果高龄夫妇家庭基本上是生育了男孩的育龄妇女不再生育，而未生育过男孩的独女户、二女户与多孩纯女户进行再育，其它因素影响很小的话，总体出生性别比在一段时期内偏高是难免的。这种偏高及偏高趋势，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过渡现象。”〔2 〕当出生性别比主要是受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的干扰而偏高时，这种出生性别比偏高往往表现极为异常的状态。
80年代以来，中国与韩国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在102—107的值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间历年出生的一孩中都不存在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问题。只不过是在第一胎做过胎儿性别鉴定的妇女中，极少有人以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为代价来实现第一胎生男孩的愿望。即使有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第一胎发生，由于量少，未能构成一孩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变动。
1988年，韩国的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为113.6；1989年， 中国的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为113.9。 假定运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来达到生男孩的愿望是准确无误的（实际并非如此），即只考虑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致使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失调，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的话，在以出生性别比102—107的上限值107为标准的条件下， 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1988年韩国出生婴儿总数中，至少要有13.66%的母亲在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6.6%的女胎被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
（2）在1989年中国出生婴儿总数中，至少要有14.28%的母亲在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6.9%的女胎被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
所谓的年度出生婴儿总数中母亲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的至少所占百分数，是根据胎儿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的女胎所占百分数推算的，如果包括胎儿性别鉴定后未实施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的部分，则年度出生婴儿总数中母亲曾在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的，必将大大高出所提及的至少所占百分数的值。
无论是实施胎儿性别鉴定，还是胎儿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女胎，总的说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在有的地方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
生育上的男性偏好程度，大体上是欠发达地区强于发达地区。诸如农村强于镇，镇强于城市。近期生育上的男性偏好基本上已经转变的地区，还只局限在大城市的城区。
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在中国一出现，就有了明确的规定：除了医学上的原因必须要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外，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批准都严格禁止对胎儿做性别鉴定。可是非法对胎儿性别做“B”超鉴定的， 仍以阶梯方式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镇，再向农村逐步蔓延。
虽然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强度，是欠发达地区大大强于发达地区，是农村强于镇，镇又强于城市，但是由于“B ”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首先是进入发达地区与城市的，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调最初是发生在发达地区与城市，然后才是镇，紧随其后才波及到农村。然而，出生性别失调程度随着胎儿性别鉴定技术阶梯式的逐步到位，终究要呈现出农村要大于镇、镇要大于城市的显著差异。
中国的分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异，虽然在1989年仍处于扩大之中，但是1989年的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已分别为110.5、114.0和114.5。这就足以初步说明一段时期内的市、镇、 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如果说“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在80年代初期是同时进入市、 镇、县的，那么，除了市、镇、县的胎儿性别鉴定准确率差异外，1989年的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差异则更加突出。县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肯定要远比114.5高得多，总人口出生性别比肯定也要较113.9高得多。
80年代的韩国经济已属亚洲最发达地区之列，而同期中国正处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年代。此间受“B ”超胎儿性别鉴定导致的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使两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呈明显失调状态。
然而，对于“B”超胎儿性别鉴定问题， 中国政府是在其出现的初期就明令禁止。应该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否则，80年代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还要高得多。与中国不同，韩国对使用“B ”超胎儿性别鉴定长期未加干预。因此，韩国出生性别比在未来继续上升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韩国在放开B超胎儿性别鉴定的条件下，其1988 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3.6的事实， 足以说明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生育上传统的男性偏好有着不可估量的制约作用。韩国为了使其人口出生性别比早日恢复正常，现今已明令禁止胎儿性别鉴定。
出生性别比又有第二性别比之称，具有强烈生物属性倾向特征，且其值域又相对稳定的指标。在未能人为改变第一性别比（即受孕性别比）的条件下，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受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及其构成比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极为有限。从80年代的相关数据分析看，其影响作用相对很小。除此之外，若无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女胎，出生性别比是不会以诸如下列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1 ）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2）总和生育率值的大小；（3）生育上男性偏好程度的强弱；（4）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5）受教育年限的长短；（6 ）重男轻女生育文化环境的有无；（7）城乡之不同。也就是说， 在没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无法进行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基本上是一个很少受社会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指标。
80年代以来，中国、韩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大小，与为了生男孩宁愿付出人工流产女胎为代价的孕妇所占比重相关。
随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传统生育文化必将逐步为现代生育文化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标本兼治，那么，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不仅可以受到抑制，而且还会使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的时间早日到来。
无论如何，出生性别比失调也决不可能是中国与韩国人口长期不变的现象。近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只能是特定环境下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暂时现象。
六、生男生女是性别之分，不是“质量”与“数量”之分
近年来，一种屡见不鲜的观点是：当生育率高时，人们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有儿子的目的。但是，当生育率急剧下降时，人们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或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不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数量的孩子时，就会转向一种所谓“质量换数量”的生育战略，以谋求他们所希望的“质量”的孩子。〔3〕
如果说每个家庭都在达到了生有一个儿子之后才停止继续生育，即80年代初就有人建议的生男即止方法，那么，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只有1.94，较更替生育水平还低得多。
如果说，每个家庭真是在生有一个儿子后就停止生育，从宏观上讲，那就没有必要付出高生育水平的代价。然而，对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来说，在其生有一个儿子后并没有停止继续生育。因此，生男即止难以行通。
在高生育水平时期，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追求的不仅是多子，而且还要儿女双全。这之中既有已生了数个儿子而无女儿的家庭，为了能生个女儿而多生孩子的。也有已生了数个女儿而无儿子的家庭，为了能生个儿子而多生孩子的。
在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的70年代，由于城乡都普遍蕴藏着节制生育的积极性，政府又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计划生育的要求，加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主动提供服务、广泛宣传教育、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到人，就近免费实施节育手术。对响应计划生育的家庭不仅给予物质奖励及一些优惠待遇，而且还给予精神鼓励。因此，受到城乡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与支持，从而出现了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奇迹。
对于想多育的家庭，政府通过政策限制，说服教育与处罚措施等，也极大地抑制了这些家庭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一些重男轻女男性偏好强烈的只生有女孩的无男孩家庭，却始终是多孩生育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些少数已生有若干个女孩而无男孩的家庭，为了能生个男孩而继续生育的，其数量相对来说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把有女无儿家庭为达到生男孩目的继续生育，称之为“所谓‘质量换数量’的生育战略，以谋求所希望的‘质量’的孩子”，那么，胎儿性别鉴定与鉴定后的保男流女人工流产，则是其论点的集中体现。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论点的提法是极为不妥的，也是一种对生女孩的性别歧视。
人的男女性别之分，是自然属性之分。生男生女这种性别之分，决不是“质量”与“数量”之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这种把生女孩的多少称为是“数量”，把追求生个男孩称之为是求“质量”，将男女性别之分称之为是“质量”与“数量”之分，其本身却恰恰带有自己所要摒弃的浓厚的重男轻女色彩。
标签：性别比论文; 胎儿性别鉴定论文; 性别选择论文; 韩国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总和生育率论文; 怀孕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