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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5-0032-06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理念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困境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激起了社会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从不同理论维度展开了批判。其中最主要的理论维度有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解构批判、现代主义内部的修正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将现代性问题的矛盾暴露得尤为充分具有集中、两极对立的张力。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正是以对现代性问题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扬弃，批判了现代性启蒙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两极对立思维，为克服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基础。
一、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总体上持一种“解构”与“重写”的立场。其哲学基调是非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实质是一种怀疑论——不再信奉启蒙以来的主导性精神理念，对现代性感到失望，认为启蒙现代性总体上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激进地解构启蒙理性，反对本质主义，解放被现代性遮蔽与压抑的“他者”，倡导差异性与对话。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开启了现代人的超越意识，把现代性的矛盾困境以极端的方式揭示出来，其旨趣在于以解构为建构，以清除障碍为重写使命。
1.现代性启蒙理念的批判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是由启蒙理念培植起来的。启蒙时代是理性批判的时代，这一理性批判的目的在于使世界清醒，用知识取代神话，然而导致的却是新的神话。理性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造成了对个体的操纵与压制，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与权力合谋，成为压制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文化和种族的借口。启蒙所张扬的主体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导致了主客二元的对立，引发了人对自然及对他人的掠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理性”只是现代人的狂妄，这种“主体”只是现代人的虚构，启蒙精神所创造的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是造成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根源。按照理性和主体性的逻辑，世界只是理性化的世界，人实际上沦为技术的附庸，存在的意义却被遗忘，理性和主体性造成了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后现代主义抓住了作为启蒙精神核心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体及其形成的霸权话语进行无情消解。事实上，并非理性和主体性本身的毛病，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片面化、异化造成的后果。这种消解走到另一极端，达到了取消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程度。
2.现代性合法性基础的批判
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正是启蒙精神所确立的理性和正义。在利奥塔看来，启蒙的故事是建构了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二者统一的宏大叙事，也就是说，这些宏大叙事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讲话。由于启蒙精神用理性可以发现普遍真理，又以人道来规划社会正义，构成了规范现代性的元话语。然而，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在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丧失：一是从理性所引导的科技发展来看，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自由，反而加重了人们对科技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忧虑。科技理性本身也无法提供关于社会进步的标准，丧失了其作为现代性合法性规范的基础。二是从正义所展开的现实来看，它并不是社会普遍的和解与进步。相反，一部现代史充满了无数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无论是利奥塔还是鲍曼，都把“奥斯维辛”作为民族冲突和社会灾难的罪恶的代名词，启蒙现代性的正义理念带来的却是非正义的现实。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合法性基础的丧失及其存在基础的摧毁。
3.现代性思维方式的批判
从思维方式角度来看，对元叙事的批判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总体性与本质主义的批判。因为这种元叙事之所以能够为现代性提供合法化辩护，是根据西方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却引发了以下两重后果：一是思维方式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导致了二元的对立，将自己偏好的一方置于基础与中心地位，而将其他方面置于次要的边缘地位，用基础去取代边缘，走向了一元论的独裁，导致了话语上的霸权。因此，后现代主义发动了一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造反，主张“多元论”，宣扬“异教主义”，就是想让被压抑的声音讲话，恢复事物的真实秩序；二是现实生活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对异端的压制与摧残。后现代主义把差异从“整体性”的“同一逻辑”中解放出来，更加宽容地面向差异本身，欢迎事物的多样性。
4.“现代性的重写”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重写”。所谓“重写”是要摧毁现代性的原有框架，将其有价值的部分予以重建。也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之上的宣言的重写”[1] 165。“重写”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这是一种简单的机械论的理解；二是“重写”根本上就是与写作联系着的，它完全不意味着回到开始。因此，这种重写，不仅仅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建构，它的目的在于通过不同于现代性的感受方式和思想方式，在新的境界中追求新的体验和生存状态。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强调对现代性的解构和摧毁，对启蒙现代性的理念进行了彻底消解。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后来的反思中，对自己原有的激进解构立场进行了部分修正，由“解构”走向了“重写”。
后现代性实乃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矫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重写并不是思想上的一种冲动，而是对现代性历史正在变革转型趋势所作出的理论反应。重写现代性是要重新确立人们的思维原则和行为方式，发掘那些被现代性压抑和遮蔽的东西，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扫清现代性所设定的种种障碍，呼唤新的创造意识，倡导差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的可能空间，企图把人们领向一种多元、宽容的境界。然而，由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兴的思潮，具有复杂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中来考察，其中既相互分离、相互反驳，又有相互启发、相互转化。一方面，可以把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后现代性作为一面镜子，后现代性通过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也使自身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促使现代人看清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容抹杀的功绩。这些新的精神动向，都为我们把握和扬弃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现代主义的修正批判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发起的解构与重写，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进行了“自反性”的修正和辩护。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战，使现代性问题的两种对立的理论维度更加明晰化，呈现出两极对立的张力。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中，对现代主义本身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使坚持启蒙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社会思想家不得不从内部进行反思和重建。
1.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同韦伯的合理性命题的分析，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可以归功于其特有的理性精神，现代性启蒙理想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确立的主导原则，它本身是不应当也是无法消解的。他指出，造成启蒙现代性逆转的根源，从启蒙哲学来说主要是由于受到意识哲学范式的局限，无法走出主体性与理性所设定的困境。与后现代主义激进的姿态不同，哈贝马斯从理性主义出发坚决捍卫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传统，并指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引导，以解放现代性的潜能。哈贝马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症候，对西方传统的意识哲学进行了批判，通过主体间性与交往合理性来重建理性主义的规范基础以及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拯救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为此，他与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命运进行了持久的论战。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诊断主要是立足于这样的分析框架：社会合理化体系与生活世界、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矛盾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导致了经济技术层面的合理化，并未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系统追求金钱化，政治系统形成科层化，这两方面侵蚀到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出现了韦伯所揭示的人的意义与自由的双重丧失。
哈贝马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还是保守的，尽管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某些症候，但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内部来进行深刻剖析，这就弱化了其社会批判的深度与力度。他对启蒙现代性理念的批判，的确指出了局限于意识哲学的弊端与困境，但未能揭露启蒙现代性理念中的内在矛盾与内部陷阱，本质上还是现代性的自我修正。
2.吉登斯的“自反现代性”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断裂的，即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产生了新的断裂：一是科学技术以神奇的速度渗入生活各个领域；二是现代化社会变革带来了高度的风险性；三是现代性表现为一整套互相联结的制度结构。从制度维度与行为模式上考察现代性问题，吉登斯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这种现代性的制度与模式包括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的拓展，这种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制度模式，就相应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许问题还并不严重，但拓展到全球领域，则可能带来一个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为此，他提出“反思的现代性”和“自反的现代化”，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和“素朴的现代化”。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了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促使社会反思性在不断增强，因此“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又会反过来影响全球化”。
与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和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相比，吉登斯的自反现代性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从制度维度和风险意识层面，深入反思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后果，体现出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达到重振现代性和重写现代性。然而，吉登斯只是标明了现代性面临着问题与风险时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仍是立足于现代性本身从其内部进行自我修正。
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公共理性”观点，是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性价值理念的重建。传统的自由主义是洛克、卢梭、康德等在启蒙时代奠基的，认为自由是现代性的主导性价值理念。到罗尔斯这里，他仍然坚持西方启蒙现代性一贯追求的自由主义理想，只是面对现代性在社会历史和现实中暴露出来的严峻问题，进行了内部的修正与调整。他认为自由与平等都是启蒙理想的主导价值，自由理念在民主社会中比较好地得到了实现，而平等则一直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至今尚未兑现。为此，他提出了“正义论”，把“作为公平的正义”置于现代性价值排序中的最优先位置，完成了从启蒙政治哲学主题（自由）到当代政治哲学主题（正义或平等）的转换。同时，他以“公共理性”对启蒙理性进行修正和完善，将现代性问题的解决诉诸“公共理性”达到的“重叠共识”，为建构现代“秩序良好的社会”奠定“公共理性”这一新的规范基础。这种转换，不是要否定自由的价值，而是更加突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和“公共理性”的重要性，实质上是对启蒙现代性价值理念体系内部分裂的弥合与修正。
他们都是立足于理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些现代性的内部立场来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理想，对现代性问题都有着自觉的问题意识。但他们把西方现代性作为普遍有效的解释依据，在诸多方面陷入一种“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思路。因此，应充分考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思现代性问题上所形成的张力，要超越这种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辩证扬弃，才是摆脱现代性问题与困境的合理出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正是这样一种自觉的理论与实践追求。
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
利奥塔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1] 14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扬弃。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启蒙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重启“现代”之“蒙”，揭穿了资产阶级启蒙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假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困境，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两极对立思维，成为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1.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启蒙哲学特别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清理了其中凝结着的启蒙现代性理论，锻造出立足于实践的唯物史观，为分析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马克思正是用这一武器，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批判。
马克思通过批判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立足实践的唯物史观，既克服了启蒙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在解释社会历史的主体主义倾向，又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客体主义倾向，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给予辩证把握。这样，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时候，将物质的和精神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等各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偏执于某种片面化极端化的主张，既看到了启蒙精神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又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困境。启蒙现代性规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遭到扭曲和异化，并没有兑现资产阶级曾经许诺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没有全盘否定启蒙现代性蕴涵的合理价值，更没有拥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现实，而是在对启蒙现代性理念和资本主义现实的彻底批判中，既保存了现代性引发的主体解放的合理基质，又为启蒙现代性理想在更高社会形态中的实现开辟了现实道路。
支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是启蒙理性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二者构成了启蒙现代性的主导理念。启蒙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至上的、绝对的和超历史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考察就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破除了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先定论与单线进化论，回到人的实践创造论与辩证发展观。马克思通过批判抽象人道主义，为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困境问题确立了新的规范基础。因此，马克思以劳动实践基础上更合理的社会理想作为批判的规范基础，批判资本主义对技术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压抑与异化，揭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不合理的私有制度所作的辩护。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超越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正是这一理想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秩序与个人主义信念感到不满，使他认识到现代性理想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这就促使他首先进入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阶级矛盾，使资产阶级国家代表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化身的理想失去了现实基础，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条件下，在“真实的集体”取代“虚假的集体”之前，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人权等启蒙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不相容的，无法实现社会关系的普遍和解与人的自由解放。资产阶级宣扬的人人平等、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与普遍人权，只不过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进行合法化辩护的意识形态而已。
2.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从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开始，最终诉诸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前，马克思主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虚伪性、欺骗性与矛盾性，意识形态的理念批判占据主导地位。此后，马克思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关系进行客观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成为主导范式。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不仅是传统社会解体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使个人之间处于相互分离的原子状态，而且使社会陷入阶级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他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出现的症结。在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之后，现代性的诊断就不仅仅是哲学的任务，而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真实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现的正是这一新的批判取向，物化批判和异化批判就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命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天才的突袭，同时切入到对资本主义的功能主义批判和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生活世界批判两个维度。
马克思借助分析商品的双重性质获得了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可以根据观察者的视角从经济上把它理解为资本自我贬值的危机过程，也可以根据参与者（或可能参与者）的视角表述为社会阶级之间的充满冲突的内部活动。[2] 334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不仅表现为资本积累的崩溃过程，还表现为劳动异化和阶级剥削过程。如果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目的在于揭示启蒙现代性理想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堕落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工具，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则更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的物化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只有从社会制度上扬弃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理想。从劳动价值论出发，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理想凝聚为自由劳动者的联合这一新的社会形式，体现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只有在这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资本主义对技术进步的限制和对人的自由的压抑才能解除，异化的劳动才能变成人的自由创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才有了真实的现实条件。这样，资产阶级曾经作为意识形态欺骗的现代性理想就可以成为人的真实需要，才能把人的世界与关系还给人本身，人不再是片面化的、异化的存在，而是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后的更加全面和自由的存在。
3.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
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修正现代性的肯定性维度，后现代主义是解构现代性的否定性维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扬弃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维度。马克思主义不但批判了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困境，而且克服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极端化思维模式，实现了对其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反映和表征了现代社会发展矛盾的两大侧面。如果说现代社会实现了启蒙倡导的现代性一面的话，那么它还压抑了作为校正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性一面，这就激起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造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极对立的张力表明，必须要超越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扬弃。马克思主义把现代性批判置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认为启蒙现代性是一个既充满着矛盾悖论又包含着人类解放意义的双重故事。那种完全拥抱启蒙现代性的现代主义与马克思的革命批判精神不能相容，而激进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也与马克思的辩证扬弃观点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开创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既不盲目乐观地认同，又不过分偏激地反叛，而是立足于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以求创造性地转化现代性的合理潜能，创造性地重写新时代的文明范式。
概括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辩证批判，不仅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理念批判，而且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进行制度批判。由于现代性社会被赋予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与特定逻辑，启蒙现代性理想外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结构；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带来的结果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人对人的统治；这种以资本为逻辑建构的社会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剥削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是这一问题的症结，也是现代性理想异化蜕变的根源。因此，只有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结构上进行变革，才能彻底摆脱资本对人的统治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就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扬弃。只有历史地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结构，才能使现代社会发展在批判继承启蒙遗产的基础上，为创建更合理的人类文明秩序开辟新的道路。今天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就不能缺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维度，在立足批判现代性所形成的张力基础上辩证地推进现代性的范式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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