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研究的期待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69(2001)01-0128-06
中国是一个泱泱诗歌大国，自古及今，从帛书竹简到铜版精印的诗集，汗牛充栋！阅读和研究诗歌，自有文字的典籍始，就有了零零散散的记录，“接受诗学”（相对于西方发明的“接受美学”而言）即使从孔子、左丘明的时代起算（“赋诗断章，予取所求”首见于公元前545年），也该在古希腊、埃及之先。由此，中国又有世界各国无与伦比的诗歌理论，“诗之为学”，一直是历朝各代文人学士谈论、研究的热门。
可是，当我们站在又一个千年之交的时间高地“回顾所来径”，感到眼前还是“苍茫横翠微”。四五千年过去了，对中国诗学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从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开始，在理论上作了较为系统梳理的第一位研究者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他著的《中国诗论史》1925年在日本出版，1928年被翻译介绍到中国；1925年至1930年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诗史》，这样从创作到理论总算有了一中一外两部著作。但是，自此而后，中国诗学、诗史没有作为被特别重视的专题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虽然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出版过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1930年出版过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等，但无多大影响），而是被纳入综合性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并且文学史与批评史往往以政治朝代作为历时划分的界限，这样做，使中国文学发展中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文体的演变、语言的发展对新旧文体兴衰交替的影响、审美接受理论的嬗变、创作理论的精进等等，都难免遭到割裂，于历史最为悠久的诗歌文体，所受伤害也就最大。本文对中国诗学（史、论）领域存在的问题不能一一列举，仅举二、三大端言之。
一、诗歌起源问题至今含糊其词
中国诗歌起源于何时？凭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只能上溯到甲骨文，即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尚未发现较完整的诗歌资料，可是在汉代及以后的典籍中却出现了尧舜及远古时代的歌谣，以“古逸”称之。本世纪初，青年学者刘师培说：“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甚古。”[1]诗歌起源的程序当是如此。四言诗，是上古诗歌中后人能确认的一个定型诗体，而清代沈德替《古诗源》所辑的古逸诗如《击壤歌》、《康衢谣》等，都是以四言为主体，前者还出现了介词结构句式（“帝力于我何有哉”），从语言发展由简而繁的顺序观，这可能吗？沈德潜说：“康衢击壤，肇开声诗。”[2]似无半点怀疑，现代人陆侃如、冯沅君才说：“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真的，但在后人追记的时候不免有些改动，有的可能是后人伪托的。它们既然真伪难辨，我们也就无所依傍了。”[3]近代自有文学史、诗史一类的著作以来，尚无一部史的著作对原始诗歌的风貌有一个较为明白的探讨，没有一位史学家从刘师培的理论表述再深入下去，再进一步。我们尚没有自觉的原始思维学、原始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西方现代兴起的学术理论，用以指导远古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因此在一堆堪称原始的资料面前，连辨真别伪也束手无策。
近年来，运用文化人类学探讨中国诗学的远古问题已有所启动，叶舒宪的《诗经文化阐释》解释“诗”字的起源，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4]。在他之前，宋代的王安石已有“诗”是“寺人之言”的臆测，但无文化人类学论证支持，以至现代的学者还从音训的角度，释训曰“言寺”就是“言志”，迁就于后起的“诗言志”之说[5]。叶氏的论证令人信服，笔者著《中国诗学批评史》接受了他的新说，并引而申之：“‘寺人’（宫廷中主持祭祀的阉臣）规谏君王的‘巧言’或主持祭祀所吟诵的祷告词（《周颂》、《鲁颂》、《商颂》之类），就称为‘寺人之言’，后又合而称‘诗’。‘寺人’地位较低，推而广之，凡是地位较低的人，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呈述心意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也均以‘诗’称之。”[6]若此说可成立的话，也只解决出现西周早期的“诗”字之谜，尚未涉及更早以歌、谣、谚形式呈现的诗歌原始状态，对此问题要有较清晰的科学认识，光从文字学的方向去解释显然是势单力薄。商、周之《易》（姑且以现所见的《易经》为原始文本），其卦爻辞中确有不少周代以远的原始歌谣资料，有的学者把全部卦爻辞视为一部“古歌”总集，则未免有点违背文本实际存在的状况。卦爻辞的语言形态已相当复杂，可说是商、周时代的“现代语”与以远的“古代语”交织其间，必须借助原始思维学、语言起源学之类的“诗外功夫”，方可甄别、辨识彼时“古”与“今”，还要有诗歌文体学的明确观念与之并行，或许可钩索出其中真正有原始意味的诗歌。笔者从布留尔《原始思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等西学著作中受到启发，根据他们对原始民族语言研究所获得的识别标志，用以分析《易经》语言，从而揭示“《易经》的语言正处在由简而渐繁的阶段”，其中卦爻辞中的四言“古歌”不是真正的原始诗歌，那些四言乃至杂有六、七言的谣谚，只能产生于与“风”、“雅”同时或稍前的时代，惟有那些二、三言的卦爻辞，如：“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则是一种更简单的言语形式，属于出自《吴越春秋》、相传黄帝时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一类，二、三言体才是较为可信的诗歌起源时代的“古歌”。[7]
这些，都还属推测性质。以往的学者，研究诗歌的起源，普遍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以自己所处时代的言语习惯去句读上古典籍，并且因《诗》之体式意识甚深，四言便成为一种句读范式，于是掩蔽了原始语言的古朴形式。语言起源应是从单音单字开始，继而有一音双字、双音双字，然后才有三、四音多字句式，牙牙学语的婴儿语言当是原始人语言的“活化石”。《易经》中的卦爻辞，不少可以点为两字一句，可是自汉后的注疏本，多数点读为四字一句（如前引《中孚》六三，“得敌”后即点读为“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根据布留尔对原始语言的研究，原始人的语言几乎不用虚词（不包括感叹之音），他们只用“能够说明他们的思维的东西”的声词，他说：“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他们的观念。这些语言有个共同的倾向：它们不去描写感知着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些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些语言力求把他们想要表现的东西的可画的和可塑的因素结合起来。”[8]用他的原则检测一下儿童语言，可以得到现实的证明，若试测一下《击壤歌》，去其“而”字：“日出，作；日入，息；凿井，饮；耕田，食。”岂不更可信一些？传说禹之夫人涂山氏等候治水的丈夫归来所唱：“候人兮猗！”《吕氏春秋》作者说“实始作南音”，相较之下，赫然载于《尚书》的《五子之歌》（据说产生于夏代）那样“顺美匡恶”的四言诗，就掩不住后人伪作的面目。由此识推而论之，列于钟惺、谭元春《诗归》卷首的“古逸”如七言《皇娥歌》、白帝子《答歌》等，更应当理所当然地否认！
从有文体史（《明诗》）意识和文学发展史意识（《时序》）的刘勰《文心雕龙》始，到现代迭床架屋的文学史著作，尚未见到一部对古代诗歌起源有过较为明晰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理论性论证，而是相互沿袭将四言体已臻成熟的“《诗》三百”作为中国诗歌的始祖，更将舜曰“诗言志、歌咏言”当作诗歌起源的理论标志（注：《文心雕龙·明诗》：“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笔者已从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考析否定了此说，见《中国诗学体系论·“诗言志”正源》，31页～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蒙住了一代代后人！看来，这不仅仅是远古可信资料文本的缺乏，实际上连已见的“古逸”材料（散见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记录）也没有认真地运用像布留尔那样的理论意识去仔细甄别真伪，还原始诗歌一个较为可信的面貌，这一工作，只能期待于21世纪中国诗歌史研究者去“沿波讨源”。
二、至今尚无一部较完整的中国诗歌通史
早在本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就发愿要写一部“诗的史”，并且作好了《中国上古文学年表》，准备了提纲性质的《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可惜他英年早逝，这一宏愿未能完成。在他之前陆侃如、冯沅君写出的《中国诗史》，四千年的诗国有了第一部诗歌发展通史，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早期出版的《中国诗史》现在已难看到，1983年印行的新版卷首有他们写于1955年的自序，其云：“这部书初稿是在1925-1930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五四运动右翼的‘整理国故’的影响，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浏览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乱的。在讲到诗歌的萌芽和现代的诗歌时，我们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与波格达洛夫的错误理论。在全书六十万字中，我们有不少的烦琐考证，形式主义的批评，主观主义的论断，因而抹杀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了过来。后来在改写古代部分时，又采用了一些所谓‘汉学家’如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康拉弟、法国的马伯乐之流的不正确的话……”新版的《中国诗史》据说作了“大量删削”、他们似乎还有“该删而未删干净”的遗憾，准备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全部另写新稿”[9]。这篇写在知识分子思想大改造时期的自白，或许是真诚的，但我怀疑，他们删去的或许正是具有纯学术意义的东西。没有理性思辨力很强的西方哲学、文学理论参照，只是中国学者面对一堆古书自说自话，很难将许多文学现象（如前所述诗歌起源）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阐释；没有一定质量的“形式主义批评”，实在很难回归诗学本体进行由外而内的洞然观照，不能将考察诗歌发展的重点，转移到诗歌文体变迁促使诗歌繁荣这一历史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上来予以充分的展现；没有深入透底但不烦琐的考证，被历史灰尘模糊了或被某种定向势力扭曲了的诗人、作品与诗学理论，便不能显现其真实面目；而过于强调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则可能取代对作为美的精灵的诗歌应该郑重作出的审美评价，重操正统儒家撇开美学批评的功利批评。值得庆幸的是，陆、冯二位先生没有将《中国诗史》“从头彻尾的改写”，若其然，必定会像刘大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样，不但玷污了前功，还会置自身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立于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已上升到的新高度，我们已有比二三十年代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正像笔者大胆道出20年代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所著《中国诗论史》，“是一部并不完整的著作，严格地说，还够不上‘史’的标准。……没有唐宋诗论史，实是没有中枢、没有核心的诗论史。”[10]同样，我以为陆、冯二先生的《中国诗史》还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诗歌发展通史。首先，从他们厘为三卷的“古代诗史”、“中代诗史”、“近代诗史”，仅以诗体及其时代标目。由《诗经》而至《散曲及其它》，不难看出，是以王国维所说的“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11]为全书之纲。诗之文体变化是诗歌发展进程中明显的轨迹，把握了这条主线是对的，但是单循一条主线而进，没有更广更深的探讨展示，则显得过于单调，没有一代代诗人与社会接收层面的审美情趣作为大背景，光展示文体自身的变迁，则有空中楼阁之感。早在中世纪，沈约、刘勰、萧子显已道破的“文以情变”、“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内在规律性，惜书中没有对此必要的揭示和理论阐释，更遑论语言的发展促使诗歌文体从内容到形式的共同变化。由此而观现在还在流行的《中国诗史》，基本是仅仅描述发展变化现象，缺乏理论深度。其次，对于文体变化的描述也是不够完整的，南宋严羽论述文体变化有多个层次，关键者有三：以形式而论，即四言、五言、歌行杂体之变；“以时而论”，即有“建安体”至“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之变；“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少陵体”至“山谷体”、“杨诚斋体”之变。[12]《中国诗史》中仅及形式而稍涉时代，而于个人才力、创新追求所产生的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独特的个人文体，以及个人文体对一般诗歌文体变化内在的深刻影响，几乎都没有涉及，因此，诗之个人文体和流派文体空前发达的宋、金、元至明、清、近代，是一片片令人惊讶的空白！所谓“近代诗史”，只及词曲，而词又只述至“南宋词”，不及清代词学中兴诸家与重要流派，于是，唐以后之近代部分，失去了“史”的连贯性，只能视为四篇文体专论。第三，诗歌评论的发展与诗歌创作的发展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而推出新的诗歌观念（从以往诗歌经验中总结升华出来），往往对诗人的创作实践产生指导性影响，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新观念新理论之于唐代诗歌走向艺术高峰、晚唐至两宋对唐诗创作成功经验的探幽发微之于江西诗派等流派的发生、明代而后的流派理论各自成体之于流派诗歌的兴盛、清代词学理论崛起之于词之“中兴”的导向，都可说是促使诗歌本体发育成熟壮大的脉络系统，而陆、冯二先生似是无暇顾及。在此，不必对于当时尚是青年的两位学者初出茅庐之作过多地挑剔，他们诞育了尚不完备的“诗史”雏型，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第一”的桂冠属于他们！这部《诗史》于后来者，最重要的价值是为重写中国诗歌通史提供了一个光影分明的参照，优长和不足之处，都能启发未来的诗歌史家的思索，沿着先行者的浅浅深深的足迹前行，新的更为完备的中国诗史寄望于21世纪的学者。
三、在研究诗史与诗学的方向、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18世纪的杰出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如日昼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在“此二途”，20世纪的学者已做了不少努力，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不断问世。但读了较多的同类著作后，感到有些著作过多地重复、沿袭前人之说，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沉潜考索之功没有超越前人，甚至前人已经提示的也没有去作必要的探讨而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举文学史、诗史为例，汉代有一部以占卜繇辞形式出现的大型四言诗集《焦氏易林》（4097首），它的文学史、诗史的价值，早在明代就被杨升庵和钟惺等发现了，钟惺、谭元春选评的《诗归》精选53首加以评点而称之为“汉诗一派”，现代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末为西南联大学生授课时，将《焦氏易林》写进讲稿，判断《易林》与《史记》同是汉代两部“非文学杰作”，其优秀的四言诗作远超过了汉代大赋的文学价值。他准备在计划中的“诗的史”列专章，与《乐府诗》并论。胡适先生在考证《易林》作者的一篇文章里，也说了“其文学的趣味比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崔駰的长赋要高明得多多，”“在文学史上，声韵学上，都是极难得的材料”[13]等话；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列《焦氏易林》一大专题，选出数百首加以精辟的论析，其结论：“《易林》几与《三百首》并为四言诗矩嚄。”[14]根据这几位著名学者的评价，《焦氏易林》在文学史、诗史上的巨大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见《易林》诗踪迹，更不论历朝各种诗选本；冯、陆之《中国诗史》出版于20年代，闻一多之论尚未公布，不提《易林》一字尚情有可原，可是自50年代以来出版的任何一种文学史，皆不提只字半句，闻、钱二先生之论，至今还是空谷足音！难道是因为其作者姓焦姓崔无法定论就将它遗置？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绝对不能解决的天大难题，多下点“沉潜考索”功夫。或许就可勘破这桩历史迷案。（注：笔者研究《焦氏易林》已近10年，撰《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该书上篇为《〈焦氏易林〉诗选》，选诗481首并注释；中篇为《〈焦氏易林〉诗论》，有《中国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之遗珠》等十篇；下篇有考证作者专论《一桩历史迷案的探索》等四篇。）
多年来，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作家作品研究，只注重在以往的文学史或历代古人论著中已有定评且评论资料积累甚丰的对象，对于那些未正式进入文学圈子或未为前代文学家反复论评，虽写出了文学作品但被长期埋没或被曲解的作家，尚无多少新的开掘。“四言诗矩嚄”之一的《易林》，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至今还对它很陌生；对中国诗歌艺术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梁、陈“宫体诗”，还在不少文学史中当作批判的反面对象（《中国诗史》中只“略举一些例子”而作“冶艳而不深刻，轻浮而不庄重”的批评）。推而类之，古代文人多是文、史、哲兼通，他们的主要成就或不在文学而在其他学科，但不妨碍他们在文章、诗学领域有散珠般的精见卓识，我们是否忽略了某些处于此学科与彼学科中间地带、对彼学科同时也对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亦可称为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与理论成果？清初周亮工编选了一部明末清初政界、文界人士的书信选集——《尺牍新钞》，书信的作者不下数百人，多是名不见经传者，但看得出多能诗善画，他们的私人通信中毫无拘束、极为本色的谈古论今，平常话里含有极为珍贵的文学、美学资料，有关诗歌的议论不乏真知灼见，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这部书被当代美学家注意到了，北大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有一席之地，可是并未引起文学批评史家的特别注意而有所引述（包括拙著《中国诗学批评史》）（注：笔者主编的《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已选《尺牍新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又是珠埋土中！仅就诗史诗学研究而言，明清至近代诗话、诗学论文论著如恒河沙数，还有多少串珠、散珠光芒被掩？尤其是那些终生身在民间无藉藉之名的真学问家，默默地积累多少思想财富？
“高明独断”更多体现在理论领域的判断、推理、决断等等。一部文学史或诗史，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有“史”无“论”，那只能是一部文学现象演绎的历史，对于很多文学现象的变化，不能从较深的层次作出理论说明，涉及到具体作家作品评论，缺乏理论的透析力，实难作出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本世纪初，刘师培作《中国中古文学史》，他的方法是理论先行，从《概论》而后的《文学辨体》开始，至《总论》的《文笔之区别》收笔，将这一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论资料按题撮录，细至某个文论观念的单字短句（如“笔”、“手笔”、“载笔”、“辞笔”、“诗笔”）也郑重罗列。他不以作品为贯穿线索而以作家的文学观念变化为贯穿线，给人印象是一部展示中古文学内在的质的变化的文学史。或许当今的文学史家不会承认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史，但我认为他结结实实地建构了一部中古文学史的理论框架，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有明确的批评原则，并以此原则能对文学史上的现象作出清晰而自圆其说的解释，自能使自己的著作显示出特色”[15]。虽然他的理论立足及其运用发挥的向度，后人不一定能够认同，如果天假以年不在36岁的英年早逝，一部以极富理论色彩又结合了作家作品论析的《中古文学史》，定会是最早一部“特色显著”的文学史！再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他不但有对中国古代戏曲源流的考述和自宋至元戏曲发展的清晰描述，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观阐释了戏曲由宋而元发达繁荣的必然；又用西方叔本华等悲剧理论来高度评价元代杂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亦如他用叔本华的“意志说”而引申出“有我”、“无我”、“壮美”、“优美”来评论《红楼梦》与词；更用他融合中、西艺术理论并有卓越独特发挥的“意境”、“境界”理论，对“元剧之最佳处”（即“有意境而已”、“自然而已”）从剧本结构、人物设置到唱词，都作了精微透彻的艺术分析，使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颇为粗略的郭沫若大开眼界，将其与鲁迅的《中国小史略》并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赞云：“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后学。”[16]当然，更有必要一说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一本薄薄的《汉文学史纲要》，无烦琐考证而下笔有据，无理论性质的专论而时有理在其中，如《自文字至文章》，论文学的起源条分缕析：“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这段话蕴含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意识，与前已言及的叶舒宪关于“诗”字结构来源于“寺人”祭祀相合。至于他从许慎“六书”说推论出古今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我认为，这是中国文章学理论的结论性意见。
韦勒克与沃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以《文学史》为压卷之章，首先批评：“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末是社会史，要末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末只是写下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的评价。”这样的文学史“仅只是把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他们认为，文学史家真正的职责是“广泛地探索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进化过程”，“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17]
这样的话，他们在40年代就说出来了，可是自50年代以后，我们还在把文学史、诗史写成阶级斗争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即使在此以前已出版过的著作，也要按照社会史、思想史的模式改写。像韦勒克、沃伦所说的要对作品“作连贯的有系统的分析”，建立对作品“个体现实和一般价值联系”的评价标准等等，必须有从诗歌本身艺术地发展中所产生的经验、升华而出的理论为依据。他们还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的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家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对于文学作品给定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个价值判断不断受到非文学、非诗因素的困扰，怎么能出现“高明者”？谁还敢“独断”？或许就是这样的遭遇，一部《焦氏易林》历60余年也进入不了文学史和诗史！
但愿在21世纪，由“沈潜考索”而进阶至“高明独断”的学者，崛起于历史地平线之上！
标签：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诗史论文; 易林论文; 诗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