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首先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简言之：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的逻辑范式必须是动态的研究过程，任何想在范式建立之后便“一劳永逸”，不仅使范式与实践相脱节，而且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
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经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明确指出过科学革命变更的过程，即科学革命必须经历“常规科学”、“反常”、“危机”和“科学革命”等4个阶段。[1]可见，范式问题既是科学发展的模式，也是科学研究的模式。借鉴库恩的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其逻辑可整合为一个范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范式转换—理论建构—发展趋势/目标定位”，这个过程由4个阶段构成，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逻辑范式”。这个过程逻辑范式，遵循着“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理路，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范式转换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就分析的整个构架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包含着三大维度：理论维度、方法维度和价值维度。每个维度从不同层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三者的内在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逻辑范式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范式：实践——理论——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简言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条成功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首先需要区分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研究起点是我们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即第一条道路——从客观现象或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逻辑起点则是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即第二条道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二者的区别可以用图来表示：
因此，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毛泽东时期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条件和形式；改革开放新时期，则主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和实践道路。[2]这混淆了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他们所指的“逻辑起点”准确的说法应是“研究起点”。与此观点相类似，还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认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4]等，基本都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实际上，初级阶段只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客观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或研究起点，并不是最简单、最一般本质的规定，很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可以也应该将“以人为本”作为逻辑起点。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现现实”的“理论逻辑”
在“实践——理论——实践”这一公式中，前一个“实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初步的实践活动，“理论”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经验进行概括而取得的新的理论认识，这里已经结合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起点，其逻辑范式结构遵循这一历史发展过程。
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萌芽阶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阶级结构状况。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出著名的《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这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较以前更为深刻，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把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升华为理论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现现实”这一理论逻辑的集中体现，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思想体现现实”的理论逻辑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这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163但“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6]314所以，邓小平始终认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是不断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论指南。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之所以这样说，在于这个理论体系所体现的“现实”是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开放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趋向思想”的“实践逻辑”
理论反映实践并为实践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57这表明了马克思对待现存世界的两种根本态度：为现存世界辩护还是在理想维度观照下对现存世界进行革命性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趋向思想”的“实践逻辑”，即通过革命实践使事物的现实状态趋向理想状态。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何种机缘巧合使得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力量，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理论自觉，而这种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趋向思想”、“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首先，中国共产党早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很难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系统研究之后才接受的，而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受“十月革命”启发而接受了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首先接受了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等这样一些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9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解决了当时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逻辑”发展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但阶级斗争等内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对此我们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以“实践逻辑”为指向，必然会使我们沿着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逐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转变，使我国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逻辑”发展的第二次成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使中国的具体现实不断地趋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综合来看，“实践——理论——实践”的不断循环，不断提升，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逻辑范式：个别——一般——个别
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源头来看，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研究西欧的情况从而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这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当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各国各民族的实践时，就必须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民族化，这又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目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国的个性和特殊性角度讲的，“社会主义”则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和普遍性角度讲的。
关于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相互联结与转化。以这种辩证思维来思考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用公式表示，就是“个别——一般——个别”。
(一)方法逻辑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有机统一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不可分离的，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自觉地把自身国际化(普适性)，才能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即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分离。
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已很重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关注则较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性或学术“软实力”亟需加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包含的普适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仍不断遭到误解和曲解，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民族主义”或“排斥普遍规律的异端”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即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所以，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要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又要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原理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具体环境”结合起来。
(二)方法逻辑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有机统一中的体现
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具体环境”出发，就是研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和世界发展的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逻辑范式中的第一个“个别”，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范式中的第一个“现实”。从某种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时代任务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进程中不断中国化，在中国化的前提下时代化，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前提。所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命题，三者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现阶段中国国情，一切从中国的“个别”实际情况出发，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不断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和新论断(即“一般”)，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一般”，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新实践，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的“个别”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上升的动力正是通过“个别——一般——个别”的辩证运动来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逻辑范式：群众——理论——群众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须是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
(一)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逻辑范式实现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首先通过语言层面的转换才能实现。这同库恩的“范式转换”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是表层的，然而却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理论的同时，始终注意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宣传和灌输自己的理论，同时，也非常注重理论宣传和灌输的方式，为了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都强调理论的通俗易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曾明确阐述过写作的基本原则即通俗化：“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7]332这方面的典范之一就是恩格斯将《反杜林论》这篇深奥的战斗檄文，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改写成一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普及读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浅显易懂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更便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接受和掌握。正如恩格斯自己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本小册子在法国很受欢迎。多数人懒得读像《资本论》那样的厚书，因为薄本小册子的作用快得多。”[10]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全力以赴地进行大众化写作和大众化宣传工作，才使马克思主义为更广泛的人民所接受，成为无产阶级最具有革命性的思想武器，成为指导人民改造社会实践的物质力量。
同样，马克思主义要为中国老百姓所掌握，也必须在形式上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转换成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诸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正是融合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因而能为更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群众是语言大师，只有了解掌握群众语言，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我们的理论宣传才会为群众所喜爱、所接受。比如，自2003年以来，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已经成为理论大众化的一个品牌，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表达、贴近群众的内容，架起了理论与群众、干部与百姓之间的桥梁。
(二)用理论服务群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逻辑范式的核心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其要旨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归根结底是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坚持理论服务群众，就要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应该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解答人民群众的困惑。理论只有服务于群众的所思所虑所谋，才能更有吸引力感召力，群众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才能更好把握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
坚持理论服务群众，就要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进一步提升，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团结奋斗力量核心的原因所在，更加明确了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和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逻辑范式的核心。
(三)把理论交给群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逻辑范式的归宿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科学的理论，也不会有科学的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将其思想理论创新成果传送给广大人民群众，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交给人民群众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使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理论思维和理论素养。
把理论交给群众，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这里，毛泽东生动地概括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逻辑范式“两步走”和“无限循环”的基本程序，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双向统一的过程，而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范式和方法逻辑范式有机统一了起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经验证明，群众路线执行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着我们的事业是否发展顺利。回首20年前，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谈到农村改革时，深情地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农村改革成功了，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3]可见，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不是谁的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的必然选择。
今天，在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能否继续保持改革的共识，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把握，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通过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三个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在历史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形态，但在逻辑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理论特质、立场方法却又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也正是这种统一，造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和科学性，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