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于阗论文,唐宋论文,玉石论文,热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6)01-0038-13
丝路贸易，唐代臻于高潮。8世纪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陇，切断了西域地区与唐中央朝廷的联系，丝路受阻，中西交通陷于低谷。后吐蕃势衰，甘州回鹘与西夏又相继崛起，控扼丝路东段，称雄一方。影响到横跨欧亚的长途贸易。就此，有些学者认为，丝路贸易从此趋于衰落，“若西域之交通，则自天宝乱后，即已没落，乏人问津矣”①。其实，历史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与上述迥然不同的是，通过于阗的南道商贸往来，这时却得地利而呈兴旺之势。
一
公元9世纪后，吐蕃内部纷争，日渐衰弱，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并收复了伊州，在这一有利形势的推动下，于阗尉迟政权亦团结广大军民赶走了吐蕃军政势力，恢复并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进入了大宝于阗国的辉煌时期。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记载，大宝于阗国的政治设施、辖地、物俗和唐时仿佛，设宰相掌管政务，模仿内地的纪年方法，典章制度亦多仿效中原王朝。其境沿袭唐代的建置，仍“析十州”，在今于田、策勒一带称绀州，西为安军州即今和田县境、于阗都城的所在地。其国东南曰银州，南千三百里曰玉州。公元840年左右，回鹘西迁，西域各股势力划地割据，于阗王国此时乘机崛起，雄踞一方，声威不断远扬。在10世纪成书的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称“于阗地处两河之间……居民之产品绝大部分为生丝。于阗王养尊处优，自称突厥与吐蕃之君主……其国胜兵七万，于阗诸河出产玉石。”上述即指于阗王李圣天（912～966年在位）事，李本名尉迟僧乌波(Visa Sambhava)，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统治期间，国势鼎盛，外无强邻侵扰，国内社会稳定，国力充实，食粮宽裕，包括丝、毛、棉在内的纺织品有大量生产。正如当时路过昆仑北麓的阿拉伯诗人米撒儿所介绍，于阗“制度正善”，人民安居乐业。从其和沙州诸地以至中原频繁往来的经贸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此“境控西陲”的绿洲古国的盛况，并了解到公元10世纪丝路贸易的特点和变化。特别值得陈述的是，时于阗玉石的开发和大量进入市场，作为丝路贸易的特殊商品，增添了这段历史的瑰丽色彩。
于阗自古产美玉，曾以“金玉国”为国号，闻名于世。至迟在商周时期，玉石就已开始不断流入中原。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率领使团来西域时，汉使者就曾到于阗攀登昆山之巅，探察河源产玉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②汉使采集了大量于阗美玉，满载而归，所以“玉门关”这个名字，随后就不断出现于史籍并流传至今。③汉唐期间，玉石只是贡献给中原皇室及王公大臣，作为礼器和极少数人的装饰用品，严禁民间买卖。唐末五代才逐渐在市场出现，至公元10世纪也就是宋朝建立前后，于阗玉石则已成为贵重商品在丝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为于阗增加经贸收入的特种资源。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于阗王李圣天派遣使者马继荣携方物入贡，高祖石敬瑭乃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长途跋涉至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高居诲行纪》称：
其国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④
古代采玉主要方法是拣玉和捞玉，高居诲所记系于阗都城东之玉龙喀什河即白玉河与西之喀拉喀什河即乌玉河之捞玉。这两河之水主要靠昆仑山上冰雪消融补给，夏季高温，河水暴涨，这时高山上的原生玉矿经风化剥蚀成为玉石碎块，随汹涌澎湃的洪水奔流而下，到了低山或山前地带，流速减缓，玉石乃停积于河床或河滩。秋凉后，河水渐落，人们即可入水捞取或拣拾。在山前平原地带所捞之玉，因经过水流长期的搬运冲刷，沙砾的碰撞摩擦，乃逐渐与围岩或夹石剥离而消失棱角成为卵形，圆润滋蕴，光洁平滑，俗称子玉，有的色如凝脂俗称羊脂玉者，尤为名贵。如清代陈胜《玉记》所述：“玉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坚密，声音宏亮”。子玉形体较小，一般多在两公斤以下，但身价极高，其中以羊脂玉为最。体形较大的玉砾，多发现于距原生矿较近的上游，俗称山流水，棱角磨平，表面亦较圆整，块度较大者有数十公斤乃至数百公斤。这种巨砾结构粗糙，质次色深，难如子玉雕琢成佳品。《高居诲行纪》称，白、乌、绿三河“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其实不确，白玉河即玉龙喀什河，发源于昆仑山；乌玉河即喀喇喀什河，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绿玉河系其支流。于阗（和阗）历来以两河著称。玉龙喀什河自古以来就是出玉的主要河流，盛产白玉、青玉和墨玉。距离和阗城约100公里的黑山，当地人称喀朗古塔克，海拔在5000米以上，系玉石的重要产地。该处河段冰碛堆积，巨砾广布，冰块往往伴随着玉砾倾泻而下。乌玉河实际上较多生产碧玉，风化后外表漆黑，油光发亮，人们视若墨玉。于阗玉有白玉、青玉、青白玉、墨玉等等，以白、青为基色。因颜色差异呈现出的不同品种，系由玉石形成的条件所决定。“研究结果表明，和阗玉的形成是在较低的温度、压力以及较富挥发成分的条件下，中酸性岩浆岩与镁质大理岩接触作用的产物。和阗玉的不同品种正是这种生存条件的反映，从化学成分和结构分析看，最重要的FeO的含量和铝的配位形式”。⑤
古代于阗捞玉，有严格的法规，“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如《新五代史》所载：“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这就是说，每年要待秋季官府为国王采玉后，民人才能采玉，因此，于阗王府积存有大量美玉，供王室随意使用。至10世纪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官禁渐开，无论是官方的使者或者私人商贩，都把玉石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以求厚利。当时面临的难题是，9世纪中叶于阗恢复独立后，和中原的交通长期中断，就连于阗和沙州之间，由于沿途常遭劫掠，也使商旅阻隔，难以安全通过。通过于阗的丝路南道，原来是中西交通的纽带，唐代由于北道的兴起，南道虽不及汉晋时期行人之多，但来往商旅仍旧不断，故开元年间唐廷下令安西四镇征收商税时，于阗即名列其中。9世纪吐蕃势力退出于阗后，其东以石城镇为中心的故鄯善一带，散居着许多部落，有勇敢好战的小月氏人、吐谷浑人、吐蕃人、突厥人组成的璨微、仲云政权，他们聚散无常，时时劫掠杀害过路商旅，与于阗人亦时有冲突。大宝于阗国和领有沙州的宋归义军节度使为维护交通，保持联络，并进一步和中原联系，曾做出艰苦努力。在00296号敦煌文书中，到达沙州的于阗使臣曾向王廷报告说：“途中耗竭一切无地存身，路上又遭到敌人的抄掠，牲畜财物全被回鹘和仲云抢走。”⑥“如果我不死于路上，我将徒步走四十五天，一直到达沙州……我一路上所吃的只是一两种可食之物，而这些食物已全部吃完。”⑦其实即使到了沙州，在动乱时期，这些使臣的遭遇仍然非常艰难。如敦煌文献P.2741号所述那样，他们陷于饥饿，马匹全被捉走。于阗毕竟势单力薄，不可能完全扫除阻梗交通的各种武装势力，而需要沙州方面采取有力措施。9世纪中叶张议潮作为归义军节度使主政沙州以后，扼据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雄视西域，在大中十年（856年）前后进军罗布泊地区，击退吐谷浑，并与占有石城镇一带的璨微进行较量。广明二年（881年）后，甘州回鹘渐强，甘凉一带逐渐脱离归义军势力范围。在强邻窥伺、渐陷孤立的处境下，沙州归义军政权乃大力向西发展，加强和于阗的友好关系。P.2856号文书记载，归义军使者张良真在鄯善一带遭璨微人劫掠，即与进行上述活动有关。光化四年（901年）于阗使者梁明明等一行至沙州，归义军押衙张良真亦出使于阗，从此来往不断，标志着亲密友好关系的开始，原张承奉掌握归义军的实权后，加紧联络于阗的步伐，为了肃清交通障碍，在906年左右，张承奉令国相罗通达率精兵征讨已占据鄯善的璨微部落，曾屡来于阗的张良真亦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在罗攻占石城镇后，继续率军进占萨毗城（今且末一带），使沙州与于阗之间畅通无阻。大宝于阗国和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关系亲密，结为盟好，不仅政治上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亦两利互补，彼此获益。于阗的特产玉石、蚕丝、毛织品受到沙州以及西北各地的广泛欢迎，而于阗欲打开中原的通道，得到汉地丝绸等各项物资，亦需沙州方面的支持。为歌颂张承奉联络于阗取得辉煌胜利的业绩，10世纪初流行敦煌的曲子词《谒金门·开于阗》表达了沙州上下的欢愉之情：
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奉戏（献）生龙及玉椀（碗）将来百姓看。尚书座（坐）官典（殿），四塞休正（征）罢战。但阿郎千秋岁，甘州他自离乱。⑧
沙州一带麻多丝少，于阗蚕丝源源而来，织户机杼不停，绵绫产量大增，从西域运向中原贡献的高大健壮的龙马、晶莹光润的玉碗，都使沙州百姓一饱眼福，赞叹不已。时归义军政权对开通于阗，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于阗使者入境，一路宴请接待。并设使头一职，专司其事。经过双方长期的努力，到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之女嫁给李圣天为于阗国皇后之后，于阗和敦煌的关系进入了高潮，两地不仅使者频繁往来，于阗的宰相、尚书、太子、公主也络绎不绝来到敦煌。路上虽或有盗匪出现，但危害不大，畅通无阻，如敦煌文书P.2812号中有《于阗宰相绘画功德记》云：“一行长幼，沿路□泰而无危，两国通流，平善早临于桑梓之福会”。⑨这篇长兴四年（933年）于阗宰相在敦煌莫高窟修功德时所留下的优美文字，或有溢美之处，却大体上说明了路途畅通行人安全的情状。在《天兴九年（958年）九月西朝走马使□富住状》中，对于沿途情况就有更具体确实的记述：“于陆月贰拾壹日出于本道，沿途虽逢奸危贼寇，上下一行，并无折欠，其于国朝信物，亦无遗失，于柒月贰拾叁日得达西朝。鸾驾亲征西幸，富住等至捌月拾壹日出迎接朝觐，奏奉本道太师令公差充走马，奏回礼使索子全等贰人于五月五日入沙州，不逢贼寇，亦无折欠。”⑩在富住的记述中，从沙州六月二十一日出发至七月二十三日抵达于阗，计走三十二天，较17世纪阿拉伯人马尔瓦则所记从于阗到沙州共行五十五天，少走二十三天。路途上虽遇“贼寇”，并未遭受损失，从这件文书我们还可得知，沙州都头索子全，不仅如P.3016号文书所介绍，于显德三年（956年）七月七日出使于阗，八月二十二日抵达，朝见于阗王李圣天，而且于显德五年（958年）再度出使于阗，五月五日返回沙州。为了开通这条东西大道，沙州和于阗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不断排除干扰，如《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所称述：“所以不惧众（仲）云、炎摩多（且末），将军将弓弩偻罗之人，尽命血战，不虑死生，但愿圣躬宝祚长春，紫陌成于洛驿。”(11)道路畅通，两地结成密切的姻亲关系，不仅在西陲各地纷扰争雄的形势下，作为互相支持的政治联盟，而且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共同拓展和中原的经贸关系，对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极大好处。当时宋朝急切地需要马匹、玉石，《宋史》卷四九○载：“太平兴国二年冬，遣殿直张璨赉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璜之用。”甘、沙州不产美玉，所以他们都积极疏通和于阗的往来关系，以能得到于阗玉石，转献中原朝廷。我们从各地互相来往的货物单以及送给中原朝廷的贡品上，都可看出这种迹象。乾德八年（970年）于阗王尉迟输罗(visa sura)致其舅敦煌大王曹元忠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您心中的某些不快，是否因未收到适当的财礼……我们将送给大王这许多礼物：一等中型玉一团(12)四十二斤，二等纯玉一团十斤，三等玉一团八斤半，三种玉共六十斤半……。(13)
附图
于阗王赐玉沙州节度使附书（敦煌藏经洞）
敦煌大王曹元忠所以需要大量的于阗玉石，主要是以此珍品，转献给中原王朝，以取得更多的回赐和封赏。在各种文书、史籍中，沙州政权向中原进献美玉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仅以曹议金向后唐进贡的玉石来说，同光二年四月贡玉三团，同光四年正月进谢赐旌节官诰玉鞍马二玉团、散玉鞍辔铰具，二月又进皇后白玉符、白玉狮子指环，长兴三年进贡玉的数量更多，有三十六团。无疑，沙州向中原进贡的这些玉石都从于阗运来。于阗为了打开通往中原之路，首先要取得沙州方面的支持、合作，进一步也要与地处交通咽喉的甘州回鹘保持友好关系。公元993年甘州回鹘可汗给于阗王书中说：“（于阗）金汗常常送给甘州汗许多珍贵异宝，而甘州汗也向你们大金地于阗派遣使臣，献给很多礼品与金汗”。(14)甘州是丝路贸易重要的中转市场，9世纪后半叶的867～890年，张淮深统治沙州时期，于阗曾派使者至甘州活动。当时无论有使者身份的官商或私营商贩，携带财货通过甘州，都要给当政者送上财礼才能通过。按惯例，财礼相当所携货物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关税。所以当时被勒索的货物集存于甘州者数量非常可观。甘州回鹘持有大量于阗美玉，直接向中原朝廷进贡，获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回报。《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载：“周广顺元年（951年）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
、貂皮、牦牛尾、药物等。先是，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私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由此可见在回鹘人手中，不论官方私商，都掌握有大量玉石运往中原贩卖。为争夺中转贸易权，当时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政权，也曾引发矛盾甚至武力冲突。同光三年（925年）曹议金为打通直达中原的河西老道，亲征甘州，取得辉煌胜利。在当地歌谣《儿郎伟》中，曾歌颂这次正义之举：“己后勿愁东路，便是舜日尧时。内使飞降西塞，天子慰曲名师。向西直至于阗，纳供（贡）献玉琉璃”(15)。歌词颂扬的是打开向东往中原之路，而仍说到“向西直至于阗”，因为打通这条东西大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纳贡献玉琉璃”，使于阗玉石以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中原。后来事实也确如此，道路打通后的第二年即同光四年，归义军的使团即携带大批玉团珍宝、名马百匹以及波斯出产的红地松树毛褐，另外还加上专献给皇后用的白玉狮子指环，浩浩荡荡地通过甘州向洛阳进发。随之于阗使者也就接踵而来，标志着中原与西域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后晋天福三年，于阗王李圣天派检校太尉马继荣携带西域的土特名产玉石、红盐、郁金、牦牛尾、布万里迢迢到开封进贡，距京师万里的西域使团的到来，立即引起后晋的高度重视，除厚重赏赐外，特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并随即派供奉官张匡邺等，长途跋涉赴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通过这次的直接联络，于阗王廷获知中原人士，最感兴趣的西域特产就是于阗美玉，所以当张匡邺返回后，“李圣天又遣都督刘再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16)。这次刘再昇是和沙州使者同行的，《五代史记》卷九曾载：“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昇以来。”沙州、瓜州使者的身份是“附再昇以来”，可见于阗使者在中原王朝的地位，肯定他们会受到礼情深厚的接待。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即天福四年甘州回鹘可汗仁美，也遣使献大量于阗美玉至后晋朝廷，中有玉狻猊一件，精美异常，使满朝君臣大为赞叹，视为奇货。后晋皇帝石敬瑭当即封仁美为奉化可汗。后晋天福三年张匡邺、高居诲于阗之行，所留下的行记，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于阗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中原的密切关系，而且也使我们知道了当时中原至于阗的交通路线，特别是沿途各地的民族情况。时由开封向西的路途，因凤翔为李茂贞地方割据势力所盘踞，故张匡邺等所行系由灵州西去的路线，经党项、凉州、甘州而至沙州，再西去即达仲云的势力范围。时散居沿途各地的部落，虽然纷争不已，但对中原使者却极尊敬。在思想观念上，明显地有两个特点。(1)各族之间，虽纷争不己，时有冲突，以至兵戎相见，但他们对中央王朝即便如后晋那样怯弱的朝廷，都以“天朝”相视，对使者礼敬如仪，热情相助，如史籍所载：使者至甘州，“甘州人教晋使者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牦皮乃可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再如沙州西边仲云那样勇悍好斗、经常劫掠商旅的部落，“瓜沙之人皆惮之”，也对使者毕恭毕敬，当张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即罗布泊地区，至大屯城（今米兰），“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17)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他们肃然起敬，“皆东向拜”。大唐盛世，以“天朝”为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时已深刻地根植于各族群众的心中。(2)南道历来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沿途各族都欲从丝路贸易中获利，“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载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再如仲云，这一勇而好战的部落，也常参与中西贸易的中介活动，与沙州、甘州时有往来。可见丝道沿线各地，商贸意识亦同样深入人心。
于阗和中原王朝自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发生联系以后，即往来不绝，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又把这种往来推向了高潮。建隆二年（961年）李圣天即遣使来到北宋朝廷献上玉圭、玉柙、玉枕等贵重玉器及当地的胡锦等物。这次贡使来到中原，一方面是表示臣属之礼；一方面也是探听虚实，观察中原的政治形势。而真正作为大规模贸易往来的，还是乾德三年（965年）的贡献：“戊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琥珀五万斤。”(18)贡物之多，在历史上罕见，虽然进贡的有于阗、甘州回鹘，但五百团玉肯定出自于阗，这是一笔惊人的数字，约在两万斤左右。不过此后大宝于阗国再也派不出这样规模宏大的使团了，因为和喀喇汗王朝的战争乌云已经笼罩在塔里木南缘的上空。
二
约在公元961～1006年，“自称唐之宗属”(19)的佛国于阗和推行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十年的战争。战争前期，于阗占据上风，但随后敦煌归义军领导层发生政变，使于阗孤立无援。在和有充分后援力量的喀喇汗王朝长期较量后，终于在公元1006年左右战败而遭灭顶之灾。经过数十年的战火，佛教文化自此一蹶不振，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破坏。占领了于阗的喀喇汗王朝的回鹘人，曾长期与中原往来并得到好处，有从事商贸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他们进占于阗不久，即以和中原王朝一贯关系亲密的于阗国的名义，遣使至宋朝进贡，即以朝贡形式进行交易，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大中祥符二年(1009)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厮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人作主”。上询以在路几时，去此几里。对曰：“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日道路常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上曰：“路远命使，益以劳费尔国。今降诏书，汝即赍往，亦与命使无异也。”(20)
经过“澶渊之盟”，宋廷这时已无力进一步关注西陲之事，尽管“道路清谧，行旅如流”，于阗使者谋求宋廷遣使“安抚远俗”，也还没有被允诺。但通过贡物和回赐，两地的商贸关系却得到恢复发展。天圣三年（1025年）于阗遣使来贡玉鞍辔、白玉带、胡锦等物，宋廷除“诏给还其直”外，又“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21)此后西夏强大，不断扩展，明道元年（1032年）陷甘州、凉州，景祐三年（1036年）复攻占瓜、沙、肃州，“尽有河西旧地”，于是西域通向中原之路受阻，于阗和沙州以至宋朝的交通亦复隔绝。直到11世纪60年代以后，青海道渐兴，通过于阗的中西交通乃复呈现繁盛景象：
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遣使罗撒温献方物。十一月，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
鳞黑韩王。罗撒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罗撒温等以献物赐直少不受，及请所献独峰橐驼。诏以远人特别赐钱五千贯，以橐驼还之，而与其已赐之直。其后数以方物来献。”(22)独峰驼是于阗的特产，但并不特别珍贵，于阗使者嫌宋廷回赐少，乃要求索还所献独峰橐驼，此打着贡物名义的交易难以成交，明白地显示了贡赐贸易的实质。宋朝廷为了笼络远方来贡的于阗使者，不仅退还其所献橐驼，“与其已赐之直”，而且还特别赐钱五千贯，这样就大大推动了于阗来贡的势头，“其后数以方物来献”。至元丰（1078～1085年）、元祐（1086～1094年）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于阗使者来至中原，“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有时甚至一年三四批来宋进贡。此仅就打着使者旗号的商队而言，“有所持无表章”的私商，则难计其数。当时西夏占有河西走廊，阻碍中西交通。于阗王曾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初未获宋朝廷准许。“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诏厚答其意”。(23)此时疏勒的喀喇汗王朝东部首领为哈桑·本·苏来曼（1074/75～1102/03年）与于阗王不是一人，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中，又称这位于阗王为黑汗（可汗）王子，有可能11世纪喀喇汗王朝进占于阗后，派遣其王室亲属，为于阗王直接管辖其地。在喀喇汗王朝隶属下，于阗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依旧存在，所以和宋朝进行贡赐贸易，名称依旧，宋朝亦称其为于阗国而礼尚往来。由于于阗都城在长期战火中被毁，这时王城西迁，故元丰四年拂？国使者休斯都令斯孟判言：“其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复）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24)此西大石极可能指疏勒，而新福州或即叶尔羌（今莎车）一带，在波斯文资料中，曾有叶尔羌水土、气候极好，突厥人在此建都的记载。11世纪喀喇汗王朝进占于阗后，对佛教徒并未进一步迫害，社会比较稳定。明显的事实是，于阗派往宋朝的使节，屡次有佛僧出现，这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于阗黑汗王为讨好宋朝、发展经贸往来而这样做，不过也反映了佛僧在国内也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于阗遣使入贡，还特为“大行皇帝饭僧追福”，以佛教祭奠仪式，大做法事，受到宋廷“降敕书奖谕”。时于阗向东的青海路复兴，元丰年间于阗黑汗王遣使入贡，神宗曾问其沿途情况，使者答曰：“去国四年，道途居其半，历黄头回纥、青唐，惟惧契丹抄略耳”。(25)同年拂菻国使者至宋也说：由于阗界，“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温，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擒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26)当时由西方来的商队从于阗东约昌城至若羌东南过柴达木盆地（黄头回纥指撒里维吾尔活动区域）沿祁连山南麓（草头达靼游牧地）至唃斯罗政权首领董毡居住地（今青海西宁一带，亦称青唐），过林擒城（林金城，青海西宁附近）至青唐（甘肃陇西县境）。再到秦州（甘肃天水）休整，接受当地官员检验身份、表章、贡物、人数，而后获准入贡京师。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收复被吐蕃人占据的熙、河等州后，熙州（甘肃临洮）成为于阗使人接受检验办理入贡许可的边关。当时由青唐（今青海西宁）至秦州一线称秦州路，为西域使者来往必经之途。而作为吐蕃唃斯罗首府的青唐则成为青海道的中转枢纽。于阗及其他西域使团、商旅常云集于此休整打点，中西百货汇集，奇珍异宝纷呈，互市贸易繁盛一时。11世纪初崇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进占于阗后，信仰佛教的于阗人一部分向南逃往西藏，也有的向东南逃往青唐一带。唃斯罗政权第二代首领董毡死后，其养子阿里骨继任，随母入侍董毡的阿里骨即系于阗人。在唃斯罗助宋与西夏作战中，阿里骨英勇善战，宋廷授予防御使之职，时北宋为联合青唐，抗击西夏，对阿里骨恩宠有加，给予高官厚禄，“元祐元年以起复冠军大将军、检校司空、为河西节度使封宁塞郡公”，后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27)在阿里骨为首领时（1087～1096年），于阗使团、商队有的在此逗留一二年才走，有的更落户不返，《青唐录》载当时该地有于阗商贾数百户之多。前前后后，大批于阗人陆续移居于此，百业为生。他们一贯和汉人友好相处，忠于宋廷，助宋作军需运输之事。史载元丰六年五月，熙河兰路制置使司言：“西贼（指西夏）犯兰州，破西关，虏掠和雇运粮于阗人并骆驼。诏虏掠于阗人畜，令制置司优恤之”(28)。为了联络西北各族民众共同对抗西夏，宋朝除对青唐首领阿里骨恩宠有加外，对于阗人也极亲善。于阗使者、商贩经常来往各地，熟悉沿途诸国的山川形势、道路交通以至风俗人情、武装配置，所以常向宋边疆官吏提供各地有关情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载，时为联络边地各族，共同对抗西夏，应宋朝要求，于阗人还曾绘制达靼诸国距汉境远近图呈献。可见双方关系是何等亲密。在这样方便条件下，从于阗出发的商胡贩客，纷纷打着贡使的旗号，蜂拥向中原进发。
熙宁(1068～1077)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鞦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襴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襴。(29)
这一时期于阗和宋朝的官私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实际上一年两三番的已习以为常。据统计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西域诸国向宋朝朝贡计24次，于阗就有23次之多。这只是正式的官方贡赐贸易，民间往来则更多，难计其数。打着贡赐名义的官方贸易，免除赋税，于阗商人还可受到宋朝的隆重接待，宋神宗还亲自过问接待事宜：元丰六年(1083)正月十日，“中书省奏鸿胪寺状：于阗国进奉人安泊驿舍，踏逐礼宾院，今来礼宾院有西南蕃进奉人所指占，乞指占都亭西驿中位及东位安泊。诏：于阗国般次卒未有期到京，及至阙下，西南蕃蛮人当已辞去，可只令于礼宾院安下。”(30)时沿途各地对于阗使者的接待都极为重视，地方官员稍有疏忽，都将受到惩饬，大观元年凤翔知府王吉甫、通判王仰就因接待懈慢，“有失朝廷徕远之体”，而受到“放罢”处分。
三
汉唐以来，于阗玉不仅是王公贵族赏玩装饰所必需，而且还作为礼器、祭器供奉于庙堂，馈赠贡献于朝聘会盟之时，故在等级森严的朝廷宫室里，玉石特别贵重，皇帝的御章都以玉为之，称为玉玺。至五代、北宋时期，此名贵产品，已走出宫室殿堂，逐渐在民间流传，并投入市场，成为于阗与中原贸易最获厚利的资源。每次于阗进贡使的货物单中，玉石在贡品中常列首位。有整块的玉石，也有经过雕琢的玉枕、玉匣、玉鞍辔、玉带等等。由于玉石用途广泛，雕琢成器后，可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册宝、神像、佩饰、陈设、文玩等，所以需要量极大。不仅于阗官、私商人将玉石源源不断地运向中原出售，而且还转手给其他地方的回鹘人、吐蕃人、党项人等贩至各地贸易。他们将玉石运至中原，往往将质量上乘的卖与私商，以求厚利，作为贡物的却系次品。
元丰七年七月，宋神宗诏令熙河路帅臣李宪：“朝廷奉祀所用珪璧、璋瓒，常患乏良玉充用，近岁于阗等国虽有贡，然品低下，无异恶石尔。可博选汉蕃旧善于贾贩与诸蕃踪迹谙熟者，厚许酬值，令广行收市。”(31)
中原封建王朝原禁止玉石在民间自由买卖，看来宋朝已经沿袭后周的做法，放宽这项禁令，故皇室亟需良玉时，宋神宗诏令李宪寻访善识玉石的汉蕃商人或通过边地熟谙情况的居民，高价收购各式美玉。后宋徽宗为做玉玺，复诏于阗进贡美玉，并得于阗黑汗王的积极回应。
政和间，从于阗求大玉，表至，示译者，方为答诏。其表有云：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里国内条贯主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管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底，便奉上也。(32)
这段宋人笔记中所载的史事，在《宋史·舆服志》里可得到印证：
政和七年，从于阗得大玉，逾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宝，赤螭钮……其宝九寸……号曰定命宝。合前八宝为九，诏以九宝为称，以定命宝为首。
由上可见于阗玉在当时是何等珍贵。得到这样一块“逾二尺色如截肪的美玉”，宋徽宗大喜过望，于阗也获得大量回赐。对于当时携玉至中原贩卖获利的情况，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曾有一段亲身见闻，真切形象地记述：“契丹人（指汉人）最贵碧玉，玉如大理石，光亮透明。携往契丹市之，其利倍蓰。最良之玉，贡献皇帝，所得回赏，辄百倍原价，故商人群趋于贩玉也。其稍劣而未为皇帝所选者，则市之人民，利厚无穷。虽路程万里，困倦不堪，所费极多，而出入相权，利仍百倍，故人趋之若鹜也。”(33)鄂本笃所说虽然是明朝的事，但基本情况相同，可以说明于阗玉石的开发，曾给这个绿洲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太平广记》曾引一则于阗玉石的故事说，住在长安崇贤里的粟特人米亮，是个长期经营珠宝的商人，他曾劝说窦义买宅，米说：我劝你买下这所房子，是因看到宅内有块奇石，是真正的于阗玉石。窦义买宅后找玉工来看，果然如此，这块于阗玉石，可作三十副玉胯，每副可卖三千贯钱。按米亮所说，这块玉石经雕琢后可卖九万贯钱，除去加工费用，至少也可挣得四万五千贯。一匹绢按时价一千五百文计，则可买三万匹绢。俗语云黄金有价玉无价。当时于阗掌握玉石开采的王公贵族及贩卖玉石的商贾，所获厚利，确大得惊人。于阗商人来中原贸易，按宋朝法规，严禁携带钱币返回，需要换买中原物资。故宋政府曾大力鼓励于阗商人携茶叶西返，或以茶支付回赐钱数。并诏令茶叶免税以示优惠：
元丰元年(1078)六月九日，“诏提举茶场市：于阗进奉使人买茶，与免税，于岁额钱内除之。”(34)
宋廷实行茶叶专卖政策，增加财政收入，西北各地尤其是牧区是销售茶叶的重要地区，“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致数倍”。(35)在贡赐贸易明显失衡的形势下，宋廷为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竭力向于阗诸地推销茶叶，甚至给予免税的优惠，实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于阗和宋朝的双边贸易中，除西域特产玉石、布、马匹等不断东运外，还有通过于阗中转的西方（包括西、南亚、非洲、阿拉伯诸地）各国的货物，主要是香药、珠宝等奢侈品，如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中亚的马匹也是受到宋朝欢迎的重要军需物资。
附图
于阗献马图
北宋是个外患频仍、战事不断的朝代，西夏从1032年赵元昊即位后，即迅速扩张，占领河西走廊，与宋军不断发生冲突。所以宋朝迫切需要购进马匹，加强武备。于阗本地是濒临沙漠的农耕区域，没有广阔的草原，缺乏大量养殖马匹的条件，但广阔的中亚地区历来以出良马著称，如伊犁的天马、大宛的汗血马都曾驰名中外。所以通过于阗不断有马匹贡献宋廷，甚至驰骋迅稳、筋骨合度的御马也时由于阗进献。《宣和画谱》曾云：“骐骥院御马，如西域于阗所贡好头赤、锦膊骢之类，写貌至多”。宋著名画家李公麟（1049～1106年）曾将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六日于阗国进献的凤头骢（五尺四寸、八岁）、锦膊骢（四尺六寸、八岁）以及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等五匹御马惟妙惟肖地绘列出来供人们鉴赏。健硕逸美之雄姿，跃然纸上。(36)于阗国进献御马不止一次，元祐四年（1089年）以及政和年间都有记载，政和年间贡骏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另一高六尺二寸，余二皆五尺九寸。按当时收括战马价，“视等第给直”，马自四尺七寸至五尺二寸，分为六等，这次于阗进献的四匹马，均超过常马身价。《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载：
（元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因进马赐钱百有二十万。十二月六日特赐进奉人钱百万。(37)
这是于阗贡马较多的一次，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赵炅在位期间(977～997)西马价匹不下二十千文，往来资给赐予复在数外。另有券马由蕃商自己牵送，沿途官府供给草料食宿，咸平初(998)券马匹偿价三十五千至八千凡二十三等。于阗贡马属官方贸易，并非蕃商券马，每匹以二十千文计算，则于阗贡马宋廷赐百有二十万文为六十匹马价，如按《宋会要辑稿》所载，中等马价每匹三十千文，则为四十匹马价。后宋廷又赐于阗使者钱百万文。熙宁三年和买匹绢为壹千五百文，则宋廷除偿马价外，赐进奉人钱相当666匹绢，亦较丰厚。时“有献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38)于阗屡献御马，元祐四年“八月八日诏：李养星阿点魏奇等进贡御马已回赐，内黎撒啰瞎征依此，后毋为例。”(39)从“后毋为例”看，回赐当不在少数。还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马价以缗钱计算，实际交易有时以绢、茶充值，如偿付现金的则要求其购买所需物资携回，不得带钱回归，以防止钱币外流，改铸别用，使宋钱币匮乏，影响正常流通。由于西北各少数民族和宋的贸易多系顺差，上述情况很难控制，使宋受到很大损失。故宋廷不得不采取严厉举措：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十三日，诏河、岷、兰州沿边：今后蕃客入汉贩卖回日，许所住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番；若在汉界，从其便。”(40)
至于西方各国源源不断地运来的大量奢侈品，如乳香、珠宝之类，这时宋廷已开始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宋朝对香药实行禁榷也就是官营专卖制度，在太平兴国初年，京师成立榷易院以司其事，或称榷货务，下设香药库，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买卖，严刑峻法，取缔私下交易。禁榷之物为珠宝、玳瑁、犀角、象牙、宾铁、珊瑚、鳖皮、玛瑙、乳香等。其他药物，官市之余，民间可以交易。西域香料多在禁榷之列，其中以乳香为大宗。乳香树属橄榄科、小乔木，主要产于非洲红海沿岸以及波斯、阿拉伯等地。其茎皮渗出的树脂，凝固后形似白胶，称乳香或薰陆香，除作王公贵族奢侈生活中的香料外，还可供医药、调料等用。
熙宁五年(1072)十月三日，客省言：于阗国进奉使罗阿厮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从之。(41)
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二十五日，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惟赉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物解发，止令熙州、秦州交泊，差人主管买卖，婉顺开谕。除乳香以无用不许进奉及挟带上京并诸处货易外，其余物并依常进贡博卖。(42)
元丰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于阗国进奉使所卖乳香偿以现钱；其乳香所过官吏失察，令转运司劾罪。(43)
元丰三年十月九日，熙州奏，于阗国进奉搬次至南川寨，称有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以有违朝旨未敢解发。诏：乳香约回。(44)
由上可知，通过于阗中转的乳香贸易数额异常巨大，动辄数万斤或十余万斤，路程数万里，长途转运实非易事，必有大批商贩从事于此。为图厚利，趋之若鹜。通过丝路南道之国际贸易，时一度繁盛，当然万里迢迢运到汴京的乳香，价格已非常昂贵，每斤约合一千四百余文，相当于一匹绢价。
（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1078～1085)初，始诏惟赉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45)
于阗不产乳香，皆由西方运来，本宋朝专卖之特殊商品，为增加财税收入，曾起过巨大作用，“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46)由于熙宁以后大量涌进，香药库积存太多，销售困难，元丰初，乃有严禁进口之诏，但历代长期施行的贡赐贸易非一纸命令所能禁断，故元丰三年于阗使进奉乳香，宋廷不得不慎重处置。一方面为使于阗商人不受损失，仍偿以现金，一方面又治“所过官吏失察”之罪。总的来说，当时宋廷鼓励西北边地民族至中原贸易，对于阗等地打着使者旗号的商贾，接待相当优礼，回赐十分丰厚。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使进献独峰橐驼，嫌回赐值少不受，并请退回橐驼，宋廷非但未予责备，当即退还橐驼，除原赐金额外，诏以远人又特赐钱五千贯。宋廷对边地少数民族采取如此宽让之政策，反映其政治上的考虑多于经济上的计算。积弱的宋朝廷，“柔远人以饰太平”(47)，招徕周边各族朝贡，以壮声威，维持其“天朝”形象，实亦无奈。从经济角度讲，宋朝和边地民族的贸易，是一种得失参半的不等价交换。西域商贾或他们背后的当权者，通过贡赐贸易大收其利。而宋廷藉此也增加了财税收入，《宋会要辑稿》载，仅熙宁十年，秦州商税就达79959贯以上。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对大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十二日，诏于阗国黑汗王贡方物，回赐外，余不以有无进奉悉加赐钱三十万。二月十四日诏：回赐外，更加元丰八年例赐金带、锦袍、袭衣、器币。(48)像这样随意增加回赐的做法，对财政窘困的宋朝廷来说，当然不堪重负。元祐二年(1087年）“诏修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岁遣贡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人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49)。针对于阗等国贡物太多，严重入超，朝廷已无力应付的态势，元丰至绍圣年间（1078～1098年）宋廷对边地进贡，陆续做了具体限制。如于阗使者每次贡物，必须呈献国王表报才能入京，否则只能在秦州（今甘肃天水）、熙州（甘肃临洮）安泊，就地买卖。而且规定上京人数，每次不得超过五十人、逗留不得超过一百天。不过这些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宋廷旨令边地官员要注意“婉顺开谕”。元丰二年（1079年）于阗国来贡方物而无国主表章，实际上是一群民间商贾进京销货，“法不当纳”，而宋廷却指示熙河路经略司：“如坚欲来贡，可听之”。
由于宋廷对贡赐贸易作出了上述这些具体限制，不少西来商品便在秦州、熙州就地销售，而使之成为西来商品的集散市场。与吐蕃唃斯罗的青唐以及西夏控制的河西诸城镇共同组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丝路贸易在新形势下所呈现出的特点。
注释：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286页。
②《史记·大宛列传》。
③ 据考古学家陈梦家研究，“玉门亭障及都尉之置应在公元前110～前108年时”。见《玉门关与玉门县》，载《考古》1965年第9期。
④《高居诲行纪》在《宋史·艺文志》中，称《于阗国行程录》，原文已佚。上引文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这段文字在《新五代史》卷七十四中有节录，文字简明，但删节甚多，《本草》较多地保存了行纪原文。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一册）498页所述，与上引文字基本一致。
⑤唐延龄等著：《中国和阗玉》，新疆人民出版社、台湾地球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⑥黄盛璋：《钢和泰藏卷和西北史地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⑦见敦煌P.2918号文书，载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⑧饶宗颐：《敦煌曲》，巴黎，1971年，第23页；又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112页。
⑨《于阗史丛考》第118页。
⑩《于阗史丛考》第46页。
(11)《于阗史丛考》第45页。
(12)玉团系古代于阗人包装玉石的一种方法，把不大的子玉或山料用牛皮包装缝合成一团即一包，一团玉石数量不等，视其大小而定。有的装一二块成一包，有的装四五块成一包，视驮运方便而定。一般数十市斤一团（包）。采用这种装运方法，既方便又避免玉石磨损。
(13)参阅黄盛璋：《于阗文〈于阗王尉迟徐拉与沙洲大王曹元忠书〉与西北史地问题》，载《历史地理》1983年第3期。
(14)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5)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
(16)《新五代史》卷七十四。
(17)《新五代史》卷七十四。
(18)《宋史·太祖纪》。
(19)《宋史·于阗传》。
(20)《宋史·于阗传》。
(21)《宋史·于阗传》。
(22)《宋史·于阗传》。
(23)《宋史·于阗传》。
(2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25)《宋史·于阗传》。
(26)《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27)《宋史·吐蕃传》。
(2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29)《宋史·于阗传》。
(30)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31)《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七，元丰七年六月乙亥。
(32)周辉撰：《清波杂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250页。
(33)《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22页。
(3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35)《宋史·食货志》。
(36)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李公麟》一书介绍，《云烟过眼录》有云，《五马图》中这五匹马——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川花，各有一人牵制，后有黄山谷用小楷所题马名、年岁、尺寸等。第一段画一虬髯公系戴着毡帽的西域人，手牵一匹略有花纹的灰白色大马，后题：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于阗国进到凤头骢八岁、五尺四寸；第二段画一戴皮帽子的奚官（管马的小吏）牵一前膊有一块方形花斑的马，后题：“进到锦膊骢八岁、四尺六寸。”（见所附摹绘图）
(37)此处所列钱数，在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 （民族出版社，1981年）和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中，均按贯计算，《简编》72页称：“北宋和买（北宋政府出钱收买人民的物品叫做和买）马价，以宝元二年(1039)为例，最高的每匹五十贯，最低的二十五贯（见《宋会要稿·兵》二十二）这次如以最高价五十贯为标准，那么，最低马的交易数为二万四千匹。”上说于阗进马，宋廷赐钱百二十万贯，相当马的交易数至少二万四千匹，有误。实际宋廷赐钱应为百二十万文，详见楚生《谈宋元丰八年的于阗贡马》一文，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38)《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
(3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4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41)《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42)《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43)《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按同样内容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系在元丰四年，有误。依前后事理推断，应在元年，《宋史·于阗传》称元丰初即出于此。
(4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45)《宋史·于阗传》。
(46)《宋史·食货志》。
(47)《文献通考》卷325《四夷考三》。
(4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49)《宋史》卷119《礼志二十二·诸国朝贡》，第2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