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田[1]2003年在《论文道之辨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文中指出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拈出“文道之辨”作为论题，认为这个“辨”字能更好地体现文道之间存在的深刻内涵。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概述了“文道之辨”的基本含义和研究的意义。 第二部分是对“文道之辨”的分析，又分为四个小节： 小节一论述了“文道之辨”的形成过程。例举了有关“文道”关系形成的叁种说法，并对这些说法逐个加以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文道”关系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展地圆融过程。 小节二阐述了“文道之辨”中“文”的内涵，“文”在“文道”关系中的涵义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先秦时“文”主要指文化典籍，两汉以后“文”演化为包含文采的“文章”。唐宋以降，富有文采的“古文”成为“文道之辨”的主体。 小节叁阐述了“文道之辨”中“道”的内涵，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之道，刘勰、柳宗元、章学诚、苏轼等都提倡自然之道。二是圣人之道，唐宋古文家和道学家提倡从圣人的思想中汲取精华，为时所用。 小节四对“文道之辨”进行了解析。古代学者对“文道”之间的关系多从功用的角度立论，于是出现了“文道并重”、“重道轻文”、“重文轻道”等理论，以及“五四”时期反载道的主张。笔者以为，“文道之辨”应该是文本道末、文体道用的关系，本文从古文家和道学家有关“文道之辨”的理论主张入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第叁部分是“文道之辨”的价值取向，分为两个小节。 小节一是对“文以载道”的价值分析，“文以载道”的提出者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道学家“文以载道”的理论只侧重于创作“道之文”，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狭隘理论观。本文认为应该明确“文以载道”中“文”与“道”各自相对合理的含义，从而使这一命题为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论文道之辨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小节四论述了“文道之辨”的价值取向，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文道之辨”是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途径，在实现文人内心理想的过程中，文人通u作“文”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充分表现出来。第二，“文道之辨”促进了文人思想的发展，“文道之辨”表现了文人对社会现实的思垮。“文道之辨”的背后包含着文人对文学的一种普遍的要求，即探索文的独立价值。文的价值就是“本于情性”，实现文人“以文传意”的目的。 第四部分是结语，指出“文道之辨”对当今文学发展的现实意义。
孙文起[2]2017年在《宋代传记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所论"宋代传记",是指两宋时期创作的,以"传"为名的人物纪事或拟人纪事作品,主要包括单独刊行的"类传"以及文人别集中的"传体文"。宋代传记是中国古代传记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宋代散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宋代传记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梳理传记文体的发展演变,探索宋代传记主要类型,总结宋代传记的文学价值和文体特征,对宋代传记中的大家、名作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全文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章《宋前传记发展述略》。本章从文体功能的角度追溯传记的起源,展现"传述"理念下写人艺术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第二章《宋代传记的发展历程》。诗文革新、民族危机以及理学思想,是影响宋代传记发展的主要因素,本章旨在梳理宋代传记演变脉络,对宋代传记创作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宋代各类传记各有渊源与发展线索,本文第叁章《宋代传记的类型与主题》选择"名臣传""武将传" "僧传"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名臣传"寄托了士大夫对贤臣政治的期待;"武将传"为主战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僧传"在宋代的变化,体现了佛教面对新形势的适应与调整。第四章《宋代传记的文体学考察》旨在探讨宋代传记的文体划分与文体功能,理清传记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总结宋代传记的艺术特色。"传记"类名开始在宋代目录着录中独立出现,然而,宋代多数目录着作又将杂记、杂事收入"传记"。相比之下,宋代文章选本对文集传记的题材类型、文体性质的认识更成熟。"传体文"是宋代传记的主体,传体文与墓志、行状、传奇有着相似的文体特征,却又有不同的文体功能。宋代传记的基本功能是"与史互补","议论"是宋代传记的时代特征,特定的传记功能观构成了宋人对传记"得体"的认识。宋代传记的艺术性也值得关注:叙事有轻重,人物形象更突出;作者的"显"与"隐"丰富了传记的文学表达;作者的"情"与"志"拓展了传记的精神世界;诗歌或诗评为纪实的文字增添了文学色彩。下篇为宋代传记专题研究,共七章。分别选取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胡寅、朱熹、杨万里、陆游等八位作家。这八位作家的传记思想和传记创作各有特色,譬如,欧阳修传记的"简而有法",曾巩传记的"平正中和",司马光传记的史学考辨,苏轼传记的奇伟诙谐,在上述诗文大家的努力下,文集传记"史"的一面没有丢失,"文"的一面却在增强。南宋传记也颇有可说。胡寅、朱熹的传记经世致用,皆有为而作,体现了传记的现实意义;杨万里、陆游的传记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更注意传记的艺术性,丰富了传记的文学价值。在宋人的观念中,传记已具备"文"与"史"的双重性质。"与史互补"的功能价值以及"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赋予传记当代史的意义。文集传记的高度繁荣,是宋代传记的主要特色。士大夫在坚持纪事信实的前提下,以文章的眼光看待传记。文章的载道功能、文章的致用价值、文章的叙事方式,很自然地体现在传记中。宋代传记发展与诗文创作的整体趋势息息相关,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等文章大家的文学观念,影响着传记创作。宋代传记是中国传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丰富了传记的史学价值,拓展了传记的文学内涵,为后世传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刘觅知[3]2015年在《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文中认为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叁大儒。基于明朝灭亡的残酷教训,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壮情怀,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王船山一生着述丰富,体系庞大,他的着作现今大部分收录在《船山全书》中,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交友活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各方面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证和研究,学界将这一类的学术性研究泛称为“船山学”。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着名思想家王充、张载等人的理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理学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修正和总结,称得上是宋明理学的终结者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相比顾炎武、黄宗羲等其他明末清初学者的研究,近代以前,对王船山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船山学的传播范围也相对狭窄得多,直至到了19世纪中晚期,由湖南开始才出现了一股波及全国的研习船山学的热潮。而且可以明显的发现,近代船山学研究的发展与近代中国许多社会思潮的产生相伴相随。在近代几次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中,都可以发现王船山学术思想活跃的踪迹。理学经世思潮兴盛时,主张治学和为政都要关注社会、要讲求实效的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理学经世派将王船山视为儒学道统的传承者,积极弘扬船山学理学经世的主张和见解；维新思潮兴起后,倡导民权、抨击专制的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则积极肯定王船山趋势更新的发展观和变革理念,积极为社会改良运动造势；民主革命思潮发展起来后,主张民族革命、弘扬国粹的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刘人熙等大力宣扬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适应革命排满的需要；及至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后,主张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积极复兴儒学的熊十力、钱穆、贺麟等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船山学来构建适合近代社会发展的的哲学体系；而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嵇文辅、侯外庐、张岱年等学者又努力挖掘和弘扬了船山学里蕴含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们身处不同地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学术观点、政治见解也各有千秋,但他们均能够将王船山视为自己的同道或益友,积极从船山学中汲取养料,为他们倡导的社会改良运动或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些仁人志士们的学术思想中或人格情操里.都或多或少可以发现受船山学影响的痕迹,船山学受到近代如此多的学者的青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情。同时船山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恰好还吻合了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本文即以船山学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认识到历次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船山学的内容,也推动了船山学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船山学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和转型,但同时船山学也积极地促进了近代社会思潮的活跃,并且还为近代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从学术思想方面做出来贡献。因此本文把近代的船山学研究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个案,试图通过剖析这一阶段船山学发展嬗变向度和转型机制,来透显近代社会各主要思潮产生、兴盛和衰老的过程,以及进一步探究在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的情况下,近代知识群体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对中西文明所做的沟通和融合,并力图揭示作为传统文化精粹之一的船山学,曾经给予了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今天在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弘扬船山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吴增辉[4]2011年在《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佑、绍圣至徽宗朝叁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叁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叁节从叁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叁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佑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佑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佑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叁节论述元佑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叁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叁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佑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于广杰[5]2013年在《苏轼文人集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轼文人集团形成于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期，与宋学向文学领域的拓展同步。这一文人集团在学术、文学、文化上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庆历新政和新文化运动，是庆历学术在北宋中后期的传承者。他们不同于关、陕、廉、洛的儒家正统学术，也不同于南方新经济影响下兴起的荆公新学。而是流淌着先秦士人与汉、魏、南朝文士血脉的一群新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因为宋代的右文政策，在政治上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学术上秉承士人的独立思考精神，以开放的姿态和博采的胸怀关注着社会民生，形成他们独立的学术；在文学上，他们继续推进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于古文的题材、体制、艺术表现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继欧阳修之后，进一步完善确立了与宋学“道统”并立的“文统”，从更高的层次上提升了文学的文化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使之成为宋学发展洪流中的一支汪洋巨川。“以文为诗”在北宋的文化背景下，经欧阳修、苏轼文人集团诗文革新运动的推动，成为宋代文人诗歌创作的主导形式。并由此完成了自中唐韩愈以来的“诗格”之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诗体”。“以文为诗”的新变与此时经学、词、书画等领域的变化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唐前后开始的文化转型，在北宋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政策培育下发展壮大起来。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观念意识、学术思想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儒学复兴运动，开启疑经复古，舍传注而独抒己意的宋学新风，至元佑时期形成“元佑新经义”。施于文，自宋初柳开始，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创意造言，形成平易简洁的新文风。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文人士大夫之词。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和依附政治教化的“画教”、“书教”，“以诗为画”，成“士人书画”一体。
刘睿[6]2017年在《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文中提出从词是生长在城市的娱乐文学这一命题出发,最迫切的问题是弄清楚词与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一命题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城市的概念问题,是将城市仅仅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物质存在,还是将城市以空间的概念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这是本文城市空间视角的基础。由城市空间出发,人类在构建和改造自身聚居地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城市空间的滋养和反馈,这一现象不仅作用于人类自身,也作用于生长于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文学等人类文明成果。由此来展开对词之运行和演进机制的观察,并通过这一视角来寻找现实与文学所呈现的同中有异的真实面貌,不失为一条新鲜的道路。将城市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感知空间叁种,既照顾到城市空间的物质现实,也重视城市空间的精神内涵,还注意到前述两者合力的感知结果,这是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自身力量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分类。同样,每个空间之下又有自成体系的同样叁个空间存在,层层分级下去,最终得到城市空间最详细完整的构建组成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宋词处于什么地位、如何与每一层级的城市空间内涵产生关系以及如何在双向互动中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总之,通过城市空间这一视角来看宋词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以及探询其中各种关系的生成原因,这是解决词是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一个新尝试。所谓叁个空间的内涵,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划分,而是以这一空间的主要展现内容为考量标准,因为事实上叁个空间中都贯穿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改造成果,那么空间之间的互动以及空间与词之间的互动也就成为了可能。首先,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内容中,宋词虽不是以展现城市物质现实为主要目的,但作为情感表达背景而出现的城市物质空间样貌,在帮助展现其时城市以富裕繁华为主的物质空间内涵上却是功不可没。宋朝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但在经济上的发展却是不可小视的。城市空间繁盛的物质现实不仅为宋词的书写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词人的创作欲望。宋词中清晰展现了包括公共娱乐空间、商业空间、公共游乐空间以及连接城市具体物质景观的街巷道路等内容,这些都是词的生存环境的物质要素,是与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另外,宫廷空间的内容是另一个分支,在封建社会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中,由从上往下的方向来了解其时城市空间中关于统治阶级、普通文人以及市井百姓等的生活,也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城市空间物质现实的冲击下,宋词的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体制上的改革,为词更好的展现城市空间发展面貌作好了文体上的准备。宋词中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展现由于与现实城市空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这些描写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城市精神空间的内涵以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为主,因而可以超越物质城市的界线而形成有条件的外延,相比起男女恋情这一传统主题来说,这部分更靠近“诗言志”的内容可以说是后来者。在文人加入词的创作阵营后,诗性题材也随之逐渐进入词的书写范围,包括政治情怀的表达、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哲学命题的思考等都成为了词的书写题材,这在传统词的范围是没有的。在与政治空间有关的表达中,爱国思想、科举仕途、政治态度以及一部分有条件的外延等内容是较为突出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争斗是贯穿整个宋代的政治大事件,尤其是靖康之难和南渡将爱国情怀推向了高潮,词中对这部分内容的展现是尤为珍贵的。另外,儒家思想中家国天下的理想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文人们拥有了赴试应举的特殊经历,以及他们在入仕之后的种种政治遭遇和态度,都是组成政治空间内涵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城市空间的生存法则中道德伦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作为词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的创作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在词的雅俗之辨以及词品与人品两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表现。而文人精神世界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有如理学、宗教等精深复杂的内容,也有如时间、生命、自我等哲学本原性问题,也都影响到了词的创作。城市精神空间内涵在宋词中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词走向雅化的最主要区域,也是文人精神世界在诗文之外的另一种表达。再次,城市感知空间作为物质现实与人类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在表现人类城市生活轨迹的同时赋予了城市鲜活的生命力,包括宋词在内的多种文学样式都有反映这部分内容的优秀作品。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内涵,风俗、歌妓以及审美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风尚习俗又是市井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节序风俗,都为宋词书写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机会。歌妓作为宋词创作、表演、传播、欣赏和改革的参与者,其地位不言而喻,但歌妓与文人这两个不同阶层成员交往的原因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作为文学样式的宋词,其中与审美相关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人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尤其强烈的表现出城市感知空间的特征来。上述内容因为有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双向特质,更适宜在本身就归属于城市感知空间的宋词中来表现。最后,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既具有物质现实内容又具有精神世界内涵的综合存在,在人的参与下与自身所包含的下层级内容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城市空间与宋词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表现为各城市空间内涵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参与有关,尤其是创作主体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都最终决定了宋词接纳城市空间影响和回馈城市空间内涵方面的路径和结果。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观照宋词,在重视人类力量重要性的前提下,揭示宋词作为城市娱乐文学的真实面貌以及在城市空间影响下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轨迹,是本文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李韬[7]2016年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是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纽结。艺术范畴研究要以艺术学理论的宏通视野,通过文献梳理、跨学科的方法,结合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史实,探讨艺术的文化要素、历史语境和生命精神；在此基础上横断切入,以重要的艺术史观念为对象,寻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最普遍、最根本的艺术观念,揭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共通性和一般规律。这也是对在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后,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核心范畴所进行的探索和尝试。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主要是由本体论范畴、认识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所构成。本体论范畴是道、气和象。道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概念,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根本范畴之一。道和艺的结合是人的理性和感性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道的艺,艺便缺少灵魂和方向；离开艺的道,道便丧失途径和手段。如果说道是宇宙万物总的根源和本体,那么气则是具体之物的本质或本根。艺范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是气,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乃至人本身都是气所构成。人的感觉器官具有生物的直接性和社会的历史性,前者不假它物直接感受这个世界,后者积淀人类的情感、情绪和认识形成具体的知识。中国古代艺术是古代人感受这个世界,并把这种感受具形化为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的结果。气是构成生物性人的基本元素,也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艺术是对这个世界社会的、情感的和审美的反映。气成为艺术的本体范畴是由气的特性和中国古代艺术生命性特质所决定。如果说道是古代艺术“形而上”的本体,气是其“形而下”的本质；那么象则是艺术的形式本体。象范畴使艺术成为艺术,使人直接通过它来把捉生命本身的生气和生意。象范畴使气的实在性和道的超越性最终成为可以被认识和感知的对象。那么具体的艺术活动是如何达到对道、气和象这些艺术本体的认识呢?中国古代艺术有着悠久的“言志”和“缘情”的传统,《周易》的“真情”、《论语》的“仁爱”和《庄子》的“无情”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求真、向善、爱美叁个维度。情志的完美结合是艺术表达的中心观念,“道始于情”(《性自命出》),而道也终结于“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儒道两家在此达到了高度统一,艺术通过审美之心和道德之心的营构通达道的境界。人是由身和心所构成,中国古代艺术家把这种观念宇宙化后即认为人所创造的艺术和人本身是同构的,是由“形”和“神”两个方面所构成。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形和神的不断地熔铸、交汇和对话的过程：艺术家由最初的情志意趣的表达到艺术品的物化形态的出现是由神塑形,而鉴赏家则相反,他们从艺术的形象出发,结合自我的情趣志意和“前见”,完成对艺术品的再创造,这是由形而见神的过程。神何以能塑形?形何以能见神?前者是人“表达欲”和“对象化”的本能所致,后者则是对意义追问的结果。艺术之形的追问可以达到庄子的“象罔”之境,而“象罔”可以得“玄珠”,因此形的超越即可达到道境。从神的本义来说,它是对“万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回答,而道则是对世界整体根源的发掘。“文以载道”的观念尽管老套,但它彰明了超越之路：“形以载神”也不新鲜,但它开启了妙写的坦途。虚实范畴较艺术中的情志、形神范畴具有更大的涵括力。艺术的本质特性是它的审美性和精神性,这是艺术的虚的部分。艺术实的部分是它的物质实体。在这个实的部分中还是可以继续分出虚实的层次来。画面的空白是虚,而色彩是实；音乐中的中断为虚,而连续为实；戏曲中的顿挫为虚,而连续为实；舞蹈中的运动为实,而静止为虚等等。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中虚实问题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有无问题,诸如“无声之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不着文字”、“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等观念。这些道家观念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艺术及其形式,从而把人回归到完全自然的状态,而是为了在遵从自然的前提下去“为”。老子的“希言自然”就是主张统治者不要妄为教令而要顺任自然地去“为”。道家和儒家均根植于人生和社会而立论,他们的观点在“希言自然”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思想对艺术虚实观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错彩镂金”之美还是“出水芙蓉”之美,也不管是社会道德之美还是造化情志之美,只要是宛若天成而不扭捏作态的艺术,儒道两家都是赞赏的。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古代哲学,它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思”与“在”的矛盾,而是“身”与“道”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乐心和明道。艺术的过程也就是修身、养性,从而达到身心的悦适,以致明道的过程。雅俗的根本矛盾在于艺术家的人格,人品高则艺必雅,反之则俗。儒家的善美和道家的真美,前者重视艺术的伦理价值,后者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但它们都统一于天与人、知与行、情与景合一的结构之中：至善尽美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旨趣。
胡勇[8]2013年在《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体用”思想的“用”和“体”进行集中、全面、深入地历史考察和哲学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来面目和未来走向。基于体用逻辑分析的普遍性,全文结构依据“即用显体,立体行用”的原则来安排,共分上下二篇,上篇属于“用”,下篇属于“体”。正是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中,实现了体用思想研究的诸多成果。第一,研究表明,中国体用思想的源头在中国,而非由外来文化所传入。早在先秦时期就孕育有丰富的体用意识,这种体用意识与中国上古礼乐文明的发展有极为深远而密切的关系。最早且完整的体用表达由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所实现——“道者,气之根,气者,道之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体用概念逐渐范畴化的重要阶段,其中王弼、僧肇二人的体用思想对于儒释道叁家各自体用思想发展的影响巨大,然而真正完整的体用表达和途释是在梁武帝时期,从此儒释道各家进入自己独立发展体用思想的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体用思想全面逻辑化、结构化,并且与佛教各家各派的义学阐释紧密结合,佛教译经之中也大量使用体用概念;重玄学与体用逻辑的结合,大大提高了道教的理论思辨水平;儒家经学也蕴发十分重要的体用思想,直接成为宋明理学的启蒙和开端。宋元明清时期是体用诠释全面泛化的时期,也是体用逻辑发展最为丰富的时期,但真正对体用思想发展有较大贡献的还属新儒学,周敦颐正是运用体用结构才真正完成儒学从经学向理学的最终转变,程颐所倡导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对整个中国后期哲学影响深远。尔后无论气学、理学、心学,都是依托体用逻辑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和相互竞争。与此同时,儒释道叁教之间及依据体用逻辑相互批评,又以此为根据进行相互融合。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和王夫之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用思想发展的集大成和最高峰。此一时期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刘智完全把伊斯兰教义思想体用逻辑化,从而实现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融合。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体用逻辑在中国文化命运的激荡中发挥重要作用,各种围绕中西体用之间的争论此起彼伏,至今未息;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全面进入了对体用思想本身的自觉反思,为体用哲学的形成创造条件。第二,研究表明,体用范畴的核心意蕴是世界的真实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普遍联系,基于存在的静态方面而有“实体—作用(表现或功用)”的逻辑呈现,基于存在的动态方面而有“本体—作用(显发或流行)”的逻辑呈现。体用范畴属于中国哲学最高的形式性范畴,能够以任何实质性范畴和其它形式性范畴为诠释对象,其与中国哲学最高的实质性范畴“天人”结合形成中国哲学(儒释道)的基本结构——“天人—体用”或“本体—工夫”,这一结构同时也与西方哲学的基本结构——“思维—存在”或“本体—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中西哲学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其根源在于作为哲学文化底层的精神活动方式的巨大差异,即西方的“反思”与中国的“返思”,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显着不同,致使中西各有其“本体论”和“ontology”,以及中国以“体知”为核心的“工夫论”和西方以“认知”为根本的“知识论”。中西哲学的对话应该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世界性为前提,同时要建立在“(世界—历史)—人”的新本体之上,在体用不二的框架内充分发展体用二分的反思哲学,在体用二分的分析中努力回归体用不二的返思哲学,这正是中国体用哲学的创新使命,也是未来“世界哲学”的必然方向。总之,整个体用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哲学分析充分表明:“体用”思想贯穿中国哲学发展之古今,其内涵丰富,形态多姿,不仅是中国哲学系统的思维核心,同时也是把握儒释道叁教互动融合的总关键,更是近现代以及未来展开中西文化对话的总枢纽之一。
徐军义[9]2016年在《“象”与中国文论范畴生产》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象”概念为中国文论元范畴,“易象”和汉字是中国“尚象”文化特有的生命符号,在“天人合一”文化语境下,它内蕴了物之理与人之性,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交融的重要领域。“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不同时期的文学实践,生成了诸多与“象”相关的概念、范畴、原理和命题,它们具有原生性和本土性,是“象”对不同时代艺术问题的回应,也是构建和体现中国文学品格的重要内容。“易象”奠定了中国“尚象”文化传统,是中国象思维成熟的标志。《周易》“观物取象”的创造原则,形成了“以象示象”“立象尽意”的表达方式,启发了人们对“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的生命探索。汉字以“象”为本,它面向生命、凝固生命、启发生命、表现生命,它以强烈的感性特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汉字的普遍性、广泛性和连续性使用,落实和强化了中国“尚象”文化精神。“易象”和汉字对中国文论的知识构型与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艺象”如“易象”是中国文学理论根深蒂固的观念。“易象”推动了“艺象”的形象创造,“艺象”体现了“易象”的文化原理。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汉文学创造的工具,也是“艺象”的生成与落实,不同时期的“艺象”实践创造了以“象”为词根的诸多概念、范畴,它们既是这一时期艺术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象”范畴的历史延展与时代创造。这些概念具有前后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是中国文学生命品格的体现。绪论以中国文论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发展中“失语”现象及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为平台,审视和反思“象”范畴的研究得失,提出“象”与中国文论知识创造的研究问题。第一章提出“象”不仅是中国文论发生的基元,也是中国文论构成的主要线索。以文字诠释,文献旁证,意义阐发的方式探索“象”的生命意蕴。“易象”、汉字和汉语文学是“象”文化原理的具体落实,它们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象”及子范畴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是创新中国文论知识生产、构建民族文论体系的重要方法。第二章以“象”的知识构型为中心,结合“易象”和汉字文化原理,围绕“意象”“兴象”和“意境”叁个具有标志性的子范畴进行研究,发现“象”范畴在中国文学实践中所具有的摹仿创造、审美表现和人生体验作用。第叁章以“象”的知识创造为中心,提出“观物取象”、“感”物生象和“味”物化象是“象”范畴知识创造的基本路径。它以观、感、味为核心,构建了仰俯体察、感而遂通、体用一元的知识创造方式,形成了“以象示象”“立象尽意”的表达模式,生成了“象外之象”“象外之境”的审美空间,体现了中国文论知识创造的主体性、理论构建的辩证性和概念创造的互文性特征。第四章以中国象思维为中心,提出中国象思维是原始思维的历史延展。“易象”是中国象思维成熟的标志,汉字是中国象思维的落实与发展。以“易象”和汉字为基础,中国象思维显示出符号性、象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特征。中国象思维与民族文化的知识创造与形态构型具有密切关系,它与形象思维、概念思维有联系也有区别。结语以“象”与中国文论知识生产创新为中心,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裂变构成了“象”范畴发生的新语境,而20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经验为当代文论创新提供了新启示。另外,中国“原道”的知识生产场也在当代有了新延续,“象”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符号,是传统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是中国未来文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魏胜敏[10]2012年在《中国传统导引养生术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传统导引养生术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瑰宝。传统导引养生术根植于优秀的中华文化,有着独特的功法和独到的健身养生价值。为了使它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需要我们本着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态度从哲学层面上深入探索它的方法论特征与当代价值,寻找导引养生术当代价值实现的理论及其创新发展的道路。本研究以哲学和文化学为主要支撑理论,以导引养生术演变历史为经,中西方文化背景为纬,采用史学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和归纳、类比等思辨方法,同时辅以调查法,对导引养生术的方法论特征和当代价值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探索。首先对中国传统导引养生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系统地了解它的演变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对导引养生术所产生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导引养生术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应用方法学和文化学理论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导引养生术的方法论特征,揭示了其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七大方法论特征：系统主义、自然主义、适中主义、结构主义、超越主义、体验主义、神秘主义,并对这些特征进行了诠释,对其精华与糟粕作以辩证分析。导引养生术可分为医疗祛病、预防保健、强身壮力叁大类,它们功法共同的特点是动静结合、内外兼修、顺应自然、适中绵和、因人而异等特点。其次从社会变迁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需要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养生健身思想与方法手段的比较,探讨中国传统导引养生术的当代价值之所在。研究结果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导引养身术独到的健身养生、疗病保健的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方面的社会价值；以及促进文化认同、彰显民族精神、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等文化价值。最后主要以实证的方式论证了蕴含着我国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特征的导引养生术,虽产生于农耕经济时期,但至今仍然成为国人喜爱的体育文化,仍是我国人民健身、休闲和庆典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举国上下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热潮中,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甚至在高校仍有众多的爱好者和热心人在努力继承发扬它,让它在当代社会中充分发挥其现代价值。同时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提出了它的创新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论文道之辨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D]. 王宏田.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宋代传记研究[D]. 孙文起. 南京大学. 2017
[3]. 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D]. 刘觅知. 湖南大学. 2015
[4].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 吴增辉. 复旦大学. 2011
[5]. 苏轼文人集团研究[D]. 于广杰. 河北大学. 2013
[6]. 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D]. 刘睿. 浙江大学. 2017
[7]. 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D]. 李韬. 东南大学. 2016
[8]. 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研究[D]. 胡勇. 南京大学. 2013
[9]. “象”与中国文论范畴生产[D]. 徐军义.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10]. 中国传统导引养生术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当代价值[D]. 魏胜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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