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隶书创作困惑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隶书论文,困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创作为先导的当代中国书法,经过十多年来“书法热”的洗礼,在冷静的创作态度和极强的精品意识带动下,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然而,不论是权威性的全国展,还是探索性的中青展,隶书创作远不及行草。究其原因何在?笔者习隶多年,颇有感触,现就隶书创作之困惑剖析如下,敬请诸方家教正。
一、端庄肃穆的本体特征与隶书创作的自然性多悖
何谓隶书?晋卫恒说:“隶书者,篆之捷也。”自战国时初创,经过秦汉到三国,在楷书、行草书未创制通行之前均使用它。不过其形体神态在这四百余年的过程中,逐渐从下层社会走入上层官方,由方折潦草之“俗”体演变为波磔分明之汉隶(当时称隶楷)即现在所说的隶书。隶书称雄书坛而代传有续,历代名作蔚为大观,尤如东汉中后期雄朴古劲的《张迁碑》、《鲜于璜碑》;俊秀飘逸的《曹全碑》、《孔宙碑》;端严凝炼的《史晨碑》、《礼器碑》;奇纵恣肆的《名门颂》、《西狭颂》等融书家情调和趣味之碑、碣之多,争奇斗艳,流派纷呈,使隶书创作在楷、行、草书诞生之前理所当然地提前具备了一整套创作体系(当时艺术性与实用性是融为一体的),亦即形成了隶书所固有的本体特征:(一)扁方结体,八分取势;(二)逆入平出,蚕头雁尾;(三)运笔直爽,章法均衡。给人以端庄肃穆、气韵内盈的含蓄美感。同时,也正因为隶书本体特征在创作层面上的制约作用,使后来居上的行草书作者以其简捷、流便的改革者身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突飞猛进,一发而不可收,以至创造出被后人公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第二行书《祭侄稿》、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等千古名作。无奈,却未见“天下第几隶书”之排行出现。
当代的优秀作品应当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表现的应当是当代乃至未来人们最堪称道的人文精神。而在这种精品意识的指导下的隶书创作过程中,除了具有独创性、典范性、思想性、艺术性之外,更重要的第一必须符合隶书的创作规律——本体特征;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性”。正如李斯所讲的“书之微妙,道合自然”。而自然性的产生,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可能随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升华。这里,我们抛开修养欠缺不说,就隶书的本体特征而言,点画之间的“断续性”,章法布白的“均衡性”,以及蚕头雁尾的“规定性”等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作者内心情感的自然性表露。作者在创作时很难摆脱创作心理上“隔”的轨迹,不得不刻意求“隶”。也就是说,隶书的本体特征与隶书创作的自然性悖性较大,非大家手笔难以如愿。
二、抒情达意的艺术功能与隶书创作的亲和力不强
书法创作不仅强调书法语言的自然表白,而且更强调它抒情达意、陶情冶性的表现功能,主张通过书法艺术的意境来达到“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功能。然而,就隶书创作而论,抒情达意的艺术功能与其本体特征所决定的创作规律亲和力太差,远不及行草书所具有的那种一触即发,情注毫端,意随笔转,豪放不羁,一泻千里的功能。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内心语汇等一旦被笔墨激活,很难以隶书的形式自然地表露出来。晋王羲之雅集兰亭,随情即书的是行书(《兰亭序》),唐颜真卿知侄儿罹难,悲怆激愤之至,提笔书就的也是行草(《祭侄稿》),难道他们都不会写隶书吗?相对来讲,只是行草书的创作与作者思想感情的亲和力极强。行草书在诸书体的书写过程中最便于利用点面结体的变化抒发情性、反映个人意志。隶书创作则不然,机械地套搬将会产生基因突变的畸形儿或没有任何遗传基因的怪胎,不伦不类。因为,隶书的本体特征已经决定了隶书的外形式是一种静态美。对隶书创作者来说,首当明白这种“亲和力”的差异(当然不排除个人的情趣在创作中的转移,尤其是诸体兼能的大书家),最大限度地寓动于静,丰富点画结字的表现力,使作品的外形式更加气韵生动,节奏流畅。
泱泱大中国,能写隶书的人很多,而为什么能登大雅之堂的隶书佳作不是很多呢?其实,隶书的点画形态、章法结体相对比较简单,要做到外形模拟不需花很大的功夫,而要写出点画内的力感、气势、神韵、趣味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常见一些隶书作品,只注重点画波磔、“蚕头雁尾”之形,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力、势、韵、味之追求,更忽视了自我主观精神的书写,即形到意不到。换言之,隶书创作时的点画处理,不应该光有“法”而已,它应该是情感的生命律动。虽然隶书的固有属性为创作时情感的宣泄筑起了一道“客观”式的障碍,但我们可以运用客观事物自然美的对立统一规律和多样和谐规律,走出结字程式化和雷同重复化之困境。在隶书本体特征所限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从意念上提高情感与创作的“亲和力”,输情意于笔墨之内,达情性于挥洒之中,多方变化,调盈补虚,创造出既和谐统一又生动活泼的美的形式。
三、相关门类的书外修养与隶书创作的溶解度较低
书法创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表现人的学识和修养。隶书创作受其本体特征所限,故书家更应当在书学修养上大做文章。一是书内修养,除练就一手过硬的基本功外,当尊“读万卷书”之古训,包括文史哲美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书”内求“书”。二是书外修养,即有机地“溶解”相关的姊妹艺术或民间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和自然物象的客观物化形态。虽然此类种种与书法艺术有别,但道理与规律有共通之处。唐张怀瓘的“无形之画,无声之乐”,不就是说书法是绘画与音乐的自然妙合吗?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在提高艺术修养,以期得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胸有万壑奇峰,笔下气象豪迈”之效。亦所谓追求书艺之真谛“通灵感物”是也。
然而,隶书的定型自秦汉以来延续着相当成分的“理性精神”与“中和为美”的思想支配,放后方收,纵后则敛,散漫之后求规矩的规范化、程式化,一直使人们在书法创作的文化思想上追求着平衡、宁静的规矩和法度。透过后来人们大量风格迥异的隶书佳作,我们所看到的“中和”大原则之下变化,即静中之动,共性中之个性。已经感悟到隶书本体大一统中,人们创作、审美心理上的不平衡、不满足、不甘守成规的动向所趋。即使如此,当代隶书创作的现状远远比不上行草书那样繁荣。剖析其根源,不是人们的基本功不坚实,也不是人们书外修养太差,只是千百年来重负“中和”理念的规范化、程式化隶书所固有的本体特征所制约,以致使诸如上述的相关门类修养与其创作的“溶解度”较低。虽书读万卷,路行万里,万壑藏胸,却较难融注于纸墨,表露于隶书,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总之,当代隶书创作表现出较大程度上的困惑。艺术上的超越,不是形而上学的超越,只能是认识和理念上的超越。在当前书坛呼唤“精品”意识的大潮中,理当“观念先行”。首先正视古代与现代书法创作心理上“不隔”与“隔”的客观差异,承认隶书创作的困惑与无奈,理解“日课”、“把玩”与“展厅效应”的自然转换,最大限度地以“隔”的客观理念追求“不隔”的创作欲望,不经意地将因参展而造书转为因性情而作书,克服急功近利思想,扎根于隶书的沃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书体,透过隶书程式化的表层向内挖掘,生发出历代典范作品所没有的或不完全的新的形质、精神、情趣、意味之隶书佳作,给欣赏者以新的美学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