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稳定_政治论文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稳定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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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3)-03-004111

中国政治稳定不仅是一个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中国发展和世 界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计划经济体制正趋于解体 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增加 ,使得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稳定机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是研讨中国政治 稳定问题的国内背景。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是愈演愈烈的、呈加速 度发展态势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这就使得探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政治稳定机制 的建构问题显得更加复杂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力求将中国政治稳定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进行研究,刻 意寻求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试图粗线条地对 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提出意见。

一、政治稳定度评估指标

对政治稳定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因研究角度各异而看法不同。甚至有学者将国内外较 有影响的观点罗列了十二种。(注:郑慧:《“政治稳定”概念剖析》,《社会主义研 究》2002年第4期。)我们认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亨廷顿的著名 观点,政治稳定包含秩序性和继承性两个基本要素,前者是指没有暴力、压抑或体系的 解体;后者是指没有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 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戴维·伊斯顿则从另一个角度寻求政治 稳定的理想态: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当一个权威 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 注: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邓伟 志等认为,政治稳定指一国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 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的层次。(注:邓伟志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 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如果将上述三种定义联系起来考虑,也 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政治稳定的界定。简言之,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国内国际 局势的安定,即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政治活动的有序性。政治稳定又可分为机制性稳定 和强制性稳定,前者是一种理想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后者虽然对当下的政治统治具 有意义,但长远而言,它毕竟是权宜之计,要么向机制性稳定转移、过渡,要么被打破 ,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稳定格局。我们所探讨的实际上仅仅是机制性稳定。可见,政 治稳定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理论范畴,并不具备度量的特征,但仍可从宏观上给出衡量 政治稳定度的指标。

政治结构的主体兼容度。政治主体是在政治过程中具有特定地位、发挥特定作用的个 人、集体和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关系的参与者和政治行为的实践者。政治结构 只有具备较强的主体兼容度,即将社会各阶层都纳入政治结构之中,使他们有机会参与 政治活动,在政治系统中有特定的地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并 在政治系统中发挥其作用,这样每个政治主体都被纳入政治结构之中,避免一些政治主 体与政治体系的对立,影响政治稳定的主体因素就会减少。

政治主体关系协调的多渠道化。政治结构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 要因素,如果政治结构内部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渠道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各主体 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几率就会减少。这些渠道包括法律关系、经济关系、合作关系、文 化关系、伦理关系、协商关系等,这些渠道如果同时存在且是畅通的,各主体之间即使 有矛盾冲突发生和存在,也会通过这些渠道予以消弭。

政治结构的有序性。政治结构的有序性是指各政治主体在政治体系所处地位是特定的 并具有层次性和各主体的自我满足感。各政治主体依照这种特定的层级关系组成政治结 构并使其正常有序地运行。当然,在现代社会,这种政治结构的有序性光靠各政治主体 自发认同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某种外在力量的支配,而这一外在力量最有效最常用的 就是法律。

政权的稳定及政治统治集团所具有的凝聚力。政权稳定是政治稳定各因素中最为重要 的,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政治统治集团有无凝聚力、凝聚力的大小是衡量政治稳 定度的重要指标。政治统治集团具有凝聚力的前提是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一社会中的 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注: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如果大多数公民确信政治权 力是合法的,法律和政策就会被人们自觉遵守,统治集团才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 获得光靠强力是不能实现的,还要靠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认同。“一定程度的共识(consensus),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注: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 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如果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统治 集团的凝聚力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法律和政策的贯彻路径就会不畅通,社会秩序就会混 乱,政治稳定自然无从谈起。即使统治者采取强力迫使公民服从,这种稳定也是暂时的 、脆弱的和蕴含着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的。

国家权力结构的合理度。它包括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度、有效度和统一度等方面。权 力结构主要有横向结构(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参政党,国家权力中立法、行政和司 法权之间)和纵向结构(中央与地方、各级地方之间)两个方面;权力监督则包括横向与 纵向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以及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合理度越高 ,国家的政治稳定度也就越高。

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效率与转轨的灵活度。政治稳定是通过政治主体在一系列政治运 行过程中实现的,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也就构成了政治稳定的一个要素,政治运行过程 中政治的决策和实施要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不能令出多门,朝令夕改;要做到有令则 行,有禁则止。政治稳定并不是政治运行机制的僵化和一成不变,可以说“变”是政治 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稳定从本质上说应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和协调发展,也就 是说,政治运行机制转轨要有灵活性。

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分析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备条件和前提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仅中国经济的 稳定与发展难以实现,甚至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在不稳定的政治局面的冲击下被葬送。在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 改革的力度都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在与世界经济交融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一些影响 政治稳定的因素;同时,国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政治模式、政党制度等也会 形成对中国政治的直接冲击,进而使中国政治稳定问题较以前任何阶段都更为突出。全 球化趋势下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整合也会使政治稳定成为一个新问题。在计 划经济条件下,是以政治活动为中心将诸领域统合为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而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尤其是市场经济不完善和不成熟阶段,中国至少是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过去熟悉的赖以维持政治稳定的手段。

中国的国内背景是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必然会出现一些影响政治 稳定的因素如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社会公众政治淡漠、贫富差距、基层政权的 社会控制力弱化等。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又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国际背 景下进行的,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也同样忽视不得。美国前总 统克林顿曾明确提出:中国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将有助于约束中国的外部行为,鼓励 中国与西方的合作,促进根本的经济改革,甚至推动将来的政治开放。

经济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经济全 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方面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相互影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柄“ 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利用机会实现经济腾飞和赶超发达国家提 供了条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管理、服务、信息等弥补国内资源 的不足,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在另一方面,发展 中国家要为遵守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付出代价,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 市场的稳定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使民族产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使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政治稳定。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使世界 各国经济之间的交融度和依赖性增加,一国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 ,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较差,更容易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受到冲击,经济上的 问题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影响到政治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诸多挑战中,核心是政治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国家 主权、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变革,一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 影响。伴随着频繁的经济往来,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交流也势必越来越频繁。西 方国家就会借机推行其人权观,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对别国,包括中国的内政横加 干涉。中国要积极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就必然面临着国家主权受到限制,让渡部分主权 的问题。如果担心主权受到损害而拒绝参与全球化进程,经济的落后又会在根本上损害 国家的主权地位和维护主权的能力,从而会使国家主权遭受更大的损害。如中国加入WTO后,WTO规则的影响不仅限于企业和外贸部门,也同样涉及到行政机构。为主动迎接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必须对主权概念进行调整,采取灵活的策略,而不能拘泥于传 统的绝对主权的概念。在这些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又势必会引起人们思想意识 的混乱,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从本国利益出 发,以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理论为铺垫,倡导限制甚至否定国家主权的主张,借口“ 主权理论现代化”,大肆推行其对外扩张型主权理论,试图保持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永远独占鳌头。这种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人思想的混乱,西方国家也可能在 此理论的指导下造出一些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舆论甚至实际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为某些发达国家借口人权问题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提供了借口,他 们不断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和价值观,甚至社会制度,这对中 国来说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隐患。

在文化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不再相互隔离,各民族文化 被吸纳进全球文化这个大系统之中,其发展既会遵循各自民族文化发展所固有的轨迹与 规律,又必然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些方面会受到外来文 化及全球文化的主导与决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觉不自觉地推行文 化霸权主义,依仗自己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 。经济上的强势也为他们实行文化霸权找到了理由,他们认为,其经济发达的原因就在 于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先进性,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向他们看齐,同时, 由于其物质上的强势,也为其文化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和技术支持,尤其 是美国运用经济等手段向中国渗透其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制度理念。在意识形态方面 ,一些以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产生的新思潮也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加速蔓 延,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如新自由主义就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而逐渐在世界蔓延开 来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认为以苏东剧变为标 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和“历史的终结”。(注: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第14页。)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受到严峻挑战,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摩 擦日益明显,会使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迷惘,甚至错位,这些迷惘与错位一旦外 化为人们的行动,就会对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与维持构成威胁。

新世纪的中国又存在着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是潜 在威胁。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全球化还处于较低阶段,中国与世界政治、 经济、文化的交往还不如21世纪初这么广,再加上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制度等因素, 使中国较少产生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话,那么在21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的程度 日益加深,产生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因素增加,危险增大,它们成为影响中国政 治稳定的新因素。2000年初,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说:“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 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 为一体,兴风作浪。”(注:阿卡耶夫:《新世纪带来新挑战》;《消息报》,2003年3 月13日。)而中国的西北边陲与中亚地区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疆独”、“藏独 ”势力得到境外相关力量的支持后,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 ,中国内地也出现了不少恐怖主义苗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非法宗教组织 有所发展,形成了恐怖活动的社会基础。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区的黑社会势力也加紧向 中国内地渗透,枪支弹药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这些因素势必对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 定产生影响。

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趋势如民族宗教 问题与“西化”“分化”战略的纠葛;发展问题中既有南北矛盾、南南矛盾,又有西西 矛盾、西东矛盾;和平问题中既有民族宗教矛盾、社会阶级矛盾,又有东西南北矛盾和 国际社会与美国的矛盾。这些矛盾都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的三个层面

经济全球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国际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 融合、从单个进步到谋求共同发展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必然要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主权国家政策与行为的影响。虽然在和平与发展成 为世界主题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国际组织积极介入中国内政行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 ,正如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一样,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在发展过程必然要 与国际社会发生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联系,并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发展, 这种联系会日益紧密。中国在选择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到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已联为一体这一现实。

我们这里尝试性地将中国政治稳定机制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治系统自身层面;二是 国内生态层面;三是国际生态层面。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政治稳定起主要作用 的是政治系统自身层面的机制的话,那么在转型期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政治稳定起共 同作用的则是政治系统自身层面和国内生态层面的机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 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三个层面的机制会同时起作用,任一层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中 国政治稳定的大局。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会更加任重 道远,其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机理也会更加复杂,各层面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呈盘根 错节之势。我们这里所做的工作只是试图在理论上阐明各个层面的机制及作用机理,而 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远非理论界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不主要是理论界的事。

(一)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政治系统自身层面的机制

这是中国政治稳定最根本、最里层的机制,别的层面的机制只有通过它来起作用,不 管中国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政治系统自身层面的机制都在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与维 护上起着重要作用。

政治活动主体的包容与协调机制。要求政治系统中都保有各政治主体的位置,有其利 益的代表者,其意见上达的渠道是畅通的,使他们感到对政权有信任感和政治归属感, 同时,还需要形成消极能量释放机制,及时化解各政治主体的不满情绪。在目前的中国 ,政治冷漠现象的存在会造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阻隔,它既是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原因 ,又是其结果,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 障碍。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协调机制,使得一些政治主体对政治参与有异化倾向,如 期望值过高,动机不纯,或各政治主体矛盾激化,也都会成为政治不稳定因素。

社会控制机制。狭义的社会控制是指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广义的社会控制是指社 会内部各种控制关系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前者,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控制。在改革开放以 前,这种控制主要是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社会转型期,非正式控制机制(即文化 、道德习俗、宗教、经济、思想等“软控制”)和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法律、政府、军 警)一样承担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偏废不得。

社会力量凝聚机制。各种社会力量如果能围绕一个中心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那么一 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度就会大大提高。社会力量凝聚机制的关键就是有一个核心。要杜绝 社会政治动乱,政治权威十分重要。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凝聚机制就是依靠制度, 树立制度的权威。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有了制度的权威, 即使政治领袖发生变化,政治仍然稳定。社会力量凝聚机制的建立除有一个核心之外, 还要有一个共同信念,使全体国民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强化精神支柱。

(二)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国内生态层面的机制

政治系统自身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和单向度的,在社会转型期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它 与政治系统之外的诸多因素的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经济因素。在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 三个层面的机制中,国内生态层面的机制居于关键性的承上启下的地位。

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的促进机制。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发展和忽略政治的经济发展都 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相辅相成的,从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的 影响来说,静态上讲,经济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整 体稳固度;动态上讲,经济的发展需要政治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从政治稳定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来说,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前提。政 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性条件就是统治集团的合法性。依照合法性理论,政绩是合法性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表现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如果经济发 展的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政治统治在绩效方面的合法性就会 弱化,政治稳定的局面就会受到威胁。

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收入分配的公正与贫富差距的缩小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至关重 要。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政治主体之间的收入会日益扩 大,致使极少数人的收入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后者对现行的社会 经济状态和政治体制产生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动荡,造成政治不稳定。同时,在党和政 府机关中存在的严重的腐败现象也日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稳定,它也可视为畸形的利益 分配方式,破坏了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必然构成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弱势 群体的存在与蔓延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影响政治稳 定和社会发展,要使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建立起来并有效地发挥作用,要切实解决好弱 势群体的问题,把解决社会弱势群体放在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要 有效发挥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当代中国,除各政治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之外,还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 化、地区之间的利益失衡。“事实表明,差距过小容易造成无效率的经济行为,而差距 过大又将引起社会心理失衡和社会震荡。因此利益分化是一柄双刃剑,对社会政治稳定 起着正负面效应的影响。”(注:高伯文等:《对经济转型中的利益协调与社会政治稳 定的探讨》,《北京社会科学》1998第2期。)这两个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如果得以建立 ,就会有利于政治稳定。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建立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分配调控体系,在中央与地方、各地区之间建立起最佳的结 合点。

(三)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国际生态层面的机制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发展与稳定还主要取决于国内发展状况的话,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经济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日渐加大,外部世界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多重 干扰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并呈逐渐增大之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会不 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引发政治领域的一些让渡;国际间的贫富差距也 会成为引发一系列国内政治稳定的因素;甚至外来军事侵略的可能性也难以避免。可见 呼吁和急切寻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于中国政治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 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 ,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360页。)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国际生态层面的机制的核心内 容。经济全球化固然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但中国也不能被动地被卷入,而应 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带来的挑战。只有 各国都遵守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有良好的 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 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 001年版,第182页。),但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依赖发达 国家去主动建立,而是要靠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稳定的路径选择

(一)发展经济和深化改革是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基础。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 系,绝不是如亨廷顿所认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 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稳定固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前提,中国的经济 发展必须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 ,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31页。)但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与政治稳定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和协 调发展的。只有“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让“人民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让人民看到稳定 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是真正的稳定下来。”(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二)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民主建设的实质就是增加政治结构的主体兼容度,要 求政治参与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不仅是少数精英人物参与政治,广大社会成员也要 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 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注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只有使政治权力具有更 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各类政治主体的利益有比较畅通的表达与上达渠道,各种利 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各种社会 问题可以及时得到缓解或解决,从而减少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前提和保障,是政治稳定相关机制得以建立和维 持的法律保证。中国“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 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的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 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社会主义民主和 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开的,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 主义民主。相反,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

(三)搞好执政党建设。“强大的政党是对社会的政治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 。政党对政治稳定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取于政党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注:聂运麟: 《现代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江汉论坛》2000年11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党的状况对于中国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与维护有着直接意义。 搞好执政党的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就当前来看,提高共 产党的执政水平和反腐败是目前执政党建设的两项重要内容。世界政治发展史表明,腐 败问题是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目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现象是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毒 瘤。邓小平在谈到腐败与稳定的关系时精辟指出:“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对 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注:《邓 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个原 因就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政治思想观念的变革,要与时俱进。人们的政治认识与信 仰与国家的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关系,是决定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只有各 政治活动主体的主导思想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时,其政治认识与信仰才会与国 家政治稳定的要求相契合,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而人们的政治认识与信仰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要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政策都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如国家主权的理解、经济运行机制、文化 行为模式、外交政策的制定都要考虑经济全球化这个国际大背景,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 不能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协调一致,就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对政府的相关政策 发生怀疑,进而对政府失去信任,使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政治稳定就会受到威胁。 因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政治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于中国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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