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明[1]2000年在《美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决策——兼析核心价值观与美国对华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美国对外决策自然也与其价值观紧密联系，纵观美国建国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期以来的对外决策，有三种价值观在对外决策中作用巨大，即使命感、种族优越感和美国式民主观。本文把这三种价值观定义为美国核心价值观，并从这三种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入手，分析它们在对外政策中的巨大作用。 第一章分为三节，分别描述了三种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起源，并对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进行了概括；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核心价值观在美西战争以来的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段，对美国政府在特定时期的政策进行研究，力图展现核心价值观对美国对外决策的制约；第三章主要分析美国对华决策中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看似矛盾的两种政策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得到解释，朝鲜战争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是核心价值观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美国参与扩展战略的出台亦关系到其核心价值观。 总之，核心价值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作用不可小视。虽然三种核心价值观在不同时期作用大小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说来，种族优越感是其它两种价值观的基础，使命感发挥着统帅作用，而美国式民主观是美国竭力向世界推广的价值观。美国核心价值观对其对外决策的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会变化，但不可能消失。
贾楠[2]2010年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测评体系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近20年来,学者们关于青少年价值观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也较为宽广：在价值观研究的方法上,除了运用常用的问卷法,还试图运用其他方法开展研究；在测量价值观时使用的工具上,除了利用并改编国外已有的测查工具,还进行了适用于我国青少年特点的测量工具的开发和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支撑的核心价值观,从深层次影响着人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但是目前关于我国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测评的工具几乎没有,本研究将编制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测评体系——内容测评体系和指标测评体系,继而制定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国常模,不仅可以对当前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状况做个普遍的调查,还能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域性测查提供一个参照标准,使问卷测试的结果更加的科学化、标准化。本问卷适用于12-23岁的青少年,由五个分问卷构成,包括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发展价值观、国家价值观、荣辱观。本研究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内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理论支持。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多种方法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词条,并根据价值观词条编制题项,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在重庆地区抽取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共800人,对题项进行初测,根据初测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修订题项,并确定再测题项；再测过程中,选取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达、经济一般和经济欠发达)三个区域9个城市被试4500名,进行施测,并第二次修订题项,最终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测评体系的题项。参加取样的人员,经过统一培训,并经确认完全掌握了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卷的抽样方案后才正式取样。从每个区域选取三个省份,在每个省份中选取中学和大学若干所,在各个年级取样,一般以整个班级为测试单元,在中学中注意各类中学的代表性,在大学中注意各类学校和系科的代表性。对男女被试数目应做到尽量相等。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多种统计方法建构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测评体系的结构维度,并进行信度、效度分析。结果：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测评体系由五个分问卷构成,包括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发展价值观、国家价值观、荣辱观。政治价值观分问卷由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维度构成：社会价值观由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四个维度构成；发展价值观分问卷由开拓创新、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三个维度构成；国家价值观分问卷由热爱祖国、和平统一、民族振兴三个维度构成；荣辱观分问卷由辛勤劳动、团结互助、崇尚科学、诚信守法、艰苦奋斗五个维度构成；信度为0.94,并且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根据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以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建构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测评体系,指标测评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分为认知、态度与情感、行为倾向三个层面,其中,认知层面的题项共有20个,态度与情感侧面的题项共有有41个,行为倾向侧面的题项共有13个。
桑颖[3]2010年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私人志愿组织》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援助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在对外援助中,除了大量的主权国家间双边援助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外援助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类援助机构,那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作为近现代西方对外援助的发起国,其对外援助的历史悠久。作为当前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在国际对外援助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美国的对外援助有较高的比例是由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执行的,而这一部分常常在统计时被忽略。因此关注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对外援助中的活动,既有助于全面评估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又有助于深入挖掘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实质。论文除导论和结束语外,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对私人志愿组织及其对外援助进行了多维度的界定与梳理。本章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在分析总结对外援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对外援助的特征之后,对美国对外援助进行了界定分析,认为美国对外援助不仅包括政府对外援助,还包括了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活动,在此基础上,并根据《全球慈善事业索引》的统计数据指出,美国民间援助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官方援助;第二,对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界定及辨析之后,引出了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就是在对外援助及发展领域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而美国对于在海外从事援助活动的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又有其特定的称呼—私人志愿组织(PVOs);第三,具体阐述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概念、分类、收入和支出等概况。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以对外援助政策的视角全面阐述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发展演变过程。本论文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活动划分为六个阶段。在早期阶段(1939-1945),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中立法案》和《租借法案》的背景下,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人道主义援助的作用;在兴起阶段(1945-1960),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援助范围从欧洲扩大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与此同时,援助领域由进行的救济援助扩展到粮食援助、技术援助的计划。此外,还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公共补贴金(海运费补偿、剩余农产品、政府多余财产等);对外援助制度化阶段(1960-1970)是承上启下的年代。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对外援助制度化和援助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援助领域从救济援助转变为发展援助领域;在“新方向”外援政策阶段(1970-1980),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下,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私人志愿组织在发展援助领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创立拨款机制为其提供资金进行援助,使得拨款援助机制成为此时期私人志愿组织依赖政府的重要方式,从而使得依赖政府资金、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如何保持独立性的争论议题持续高涨;在对外援助私有化阶段(1980-1990),私有化趋势使得里根政府时期的对外援助政策加强了私人志愿组织的作用,开发署把与私人志愿组织的紧密合作关系界定为“伙伴关系”,而私人志愿组织的角色不仅仅提供服务,还开始充当影响政策的倡导角色;冷战后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新发展(1990-至今)阶段,随着外援私有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对外援助任务由政府转移给私人志愿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政府与私人志愿组织的伙伴关系也日益加强。纵观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世界国际发展领域的形势和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休戚相关。第三章主要从理论角度分析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它在对外援助中充当的角色以及美国私人志愿组织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三个方面。首先,从国际体系层面、国际组织层面、国家层面、文化层面和微观层面来论证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动因;其次,从服务提供者、教化者和合作者详解它所充当的对外援助角色。服务提供者是私人志愿组织在对外援助中充当的基本角色,私人志愿组织通过提供项目援助、能力建设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来充当服务提供者的角色。随着私人志愿组织的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它还充当了教化者的角色。美国私人志愿组织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来影响国家外援及发展政策、通过成为影响国家外援政策的压力集团、通过监督手段来影响国家外援政策来充当教化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过程中,还与联邦政府、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以及受援国政府和受援国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而充当了对外援助中的合作者和桥梁沟通的作用;最后,运用资源依赖理论阐述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和联邦政府的伙伴合作关系。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影响、面临的挑战以及它的发展趋势及前景三方面。随着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活动的扩展,它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美国私人志愿组织除了对于援助国的外交政策、国家形象、软实力,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公民社会的建设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外,它的发展还受到国际体系、受援国政策和自身不足的制约的挑战。在未来的对外援助领域,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影响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私人志愿组织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它的商业化趋势显现,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将继续运用私人志愿组织借助援助的名义来实现其促进民主的目标。论文的结束语部分指出,一方面,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全球化和网络化趋势使得它们对外援助的活动能力大大增强。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中,既有其积极的作用,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对外援助活动,应该培养高效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对外援助的引导和管理,与此同时,加强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蔡泉水[4]2016年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不受威胁的状态和能力。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都持续不衰。新媒体是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媒介。新媒体一经诞生,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交往等各个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与机遇。在新媒体方兴未艾的环境下,研究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学科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开展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对于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研究,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总结和把握新媒体环境下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有效占领新媒体宣传思想阵地,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回顾总结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安全思想,从理论层面分析新媒体带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和挑战,从实践层面总结国内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教训,提出化挑战为机遇,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除导论和结论外,论文由六章组成,主要内容是:第1章,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省察。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以一定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利益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看,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建构安全、传播安全、认同安全三个方面的共同体。第2章,新媒体的理论概要。新媒体包含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和互动式数字电视新媒体三种基本形态,数字化和互动性是其根本特质,并衍生出超媒体、超时空、个性化、开放性、海量化、低门槛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新媒体传播,表现出传播结构去中心化、传播方式碎片化、传播空间无限化、传播效应裂变化的特征。新媒体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征,一方面冲击了“把关人”、“沉默的螺旋”等大众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也激发了“马太效应”、“蝴蝶效应”在新媒体传播领域的延伸。第3章,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新媒体通过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安全;通过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型适应力、分散传播注意力、削弱传播管控力,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通过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难度、整合难度、防御难度,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安全。第4章,新媒体带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新媒体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群众参与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资格;新媒体开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崭新渠道,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新媒体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提供机遇,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国际话语权打开新通道。第5章,国内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我国维护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经验是,顺势而为,化挑战为机遇;因势利导,从管理到治理;乘势而上,变被动为主动。国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借鉴主要有:立法规范、战略部署、专职机构、安全审查、行业自律、技术管控和实名登记,等等。第6章,新媒体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存在根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媒体环境,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做到主观能动与尊重规律相统一,“内容为王”与“形式为圣”相统一,旗帜鲜明与润物无声相统一,线上联动与线下互动相统一。明确具体的办法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媒体的融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新媒体文化,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媒体传播管控力,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媒体传播和整合方式转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提升新媒体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维护新媒体空间持久清朗。
林永亮[5]2012年在《东亚主权观念：生成方式与秩序意涵》文中研究说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地区政治研究要注意“地区性”的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兴起后国内又有学者提出了“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无论“地区性”还是“地缘—文化建构主义”,都是对基于西欧经验的地区政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缺陷的深刻洞见和自身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些努力试图告诉研究者,地区政治研究需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地理空间意识,如果过滤掉地区政治所处的时空背景,分析范式必然会遇到“普洛克斯忒斯”式水土不服的问题。具体而言,“地区性”既体现为动态的“时代特征”,又体现为静态的“物质利益结构”和“社会观念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关注的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地区“社会观念结构”变迁的问题。对于东亚地区来说,当前最具显要性的共有观念要数主权观念了,那么东亚主权观念与欧美主权观念的内涵完全相同吗?如果不是,东亚主权观念与西方主权观念在外表相似的背后有何种不同的价值内涵?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对于东亚地区秩序又有何种寓意呢?国际关系学界关注观念性因素的主要有理性主义、英国学派、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这些研究的缺点一方面在于因先入为主的西方价值观立场而忽视了观念和规范背后的价值逻辑,另一方面在于因专注单个的观念或规范而忽视了其衍生变迁的时代背景。本文在国际关系学界既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了一些改进,认为观念或规范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行为者接受观念或规范的过程,不应简单理解为“被社会化”的过程,而应理解为不同价值体系竞争的过程。这一竞争过程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到特定历史时代战略环境的塑造。价值体系竞争的内在机理和作为过程变量的战略环境的塑造共同决定了行为者对观念和规范的选择性接受和改造。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将主权划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向度的含义。对外向度的含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对内向度的含义则包含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神权主义三种逻辑。在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的生成过程正是东西方价值体系竞争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在东亚处于权力结构中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开展的。为了在价值体系竞争与国际政治之间成功建立链接,本文将价值体系竞争划分为人、国家和行事逻辑三个维度,相应的,东西方价值体系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对“人”、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和对行为逻辑的不同偏好。另外,在东西方价值体系竞争的过程中,东亚不但整体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且内部也经历了权力的几度易位。价值体系竞争和权力结构变迁致使东亚地区在接受主权观念时较为容易地接受了主权的对外向度,在对内向度上则倾向于国家主义。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的这一特征对于地区秩序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它一方面有力地维护了地区整体稳定,另一方面却越来越显现出对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阻碍作用。面对这一形势,东亚地区理应探索突破主权观念的新的价值叙述,而这种新的价值叙述也理应体现出东亚自身的主体性特征。除导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阐述本文的世界观、人性观立场,并在此基础上设定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文明观,认为世界各大文明都由一系列价值要素构成,文明的区别不在于其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而在于对价值要素特别是相互冲突之价值要素的排序。价值序列构成了文明的基因,文明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外,本文认为,人是理性的,却不是全知全能的。人不可能完全按工具理性逻辑行事,也不可能完全按价值理性逻辑行事。在这一世界观和人性观假定的基础上,第一章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框架,设定了关于价值竞争、战略计算与观念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理论框架。第二章界定了本文的分析起点。这一章从“人”、“国家”和“行为逻辑”三个维度分别剖析了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传统价值体系,界定了三者的相同点和各自的独有特征。总体来讲,三者都将人视为关系网中的“社会人”,都持“家—国—天下”的世界秩序观,都持一种相对主义的伦理逻辑。第三章界定了与东亚传统价值体系对应的西方现代价值体系。与分析东亚传统价值体系的三个维度相对应,这一章对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界定也主要从“人”、“国家”和“行为逻辑”这三个维度进行界定。总体而言,西方现代价值体系发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秉持主权国家体系的国家观和世界秩序观,以工具理性为表现形式的绝对主义形式逻辑成为西方现代主流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这三个维度分别冲击着东亚传统价值体系的三个维度。从纯粹价值竞争的逻辑看,由于世界秩序观处于价值体系的外层,主权国家体系所暗含的世界秩序观较易取得对“家—国—天下”世界秩序观的优势地位。同样,由于处于价值体系的内层,个体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工具理性的形式逻辑却不易获得对“关系人”及相对主义逻辑的优势地位。第四章通过回顾和分析近代以来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总体特征,论述了上述价值体系竞争过程的时代背景以及东亚所处的弱势地位对价值体系竞争的塑造作用。具体而言,特定的外部战略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主权国家观念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却弱化了个体人与工具理性对“关系人”和相对主义逻辑的冲击力。价值体系竞争的一般机理和特定时代的战略环境决定了东亚地区主权观念在生成过程中主要习得了主权的对外向度,而在对内向度上则基本偏向了持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国家主义。第五章为经验验证。通过分析幕末明初日本现代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民权与国权的双重变奏以及修约过程中日本对西方列强和对周边弱国不同的立场,验证了主权对内向度上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对外向度上的重权利、轻责任特征；通过分析清末民初中国主权意识和公民意识生成过程中“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以及最终“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事实,验证了主权对内向度上的整体主义倾向和战略环境的强大塑造作用。第六章讨论了东亚主权观念的秩序意涵。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积极倡导,在东亚地区,体现主权观念对外向度含义的主权原则更为饱满,既强调“吾之主权不容侵犯”,也强调“吾亦不侵犯他之主权”。这一原则对各国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作用,有利于各国在国际行为中保持克制,从而有利于地区的整体稳定。但是,作为“最高”原则的“成本—收益”考量集中于国家层面,从而对地区合作以及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这意味着东亚各国的知识精英有义务挖掘传统价值要素,探索突破主权观念的价值动力,重构东亚价值叙述。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验证,本文认为,观念和规范传播的过程,不能仅视为一方完全主动而另一方完全被动的“社会化”的过程,而应视为不同价值体系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竞争过程。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是平等的行为体,在文明意义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东亚主权观念与欧洲主权观念在看似相同的背后存在重大的不同。欧洲主权对内向度上的个体主义倾向在价值逻辑上与国际伦理中的世界主义立场一致,从而对主权的对外向度构成潜在的挑战,这为欧洲突破主权观念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动力。与之相对比,东亚主权对内向度上的整体主义则进一步加固着主权观念。由于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目前不存在明显的竞争性价值要素,加之各国受侵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考量,突破主权观念对于这一地区而言无疑非常困难。不过,随着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地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并且,东亚突破主权观念的方式和特征必然不同于西方。对于知识精英而言,通过挖掘传统价值资源建构突破主权观念的东亚方式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契机。事实上,通过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各类行为体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和工具—价值理性的协调性,东亚理应探索出突破主权观念的本土模式,重构东亚价值叙述,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注入新的制衡性价值要素。
李飞[6]2006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美日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走势,揭示同盟关系的内涵与矛盾,阐明其效能及影响,对于理解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与趋势,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为我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层面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是理论界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国际战略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把战略意图、军事合作、经济联系、价值与心理认同作为构成美日同盟关系的四个要素,并对四个要素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从对美、对日、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三个层面分析了美日同盟关系的效能;对美日同盟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分析了美日同盟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并对中国应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对策性思考。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战略与策略,应对美日同盟的挑战,化解美日同盟的消极影响。
闫文虎[7]2006年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主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引发了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民族对立、宗教对抗、武装冲突、恐怖暴力和政府危机，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对地区安全、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为理论基点，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进而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对台军事斗争战略等高度，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论文的理论支撑点。主要讨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及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及其特点，全球化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国家安全的几个方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和我国的新安全观，并引入全文。 第二章，全面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类型、成因、特点和趋势及对世界的影响。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化产物，战争也刺激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向极端化方向发展。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的恐怖主义泛滥，教派冲突不断，笔者认为这也是战争刺激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化表现。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周边地区的影响，分析了东南来、南亚、中亚、俄罗斯车臣地区及其阿富汗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下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如社会动荡、跨国犯罪、伊斯兰语境下的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等。 第四章，首先，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主要特点和分布情况，其次，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条件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安稳定的伊斯兰因素，分析了东突恐怖组织是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提出东突恐怖组织是伊斯兰极端化语境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最后，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我国西北穆斯林地区发生的原因。重点指出了国际伊斯兰世界包括伊斯兰极端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慈善机构和有些国出于战略上需要对我国东恐怖主义的支持，对西北地区的宗教渗透。 第五章是前四章分析后得出综合结论，主要论述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催生下东突恐怖组织对我国西部安全稳定的影响，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对我国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影响，分析了东突组织与台湾“台独分裂势力”联系及其对未来国家对台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准备工作的战略牵制。此外，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了周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对我国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打击制毒、贩毒和运毒等边境安全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以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为由全面进驻中亚地区、重返东南亚，全面渗透南亚，控制阿富汗对我国地缘政治产生的震荡。 第六章，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历史分析中得出了几点经验教训。发展西部经济，提高包括穆斯林群众在内的物质文化水平，因为经济问题是诱发伊斯兰极
杨楠[8]2017年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基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而建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主要负责研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相关政策。伴随时间推移,这一机制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从最初单一的政策论坛最终发展成为涵盖国安会正式会议、国家安全顾问、国安会幕僚以及国安会委员会四部分的立体化结构。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重要诱因之一便是冷战的外部压力,但其却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冷战的产物。从表面上看,在冷战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安会的组织架构始终处于看似无迹可寻的剧烈变动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种变动是美国政策精英群体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管理理念间进行取舍的集中体现,其存在着明显的线索。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大量原始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追溯从杜鲁门政府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轨迹,探究造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主要动因,并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鉴于美国国安会至今都占据着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厘清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该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实质,进一步深入理解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决策产出的进程,为我国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路径和方略。本文在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政府管理学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理论等学说的基础上,对美国官方的揭秘文档进行总结和分析,最终试图说明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尽管国安会系统在整个冷战时期的架构和机制不尽相同,但其运作理念却始终摇摆于“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模式之间。而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其的模糊描述是造成这种窘境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国决策层对外部冷战环境的评估和感知、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安会的塑造以及“第三方”监管集体对国安会机制的影响是造成美国国安会始终处于变动的三大因素;最后,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在“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国安会运作理念间寻求的一种“动态平衡”。由于蕴含在国安会内部的机制困境并未得以解决,因此虽然“斯考克罗夫特模式”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其在本质上仍是十分脆弱的。
程鹏翔[9]2015年在《同盟拓展：21世纪初美澳同盟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诞生于二战刚一结束，历经60余年及多场战争，澳大利亚始终紧密追随美国，美澳同盟至今仍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一环。进入21世纪，美澳同盟非但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原有针对对象的消失而陷于“沉沦”，反而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澳同盟在各个领域不断得到强化和拓展，其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原因是什么？美澳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同盟困境？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势必与中国产生战略对冲，美澳同盟在美国遏制中国乃至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国又该如何做出应对？本文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展开研究。第一章首先对美澳同盟进行了历史回顾。美澳建交缘于在二战反法西斯作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结盟则是由于战后美国需要重新武装日本，而澳大利亚又急需安全庇护。本章还简要考察了美澳两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密切合作。重点介绍了本世纪美澳同盟拓展的时代背景——美国重返亚太。美国觊觎澳大利亚重要的战略位置及其一贯对美国的坚定支持，巩固并加强了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以减轻美军的负担并强化美国的亚太战略根基，同时美国还驻军达尔文并成为其重返亚太的标志性事件，澳大利亚则希望美国持续介入、留驻亚太以防地区格局被改写。第二章介绍了美澳同盟内涵的拓展。主要包括军备合作、情报合作、太空合作、网络安全合作以及反恐合作5个方面。近些年来美澳两国在防务贸易和军备领域持续开展合作，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从美国的军备采购以及美国向澳大利亚的技术转移。在情报合作领域，澳大利亚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运转良好的情报体系，在美国的全球情报侦收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美国也持续为澳大利亚提供单凭澳自身根本无法获取的强大情报资源。作为美澳同盟的新空域——太空合作和网络安全合作，近些年逐渐成为美澳同盟内涵的新亮点。美澳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起点高、功能明确，具有极强的安全色彩，并且还有向多边合作发展的趋势。在网络安全领域，美澳两国通过“2+2”部长级磋商实现了网络安全协商的机制化，并且将把网络空间防御纳入了军事同盟协定。随着近两年来中东“伊斯兰国”势力的兴起，美澳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也再次热络起来。第三章探析了美澳同盟视野的拓展。随着近些年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日趋紧张，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南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日益抬升，美澳同盟的视野也逐渐拓展到了这些地区。在东北亚地区美澳积极参与各种政治倡议和经济整合机制，还对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十分关注；在东南亚，美澳两国积极与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和越南发展政治军事关系，并依托美澳同盟不断介入南海事务；在南太平洋地区，美澳借助“太平洋共同体”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平台，主要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及政治和军事人员训练等方式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第四章介绍了美澳同盟伙伴的拓展。近年来美澳同盟持续强化与日本、东盟和印度等地区伙伴的战略互动。尽管美、澳、日三边互动频繁，相互支撑，并且还将进一步强化彼此间的关系，加强在国际及地区问题上的协作，但美澳同盟短期内不会发展为美澳日三边同盟；在美澳同盟与东盟的关系中，由于澳大利亚在美国与东盟培育经济和防务关系方面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因而美国意图借助美澳同盟通过东盟来牵制中国，并具体落实自己的重返亚太战略；美澳同盟与印度在“印—太”这个地缘政治框架下各取所需，相互协作，但印度不会毫无保留地支持美澳同盟的“印—太”安全架构。第五章阐释了美澳同盟机制与功能的拓展。进入21世纪后，美澳继续深化原有的同盟机制，与此同时还不断在双边或多边的框架下拓展出新的同盟机制，为美澳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强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如“2+2”部长级磋商、美澳自贸协定、TPP、TISA以及一些双边或多边军演机制。美澳同盟对美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石功能、通道功能、支撑功能和补充功能，是美国实施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的有力凭借。第六章探析了美澳同盟面临的困境。美澳同盟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随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困境。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形成了中美竞争加剧但中澳经贸关系越发紧密的局面，这就使得澳大利亚在处理美澳同盟和对华关系上面临两难，澳大利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美澳同盟的框架内与美国保持对华政策的一致。二是随美国超凡地位终结而带来的困境。受财政紧缩和军费削减的影响，美国继续强势介入亚太在能力上受限，使得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信心有所动摇。此外由于欧洲乌克兰问题、中东“伊斯兰国”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厌战情绪持续发酵，近年来美国的战略注意力有向欧洲和国内转移的趋向，这就与澳大利亚对美国持续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聚焦的期望产生了矛盾，而一旦美国被迫抽身亚太，澳大利亚就会面临美澳同盟空心化、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无所倚靠的局面。三是随澳大利亚自主意识增强带来的困境。从同盟价值体系的评估来看，美澳同盟从来不是均衡受益的。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外交及安全政策上体现出明显的矛盾性，既患有“强国依赖症”，又时常表现出对独立自主国防及外交政策的强烈追求，而这种自主意识的增强会给现有美澳同盟体系内的权力平衡带来危机。第七章是介绍中国对于美澳同盟的应对之道。中国从战略上应对美澳同盟的着力点在澳大利亚，总的原则就是中国针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军事威胁，应避其锋芒，综合运用经济、外交以及适度的军事威慑等手段进行“反抵消”，以削弱美澳同盟带来的硬冲击。首先是要从经济上紧紧抓住澳大利亚，不断加深澳大利亚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性，同时积极推进或参与有澳参加的双、多边经贸机制，如TPP、“中澳自贸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第二是要构建和加强中澳之间多渠道、高层级的政治磋商及会晤机制，以增进互信、加深理解，减少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同时加强两国的教育交流和文化沟通。第三是加强联合军演和军舰互访等军事交流，同时在武力上适度威慑但不破局。结语部分指出了对待美澳同盟应有的正确态度，以及对今后美澳同盟发展趋势的预测。即未来美澳同盟的内涵会继续丰富、同盟机制将不断深化、同盟视野会向更大区域拓展、同盟功能将会泛化、同盟伙伴还将增加，而且美澳同盟还存在着发展为多边同盟的可能性。美澳同盟必将从军事同盟走向战略同盟，实现从“军事独行”向“多元并进”的转变，最终由单纯的军事同盟向制度化、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发展。
李强[10]2011年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行性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由1978年的世界第29位上升到第2位,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问题,国际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前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打破现有的世界格局,例如必然对美国的霸权形成挑战,从而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其主要依据是,近代国际社会各个大国崛起都是如此。“中国崩溃论”者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只是一个恢复性发展,且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提高效率,.因此,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持久。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导致中国迅速崩溃。本文在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中国完全可能和平崛起。这个观点不是本文首创,但要想使它深入人心,使它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觉信念和自觉行动,就必须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毕竟,这两种观点目前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力。本文的具体结构是,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其中导言论证了选题的意义,分析介绍了国内外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基本结构和创新点。第一章历史与现实：中国威胁论的由来和演变所谓“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宣传论调,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明及其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将在不远的将来对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欧美国家、现存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内容上、理论上都有哪些依据呢?一般认为,“中国威胁论”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内容,即“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文明威胁论”；其依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和敌视,还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理论学说和相关假说。归根到底,“牛国威胁论”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其他文明、国家、文化和发展模式的种种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侵略过中国的西方,面对当今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忧虑心态。本文在这一章中运用不同的视角详细分析“中国威胁论”：首先是从最有迷惑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批驳,重点是现实主义理论部分,.包括霍布斯主义、权力转移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二是运用“民主和平论”视角分析“中国威胁论”。这些理论视角不仅仅给“中国威胁论”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而且使得“中国威胁论”更具有欺骗性。从而使得其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学界和政界有了广泛的传播空间和社会基础。第二章对中国威胁论的批判首先,在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是产生“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来源和基础,这种理论最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解读为现实性的“威胁”,所以最容易得出中国威胁论的悲观结论。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把美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参照系,把中国的情形与当年美国的情形作类比,有以小人之心推君子之腹的嫌疑,最根本的是中国崛起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与美国当年崛起时都大不相同。因此,现实主义理论不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根据。本章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为例,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此外,即使抛开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仅仅从过去中国经历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等现实角度来观察,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从军事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巨大,不可能主动挑战美国。中国缩小与美国为代表的国防现代化水平的目标非常明确：捍卫领土和国家主权完整。从经济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构成对世界上任何经济体的威胁。恰恰相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后的表现证明,中国实际上担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文明角度看,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是世界文化资源的重要一部分,共同促进了世界的发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无论是以“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还是“中国文明威胁论”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都更多的是一种推断,种猜测,一种假说,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更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第三章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战略分析从清代的闭关锁国到目前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传统的老路。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必须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当今的时代主题也决定了“和平崛起”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主动战略,也是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从当今国际政治背景出发,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仍然面临两大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中国崛起的新时代背景；其二是地缘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区域障碍。前者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积极因素,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构成了某种制约。具体来说,对于中国崛起的新时代背景而言,如果说后冷战时代中国的崛起和历史上西方强国的崛起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其典型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的崛起过程的和平性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可持续性,即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实现。其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全球化深化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美国的制度性霸权给新兴的崛起国利用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可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从地缘政治上讲,中国崛起有三个不利因素：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海权争端以及台湾问题。本文认为,首先,坚持目前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将有利于减少中国和平崛起过程的阻力；其次,发展海权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世界自由市场经济贸易体系,这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外,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利益是相互渗透共存、共生共荣的,中国经济利益受损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利益受损,所以美国没有什么理由遏制中国拥有正当海权,并且这也完全不会损害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最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中国崛起的成败,涉及中国崛起全局的战略问题。要圆满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要立足自身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其次是加强和台湾的交流与合作,只要做到这两点,台湾早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第四章中国崩溃论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崩溃论是西方国家一些人士针对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矛盾和问题,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并预言中国将在数年内走向崩溃的一种论调。在本质上,它和中国威胁论一样,都是对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错误判断和预言,是对中国和平崛起而产生的一种极不适应的反应,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在西方国家某种政治需要的情况下,而对中国进行的一种别有用心的攻击。中国崩溃论产生的根源有多种：中国威胁论的破产,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冷战思维的作祟,以及政治上歪曲中国发展的需要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阻碍作用。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消费、投资、出口的矛盾；粗放型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城市与农村二元制结构矛盾；另一类是体制性矛盾,主要包括：腐败和法治的缺失。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影响下,民生问题严重,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已经直接成为影响老百姓生活的重大问题之一。第五章对中国崩溃论的批判中国崩溃论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完全忽视中国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现实,而是专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对矛盾和问题进行夸大,以此来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并由此对中国的未来进行错误预测,显然这种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方法,完全颠倒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正确认识。它的本质与中国威胁论一样,是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延缓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当然,中国崩溃论者所提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虽然客观地存在,但是很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若干问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和全局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很多都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失败。虽然存在着若干的矛盾和问题,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和体制基础,其中物质性基础包括：巨大的经济规模、人口与市场和科技创新。体制性基础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中国崛起拥有着巨大的优势：高资本形成率,教育和丰富的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力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动力和源泉。总的来说,中国存在的若干问题在目前阶段已经拥有了解决的必要条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巨大的财力将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结语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摸索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已经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中国只要按照三十年前确定的渐进式改革之路,一步一个脚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够破除“中国崩溃论”的谣言,顺利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 美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决策——兼析核心价值观与美国对华政策[D]. 杨晓明. 外交学院. 2000
[2]. 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测评体系研究[D]. 贾楠. 西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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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研究[D]. 李飞. 吉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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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D]. 杨楠. 浙江大学. 2017
[9]. 同盟拓展：21世纪初美澳同盟关系研究[D]. 程鹏翔. 吉林大学. 2015
[10]. 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行性研究[D]. 李强. 山东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