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学界论文,民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5-0053-10
在民国史坛乃至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社会经济史学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和意义。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核心和主干，是20世纪史学新潮流和新方向的表征。而如何从事社会经济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民国学者众说纷纭，前后反复，经历了一番不小的困惑和摸索。大致说来，一派信从唯物史观，是为“理论派”；一派接近实验主义，是为“材料派”。起初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谋，后经往复论辩达成基本共识，执两而用中，在理论与材料之间寻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点，最终将社会经济史研究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场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拉锯和博弈，对中国经济史学本身以至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成熟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不失其启示借鉴作用。但以往学术史研究者对此多作简单化处理，一笔带过而未予深究细查，本文拟稍稍弥补这一缺憾。
“食货之学”虽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却发端甚晚。相对于政治史、思想史等学门，经济史可谓姗姗来迟大器晚成者。1920年代，日人田崎仁义称：“关于古代中国经济史，现在还没有可算完整的参考书。……还没有看到足视为经济史者。”①据陈家芷介绍，“中国人至于中国经济史的著作，以李炳华女士的中国经济史为最早”，此书1921年以英文在纽约出版。但它多将中国史书中的经济史资料，译成英文，“对于西人研究中国经济史虽有许多帮助，对于国人则无大裨益”[1]。直到1929年，还有人感叹：经济史学在西方已有长足的发展，而国内“关于经济史的著作，除了李光忠先生译了一本‘欧洲近时经济发达史’以外，实不多见”②。以上提到的两部作品，在中国史学界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由此可见，1930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史学尚在酝酿阶段和幼稚状态。
中国经济史学的真正发达是伴随着社会史的风行而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史学科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2](P93)。当时的社会史概念与今日差异巨大，它实际上是以经济史为主体的。在时人眼中，社会史与经济史基本是能够通用互换的名词，社会经济史可以并称。如著名的经济史杂志《食货》半月刊即标明“社会史专攻刊物”。所以，此时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认识大体是一回事。
那么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正确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在社会史论战初期及高潮阶段，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度重视理论方法，视之为厘清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的命脉。《读书杂志》的编者王礼锡就指出：“方法论上的辩论是最正确的辩论。更明显些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的解决，还在于方法论的解决。”[3]《食货》的作者李秉衡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并非一场空辩，实含有决定方法论的形势”[4]。后来何干之也将社会史论战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归咎于方法论的缺乏。他说：“可惜各位参加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的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5](P293)无论在当事人还是后来者看来，理论方法问题都是社会史或经济史研究的关键问题。
这里的理论方法有所专指，即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历史的方法论就是历史的唯物论”[6]。论战学者大都以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自许。余沈说：在最近二年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分析，“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7]。陈伯达也有同样的观感：数年来，风靡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争论，似乎大多数人都还以“唯物史观”或“辩证唯物论”相标榜，敢于公开否认唯物史观的，似乎不多，因为如果有谁公开否定，他的文章就不会引起人一读的兴趣[8]。王礼锡也承认：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武器”，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余地”[9]。杜畏之则强调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10]以上表明，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被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惟一正确方法。
在这一阶段，重视理论的取向呈一边倒之势，少有人持有异议。所以有人发觉，“在方法方面，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比较有成绩的著作，多半直接间接受唯物辩证法的影响”[11]。唯物史观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主导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比拟、不能取代的。当时也有人注意到史料工作。王礼锡考虑到参加论战者的研究需要，曾计划出版一批《中国经济史料》，先把《汉书》上的《食货志》和《史记》上的《货殖列传》合起来印成一本书。《读书杂志》的另一编者胡秋原在论战专号问世前已意识到材料的重要，他表示：“还得先看看二十四史的《食货志》和《三通》之类有关古代经济的书籍，才敢下笔。”[12](P61)不过，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部分史料工作显然处于陪衬和辅助地位。
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之外，另一批学院派学者却将史料问题置于经济史研究首位。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简称《集刊》)创刊。它是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为名的学术刊物[13](P11-12)。其《发刊词》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14]。可见，自创刊之初，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就被提到首要位置，被视为当务之急。这一立场在该刊中得到反复申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15]在这里，所谓方法只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以史料、事实为起点的操作规程，是一般的而非具体的；对资料则言之甚明，必为“原始的”、“量的”资料。重视史料乃是两点注意事项的交集。
学院派学者与论战学者在经济史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分歧。1920年代的中国史学，是以乾嘉考证学和西方兰克以后的历史主义的汇流为其最主要特色的。以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乃是中国史学的主流③，这样自然形成一种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臬皋的学术规范。这种学术规范尽管对具有“草莽风格”的社会史论战学者没有多少节制和约束效力，但在学院派学者圈内却发挥着强力制约作用。《集刊》创刊略晚于社会史论战，编者的思路正有矫正论战之偏的意味。“该杂志的作者多不注意历史理论的修养和运用”[16]。因此，在中国经济史领域，理论派大行其道的同时，材料派也浮出水面，通过点滴积累渐进缓行，试图扭转风气。
此外，反思社会史论战过度重视理论造成的弊病，原为论战先驱的陶希圣也在寻求新的路径。这在其1930年发表的《唐代中国社会之一斑》一文中已初露端倪。此文是一篇“无组织的随笔”，“只限于《旧唐书》的记载中摘录下来的材料”。对于这种纯粹材料的汇集，他认为比组织完密而改换面目更真确[17]。陶希圣在论战主战场《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四辑共百万余言的专号中，仅发表《中国社会形式过程发达的新估定》和《汉儒的僵尸出祟》两篇短文。他说：“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现在谁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18]因而他主张弃公式而取材料，因为“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针对论战中出现的证据不足以谩骂补足的现象，陶希圣建议将骂人的工夫移到中国史料上④。在稍后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中，陶氏提出三个誓愿：“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⑤。较之论战初期，陶希圣的立场和态度已经有了不小的转变。陶氏的这种转变可能与他1931年秋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有关。他从上海转到北平，不免要受到北平的学术环境的影响。而当时北平学术界是新考据学的天下，史料派处于强势地位。陶希圣从史料搜考入手建设中国社会史的思路，当与此相关。
总的说来，193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唯物史观和实验主义两种路向平行发展，理论派和材料派和平并存，未出现正面交锋。理论派引领风骚，而材料派默默无闻。《集刊》因偏于政府财政而很少注意社会经济，其声势和影响远远不及《读书杂志》，其理念和主张的号召力相当有限[19]，陶希圣的新设想也尚在襁褓之中，未全面落实。所以，此时的中国经济史，基本上属于一种宏观经济史、理论经济史。正如日本学者山川均所说：“唯物史观经济史，必是理论的经济史。”[20](P2)
到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前后，经济史研究的风气逐渐出现变动，一种新的取向开始崭露头角。最先促成和推动这一倾向的是1933年5月《现代史学》杂志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此期专号刊载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陈啸江《西汉社会“纯经济过程”之解剖》、傅衣凌《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黄松《均田制度下的北朝农村经济》、梁瓯第《清末外资本侵入后的农村经济》、何仁棠《中国经济现阶段之分析》等论文11篇，每篇皆就一小题目加以深入的研究。这与论战高潮时的粗放泛论风格迥异。陈啸江在专号“编后”中说：“近来谈社会史者，多是一般研究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的人们，他们在理论方面或许能占些优势，然而应用到实际，他们底弱点便完全暴露了。”例如搜集史料知识的贫弱，鉴别史料技术的幼稚等等。因而他的主张就是今后经济史研究应当“注意史料的收集，不做空洞的论列”[21]。这不是技术性的策略调整，而是不同研究阶段的变化。论战时期的理论探讨，是“一种新部门的学问建立时所必经的阶段”。下一阶段应转入史实的研究[22](P3)，进入以事实修正、指导理论的专题研究时期⑥。
至于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关系，朱谦之认为，我们很相信在历史研究中都应该采用历史的方法来发现某种现象发展的定律，经济史也不例外。将经济史作历史进化的解释即为经济发达阶段说。他观察到，“较年青的青年，多倾向于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来解释历史”。马克思派所主张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经济史的惟一方法，或许有一半真理。根据孙中山的论断，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虽可应用来说明在社会病理的社会史经济史，而不足以说明以社会生理为中心的社会史经济史，因而“只可以解释社会史经济史之半面的历史”[23]。朱谦之试图同时超越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以文化史的眼光研究社会史经济史。他对陶希圣等的转向表示赞成，认为“这种重视材料而反对公式的倾向，虽在马克思主义为叛徒，却正是现代史学之良友”⑦。
王兴瑞在《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的《中国社会史细分派的批判》一文中也提出，“自辩证法的社会史观出现，历史方法才走上科学的阶段，尽了史学之科学的任务”，“然而辩证法的根本观念是变动，真正的科学的历史方法论者，对于这种方法的运用，一定要从活的方面去把握，决不把它当作死板的机械来看待”。马克思未定的社会分期，竟被人看作信条，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活生生的科学的历史方法，竟变为硬板板的机械论了[24]。以上皆显示出对社会史论战学风的反动。
1934年9、10月，《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两期出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其特征也是“肯从具体的题目下手，少作空泛的理论”[16]。编者云：“谁都知道，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但幼稚，而且研究的方法与结果各不相同。所以到处充满了互相排斥的意见。过去中国社会史论之战毫无结果，即其明证。……幸而这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这虽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并无何等具体的决定，但我们认为史料的整理和考证，乃是决定历史形态之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多花些工夫，总比草率地决定历史形态较有意义。”⑧《编辑后记》则重申：“此次专号的选辑，显然偏重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⑨
专号作者的态度也与编者一致。傅筑夫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应“排除公式主义者的独断思想”，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他说，理论方法尽管重要，但一个史学家不是从方法论中产生的，而是从史料的搜讨考订中产生的。理论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一个预定的理论出发。以某种成见取舍史料，必然导致大部分史料为成见所牺牲，而丧失历史的真实性。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史料之缺乏和史料之不易搜集，目前应“多做史料的考证与专题研究”，现在动手写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尚非其时[25]。
石决明则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放弃两种各走极端的态度：一是只以叙述各时代零碎的经济事实为能事，一是只知道一些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式，只注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欲把中国经济史硬嵌入此种公式。前者实际是传统史家的做法，而后者则是当时研究者的通病[26]。不过，他对唯物史观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实给予以极大的暗示。没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来分析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那是没有可能的[27]。
这两期专号的推出引发了不同的反应。陶希圣对专号的做法表示赞同和支持。陶氏读过专号上册谈道：“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文渐注重到史料。”几年来的论战，没有结果，便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一分见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见解。”没有见解，材料无从下手。没有材料，便没有见解了。单是材料的集合，只是“长编”，不是史学。单是理论的陈述，只是“翻译”，不是史学。“理论与材料一同下手”，中国经济史的系统著作一定要出现的[28]。这里陶希圣强调的是史料方面。他提出的“一分见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见解”，与傅斯年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表述非常相似。而“理论与材料一同下手”的主张，与《食货》创刊号上的宣言是一致的。
但也有对专号的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专号编者针对“本刊故意忽视经济史阶段的划分，借以拒绝登载论战体的文字”的责难加以辩解：“本刊暂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本刊仅主张今后此项论战应出之慎重，借以避免精力和篇幅的浪费，但果有佳构，本刊将欢迎之不暇，遑论拒绝”⑩。《中国经济》第3卷第1期随即就刊出两篇代表不同声音的文字。
朱亦芳的《为什么研究历史和怎样去研究历史》一文认为专号“偏于实证，离开了实际问题，对方法论的问题太简略了”。他还指责曾为社会史先进的陶希圣“向右转”。陶氏“背着二十世纪面向十七八世纪说话”，反对论战体的文字，“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实证主义”[29]。不难发现，朱亦芳秉持的仍是《读书杂志》时期的理念。
王宜昌的《论陶希圣最近的中国经济社会史论》也是间接批评专号的立场的。王宜昌指出，对待历史科学(即唯物史观)上存在宗历史科学、反历史科学和订历史科学三派。陶希圣属于订历史科学派。此派表面上承认历史科学，但却要引用反历史科学派的玄学理论，经过自己不充分的研究而加以修正。王宜昌的立场是，“我们不反对搜寻史料，反之，却在历史科学的法则指导之下，更举行精密的钩沉工作”。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者，除了续作“十通”的学究而外，总要对于社会经济性质有所解说，总要对于社会经济法则有所陈述，因而他们无论如何，是要应用历史科学的理论与名词的。我们只希望不仅从表面记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材料排比里证明历史科学，又要从历史科学的理论指导里，作史料的钩沉，以重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30]。可见，王宜昌坚持史料工作与历史科学不可分离，史料工作必须在历史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在这里，理论方法具有优先权。
对此，专号编者代陶希圣申辩说：陶君并未偏于实证而忽略理论，而是反对把理论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历史上。至于陶希圣厌恶论战则近乎事实，但他也没有主张废止论战[29]。
《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论战的使命，对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刊载了张忆《马札亚尔“亚细亚式生产方法”的检讨》(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张志澄《亚细亚生产方法透视——兼评李季先生》(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李立中《亚细亚生产方法批判》(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此外还有几篇译文。关于奴隶社会问题，发表了王宜昌《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第3卷第4、5、6期，1935年4、5、6月)、李立中《奴隶社会研究》(第3卷第6、7期，1935年6、7月)、刘兴唐《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第3卷第9期，1935年9月)、吴泽《“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论战之总批判》(第5卷第5、6期，1937年5、6月)、短文《奴隶及奴隶制度》(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关于封建社会问题，有李立中《论封建制度》(第3卷第2期，1935年2月)、陈啸江《封建制成立的条件及其本质新议》(第3卷第11、12期，1935年11、12月)，等等。至于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则更为集中，共登载论文约80篇。因此，此刊实际上成为《读书杂志》停刊后辩论社会史的一个主要阵地。
《中国经济》推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力图将此项研究导入新途，但随即招来批评的声音，它又出现摇摆，充当了社会史论战主要是农村经济论战的战场。《中国经济》上展开的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以及此刊物上的具体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先前唯物史观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松动，此一领域正处在一个过渡和转折时期。
1934年12月《食货》半月刊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经济史研究方向的根本扭转。此刊主编陶希圣意识到：社会史的研究，“第一步止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第二步是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充实。如今走到第二步的时候，我们觉得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30]。其创办意图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31]陶氏主编《食货》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拉入史料建设的轨道。
陶希圣对理论、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也形成了较成熟的认识：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仅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发挥作用。理论、方法与材料相互为用。他明确反对“把方法当结论”。把方法当结论，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并且不是正确的方法。这不过是以外国社会史代替中国社会史。说了多少话，写了千万字，一点与中国社会史没有干系。同时，他也不拒绝方法，而是要“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材料[31]。这就是说，在观念层面，理论与材料必须兼顾并举，但眼下史料的搜求和整理是首要工作。
陶希圣的这一接近实验主义的取径，得到不少撰稿人的支持。汤象龙、吴景超等从不同角度赞助陶氏的论点(1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编者汤象龙颇能引为同调，他在《食货》上撰文指出：撰写完整的中国经济史的时代尚未到来，目前的责任最要的仍是搜集资料。研究经济史不能图急功近效，因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仍然是一种开荒的工作。离开它，中国经济史将永远没有写成之日[32]。吴景超则具体就近代都市研究而言，认为应当先由理论下手，根据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然后再以研究所得来修正理论[33]。
一些作者在认同陶希圣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又有所损益。梁园东佩服《食货》作者的搜讨之勤、排比之精，但又产生疑问：“经济史迹，是否能单看经济史料而得其实？”建议“最好对历代经济史实，纯为客观的整理叙述，不必急为论断”；在专攻经济史时，必须同时具有通史之眼光与方法[34]。其意思是，专题研究要胸怀全局，而不宜限于局部。高耘晖对陶氏提出的分工研究方法进行补充修正。他认为陶氏的“分时分地研究”为横断的，易流于对某一部书的研究，而不是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当做纵贯的分类，先分类后断代。他还强调应用社会科学理论的必要性，“理论的重要是不减于所寻找的材料的”。见解优先于材料，“有一分见解，才有一分材料，有十分见解，则有十分材料”[35]。吕振羽也承认，《食货》“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并重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提议研究者进一步丰富世界史的知识[36]。
不得不承认，在《食货》问世之初，接近实验主义的“材料派”占了上风。但宗奉唯物史观的“理论派”也不甘示弱。人们普遍认识到理论与材料不可或缺，但对于二者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意见却有分歧。王瑛首先与陶希圣进行辩论，主张“把方法当结论”[37]。他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中说：“我们认为昧于一般的方法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胡闹，绝对说不上什么研究！……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应先把握一般的正确的方法及理论；第二，才能去进行所谓‘广搜材料’”；“我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把方法当结论，在原则上是妥当而正确的，亦惟有把方法当结论才能有所成就”[38]。
李秉衡也表示了异议。他不同意方法是假设之说，而认为方法(辩证法)已经被发现并证实。“理论与方法即是结论”，“先有结论在心里是必要的”，“须以伟大的方法，照耀着、贯通着、运用着，一切材料”。史料并非万能，使“史料”验证吾人之理论与方法则可，凭“史料”以求理论与方法则弊。若于“史料”中提供理论与方法，如解释为一种方法中的技术，似尚可以；否则，方法将陷于部分的、呆板的、不连贯的之误。《食货》除收集材料外，似应将过去中国社会史论战所遗下之第一要点，即方法的再事修养与确定——不是再度论争，应是切实的奠基[5]。
王宜昌更将理论问题置于首位。他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理论、方法与材料是不能分开的。其中，“理论是最重要的东西”。理论确定我研究的观点与方法，观点与方法从而又决定我研究的材料之搜集。他主张“吸取适当的必需的材料”。只须有适当数量的材料，便足供观察，把捉得住真的趋向；只须有必须的表示根本社会关系的材料，便足供组织，具现出一个社会史轮廓。从纯理论上说，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法则，是要从历史材料中抽绎而出的。但在世界已经有历史科学存在的今日，还要单研究中国史实以再抽绎历史科学的理论，而不直接地利用科学，以作进一步的探讨，是愚不可及的[39]。刘兴唐也明确指出：“在历史的研究中，方法论是最重要的。”(12)
对于陶希圣及《食货》的实际作为，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陶先生领导下的食货学会之惟一工作是史料的搜求。”[40]王毓铨也不满于陶希圣领导的《食货》忽视方法论，“从单纯找材料之风起，有许多人都变成简单的技术人员了”(13)。杜若遗也委婉批评道：《食货》是“不尚空谈，注重实际史料的搜集的刊物”，但搜集材料的时候，常常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把史料割裂得太碎，会发生歪曲其本质的危险；二是搜集材料时若不从一个中心的问题出发，联系到各方面，而只是无目的地、部分地、不加解释地随见随录，那会发生虽多无益、仍与未经整理无异之弊。他还以鞠清远的《汉代官府工业》一文为例加以具体批评[41]。
陶希圣对上述批评非议也有所答辩。他首先承认研究之始必须有方法，否则无从搜集材料。他接着指明，“把方法适用到中国的历史现象时，预先描写那个图案，只可说是假设”；对于假设，或是证实，或是充实，或是发展，或是修正。由此所结成的结论，对于以后的研究，又是新的假设。他说他很愿意有人时时提醒大家“严守方法”，不过也不愿意大家只以方法自足。方法也须从观念里面走到历史现象里去，把历史的合法则性指出来，才算得是真确的方法[37]。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对于“假设”——以一般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史上，构成“假设”，由此出发，搜集材料，作成与一般的理论一致的结论，他完全同意[5]。陶氏这里对理论方法的认识，似乎借鉴了胡适实验主义的观点，即主张科学律例的本质是假设，不是天理[42](P393)。
面对指责和非难，已决心痛改前非的陶希圣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他表白道：许多人“说我不讲方法，专搜材料，是向实验主义考据家投降。我不顾这些，仍进行史料收集的工作”[43]。社会史研究比以前进了一步，“有较为丰富的材料，较为具体的观察”，但“还是有些并不进步的人们在那里‘炒现饭’”。“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没有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我要我的见解能够随中国社会史园地的开发而进步”[44](P1)。显然，在陶希圣看来，仍旧固守论战时期的主张和做法的人们对他的批评没有多少价值。再者，就陶希圣本人及其弟子的具体研究活动来看，他们也基本置身于理论论战之外了。
不过，或许是受到辩论的影响，陶希圣对理论方法仍表现出一定的关切。在1936年底的一次讲演中，陶希圣专门讨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他将方法区分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两类。思想方法亦即所谓哲学，工作方法是根据思想方法而来的方法，例如史学上搜集材料、鉴别材料，以及解释材料间之关系时所用的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关系极为密切”。思想方法予以假定，然后用工作的方法，搜集材料，分析材料，总括社会现象间的关系、发展、变迁，而得到结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双双并重”[45]。
《食货》在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也作出若干策略性调整。正如陶希圣在停刊前夕所说：“因为本刊稍重材料，有不少的人以为我们是实证主义者。其实我们正苦于理论方法之不充实，断不敢也不愿拒绝方法论的写或译的。”[46]它为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开辟“方法与理论”、“理论与方法”、“方法”、“研究方法”专栏(14)，出版“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等(15)。同时，《食货》对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问题的继续讨论充分证明它并没有拒绝和回避理论方法。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问题是社会史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对分期问题的重视折射出对理论方法的关注。在《食货》上，发行3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有关社会形态的文字占了1/4以上[47]。
对于社会史论战时期被学者普遍奉为圭臬的唯物史观，陶希圣及《食货》作者大体持一种理性接纳的态度(16)。陶希圣在《食货》第2卷第4期“编辑的话”中指出：“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象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在这段颇具感情色彩的话里，陶希圣表达了对唯物史观受攻击这一现象的愤慨，他认为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真相的工具，所谓“毛病”正是其长处。王瑛申明，中国经济史研究前的理论准备，“(1)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缺乏第一项知识，则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40]。这就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了基础地位。李秉衡则赞同陶希圣“把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的主张[5]。
与论战时期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迷信和滥用不同，陶希圣及《食货》作者对唯物史观已经具有批判性认识。他们不反对唯物史观本身，但反对对唯物史观的公式化运用。他们大都不否认唯物史观在历史解释层面的有效性，只不过对唯物史观是否是唯一科学的理论方法尚有不小的分歧。
陶希圣主持的《食货》虽是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和批判，但充分吸收和承袭了论战的成果，并且对论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陶希圣并非实行简单的双轨制，将理论与材料断为两橛，而是努力谋求二者的整合，以理论研究引导史料工作，以史料工作推动理论研究。此时的陶希圣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中立姿态，徘徊于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力图调停理论与材料之间的紧张关系。
大体看来，《食货》上展开的围绕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卓有成效。尽管对理论与材料的地位高低的判断还存在不小的出入，但人们已达成一种基本共识，即在经济史研究中，理论与材料必须兼顾，理论研讨也不能脱离材料。在理论问题的牵引下，搜集整理材料，展开专题研究，同时修正理论，最终综合贯通，形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通史。此时对理论方法的态度转变尤为关键。理论不再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而是可以用史料、用具体研究来修正。这较之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可以说，通过这场争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已寻觅到一条大致妥当可行的路径。出身草莽的社会经济史最终能与正统派合流，其研究方法的正当恐怕是一个重要促因。
与《读书杂志》时代不同，陶希圣及其主编的《食货》几乎将当时经济史研究的几股力量动员和集结在一起。陶希圣及《食货》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经济史学者有一定程度的沟通合作。据陶氏透露，《食货》自第4卷第1期起发表的明代经济史译文均经该所同人校正过[48]。陶希圣还主动与《现代史学》的编者、中山大学的陈啸江联络，试图在经济史研究方面进行合作。他致信陈啸江征求史料收集的方法，得到陈啸江的积极回应(17)，后来他又邀陈啸江为《食货》撰文，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陈啸江也回函应承(18)。此外，《现代史学》的作者傅衣凌、王兴瑞也为《食货》撰稿。连正统的唯物史观派人物也在陶希圣的网罗之列。尽管吕振羽曾对陶希圣有所批评，陶希圣的态度仍相当谦恭，称其为“方法与技术兼有修养”的人。吕氏也对《食货》倡导的经济史研究表示支持，并建言“加辟世界史料一栏”[36]。从一定意义上说，当时攻治经济史的各路人马，都自觉不自觉地听从陶希圣及其《食货》的号令，陶氏俨然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坛的祭酒。
1936年，陈啸江为其所在的中山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制定了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出四点研究方针：第一，“切实搜集材料，一切研究，俱从材料着手”。一方面充分吸取此前论战的教训，一方面避免搜集材料时的繁琐零碎，具备“广大之眼光”，“企图作一有系统之搜集”。第二，“注重科学方法与历史科学方法”，以构成方法从事材料本身之研究，以进化方法研究当时社会之状况。第三，缩小研究对象，从小题入手。第四，分时期、分部门展开研究[49]。不难看出，这份计划书的基本思路与《食货》的思路基本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将《食货》上讨论的成果汇合起来了。
当时有论者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归结为三种：第一种是把经济史的史料搜集在一起，然后按时代的先后排列起来作系统的叙述，这种叙述式的经济史只注重具体的经济事件的变迁，忽略经济事件在社会上的作用。第二种是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证明和解释历史，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忽略经济以外的条件。第三种是研究人类历史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但不拥护经济决定主义之绝对正确(19)。第一种方法是传统的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的方法，在经济史研究者中占有很大比重[50]。社会史论战时期的理论派基本上运用第二种方法，论战高潮过后的材料派从运用第一种方法开始，渐渐走入第三种方法，理论派也能合理吸收第一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迈向名副其实的社会经济史。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食货》。
1937年《食货》因抗战爆发而停刊，但由它所开启的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却继续为学者所遵循。秦佩珩总结说：1921-1937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是“材料的整理及方法的讨论”。在“中国经济史”的总旗帜下，尽管各路诸侯云集，然而，大势所趋，仍倾向于“食货”一派。1937年以后，“对于以前之研究方法整理材料，都有所踵事增华。着重于大问题的研究，亦留心于小节目的变演。重统计而轻泛论，舍空谈而尚实践”。秦佩珩还为日后的经济史研究作了规划[51]，基本上沿循《食货》的工作思路，是《食货》的继续和深化。1945年，顾颉刚就经济史研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应把研究方向由局部问题的考订转向大部资料的整理，二是把近年来的经济史论文做一个索引，以减少学者搜求参考资料的困难，三是把外人经济史著述，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多介绍一点过来，以作他山之助(20)。这三点希望不过是萧规曹随，与《食货》大同小异。
《食货》何以能够聚合各派势力而寻找到建设经济史的合理路径，并为日后的研究者所因循？除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之外，各派学者能够在《食货》上自由平等地对话，进行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从而取长补短、互相校正，当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史学者圈内已形成一种良性竞争机制。尽管“理论派”与“材料派”存在明显的分野，但两派之间可以民主对话，如陶希圣所言“道不同相为谋”。1936年陶氏在天津《益世报》开办《食货周刊》时明确提出，“我们要求各家各派的合作并进，我们不主张互相抨击，我们主张互通消息，互换意见，互供材料”[52]。各派学者能够唯科学真理是从而不唯门户之见是从，促成了经济史领域学者间的团结合作，从而使研究工作走向成熟。
与此相关联，多数学者能够将讨论克制在学术层面，而不以政治批判、人身攻击代替学术批评，确保了学术研讨的纯粹性和有序展开。《食货》上的文字与《新青年》以来形成的“论战体”迥然相异。《新青年》曾“以骂人特著于时”，“移学术之攻击，为个人之攻击。以学术之不同，而涉及作者本身者，往往而有”[53]。作者之间呈敌我对垒、水火不容的态势，如陈独秀所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种风气在《读书杂志》时代有增无减。论战立足于批判，通常只论他人之非，不顾他人之是，而且判定是非的标准往往是主观的。情绪化的议论代替了理性的学术探讨。学者们为争正统而相互攻击谩骂，不幸使论战陷入困局。陶希圣及其主编的《食货》及时扭转这一不良风气，避免以谩骂作批评，大力推动学术上的正常交流和对话。这种态度为当时的经济史坛营造出一种难得的和谐氛围，“理论派”与“材料派”不是一味地相互排斥、抵制，而是能够求同存异，取得二者之间的交集，择善而从，良性互动，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引入正途，并取得卓越的建树。民国学界这场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争论及其结局，对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亦有不小的启迪。
①石决明：《评田崎仁义〈支那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1942年，此书由周咸堂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先秦经济史》。
②章渊若：《经济史学底发生与发展及其在学术上之地位》，《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29年4月。作者提到的书为《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美国阿格著，李光忠译，1924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时人注意到，“轻视理论”是实验主义的弱点。见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
④见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成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载《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汉儒的僵尸出祟》，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4月。
⑤见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
⑥参见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自序，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第14页。
⑦《现代史学概论》第4章，载《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⑧载《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
⑨见《编辑后记》，《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
⑩见《编辑后记》，《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
(11)分别载《食货》第1卷第5期、第2卷第2期。
(12)刘兴唐：《奴隶社会的症结》，《食货》第5卷第11期，1937年6月。他还提出，研究中国经济史，需要使用旁证——历史的合法则性。我们有权利把其他民族发展的法则，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借镜。《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文化批判》第2卷第2、3期合刊，1935年1月。
(13)“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载《禹贡》第4卷第10期，1936年1月。
(14)载《食货》第3卷第6期、第3卷第8、12期、第2卷第4期、第2卷第5期。
(15)载《食货》第5卷第11期，1937年6月。
(16)详参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后世有这样的评价：“真正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成绩最大的当属‘食货派’。”见郑先兴：《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17)陶希圣：《编辑的话》；陈啸江：《二十五史文化史料搜集法》，《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18)《学术通信》，《现代史学》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
(19)连士升：《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大公报》1936年10月9日。此种划分其实来自美国史家班兹，见其《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36页。
(20)社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合刊，194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