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厄中的挣扎：清朝中叶之后的马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厄论文,清朝论文,马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09）04—0104—04
马政，对于传统王朝的政治、军事而言，事关重大。凭借八旗铁骑横扫中原的满清，对马政当然不会掉以轻心，在东北以及内蒙古和西北的青海、甘肃、新疆等适宜牧放的省份兴办了多处牧场。同时建立健全了马政管理机构——中央有专管军牧的太仆寺、有专管皇家牧场的上驷院等。促进牧场生产的三年一次的均齐赏罚制度也于康熙年间出台。现实的需要、政府的重视使得清代的马政在康、乾之世达到了颠峰时期。
一、马政在清中叶以后的废弛
满清帝国在经过“康乾盛世”后风光不再。马政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曾是满清帝国一道亮丽风景的马政在走过巅峰之后，便逐步黯淡下去。
牧场是马政的根基，马政的废弛首先从根基开始。而根基的撼动又首先表现为牧场的被蚕食，这又导源于王朝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要供养庞大的八十万军队，要应付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的国库始终是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之中。满清统治者当然明白“马政之得失，首视乎牧场”的道理，嘉庆帝还屡下谕旨驳饬要求开垦牧场的奏折。然而改牧场为耕地的趋势却难以避免。就在嘉庆年间，钦差大臣松筠便在属于上驷院的大凌河西厂东界勘占马场之地123800余亩，招募锦属旗丁垦种，且得到部议覆准。道光年间，迫于经费日绌，时任盛京户部侍郎的书元冒险犯难再度上《请开垦闲荒马厂疏》①。在这以后，随着清廷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垦占马场之事也愈演愈烈。如同治年间，有旗人胡拉布呈请领垦三河套旧河底地2800余亩，经盛京户部核准升科。② 宣统元年，据张家口两翼牧群统辖总管昆源奏称，两翼牧场均有程度不同的官私开垦地段。③
财政困难还只是蚕食牧场，而战事一起则直接让牧场灭失。甘肃、新疆自古以盛产马匹著称。乾隆年间，在甘肃的甘州、西宁、肃州、凉州，新疆的伊犁、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处设立牧场，一时颇称繁盛。不料同、光年间，西北边疆狼烟四起，回疆大规模叛乱，牧场遭到毁灭性破坏，除巴里坤幸免于难外，其余牧场悉遭毁坏。此后虽有所恢复，但直至清亡再也没有能找回往日的盛景。
马政废弛表现之二：管理制度的千疮百孔。一是督牧制度的荒废。为督促牧场司牧官役兵丁，定有均齐赏罚制度：三年均齐一次，每届均齐之年，太仆寺堂官要亲临所属牧场，察核马匹的孳息损耗情况，并定有明确的赏罚标准④。通过这一制度安排，牧场的马匹生产状况尽在掌握之中，对司牧官役也是有力的督促。道光以后，遭逢多事之秋：外而强敌压境，内而太平军兴。本应加强马政之际，咸丰四年（1854年），以军营调用马匹甚多，“碍难均齐，由太仆寺奏准展缓”⑤，这一展缓就没了下文，以后历年各牧场也不再实行，只是在年终咨报兵部，并且也未照以往均齐例案分析载明各项盈亏事项，更谈不上什么赏罚，马政就此失去了监督与约束。上至将军、都统下至牧丁盗卖马匹、虚报瞒报马数、贪污成风。二是马匹的收放制度渐成具文。每遇讲武、行围及一切时巡典礼，都要分拨给扈从的大臣官兵官马骑乘，差毕仍将马匹还官。如有倒毙者，将马耳马尾呈验，按价折交。在放马、收马之时，派王大臣前往督察。这一套马匹的收放制度也貌似缜密，但问题就出在“如有倒毙者，按价折交”上，本为例外情形的规定，到头来却成寻常，且马匹是否真正倒毙并无人深究。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就发现“官员兵丁分领马匹及驮载官物驼只回京后，竟有不交马驼，以钱文银两折交者。派出之王大臣亦视为泛常，准莫折夺。”嘉庆火冒三丈，下令：“嗣后，监视收马王大臣自当特加遴派，认真稽查，并著兵部严行查禁。如有携钱折交者，即行严拿，指名奏闻惩究。”⑥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有所好转，嘉庆十年（1805年），赴盛京途中拿获包揽换马红单之吴二等一干人犯；十二年（1807年），木兰行围又拿获私相售卖红单之贩多人。“红单”是兵部核发领取差用马匹的凭证，凭红单可领取少则一两匹，多则四五匹。不料“该官兵等领马多者，不过将一二匹自行乘骑，其余红单概行售卖。即领马少者，也往往另觅乘骑，仍将红单卖去，藉贴补差使为词，任意花销。”沿途还能省去喂养马匹之费。⑦ 以至于“市侩奸贩，三五成群，随营朋伙，设法购买红单，牟利分肥”⑧。待到差竣交马之时，官员兵丁或以银饯折交，或以疲瘦不堪者充数。而折交的银钱、购置用以充数的疲弱马匹所费显然要远远少于售卖红单所得，正因为如此，私相卖售红单之风屡禁不止。
军营以及驿站的马匹管理也是混乱一片。八旗、绿营之军马各有定额，出现马匹倒毙、失窃等情形要及时买补。乾隆三十一年（1796年），兵部专门察核巡捕三营及直省驻防马、绿营经制马数目，其中山东绿营经制马3379匹，德州驻防也有实拴马匹250匹。⑨ 咸丰七年（1857年），正在徐州的察哈尔马队需用马匹急迫，咸丰谕令山东巡抚崇恩挑选营马250匹解送徐州。不料崇恩竟奏称山东各标存马通省核算尚不足250匹之数，表示无能为力。咸丰又惊又恼，“览奏实堪诧异”，惊的是位于南北冲途的山东，经制额马绿营八旗统算应有3000多匹，而此时全省存马统算竞不足250匹；恼的是，“当此邻省多事之秋，早知营马缺乏，何不急筹买补？”⑩ 军营马匹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国家设立驿站，意在传递公文、转运粮饷、迎送过往官员等等。驿站马匹各有定数，每月按匹支领马乾、棚厂等银，然而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对马匹的管理也存在上述不力的通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有人奏称：“江苏铜山县东岸驿额设马100匹，利国驿额设马85匹，挑山驿额设马77匹，安徽风阳县王庄驿额设马60匹，濠梁驿红心驿额各额设马65匹。现在每驿所存不过10余匹，遇有差事或下站打越上站，或票拿民骡民车，供应存驿之马交家人喂养，听其克扣草料。”结果“本年（道光十二年）七月初间利国驿驰递粤东军营文报，中途双马俱倒，驿夫步行数里，始于腰站得马骑乘”(11)。
渐成具文的管理制度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匹的巨额亏短。以牧场为例，嘉庆九年（1804年），将军富俊奏称其所辖之锦州大凌河“实存马19400余匹”，宜兴奉旨前往查验，结果只有“五岁以上骟马2256匹”，嘉庆当即将富俊交部议处(12)。察哈尔牧场“自嘉庆十一年至十七年三次均齐，较八年以前原交马数亏缺至11288匹”(13)。关于这种马匹亏短的事例在《大清十朝圣训》嘉庆朝后饬牧政卷中不胜枚举。
马政是当时整个国家政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政的衰微腐败是当时整个国家政治衰微腐败的一个缩影。
二、振兴马政的努力与成效
嘉、道以后马政的衰败，当政者决不是无所觉察，而因循守旧长时间缺乏像样的整顿，除了政治腐败这一主要原因之外，还因为缺乏动力和压力。因此当生死存亡所系的那一刻到来之际，也就是它奋然起而整顿的时候。整个晚清时期朝野对马政的高度关注有两个时期：一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一是王朝面临崩溃的前夜。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野内外对马政的关注度迅速蹿升，指望着大清马队能重振雄风再立新功。同治元年（1862年），兵部正式拟定章程奏请整顿马政。然而，所谓整顿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无任何制度上的变动，无非是拿掉了几位老朽的顶戴，把“严行参革”、“严行参处”等等套话拿出来威吓一下而已。同治三年（1864年），在要求察哈尔都统等力加整顿所属牧场的谕旨中，又明确要求把克扣兵饷、馈送查群大臣银两等种种积弊“永远裁革，毋得再蹈从前积习”(14)。朝廷欲革除马政积弊的心情既殷且切，却始终无任何治标治本的具体确切实行办法。
庚子之役后，曾经无情屠戮维新人士的慈禧也要办新政了，要和国际接轨编练新军，提出编练36镇的庞大计划，兵种扩展为步队、马队、工程队、辎重队、炮队等。马队要有马乘，大炮、工程器械要有马驮，辎重车辆要有马拉，整顿马政再次被提上日程。这次的整顿似乎要动大手术：1905年兵部改陆军部，组建军牧司，太仆寺并入。徐致善任司长，陈诜任司长上行走。徐致善曾赴欧美考察军事，深知军马的重要。陈诜曾赴日本观摩马政，也力主马政改良。(15)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0年，张家口两翼牧群统辖总管崑源，声称“两翼牧群地势沃衍，厥号名扬”，之所以废弛日深，是由于“经牧之人积久丛弊”。他踌躇满志，推出整顿两翼牧群措施六款：归并群牧；整饬牧养；添设属官；开办两翼牧群学堂；设立模范群；酌加总管以下各官弁兵丁津贴。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办学常，把牧务作为专科，科学牧养，这一点就摆脱了以往的全凭经验牧放的传统方式；另外，在设立模范群一款中已经透漏出引进良种的信息。仅就这些方面而言，岜源的见解较之任何前任都是深刻和独到的。对于岜源的整顿方案，陆军部、度支部都表示支持，度支部在财政万分支绌的情况下，拨给昆源开办经费银、常年经费银各六万两。(16) 事实上，整顿方案的初步实施，确也让垂垂暮年的两翼牧场小有起色。宣统二年（1910年），两翼牧群“较上年实多增马驹1577匹，以两翼骒马群骒儿马7000余匹计算，孳息约在两成以外”。引进的英国种马1匹、俄国种马4匹、伊犁种马200匹，经过与配种，也初见成效，“现查验英种息驹9匹，伊犁息驹57匹，俄息驹32匹。该息驹骨骼躯干并皆高大壮实，已觉成效可观，水土气候均甚合宜。俄马产自寒带，尤为相习。”(17) 马政机构改革了，牧场的规章似乎也不同于以往，马种的改良也在实施中，只可惜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历史已经不再留给它从容全面地实施改革方案的时间了。
晚清的两次马政整顿了无成效。第一次只是辞退若干老弱病残司牧官员。第二次虽说提出了颇具新意的如开办马政学堂等方案，但总归不能遏制马政的颓势，原因何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当然是根本原因，另外，从马政制度本身来看，两次所谓马政整顿没有根本触及旧有的已毫无效能的马政制度。
三、马政废弛与振兴马政失败的原因
马政在清代的衰落和以往相比，有着不同的特色。如果说马政在以往朝代的兴衰是和王朝循环相伴相生的产物，随着新王朝的崛起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那么，在清代，在跨越近代门槛以后，又一次的王朝循环加上社会条件的变迁，两者的合力规定了传统马政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末路，并逐渐从社会舞台上消失。
马政的衰落不但是王朝循环的必然结果，也是皇权专制制度机制僵化的产物。每个王朝在走向衰败时，各种潜在的问题都会逐渐暴露出来，最终病入膏肓直至灭亡。嘉道以后，清王朝衰象毕现：吏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困顿等等。马政的衰落同样是大清由盛而衰的诸多表征之一。不过笔者认为马政衰落的深层次的原因似乎可以归结为是皇权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自秦始皇以后两千年间，皇权专制制度就不断强化，到了明清之际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康、乾之际屡兴文字狱，成就了“乾纲独断”、“出一言而盈廷称盛，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局面。这样的官场风气，又哪里能指望他们不避利害、不计险夷、不惜身家奋身为国呢？以这样的官员管理马政，马政岂有不败之理？上文提到在马匹的收放过程中，官员兵丁私卖“红单”现象猖獗，而收放马匹之王公大臣等，“不肯任怨”，“因循疲玩，总不查办”。嘉庆皇帝对这种违法犯罪事件的处理又体现了君主专制的特点。嘉庆十二年（1807年），刑部已将嘉庆十年、十一年两起私卖红单的一干人犯科罪量刑，不料嘉庆帝不但不杀一儆百，反而认为积弊已久，若专将此两案之人从严办理，不够平允，“该犯等均经分别遣戍，并问拟徒流杖枷等罪，亦足示惩”，俱从宽释回。(18) 刑部判决形同具文，这下平允倒是平允了，却是以会导致马政的进一步腐烂为代价。当然指望凌驾于万民之上的专制帝王能依法办事也属幻想，因为决策的主观随意性正是皇权专制的特征之一。所以马政的废弛表面上看是马政官员的敷衍失职，归根到底却是皇权专制极端发展的结果。
进入近代，马政的衰落则是社会变迁历史趋势的必然。马政的兴起，主要源于军事、政治上的需要。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对马政的建设都极为重视，建立起庞大的马政机构。时光流转，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新式军事装备、交通通讯手段的引入推广，是对传统马政的巨大挑战。牵一发而动全身，新的武器装备不但引起军队编制的新变化，也引起战术的新变化。1860年僧格林沁所部八旗精锐骑兵在八里桥之战中的惨败，也说明了以骑兵马队正面冲击敌阵这一满清颇为自负且屡有斩获的战术，在西洋密集火力的轰击之下，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合时宜了。骑兵马队这一古老兵种在新军事技术面前其战场上的重要性和传统优势渐成明日黄花。骑兵马队能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正是马政存在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故此，在晚清陆军部制定的营制中，每镇马队1标，每标3营，战马780匹(19)。一镇之中，马队人数所占比例仅为6.2％多，而马队曾是八旗兵主要组成部分。虽然，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在此后的岁月里又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但和传统马队相比已经决然不是一个概念了，更多的是担任战略上的搜索，并且骑乘作战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独立的兵种，骑兵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1877年1911年，全国共修铁路约9618.1公里(20)，铁路于调兵、运饷、利商、便民诸方面为益甚多。在军事上，尤其便于紧急调运军队，早期那种军队赶赴前线少则月余多则数月的局面一去不返。大沽、天津之战中，义和团破坏铁路，阻止八国联军乘火车进北京，清军与义和团以重兵和八国联军争夺老龙头火车站，都表明国人对利用铁路调运兵力的优势已经有充分的认识。
光绪五年（1897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21)。以后，各省纷纷办起电报，设立电报局。到清末，电线总长达90000余里(22)，极大提高了军情送达和军令传递的速度，近代的邮传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驿站，而驿站曾是马政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上述情况说明近代新兴的军事技术、交通、通讯手段出现后，马匹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大打折扣。近代以后，当政者的关注焦点主要放在了洋务上，即造坚船利炮、架电线修铁路上，和前期相比，马政被冷落了，这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应的是太仆寺由一个独立的马政机构被并入陆军部。
结论
作为几千年间曾经和刀矛弓箭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架构，一项曾和几多封建王朝荣辱兴衰休戚相关的政治制度，马政在现实世界里的渐行渐远昭示着属于它的时代的远去。马政繁兴活跃的时代，正是中国漫长的生产力发展缓慢的时代。
然而，进入近代，国门洞开，蓦然发现在维护政权方面马政坚若磐石的地位开始被撼动了。虽然满清统治者也曾两度做力挽马政颓势的努力，但如茅海建先生所言“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23)。抛开近代化不讲，但就马政制度本身而言，某些刚性的规定比如过于严厉的赔补制度在有力维护马政的同时也埋下了马政走向衰微的祸根；赔累不已的官员兵丁生计艰窘，一定程度上是官兵盗卖、瞒报虚报马匹现象便屡禁不止的诱因；再比如从巩固马政的基点出发而一以贯之的马禁制度却极大地削弱了马政的活力。如此等等，说明了马政的衰微是制度本身在机制上已经漏洞百出、百病缠身了，绝非拿下一二个大员就能起死回生。马政在清朝的一度兴盛可以看做是中国马政史上的最后绝唱，社会的发展变迁注定了马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难有往日的辉煌，而专制制度的走向极致、大清王朝的开始衰败无疑加剧了马政衰落。归根结底，是时代抛弃了马政，正如时代抛弃了君主专制制度。
注释：
① 王延熙，王树敏．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五十四·兵政·马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2806－2808.
②③⑩(1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兵三十四·马政[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9809、9814、9806、9807.
④ 具体赏罚标准可参见张廷玉编撰．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兵十五·马政[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6562、6566、6567.
⑤ ［清］张廷玉编撰．皇朝政典类纂·卷三百六十·兵三十八·马政[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7847.
⑥(12)(13)(18) 赵之恒等主编．大清十朝圣训·清仁宗圣训·卷七十四·饬牧政[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6116、6117、6128、6122－6123.
⑦⑧ ［清］张廷玉编撰．皇朝政典类纂·卷三百六十三·兵四十一·马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7899、7896.
⑨ ［清］张廷玉编撰．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兵十五·马政[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6573.
(11) 赵之恒等主编．大清十朝圣训·清宣宗圣训·卷一百·饬牧政[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8412
(15)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50－251.
(16)(17)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六·兵三十五·马政[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9814－9815、9817.
(19)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卷二百十九·兵十八[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9633.
(20)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180.
(21)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八·请设南北洋电报片[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1192.
(22) 陈高华等．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355.
(2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