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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有鉴它浓重的反传统性质，被认为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有相似处。有关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实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迈克尔·瑞安198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此书可视为这一话题在美国的代表作，引起过相当大的反响。特里·伊格尔顿之念念不忘给解构理论贴意识形态的标签，则被认为是此一话题在英国的代言人。当然远不止这些。因此，辨明影响同样是远超出哲学本身的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同究竟，当有助于澄清一些误会，也不失为两种理论正本清源的当务之急。
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有一些相似处，也许这相似处还不在少数。比如，德里达之将目光紧紧盯住文字的物理形迹，被认为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德里达不遗余力，大加攻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心主义”一语的代名词；而所谓的“黑格尔—马克思—德里达”系统，言外之意又是说马克思和德里达都属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甚至解构主义的一些专门术语，被认为也是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有关术语相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论文字学》的英译者斯皮沃克的《关于阅读马克思的思考：读毕德里达之后》一文。她认为马克思对“货币”的关注，一如德里达对“文字”的热情：货币原是所有权的一种异化，是产品交换的一种补充，但是它反仆为主，居然一跃而成商品世界中的至尊。这就极似文字的故事了。至于读毕德里达之后再来读马克思将是怎样一种景象，斯皮沃克开门见山说了这一段话：
读过德里达再来读马克思，可称为对“哲学”文本的一种“文学的”或曰“修辞的”读法。但是，即使这里姑且不论“政治的”，这一类读法同样也在质疑诸如“文学”和“哲学”这类学科术语及其边界。此种阅读之所以是“文学的”，纯粹是因为它认识到马克思是在语言中写成。（见阿特里奇等编：《后结构主义与历史问题》，剑桥大学1987年，第30页。
〔D.Attridge et al., Post -Structuralism and theQuestion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1987,P.30.〕）这大致可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构主义阅读模式。虽然斯皮沃克进一步作了解释，声明此类读法是旨在揭示马克思怎样将纯粹哲学交由实践检验，从而来质疑它的“公正”和“高雅”，而并非将马克思的著作化解为文学的极端形式即与外界无涉的文本，但这类说到底是以文字游戏来重新读解马克思的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在是令人怀疑。
“货币”能够同“文字”比较，那么“历史”便能同“踪迹”比较。瑞安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曾就后一命题作过如下论证，他认为虽然不能说是相等，马克思的“历史”和“关系”，以其批判性和反意识形态性，正相似德里达“踪迹”和“异延”两语的含义：倘若说，马克思的“历史”一语意味着打破自然状态，开始建构和生产，那么它正相当于德里达“踪迹”一语之打破意指与现实的“自然纽带”，而开始的自由游戏过程。这类比附应当说是有所牵强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实践性和阶级性，一切比较都只能是隔靴搔痒。这一点瑞安本人也直言不讳。《马克思主义与解构》开篇便说：
马克思主义和解构理论可以沟通，但是在一个基本点上它们无法联系。解构理论是对一些主要的哲学概念和实践的哲学质疑。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它不是一种哲学。它为革命运动命名，同其他一些思想相仿，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之上，这一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旨在推翻一个筑基于私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代之以一个自由合作的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千百万人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遭杀身之祸；然而没有人因为他或她是解构主义者，而非得去死。（见瑞安：《马克思主义与解构》，巴尔的摩1982年，第1页。〔Michael Ryan,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Baltimore and London,1982，P.1.〕）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可谓奇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战斗性，足见久已为人所公认，这是解构主义对传统和现存秩序即便是再为猛烈的理论批判，也无以替代的。虽然如此，瑞安坚持解构主义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与马克思主义都有正面的可比性。如两者比较，一个共识即是哲学不可能避开政治，政治反之也经常立足于哲学前提。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瑞安认为上述共识一则见于马克思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中扬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概念，二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中，也运用了解构分析以为武器，在其反形而上学特别是尔后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埋下了理论的标识。这就近似于解构主义哲学为文学使然，文学为哲学使然的老话了。
瑞安举德里达《白色的神话》一文中一切语言均是隐喻故而语言没有实解的观点，认为解构主义这一反复强调的语言和理论的不确定性，正也可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确定性。如革命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一旦这些原则被当作绝对真理，超验所指而紧抱不放，将有违现代科学关于一切形式归纳都具有不完全性的发现。他举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例子，认为它们既是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未能圆满解释上述原则，因为这两场革命都发生在生产力欠发达的国家。再往近看，70年代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妇女解放口号固然呼应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她们拒绝视父权为资本的下属，这一立场又背离了科学马克思主义。故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历史模式，是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确定性，即它将在历史之中发展自身，为接纳新的内容而敞开大门。而说到底，理论和科学的这一不确定性也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永远向发展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马克思主义假如它是一门科学，便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它公理确立的那一刻起，便开放自身，在历史运动中以求发展，它的公理总是即时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变化、修正和发展的领域，它的目的是开放的。”（同上）瑞安的这一类比较，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潮框架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这大概也是印在封面上的乔纳森·库勒“一本强有力的，具有挑战意味的书”（A powerful,provoca-tive book）一语的由来。
首次发表在1971年《诺言》（Promesse）杂志上的胡德拜恩和施加佩特对德里达的访问记，即已谈到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两位采访者很显然想说服德里达谈一谈他的理论与马克思的联系。胡德拜恩认为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多方面的共同点：一、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是建立在物质、矛盾、冲突这一类概念之上，此一概念系列与解构理论的一些专门术语可以互为沟通，或许还可以择优交换使用。故二、德里达的文字理论与唯物主义的文本，即久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这类统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所压抑的历史文本，具有共同的基础。又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其质疑了意识的自明性状而言，恰似德里达的中心概念异延，而辩证法的原动力“矛盾”，它虽然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就其作为一种强大的异质力量运行而言，依然还是预示了异延的策略。
德里达对此未置可否。也许他认为胡德拜恩的看法同日后大多数类似的比较一样，简单得可疑。他的回答，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文本还有待进一步细读，从而能够从中抽绎出运行其中的修辞及隐喻程式，而不宜作简单解释，根据某种先入之见，来进行所谓的在文本表层下发掘深层意义。简言之，解构主义将强调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异质性”，即它怎样一面打破了唯心主义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传统，一面又怎样在一更深的层次上，依然受着各种形而上主题的统辖。关于术语的比较，德里达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解构理论中的术语皆有其特定涵义，很难想象离开此一语境后会是什么模样。很显然，他还是坚持他的“旧词新用法”，如他自己的解释：
大凡名称，并不命名某个概念的确凿含义，而是命名界定着概念的某个属性系统，即集中在一种给定属性之上的某个概念结构。考虑到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将：一、在某个给定的概念结构中，抽取出被颠倒着囚禁于中的某种化解过后的属性特征……把它命名为X；二、 为抽绎出的此一属性解开囚禁，移置并调节扩张之，同时保留下名称x， 作为某种“干预的杠杆”，以便保持把握那个行将剧变的先在结构。（见德里达：《立场》，巴黎1972年，第95页。 〔Derrida,Positions,Paris,1972,P.95.〕）抽取也好，移置也好，扩张也好，总而言之是回到了文字的老话，结论和目的被束之高阁，实际上是可有可无。这在德里达不是偶然而是势所必然，此类拘囿在象牙塔内的解构游戏，与马克思创建科学社会主义为宗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毕意是格格不入的。
但胡德拜恩等人倾向于把解构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比较，并非没有根据。德里达本人多次借用马克思的策略和方法来旁证他的解构理论。《白色的神话》的一条长注中，德里达大段转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紧挨着的两段文字，第一段是：
“施蒂纳”在上面驳斥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这一观点，其办法是：首先把私有财产变为“有”，然后又把“有”这个动词说成是不可缺少的字眼、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发生施蒂纳“有”胃痛这样的事。现在他也是完全这样地论证私有财产的不可消灭，他把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概念，利用Eigentum[财产]和eigen[自有的] 这两个词的字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发生他“自有”胃痛这样的事。如果不是把共产主义者所要消灭的现实的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抽象概念，那末，这种在字源学中寻找避难所的谬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样一转化，一方面关于现实的私有财产就可以不必费事去讲什么甚至只知道什么，另一方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共产主义中发现矛盾，因为，在消灭（现实的）财产之后当然不难在共产主义中发现许多可以归入“财产”这一概念的东西。（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芝加哥1982年英译版，第216—217页。〔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Chicago,1982,PP.216—217.〕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3页）这段引文长了一些，但对于澄清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不无裨益。麦克斯·施蒂纳是一个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这里马克思与柏拉图、莱布尼兹和卢梭等人相仿，是在对以词源学来解释社会的做法进行批判，此间则是以“有” （eigen、proper）一词为其例证。但德里达引用马克思这段话，目的是出于旁证他的隐喻理论：语词原本是感性的、形象的，有如钱币面上的图文，然而一旦哲学家磨去图文，将它抽象取义，确定为永恒真理后，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那么请看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得淋漓尽致的施蒂纳的笑话。第二段引文是举例，为上述话题的延续：
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 和Eigens —chaft[ 特性] ；property,Eigentum[财产]和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eigen》[“自有”]；Valeur,Value,Wert[价值] ；Commerce,Verkehr[ 商业，交往] ； échange, exchange,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如果圣麦克斯认真地想利用这种双关语，那末，他将不难作出许多新的光辉的经济学的发现，尽管他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而且以后还将提到的他所举的新的经济事实也的确完全可归入这种同义语的领域。（《哲学的边缘》，第2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着力批判的，显然是施蒂纳式形似空中楼阁的语言游戏。倘若似施蒂纳辈满足于纸上谈兵，一味沉浸在词源学发微之中，德里达承认，那么考察私有财产在社会生产不同形式中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势将变得多此一举。这可见propriété（财产、 所有权）一语在唯心主义的词源学玄思及唯物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其含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德里达本人对此的态度是含混的。一面他十分欣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专门讨论了“所有”（propre）这个解构理论中的热门话题，并精到阐示了它作为“现实”和作为“抽象概念”之间殊为复杂的差异关系，一面又不满这个话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未能为继。从上下文看，这两段引文后德里达紧接着谈到尼采和索绪尔，强调的依然还是语言的感性特征和它同经济学的关系。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谈到了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上面德里达转引的第二段文字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同上）这里应能见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解构主义语言观的不同。语言并非一种中性的构架，它并不存在某种永恒的结构。但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背景中来反思语言之为意识形态役使的事实，这就大不同于德里达不分青红皂白来全面质疑语言表意功能的解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批判是历史主义的，解构主义对语言的否定则多半还是虚无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