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化与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城镇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缘起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因素的引入与成长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学者们沿用卡尔·波拉尼提出的关于经济的三种主要形态——“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的划分，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市场改革过程抽象为一幅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图景。这一转型过程将导致何种社会分层后果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市场转型”问题的争论(Market Transition Debate,以下简称MTD)。对此，国内学者已作过较多系统介绍①。倪志伟是MTD始作俑者，他以1980年代中期中国福建农村调查样本为分析依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市场过渡与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理论假设。但是，其核心命题招致了不断的质疑和检验。他认为，在市场过渡时期，直接生产者的市场能力将逐渐取代再分配权力而成为市场化过程的主要获益机制，因而再分配权力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将会下降，直接生产者将成为主要的获益者②。对此，后来的论争产生了一系列竞争性假设，不同的理论取向也引致了大相径庭的实证研究结论。争论的继续促使倪志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而许多学者则已经注意到，更重要的是要从具体的社会过程来分析社会分层机制变迁，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分析框架或范式③。
“再分配—市场”框架的问题，也许主要在于它被“借”来之初便离弃了波拉尼最为关注的社会变迁的整体性思想，简单地以“经济”转型的逻辑替代了社会变迁的逻辑，因而其分析思路过分地偏重于对立的制度模式特征之转换，却忽略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主体、制度主体之关系的变化。同时，由于它所带有的目的论色彩④，更使得这一框架中的争论常常拘泥于“再分配权力”问题的讨论，却基本上忽略了市场化本身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市场领域内部不平等的增长与市场部门“直接生产者”相对境遇的急剧下降。
就这场争论的内容来说，MTD也多少忽略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首先，“再分配权力”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思，其一，原有再分配体制曾经授予过的权力，其二，市场改革时期的政府部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中的权力。对此，争论双方并未明确加以区分。因而当倪志伟提出市场过渡导致“再分配权力下降、直接生产者收益提高”的命题时，他不经意地将争论双方置于一个难以排解的理论“悖论”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有、集体企业等原“再分配”部门已然程度不一地跻身于市场经济领域之中，各类社会组织——包括政府部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场原则的影响，权力的形态处在“再分配—市场”的连续体之间⑤。这样，将改革过程中的国有/集体企业当作“再分配经济部门”还是“市场经济部门”，已经越来越难以判断。时点数据既难以明确地测量和分辨出“再分配权力”，也很难直接检验原有再分配体制曾经授予过的“再分配权力”效应。事实上，双方在争论中呈现出来的“再分配权力”之经验事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市场权力相结合的混合物。
第二，倪志伟将贝克尔、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同样将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了“再分配—市场”的类型化处理。他的“市场过渡导致人力资本回报提高”的研究假设，是以统一、均衡和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参照的，但他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快速的现代化过程、变数较多的社会改革进程，可能存在多种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性质、结构的力量，如制度性因素，行政干预、以及几近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这些因素事实上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回报模式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第三，关于“政治资本回报”命题，似乎有更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分层机制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以职业位置为基础来分配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中以及在今天的市场中，人们更主要地通过“职业”而不是“党员身份”去领取薪水和报酬。人们的工资级别、各种实物或货币形式的福利、收益，并不是按照是否“党员身份”来确定，而是他们的工作岗位、职位或职务。虽然已有许多研究表明，职位的获得与“党员身份”相联系，但是大多数关于政治资本回报问题的研究，对两者的效应却并未作区分(特别是许多研究模型根本未考虑职业效应)，因而使本应由“职业阶层”变量解释的方差，全部或部分地“赏”给了“党员身份”这个变量。
其实，更主要的是争论双方忽略了与政治资本关联更为紧密的政治生活变化过程。197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首先是一种由政治化社会向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转变。改革初期，市场化导向并不明确，其主要强调的只是改进和提高计划经济效率，并未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提出市场化改革、更替的要求⑥。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以政治身份和政治忠诚为轴心的社会生活原则，却已随强调经济效益的社会导向而转变，社会分层原则也由政治分层转向经济分层⑦。这意味着政治资本对资源分配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作用，在市场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出现转变。政治资本回报效应的变化并不必然与市场化过程相联系。这是其一。其二，即便“政治资本”效应的变化与市场化过程存在一定关联，也需考虑到市场化改革正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进行的。国家为加强市场转型时期的政权建设而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导向，会更为直接地作用于“政治资本”效应。因此有理由认为，“政治资本”的作用更多地遵循整个国家内部政治生活变迁的轨迹，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市场化过程。
二、市场化过程中的国家规制
再分配权力、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变迁时期的种种变化，并不仅仅由市场逻辑所决定，而改革以来现实的社会分化过程及其后果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尽管“市场化”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但它不是孤立的和“无所不能”的社会变迁力量，市场经济对社会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和分层机制的影响，还较大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内部的政治过程、社会阶层力量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国家力量的作用。国家在主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社会生活、社会分层机制所产生的规制性影响，往往超出市场本身的作用范围。
首先，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对整体社会变迁、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不是可以简单地用从“再分配”到“市场”的抽象模式来描绘的。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过程，其重要目标是通过“市场经济”模式改造原有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不是让市场自发地改变国家。国家主导意味着市场改革进程掌控在国家手中，重大社会经济改革计划都是根据国家利益而审时度势后作出长远规划的，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市场无法取代的国家利益原则。因而市场经济对个体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交织着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国家力量。针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政策法规、整顿措施，以及一系列其他社会制度形式，都较大程度地规制着社会阶层间的关系模式、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方式。市场经济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律，但市场经济、市场化进程对人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社会利益关系模式的影响，逻辑上处于国家监控和规制之中。
其次，市场原则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保护，更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因此市场化过程可能会带来许多重要的社会不平等结果——这正是需要国家规制发生作用的地方。
卡尔·波拉尼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条“通往市场的市场之路”，为“免遭自我调节市场内在具有的灭顶之灾”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建立保护性社会制度的种种相反运动。欧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最终导致的只是衰退和混乱，“蛋糕”做大了也只会坏掉。如果没有社会共同体的自我保护，市场的逻辑将把我们所有的人和社会关系都变成商品⑨。与大多数市场国家的初期一样，目前市场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是显著上升的，因而市场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注意到由政府承担起降低社会不平等、保护弱势阶层利益、表达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要求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规制”就意味着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目标追求：保证社会的整体运行维持在稳定和秩序的基础上；防止社会断裂或在已出现的社会断裂处寻找新的社会融合机制。
那么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过程是怎样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的变迁呢？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市场在中国被选择，首先是因为它能有效地解决当时经济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激励、低效率等瓶颈问题。但市场并没有规定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如何分享。成果分享模式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过程不能独立地自我实现的一种社会分配模式，它的形成总是交织着国家、社会阶层和市场交易等三种主要力量的作用。其中，社会阶层对社会分配模式的影响作用表现为社会内部的权力运作关系，同时也包括市场中的交易权力行为⑩。这意味着，权力不会因为被标识为“再分配”或“市场”就轻易动摇自己在资源、机会、生活境遇方面的基本诉求。国家在规制市场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则可以利用意识形态导向、行政机制、政策制定以及既有社会制度之惯性力量，对上述权力关系施加约束和影响。因此，对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就需要深入探讨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市场和社会阶层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具体方式，需要结合具体的改革事件来分析。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将侧重对如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假设一：收入的阶层不平等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扩大，而国家规制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收益不平等则有较大的约束作用。
1.1 随着国际、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加剧以及国家对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日益严格，新兴市场经济部门在产业提升、企业规模扩大、经营管理日益成熟的同时，管理和技术在私有部门(含外资等)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因而管理和技术位置的回报将得到迅速提升。
1.2 在私有经济部门，由于劳动力工资水平更多地受市场价格影响，因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动，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以提供过量供给，该部门中体力劳动者(即倪所说的“直接生产者”)的相对工资收益会比市场化初期有较大程度的下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将处于城市社会阶层的最边缘。
1.3 工资收入受国家监控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中(包括国有、集体经济，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由于受到国家保护性规制力量的作用(主要针对体力劳动者)，其内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且变动缓慢。
首先，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劳动力工资主要随劳动力市场状况而发生波动。1990年代以前，中国城镇社会的招工、用人还主要掌控在以计划模式为主的单位组织中，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单位、户籍等制度的严格限制，私有部门劳动用工并不充分。但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民工潮”)，不仅打破了原来国有/集体部门垄断城镇劳动力资源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它也为私有部门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供过于求的低成本劳动力。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连续不断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特别是以1994年前后开始的、以优化组合与企业改制为主要特征的国企改革，基本上瓦解了国有部门对劳动力资源的垄断。从1998—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6年累积下岗职工3090万(11)。这些变化表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转变不断地向有利于雇主的方向发展，体力劳动者在新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境遇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雇主手中，而市场化过程中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社会与法律制度又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缺位、或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效力，因而该部门体力劳动者相对收益的下降、市场境遇的边缘化就是必然的事情。
然而，在国家规制的劳动力市场上，情形有所不同。当体制外平均收入水平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增加内部成员的工资，以求整体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均衡。受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约束的工资体系，使得工资差异容易受到调控，且弹性变化较为固定。另一方面，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作为以往国家规制的延续，仍然会因为“只升不降”、“只作加法不作减法”或者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工资调整策略，对体制内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益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假设二：虽然市场竞争是推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提高的基本归因，但在回报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上，不同部门体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国家规制作用强烈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中，人力资本回报更多地依赖于政策调整，体现出更明显的政策效应。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一定意味着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回报(12)，行政机制也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13)，但其中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具体的问题来考察。
作者认为，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的行政机制作用的发挥，首先有赖于“规划机会”的出现。政府在主导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其自身所规制的人力资本也被置于市场环境中，逐渐受到越来越深入的市场竞争的影响。根据外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竞争信息、并采用行政方式塑造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回报模式的“行政机制”，首先集中体现在一些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改革中。买断工龄、宣告企业破产或兼并等企业改革方式，使一些年龄较大、职业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被整批整批地从正式劳动力市场中转移出去，整体上改变了企业组织内部劳动力结构，并由此使改制后企业得到了一个建立新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机会。正是由于在企业或其他组织部门中出现了这种新的“规划机会”，才使得这些部门或单位有可能重新规划人力资本回报的新模式。而这些新的“规划机会”出现的时机，正是由国家推动的市场改革计划所安排。
面对外部劳动力市场压力，为稳定和招募优秀人才，国家规制的劳动力部门也会主动根据外部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回报模式、市场信号来调整内部成员工资分配方式。但只有当外部信息刺激积累到一定程度、内部改革条件开始成熟时，才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方式。
事实上，当城镇社会低端劳动力市场连续受到“民工潮”和“下岗、失业”的冲击而逐渐走向统一的时候，高端劳动力市场也同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政府部门的改革和人力资源市场的建立。首先，人才市场的逐步发展为政府部门人力资源改革提供了重要刺激。人才市场的广泛建立，使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开始出现有序化，人才价格也相对明朗，为国家规制下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相对明晰的信息刺激。而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改革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并推行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干部、人事制度的变革措施。这其中尤以1998—2002年连续推动的政府机构改革更为迅猛，经历时间也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截至2002年6月，全国自中央至乡、镇各级党政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通过行政“一刀切”精简冗员、配置新的工资标准的办法，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本收益与外部市场迅速达致均衡。
假设三：国家规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的劳动力市场干预中，而且也会以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导向的方式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从而改变劳动力市场对某些特殊因素——如政治资本——的评价方式。
作者认为，MTD之所以对政治资本回报问题产生如此大的争议，主要是因为争论双方都未意识到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之间可能具有的内在区别。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及1978年中央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以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气氛发生了重大转变，用李强教授的话来说，是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的转变。在以政治分层为主导原则的时代，较好的职业位置以及职业生涯路径的分配，与其政治身份、阶级出身和政治观念直接相关；而改革开放后，单位招工用人、晋升职位的评价标准或评价重心开始逐渐位移，这意味着这一时点以后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群中，其政治资本回报效应会随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渐次降变，并随政治氛围的变化而波动。
其中的具体机制可能是：
(1)离开政治化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开始引导着社会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类用人单位逐渐改变原来以政治(如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为取向的用人标准，在招募新员工时开始更多地注重教育等非政治性的评价，因而新生劳动力中的政治资本对其获得第一个职业位置时的相对重要性开始逐渐下降；
(2)离开政治化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社会经济组织内部的职位晋升开始逐渐淡化政治化色彩，强化教育与知识等非政治性因素的重要性，因而使政治资本在个人的职业晋升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开始逐渐下降；
(3)由于初职对个人职业生涯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初职时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位评价标准，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从而直接影响到其以后的职业升迁。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性假设：改革以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中，其政治资本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收益，将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先后而逐渐下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下降，其原生性力量并非来自市场经济(尽管在某些时候市场化的作用方向与之相同)，而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规制导向发生了改变。
三、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城市改革以来五个时点(1988、1995、1996、2000、2003年)上的全国性城市抽样调查数据，以求大体描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变化模式。1988、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李实、Keith Griffin、Carl Riskin等人先后合作主持的两次“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CHIP88、CHIP95)中的城市个体样本。虽然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两个数据在取样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由于它们在研究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中、英文文献中被广为采用，特别是，CHIP88又是城市改革之起始时点上较难找寻到的规范性社会调查数据，因而有其独特意义。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Donald Treiman、Andrew Walder等人的合作研究，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城市样本进行分析。2000年调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目的十城市调查(“改革以来城镇居民生活变化”)，各城市内部的抽样严格按照PPS程序进行。2003年数据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
本研究重点分析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变化，“收入”只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报酬。在这里强调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概念作为分析的操作变量，是因为“收入”概念包含太多的内涵。特别是，大多数权力寻租收益或权力衍生收益是我们很难在大样本的抽样调查中清楚地测量出来的，因此本研究不准备对此加以推论和分析——尽管本研究在计算因变量“月收入”时包含了被访者回答出来的全部收入。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界定为“工作且有收入的被雇佣劳动者”。雇主、自雇(主要指个体经营业主)以及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业人员或调查时点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下岗与退休人员均未在本研究范围。五个时点数据的样本年龄统一规定在18—69岁之间。
此外，由于各调查数据都是全国性样本，分析模型中标准误的估计，按照抽样单位(PSU——针对1996、2003年抽样调查)或城市(针对2000年十城市调查、CHIP88、CHIP95)进行分组后采用robust方法重估，且根据抽样设计对1996、2000、2003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各调查数据的抽样设计或调查说明，读者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查阅。
四、发现与分析
(一)基本模型
本研究对五个时点数据的分析以下面的OLS模型(方程1a)为基本模型，后面各研究假设的检验和分析，都是从这一基本模型衍生出来的变化。
方程1a中，t(=1988，1995，1996，2000，2003年)，表示不同数据时点，i表示不同时点调查中的样本个体(方程中时点和个体的下标t、i在后面叙说中被省略了)。Ln(Y)是月收入的自然对数。S是受教育年限，W是工龄(=年龄-受教育年限-7)，W[2]是工龄的平方/100。这是三个Mincer方程变量。Female、Party是两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性别(女性=1)、党员身份(党员=1)；Occ[，k]是三个职业阶层的虚拟变量(职业阶层被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四类，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类)；Sect[，1]是四个劳动力市场部门的虚拟变量。劳动力市场部门被分为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经济部门五类。其中，受雇于个体业主或者三资、外资企业者，都被归入私有经济部门中。模型中私有经济部门为参照类。
方程1a可以写成下面的一般形式：
Ln(Y)=βX+ε方程1b
X表示上述自变量的向量矩阵，β则表示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为了检验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不同时点上的差异，作者就1995年相对1988年、2003年相对1996年的两个变化进行了比较。根据方程1b，时点比较的OLS模型可表述如下：
基本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本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主要变化。首先，教育回报率在2000年以前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变化不是很大，1995年相对1988年只提高了1.1％左右，但到2003年已提高到9.26％，2003年相对1996年提高6个百分点(≈e[0.0575]-1)。工龄在1996年及以前的三个时点的劳动力市场上虽然已出现降低的趋势，但变化不是很大；而2000年和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工龄作用则明显降低(15)。党员(政治身份)对收入的影响，总体来讲，在2000年及以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一直存在，1995年要比1988年提高1倍左右，这与先前利用CHIP数据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16)，但2000年相对1995、1996年有所回落，而2003年相对1996年大约降低了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控制了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后，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收益差异出现了一定的逆转。
从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效应来看，五个时点的数据显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趋势，即自1988年以来，国家规制作用明显的四个劳动力市场部门相对私有部门的平均收益之差异(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一直在稳步地缩小，如相对1996年劳动力市场而言，2003年事业单位与私有部门之间的收益之差缩小了35％(≈e[0.3]-1)。从模型数据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五个劳动力市场部门之间的收益已出现均衡化趋势，这与赵伟等人的研究也是大体一致的(17)。五个时点数据呈现出的另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人员三个阶层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稳步扩大。
(二)社会阶层收益的部门差异及其变化
为主要考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两个职业阶层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模式及其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变化，本节以方程(1a)为基础，对“职业阶层”变量作了进一步的部门划分。
表2中的模型数据显示，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异(在控制方程3中的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出现了一个较小幅度上升然后回落的变化过程。在私有部门，1988—2003年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则一直在大幅度提高。
在1988年的劳动力市场上，与当时普遍舆论反映的“脑体倒挂”不太一致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收益似乎并不低于体力劳动者(前表1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比体力劳动要高出7.7％)；分部门考察可以发现(见表2与图1)，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体力劳动者收入大约分别高11.85％(≈e[.112]-1)、5％(≈e[.0492]-1)，只是在私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收益反而低于体力劳动者[只及体力劳动者收益的61.5％(≈e[-.486])]。这可能与城市改革初期私有部门的产业模式有关。初级产品加工和“三来一补”的生产模式对生产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技术位置的重要性在当时私有部门并未显示出来。
图1.不同部门的管理、专业技术阶层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变化。
图例数字1，2…6所代表的职业阶层如下：1.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2.国有/集体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3.私有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4.机关/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5.国有/集体企业中的管理人员；6.私有部门中的管理人员。图中的数值表示相对各部门的管理、技术人员收入相对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差异(体力劳动者=0)。
但这种情况随后迅速发生了改变。自1992年后私有部门发展迅速，技术位置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而就专业技术人员收益的相对增长而言，可以看到私有部门明显快于其他部门。在1995年劳动力市场上，私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优势比1988年提高140％(≈e[.887]-1)，而同时期的机关、事业单位中，专业技术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异只提高了6.5％，且不具统计显著性。国有、集体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优势提高11％。2003年与1996年相比，在国家规制影响较为强烈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对收益略有下降，而私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收益提高77％(≈e[.573]-1)。
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变化的部门模式，与专业技术人员大体相同。从表2和图1可以看出，私有部门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显然要比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集体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大得多，而且拉开的速度也要快。以2003年的劳动力市场为例，私有部门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为2.07倍，且比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中的管理人员高75％(p＜0.01)。2003年与1996年相比，私有部门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相对收益差距扩大54％(≈e[.433]-1)，而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相对收益差距只增加了6％—7％，且不具统计显著性。
再从不同部门的体力劳动者收入差异的变化来看，图2显示，两类体力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当年价格)随时间的推移都在不断增长，但比较二者的收入差异的变化，则可以明显地看到，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的优势是迅速下降的。这意味着，在城市改革初期，私有部门的体力劳动者与国有集体企业相比有较大的优势，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展，这种优势已经不具备了。从数据时点看，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的这种优势差异的转变，主要产生在1995、1996年以前。而这一期间“民工潮”的涌现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改变以及国家规制范围内企业对体力劳动者工资收入的调整，是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
图2.不同部门间体力劳动者收入差异及其变化(柱状图形对应左轴体力劳动者的人均月收入，右轴为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与国有/集体部门体力劳动者收入之比，即“优势变化”折线)。
另一个能够更为明确地表明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活境遇的因素是他们从劳动单位中获得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中的另一种收益形式。
表3列示了CGSS2003调查样本中，不同部门的体力劳动者从劳动单位获得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和住房等社会保障的比例。可以看出，在国有部门，体力劳动者与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到的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基本相同，但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集体、私有部门中，体力劳动者与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从劳动单位获得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只及国有部门的37.6％(=27.6/73.4)，获得住房补贴者只及国有部门的28％，而这里分析的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基本未包括农民工在内。
表3 体力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的比例(单位％)(分部门比较，兼与管理、技术人员对比)
体力劳动者 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
国有 集体 私有 国有 集体 私有
1.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 73.4 40.2 27.6 78.5 73.9 55.7
2.补充医疗保险 24.1 11.6 5.2 27.3 33.3 16.5
3.基本养老保险 82.4 59.0 30.7 79.1 82.6 67.4
4.补充养老保险 23.3 13.3 4.7 20.7 50.0 18.2
5.失业保险 47.8 25.3 18.1 50.5 50.0 46.3
6.住房或住房补贴52.7 21.5 14.7 61.8 45.8 36.8
资料来源：GSS2003问卷调查。由于调查的局限性，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只包括了少量农民工样本。
上面的分析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经验性认识：1988—2003年间，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的收益优势明显下降，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业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更主要地体现在私有部门，仍然留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强的国有、集体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则受到较多的保护。
(三)不同部门教育收益率的变化
教育收益率一直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普遍认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教育回报率提高。作者从一项严谨的估计教育收益率变化趋势的文献中也注意到，1999年的明显收益率的增长比1998年以前各年都要更快些(18)，这与表1中呈现的变化过程是相似的。那么这期间教育收益率增幅的变化会有什么内在原因吗？下面我们分部门来讨论这一变化过程。
表4显示，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的提升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部门在较早的时期内，教育收益率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88年和1995年两个时点的数据显示私有部门教育收益已经达到7％以上，反映出在该部门教育收益率要明显高于国家规制影响强烈的其他四个部门，这种态势在1996年也是相同的。而在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五个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有较大程度提高(增幅在4％—7％之间)，且各部门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微弱(该时点五个部门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都未通过p＜0.1的统计检验)；同时可注意到，在党政机关等四个受国家规制影响强烈的部门中，2003年的教育收益率比1996年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但私有部门教育收益的提高未显示出统计显著性，且增幅也低于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两个部门。另外就1995这个时点来说，各部门教育收益率相对1988年而言似乎都没有太多变化，且只有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显示了统计显著性(大约分别提高1.5％、1.2％)。1996—2003年间教育回报率的迅速提高，反映出19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改革以及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对提高人力资本回报起到了实质性的影响作用——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是凭借行政方式。
(四)“政治资本回报”假设的检验与分析
在MTD文献中，对党员回报机制的讨论主要包括：资格(如同教育文凭一样，政治资本是获取某些职位机会或资源的一种资格)、政治忠诚、庇护(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人庇护自己的党员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进而获取干部职位)(19) 或将其直接视为一种再分配权力形式(20)，从中不难看出有关政治资本收益的论证逻辑：政治资本之所以能获得收益，主要是因为它与职位权力相结合。其中的核心机制是清晰的——政治资本与权力结合而获得“再分配”收益，由于再分配权力不会因为市场化作用而削弱，所以政治资本的资源回报率也不会降低，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提高(21)。这意味着，如果政治资本与权力有一定的关联的话，“那么与权力结合的政治资本，就会有高于其他非权力阶层的政治资本收益”。对于这一研究假设，技术上我们可以通过设立政治资本(党员身份)与职业阶层间的交互效应模型来加以检验：
表5分两个模型呈现了对“政治资本与权力关系”假设的检验，其中模型5b未包括所有制为“私有部门”的样本(即反映的是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更具再分配意味的政治资本效应)。
比较前面的基本模型(表1)与表5中模型5a的结果，容易发现，在加入党员与职业阶层的交互效应后，管理、技术与办事人员阶层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效应都比基本模型有所提高。这表明在控制政治资本与职业阶层的交互效应后，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还要更大些，这在各时点数据中显示的模式是相同的。
在控制了职业阶层、党员与职业阶层的交互效应以及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党员主效应可以解释为样本的政治资本平均收益，同时也是参照组体力劳动者的政治资本收益。与基本模型(表1)比较可以发现，政治资本的主效应增强了，这意味着体力劳动者中的政治资本收益高于其他职业阶层。这也在各时点数据中显示了相同模式。
另一个更为一致的趋势是，党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与管理人员、党员与办事人员的三个交互效应，在五个时点的模型中几乎都显示出负向作用，而且基本模型(表1)曾显示政治资本收益高且十分显著的两个数据时点(1988、1995年)，在模型5a、5b中，党员与职业阶层交互效应的负向作用则更明确。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在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模型5a显示非党员管理人员收入比党员管理人员要高29％(=e[.501-(.0683-.323+.501)]-1)，模型5b也显示约高13.5％。这表明，如果存在政治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是一种非常确定的反向联系——不是像我们检验假设所说的那样，政治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更高的收益，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检验进一步证明，权力或职业阶层是一种更重要的社会分层方式，而政治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益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作者前面的讨论曾提到，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过程，首先是以整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氛围的变革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气象由政治向经济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招工就业、工作安排与职位晋升过程，这意味着政治资本要素之重要性在新时期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了重新评估，进而使其回报率产生变化。只要社会生活氛围中的评价模式没有发生逆转，那么先前已经转变的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原则就会对劳动力市场过程产生持续性作用，并体现在新生代劳动人口同期群中。
当然，这也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研究假设：
方程6是“移动同期群”回归模型，它被用于1988、1996、2003年三个时点的政治资本回报率随同期群变动的趋势分析。方程6中，Y，S，W，W[2]，Female，Party的含义如前所述；下标k表示一组连续的同期群。以对CGSS2003数据的分析为例：首先以某个时间点K为起始点(如K=1962年)，然后取1962年及随后9年内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为第一个同期群样本(命名为“1962同期群”——简单地，它表示1962—1971十年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一群人)，按照方程6进行第一次回归分析，得到该同期群在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的政治资本回报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第二次回归以时间点K+1(=1963年)为起始点，取1963年及随后9年内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为第二个同期群(命名为“1963同期群”)，按照方程6进行第二次回归，得到该同期群的政治资本回报率。依此类推，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得到一组连续的同期群样本、以及对各同期群样本进行独立回归后的自变量参数。利用这组移动同期群样本中的政治资本回报系数，我们就可以描述其变化趋势。
图3绘制了1988、1996、2003年三个时间点上的政治资本回报随同期群而变化的趋势，并附以2003年各同期群之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为对照。图3中的横轴表示连续移动的同期群，纵轴表示政治资本收益率(或教育收益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1988年样本数据没有初职时间，我们以“出生年+17岁”作为替代。另外，这里所说的政治资本收益的同期群趋势，是控制了教育、工龄及工龄平方、性别等变量的影响后的结果。
三时点的劳动力市场上，政治资本回报率随同期群的变化具有基本一致的态势。1988年的劳动力市场上，政治资本收益率在1977同期群以前徐缓上升，但1977同期群后下降很快。再以1996年的劳动力市场来说，1975同期群的政治资本收益率是一个主要的高峰值，达到24％(≈e[0.22]-1)，随后从1976同期群开始出现连续而快速的下降，直到1984同期群前后才开始出现某些波动，并在1989同期群跌到最低点。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政治资本收益率出现连续快速下降的同期群还要早些(为1973同期群)。这表明政治资本在这以后的同期群中的作用，不仅在初职时受到了社会政治过程转变的影响，而且在后来的职位升迁中也可能受到了削弱。再从不同时点的比较来看，劳动人口同期群的政治资本收益率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在1988年数据时点，各同期群的政治资本收益率相对较低，但1996年有较大的上升；而相对1996年数据时点，在2003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1980同期群”以前的政治资本收益率回落较大，1984同期群及以后，又有一定的回升。这些变化态势，对应的正是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机与社会变革形态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国家政治生活变化过程对个体经济生活的影响。
五、结论
本研究缘起于对MTD本身及其三个主要假设的质疑与批评。不可否认，“市场过渡理论”及其争论为学界认识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是，“再分配—市场”框架内含的明确转型目标以及将经济体制转型的逻辑误解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逻辑，无疑使MTD低估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复杂性。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模式，中国市场改革的独特性在于从一开始便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基本原则，改革时期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无处不渗透着国家力量的作用。但MTD双方从两个相反的方面错误地理解了这一过程。“市场过渡理论”参照一组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变量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过分夸大了市场的自发力量改变原有分层模式的作用，同时也掩饰了市场化本身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现实，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唯市场主义”的倾向。而市场过渡理论的一些反对者则另走偏锋，褊狭地将国家权力的行使约化为仅具资源侵占与寻租能力的“再分配权力”，以特殊主义的权力运作模式替代了国家力量的普遍作用方式。由于分析框架本身存在的这些局限性，MTD双方为中国社会分层机制与后果的变化所提供的许多认识和解释，都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一定程度上，本文所呈示的三项实证分析，正为他们的偏误给出了具体说明。
本研究从理解“国家主导”这一概念入手分析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分层机制及其变迁，意在重新将“国家”范畴带回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正面回应国家力量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为此，作者从转型期收入分配的角度，初步探讨了国家力量在微观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表现方式。不同于特殊主义的权力分析模式，作者试图将市场改革时期的国家主体置于常态的社会分析模式中，即将其视为一个理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目标(国家利益)的行为主体。其实，正是因为引入了“国家”这一分析范畴，我们才可以解释社会阶层不平等、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为什么存在部门差异，我们才可以理解政治资本的作用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
作为具有特定国家利益目标的行为主体，国家将从自身的利益原则出发，仲裁、协调和调整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以维续基本的社会秩序。因此，本研究提出“国家规制”概念，其意在表明，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主体，在推进市场化过程的同时，也会时刻监控着市场化对社会阶层关系的影响。这意味着，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府，可以在加强自身建设、规范自身运作方式(包括对权力特殊主义的规制)的同时，有效地驾驭和管理不断强化的市场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何既通过市场经济来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又能以国家规制的方式有效地遏制市场内在具有的否定性力量，从而在市场社会形成之初就建立起未来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基础与秩序基础，应当是现今社会学更为迫切的研究主题。
注释：
①如孙立平《从“市场转型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中国书评》1995年第7、8期；边燕杰、孙立平、卢汉龙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李春玲：《断裂与碎片》第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刘欣：《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②V.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 5) (Oct.1989) ; V.Nee,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6( 3) ( Jun.1991) ; V.Nee,and Rebecca Matthews,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2( 1996) .
③Y.Xie,E.Hannum,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 4) ( 1996) ,pp.950—992; X.Zhou,Reply:Beyond the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 4) ( 2000) ,pp.1190—1195; X.Wu,Y.Xie,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 3) ( 2003) ,p.425; Y.Xie,X.Wu,Market Premium,Social Process,and Statistical Naivety:Further Evidence on Differential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1,no.2( 2006) .
④参见D.Star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Soci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Contemporary Sociology,21( 3) ( 1992) ,pp.299—304; I.Szelenyi,E.Kostello,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 4) ( 1996) ,pp.1082—96。
⑤这正如Nee后来所意识到的，见V.Nee,Y.Cao,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19( 2002) ,pp.3—39。
⑥王辉：《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
⑦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⑧K.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Boston:Beacon Press,1944,p.76.
⑨回想改革初期人们对“道德滑坡”、“信任危机”等问题的普遍感受，可能会更深切地体会到骤然遭遇市场经济时的“尴尬”。
⑩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机制变革与阶层相互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12)捷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联程度就一直较强(见W.Verhoeven,W.Jansen,J.Dessens,Income Attainment During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A Meta-Analysis of the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Eure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1( 3) (2005) ,pp.201—226。
(13)Xueguang Zhou,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4( Jan.2000) .(并参见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04页)
(14)之所以只进行这两个比较，是因为数据的共通性差异问题。CHIP88与CHIP95来自大致相同的城市总体，1996年与2003年数据则来自两个时点上的全国性城镇人口总体。时点间效应比较模型(方程3)参见Hauser & Xie,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etween 1988 and 1995,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34( 2005) ,p.53。后面的时点比较采用了与方程3相同的方式。为节省篇幅，本研究中各模型参数的标准误以及某些在分析时未涉及的模型参数均未具体列示，有兴趣者可索取：liujingming＠ruc.edu.cn。
(15)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作者已另文讨论。
(16)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V.Nee,Y.Cao,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Hauser & Xie,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etween 1988 and 1995。
(17)Wei Zhao and Xueguang,Zhou,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An Empirical Assesment,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19( 2002) ,pp.339—376.
(18)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58—72页。
(19)B.Li & A.Walder,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1949—1996.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6,No.5( March 2001) ,pp.1371—1408.
(20)Y.J.Bian & J.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1( 1996) ,pp.739—758.
(21)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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