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教育革命是个整体，其核心尤在政治。”（杨秀峰语）这可能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在我看来，对于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仅仅通过粗线条的数量描述，或者“贴着政治经济运动标签的副产品”解释，是不够的。比如，在这次大跃进中，高等教育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增长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愿意接受大学教育，他们仅仅是出于一种政治的感召吗？在大跃进中，高等教育的增长模式是一种被动的政策推动，还是一种主动参与者的选择，抑或是多种因素结合推动的结果？在既存的制度基础和推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具体政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我想，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都是重新解读这次变革的基础。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还原1958高等教育大跃进
对于处在剧烈变化中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了解它的结构以及特点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特质。所以，对于1958年大跃进中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我们应该从多种维度来把握，进而归纳出具体特点。
1958年前后的高等教育学生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至1960年到达峰值，1962年呈回落趋势（见表1）。具体来说，高等教育学生数从1957年的520276人剧增至1960年的1758731人，到1962年回落至1240307人。从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学生增长情况来看，成人高校学生从1957年不到8万增至1960年的接近80万，而普通高校学生也从44万左右增至1960年的96万左右。总的来说，无论是增长率，还是绝对增长数量成人高校学生数都明显高于普通高校，这是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的重要特点。
从高校系统内部来看，增量部分主要体现在四类学校，分别是工业院校、农业院校、医药院校和师范院校。就增幅而言，工业院校增幅330％左右，农业院校、医药院校和师范院校的也有较大幅度增幅，而综合大学、财经院校、政法院校及其他院校增幅较小（表2）。
另外，学校的规模也是描述这次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维度。在1957年，1000人以上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66％左右，2000人以上高校几乎占高校总数的40％；而从1959年的情况来看，1000人以下的高校占据高校总数的75.9％，仅就300人以下的高校来看，就占高校总数的45.1％（见表3）。由此可见，在大跃进的增量部分中，规模小于1000人的小型学校居多，而1000人以上的高校增幅不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居于2001－3000人规模的学校在1959年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而3001－4000人以及5000人以上高校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总之，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是以建立新学校为主要增长方式，同时，现有学校的内部增容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新增学校主要以何种形式为主呢？从图1、图2① 所显示的成人高校数量增长幅度以及成人高校在校生数来看，依托普通高校建立的高校函授部非常少，主要以独立建制为主。结合相关研究资料来看，以“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红专大学”等非正规教育组织的快速增长是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中的主要特点。
图1 1956—1959年成人高校数（所）
图2 1956—1960年成人高校在校生数（万人）
就1957年的高校分布来看，明显具有大区内分布不平衡的特点（见表4）。华北地区的北京、东北地区的辽宁，华东地区的上海和江苏，中南地区的湖北，西南地区的四川，西北地区的陕西省都居于本大区的高等教育中心位置。院系调整政策的影响痕迹十分明显。而在1958年和1960年的各地高校分布情况来看，大区内各省高校数已不具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在华东地区，上海的中心地位已被江苏取代。另外如安徽、福建、浙江、江西和山东等省在学校数量均超过上海。与此类似的还有西北地区的甘肃省与陕西省在高校数量上的变化。
如果我们从同时期各省的学生人数来看，与上述的高校学校数发展并不存在一致性。首先，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即使在1963年高校数量降至最低值407所时，全国高校人数仍然比1957年净增30000余人。从1958年，特别是1960年各地情况来看，与高校数量增长迅速有所不同的是，各大区高校学生数并没有呈现急速的增长。比如，在华东地区，即使1960年安徽、福建、浙江、江西和山东等省的高校数量已经超过上海，但是在学生人数上，仍然与上海呈现很大的差距。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省份也存在相似情况。这同样印证了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许多省份的高等教育变革，是以小规模学校数量激增的方式来推进的。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普通高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都呈现快速增长。其中，无论是增长率，还是绝对增长数量，成人高校学生数都明显高于普通高校；第二，从成人高校跃进形式来看，主要以新增学校，特别是非正规的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红专学校等成人学校来实现，但是学校一般规模均较小。从普通高等学校来看，增长的主体是工业、农业、医药和师范院校等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急需的单科学校，增长形式也以新建小规模学校为主；第三，在本次大跃进中，各省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均有一定程度的扩大。其中，省属大学的新建或合并组建带动了各省高等教育的地方化发展。
二、1958高等教育大跃进中的政策
在这次高等教育大跃进中，国家的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国家政策旗帜鲜明的引导和号召，教育大跃进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推动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中两类组织生成与扩张的直接力量来源是以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为核心的一个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还包括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1958年7月28日《教育部关于交接下放高等学校的通知》，1958年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等三份政策文件。
1958年9月1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简称《指示》）是大跃进中最为重要的政策文件，它吹响了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号角②。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批评，并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给予了明确的表达：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
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升为两条道路的政治高度，成为《指示》的核心思想，并且，通过强调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来为随后的教育大跃进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
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为了加强党在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各级党委要输送一批干部到教育机关和学校中去。
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指示》对于同样重要的教育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做了说明，并对承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形式进行了规定：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学校办工厂和农场，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结合。……在缺乏劳动的学校里强调劳动，在缺乏基础课程的学校里强调基础课程，使两种学校都向自己所缺乏的方面发展，逐步向理论与实际的更完善的结合前进。
全国将有三类主要的学校：第一类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的学校，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
基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两种教育制度的构想通过政策行为而被建构起来。在《指示》的后半部分，主要就如何实现如何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进行了原则上的指导。
为了多快好省的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
总之，《指示》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如何发展教育事业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对办学形式多样性的倡导。包括倡导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并举，免费学校和不免费学校并举的多种办学形式；第二，对于教育如何实现普及和提高的目标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借助群众自己办教育的方式达成普及教育目标。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因其不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专业人员而成为实现普及教育的主体机构。而承担提高任务主要依托正规教育系统。总的来说，倡导“两条腿走路”；第三，通过配套政策来实现教育事业管理权的下放，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在整个政策文本中，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策意图。我们可以看到《指示》及《中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等三份政策文件对“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逐级（包括省、区、县）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做出了详细的政策阐释和细致的前期准备：
为了充分地发挥各省、市、自治区举办教育事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必须改变过去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根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③
地方性较大的学校（例如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等）可以比统一性较大的学校（例如综合大学、工业学院等）更多地下放。
没有设立综合大学的省和自治区，可以新办或者以现有的专业学校为基础办一所综合大学。④
过去国务院或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通用的教育规章、制度，地方可以结合当前工作发展的情况，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决定存、废、修订，或者另行制定适合于地方情况的制度（包括各项定额标准和执行办法）。⑤
总之，在这一政策体系中，高等教育领导权进行了全方位的下放，极大地解除了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束缚，对于地方政府自主权的实质性扩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和作用⑥。这一政策系统既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于新的教育发展路径的主动探索，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经历了院系调整以后，对苏联模式在中国所造成的不适应所开出的一副“药方”。它“正好代表了党在那个时期所主张的东西，即，一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既普及教育，同时又尽力保持现有体系优点的企图。”⑦
三、1958年高等教育扩展模式之原因分析
在这一制度体系里，一种理想的“兼容”模式的特点表现无疑：既设法采取现代手段也不放弃采用传统的或者土生土长的延安经验；既致力于一体性、质量、计划的原则，又试图发挥灵活性、数量、地方自主的作用。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意图何以能得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或者说，有哪些重要因素诱发了政策行动者的执行热情，从而使这些政策产生了既定的政策结果？我想，宏观制度基础的潜在影响，中观地方教育管理者的扩张热情，微观个体的受教育需求以及基层高校管理者的直接推动力等层面都是需要详加分析的。
（一）既存制度基础的潜在影响
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历程吧。从建国初期的教育来看，主要由两种不同传统汇合在一起。第一种传统是从民国时期继承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受现代西方启发的学说嫁接在古代儒学基础上的混合体⑧，主要表现为以倡导通才教育为目标的正规大学教育模式。第二种传统为共产党边区的遗产。这种传统主要倡导面向基层生活实际的，具有灵活教育方式的非正规教育模式。并且，还具有民办教育的特点并以“民办公助”的方式体现。从建国初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基本上保护了这两种传统的存在。但是，随后“全面苏化”的院系调整政策所带来的，以强调专业化培养取向和具有严密结构体系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出现，无疑与前两种传统是存在冲突的，甚至是不兼容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沿着苏联路线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在很多方面是1944年以来曾为共产党解放区的需要服务的延安模式的对立面。”⑩ 这些既往传统以及对现行政策的离心行动力并没有消失在苏联模式之中。随着院系调整工作的全面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体现出对基层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拒斥。“转眼之间，不再是条条道路通往高等院校了。”⑨ 曾经在1950至1951学年所有高等院校对工人、农民降低入学标准，以及1952年思想改造达到高潮时，10000名干部参加6个月预备课程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局面逐渐消失了。⑩ 这种建立在一贯性和统一性目标基础上的，对质量和适当衔接的重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基于延安传统的非正规高校形式被排斥在现有高等教育系统之外，“在大专院校一级，1954至1955学年的93785名新生当中，有80％直接来自高中，只有3700人毕业于工农干部的速成学校。”(11) 苏联模式对延安传统的压迫，“导致农村青年仍然被拒之于由旧知识分子阶层和新政治精英阶层的孩子所垄断的高等院校的大门之外。”(12) 通过院系调整等政策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直接损害了缺少文化的广大基层群众的受教育权利，同时也没有赢得知识精英的拥戴(13)。
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教育制度把三种遗产调整并合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企图显然失败了。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有争议的混合体。”(14) 旨在借鉴苏联教育模式的院系调整政策，并没有将民国时期继承的传统和延安传统完全整合到强调专业技术特征、具有严密结构的正规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只有建立另外一条为广大基层群众向上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两种制度”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提出的。
因此，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并不是对过去的一种彻底放弃，而是试图更好地统合。正因如此，在大跃进中，高等教育的增长方式，就注定了会以体现基层群众利益的半工半读大学和业余红专大学的模式体现出来。在这种教育大跃进中，体现在新型学校中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课程的地方特色、学生对于教学过程和课程改革的积极参与，都与中国传统的非正规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非常吻合。
（二）地方政府的扩张热情
从院系调整的政策目标来看，是想建立一种经济、节约的高等教育模式。具体来说，以大的行政区来统合区域内的高等教育资源，集中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区域内高等教育的严重不均衡。具有等级特征的高等教育体制，通过专业的过细分割和高层中心的严格控制，很好地完成了培养政治精英的目标。但是，严格等级制和专制倾向的高等教育制度权力控制，引起了“这一体制离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一极越来越远，并进而激起了另一极的强烈反对。”(15)
这种反对集中体现在基层。“1958年省级大学现象”集中折射出各省试图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中心的行为。具体来说，大多数省份所采用的方式是建立一所新的综合大学，这种综合大学或者是新建的，或者是在几所专科学院（校）的基础上合并而来。比如：1953年撤消，而在1958年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安徽大学、福州大学；以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为基础的湖北大学；以东北财经学院为基础，合并辽宁师范学院和一所俄语专科学校而建立起来的辽宁大学；以一所前俄语学院为基础建立的黑龙江大学等；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普遍建立起来的省级大学明显体现出专业范围广泛、且综合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在地方上，逐渐取代了完全受控于中央的专门院校。可以说，建立自主控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为本省的人力资源供给、知识生产等带来便利，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所需要的。
随着两种体制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而表现得水土不服时(16)，早在院系调整时期就存在的地方要求发展高等教育的呼声已与日俱增。虽然1954年大区行政机构被撤消，但是原大区行政委员会管理的高等学校，大多收归中央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有关业务部管理，地方的高等教育力量并没有得到加强，真正省级政府直接管理的高等学校依然很少。
而地方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需求恰好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致的。课程的地方特点，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弥补国家对教育经济支持能力的匮乏等恰恰是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优势。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而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1957年10月开始，一系列下放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政策陆续颁布（具体政策前文已述），地方政府办教育热情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的激发。
我们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大跃进中，地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试图建立高等教育中心并非完全是出于对国家政策的被动响应，也不能完全将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行为理解为单项的政治诉求。建国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地方教育管理权的过度弱化以及许美德教授所说的被过分压制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存在着的促进地域上的平等参与和广泛包容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弹力量应该是反思地方政府参与这次高等教育大变革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基层高等学校领导者的直接推动力
基层高等学校领导者的直接推动力也是需要仔细分析的重要因素。建国初期社会流动渠道改变了人的价值体系，也改变了人的行为，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渠道，对大跃进中的非理性行为，至少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表5 建国初干部人数统计表
1949年1952年1955年
1958年
干部人数 72万 331万 527万729万
注：本表根据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有关所列数据编制而成。
在新中国初期，精英队伍扩张主要是通过扩大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的数量来实现的。而非制度的精英更替是主要模式。所谓“非制度的精英更替”，指在干部的任免上缺乏正规的制度化标准，仅依靠一种潜在的游戏规则，即精英的更替主要是以政治上的正确，以紧跟上级的程度来决定的。(17) 这种非制度化的任免规则使得许多政治投机分子希望通过运动表现自己政治上的正确与坚决，或者通过运动打倒一些人，从而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
通过对大跃进时期有关史料的阅读，发现很多大跃进时期遭受损失比较惨重的地方，几乎都与下放的干部(18) 有直接的关系。下放干部高位低就的现实造成这批人有急于通过运动建功立业再次回归原位的心理需求。所以在1958年大跃进中，这一群体急于向上流动的心理需求为大跃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具体到教育系统来看，随着大量右派教师被清扫出教师队伍，学校教师严重不足。同时，国家有感于学校缺乏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有意识下派大量党政机关干部进入大中学校，科研以及文教单位(19)。由于职业习惯，党政干部担任学校领导职务以后，政治办学在大跃进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20)。
（四）强烈的受教育需求
在195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根据李若建的研究，在当年的环境中，“又红又专”是最佳的政治表现，要做到“红”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训练，模仿领导就可以了。而要做到“专”则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而最好的途径就是依靠教育来实现了。即使不能做到“红专”而走“白专”道路，只要在政治上不被列入反动之列，具有中专以上文凭，其收入也较工人、农民丰厚。基于人民对当时这样一条向上流动模式的认识，上大学（中专也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教育形式）自然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当时情况来看，即使那些在红专大学或者革命大学读过一段时间书的学生，这段经历对其发展有很大帮助。比如，“四川省蓬溪县的农业革命大学停办后400名学生的去向为：到县以上党政部门工作的占35％，参军提干占4％，本县的县以下基层干部占41％，从事工商业占12％，回乡务农只占4％。”(21) 可见，基于对当时社会流动模式中教育重要作用的认识，广大群众渴望接受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了。并且，越是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其对教育的渴望就越为强烈。从1957－1960年全国大学生的增长幅度来看，8个地区超过200％，依次是青海、江西、广西、内蒙古、宁夏、贵州、河南和广东。同期，有7个地区中专在校学生增长超过300％，依次是湖南、安徽、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22)
当然，群众强烈的受教育需求与1958年之前中国社会过少的（高等）教育机会有密切关联。从1957年刘少奇同志在许昌讲话纪要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各级教育的升学情况。“升学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特别是快要毕业的同学。今年升学人数要压缩，这是事实。今年全国小学毕业生有500万，进初中的只有100万，5个人中有4个不能升学。初中毕业生110万，不能升学的有83万。高中毕业生18万，有8万不能升学。”(23) 过低的升学率严重地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关于学生不能升学而产生的闹事和骚乱此起彼伏。河北饶阳县学生的一段顺口溜可以代表当时学生对于不能升学的愤怒和对于前途的迷惘。“饶阳初中生，白搭9年功，高中没考上，师范不招生，出路只一条，回家把地种，宏愿何处诉，愤恨怎能平。”(24)
成人高等教育招考条件的变化，也是引导众多群众大肆涌入非正规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大跃进”之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考试招生制度。比如《高教部关于1957年业余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对于报考条件，考试科目与程序、录取标准等方面的要求，是有利于保证成人高校学生基础水平的基本一致性的。但是，1958年的招生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工、农成分的考生以能跟班学习为原则，采取较低标准，优先录取”。(25)“1958年的这一招生政策，在解决成人高等教育合格生源不足与大跃进目标之间的矛盾时，主要采取了以政治为主要标准降低生源文化基础要求和各校自主招生两大策略。”(26) 这对于以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红专大学为代表的成人高等教育组织来说，无疑是获得规模扩展的先决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流动模式、学校升学率的压力以及成人高等教育招考条件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成为推动1958年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的基本动因。
总之，重读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使我们感受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这次高等教育大变革是如何深刻地受制于既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中，高等教育政策只是一个更大政治图景的缩影。在这一图景之中，全国各个机关组织皆处于相似的情景之中。高等教育政策也深深根植于社会系络之中，并与其它共存的制度性安排相互交织纠葛。本文对于既存制度基础中三种文化冲突的宏大背景，中观层面的地方教育权力诉求，微观层面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以及基层高校管理者行为动机与方式的较为深入分析，也只是尝试提供一个重新认识1958年高等教育大变革的视角而已。
注释：
①(26) 何红玲：《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及其教训》，《河南社会科学》2004第1期。
② 据已有研究，高等教育大跃进最早开始于1958年河南创办的红专大学。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河南的红专大学，毛泽东、陈伯达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③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50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12页。
⑥ 伴随着原中央领导的229所高等学校中的187所下放归地方领导，一种全新的中央和地方教育事业管理格局在上述三项文件的规范下基本形成了。
⑦⑨⑩(11)(14) ［美］苏珊娜·佩珀：《新秩序的教育》，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214、216、219页。
⑧ 具体来说，就是自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术突然中断，随之根据西方现代思想创立的现代学校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中介而得到发展。根据国联教育专家考察团1932的一份调查报告来看，在这类学校内，科学和技术被忽视，而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这种不直接与周围的生活相联系的抽象教育，在苏珊娜看来，其实是“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所以，民国时期继承来的传统本身就具有儒家传统和西方学说混合体的特质。
(12) 转引［加］许美德： 《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
(13) 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广大知识分子集中爆发了对建国以来强加于教育的模式的不满。他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过窄的专业设置、高等教育中对社会科学的忽视和限制，以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教条加以盲目而不加以批判地吸收等事实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5)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16) 比如，由于苏联模式要求的统一性、一贯制以及强调衔接等特点，遭致这种体制缺乏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有力支持。中等教育规模的有限以及基础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扫盲任务，极大制约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17) 李若建：《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8) 1957年除了右派以外，全国还下放了一大批干部。黑龙江省精简下放14万人，安徽省下放5.9万人，湖南省共下放干部10万人，根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下放干部规模至少在100万人以上。
(19) 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1000名高中级党员干部（其中司局长以上干部200名，处科级干部800名）加强文教战线，派到高校担任校院长、党委书记的就有100多人。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地抽调了一批中层骨干派往高等学校。根据1959年2月统计，仅山西、辽宁、河南等16省派往高等学校担任系党总支书记以上领导骨干的干部达1230人。到中学担任校长、支部书记和教导主任等领导工作的有6162人。派到学校担任教师和小学校长的干部有134530人。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20) 很多基层县提出口号“人人是劳动者，个个是大学生，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几个月内建成所谓农业大学448处，几乎村村有大学，由乡村干部、小学老师、老农、劳动模范担任“教授”。
(21) 转引自李若建：《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2)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77－1015页。
(23) 许尧坤：《刘少奇许昌讲话纪实》，《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24) ［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5) 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中国高等函授教育大事记·文献·资料（1949－19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