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人类固有的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人类普遍理性的层次性和普遍理性层次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哲学与现实界必然相通，以及哲学能够对现实界发生作用，能够走向应用的深层根据和一般性前提。然而，哲学对现实界的作用却可能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肯定的辩护性方式；另一种是否定的革命性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比附在哲学与具体界之间进行直接的相互类比、简单平移的过渡，以及直接对号入座式的相互对应、匹配的说明、论证和注释；哲学的批判则要对现实界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予以揭示和剔除，并通过相应设计的实践活动对现实进行合乎理性的干预和改造。另外，哲学的自我批判还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只有批判的哲学才是富有生气和希望、具有无限潜力和前途的哲学。
先哲们曾经说过两段其意相反，而又其意相通的话：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①（黑格尔语）；
“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②（恩格斯语）。
虽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根据辩证法的逻辑，第二段话是可以从第一段话中直接导出的，然而，这两段话毕竟体现着先哲们对待现实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肯定的辩护性态度；另一种是否定的革命性态度。我们有理由把这两种态度分别称为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
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乃是哲学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对现实具体界施加影响和作用的两种主导性方式。对这两种主导方式的认真研讨，有助于我们较为深刻地理解哲学与现实具体界的相关统一性关系，以及哲学通向应用的一般途径和方式。
一、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哲学必然与现实相通之根据
哲学，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它都应该是在追寻一种普遍理性。哲学力图超越感性的性质，往往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可以和人的现实活动的具体界（科学活动的具体界、社会体制的具体界、现实生产、生活的具体界等等）相脱离。同样，人的现实活动的具体感性特征，使人们往往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可以和抽象的哲学相脱离。由此产生了两种极端化的倾向：哲学家们要远离现实，钻到“象牙之塔”中去构造那纯粹的普遍理性的体系；而一般现实中人则要拒斥哲学，把哲学看成是抽象而无用的空谈。
其实，在人的现实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是不可能截然分离的。人是以产生了理性思维为其标志的，而这种理性思维的结构、方式等等便是一种形式的哲学或哲学观念。由于产生了理性，任何感性的材料都必然会纳入理性的框架结构来予以衡量。这便是人和动物的感性的区别，也是哲学与人的活动的现实具体界具有相关统一性的最终根据所在。
科学在本质上是由普遍理性的原理组成的。这些原理不等于那些具有具体感性活动特征的观察、实验的事实的直接陈述。由种种事实陈述上升到普遍理性的科学原理依赖着某种哲学思维的观念、方式的规划。从同一组陈述中，之所以可以得出不同的科学原理的结论，其根源就在于科学家所拥有的哲学思维方面的差异。另外，科学观察和实验中的指向性、选择性，以及一般方式、方法的设计也总是掺杂了一定程度的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思考的因素。哲学在科学之中；科学在哲学方式的规范之中。任何一种科学的普遍理性都相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而这个科学的普遍理性便有理由被看成是某种哲学观念和具体陈述相结合的产儿。
人类现实的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等）固然是一种具体感性的存在，但是，这种具体感性的存在都是由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们依据某种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哲学意义上的观念模式与方式建构出来的。无论这种体制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无论这种体制是短暂的，还是较为持久的，它都不是一种纯粹自然的、由盲目感性活动所左右着的存在。在同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为建立不同的理想化的社会体制而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各类形式的冲突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说明。
通常，人们的一般的生产（包括物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生活活动总是被看成是最具直接感性活动色彩的领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哲学方式的规范和制约。且不说对生产、生活中所实际发生着的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思考必须借助于人的理性思维来把握，就是直接的生产、生活中的物与物的作用关系、材料与材料之间组配的方式和方法等等方面的问题，也同样需要通过理性思维来把握。在这里，生产、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生产、生活的方式和模式，以及对生产、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都不能不普遍渗透着某些类型的哲学观念，并受着这些哲学观念的影响、调节和制约。
属人的现实认识和现实实践活动，决不仅仅是纯粹具体感性的活动。怎样从事认识，怎样设计、组织、展开实践活动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怎样对具体界的相关感性材料和活动步骤进行加工处理、组织协调、综合概括和评价方面的理性思考、方式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努力，都是人的现实认识和现实实践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重要内容方面。一般说来，人们在现实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功、偏差或失败的根源，往往并不只是由于客观条件上的是否完备，而且还取决于主观上的理性思维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恰当与否。更进一步地说，客观条件的正确把握或合理筹备同样依赖于正确而科学的理性思维的方式和方法。
按照通常的看法，哲学是关于世界一般规律的普遍理性体系，所以哲学是世界观。然而，人类的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适域较窄，有的则较宽，由此，这些不同程度的普遍理性便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哲学或某些零散的哲学观念。这些哲学或哲学观念是针对不同范围的，或大些、或小些的“世界”的，所以，这些哲学或哲学观念同时就具有不同程度的（大些或小些的、完全或不完全的）世界观的意义。一般而论，普遍理性所适合的域限越窄，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就越大。由于任何一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等）都是由普遍理性的原理构成其科学体系的，所以，在所有科学学科之间只存在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普遍理性有无的区别，这也就等于说，无论怎样适域较狭的科学都必然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哲学意味。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
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适域范围）的大小，规定着普遍理性自身的内在层次差异。在不同层次的普遍理性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实质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不同层次的普遍理性之间的一种双重意味的关系：一方面，低层普遍理性是高层普遍理性赖以成立的基础，后者由对前者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而产生；另一方面，低层普遍理性又是高层普遍理性在具体界的展示，是后者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并可能接受后者的规范和指导。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正是在高层普遍理性对低层普遍理性的规范和指导的意义上成立的。
人类普遍理性的层次性、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同时又说明着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抽象界和具体界的划分的相对性。这就是，任一层级上的高层普遍理性对其下的低层普遍理性的作用都将具有哲学的规范和指导的意义。
人类普遍理性的层次性，以及普遍理性层次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哲学与现实具体界的必然相通性的最为深层的根据，同时也构成了哲学能够对现实具体界发生作用，能够走向应用、走向现实、走向科学、社会和生活的一般性前提。
然而，在哲学对现实具体界发挥作用，在哲学走向应用、走向现实的时候却可能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态度，或扮演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哲学对待现实的态度和作用方式的这种二重性，正是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
二、充当现实之附庸角色的哲学：哲学的比附
哲学的比附表明着哲学对现实具体界的简单认同的依附或直接肯定性的辩护的那样一种可能的作用方式和态度。这种比附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哲学和处于其下层次的具体界之间进行直接的相互类比、简单平移的过渡，以及直接对号入座式的相互对应、匹配的说明、论证和注释。
把具体界的一些观点、范畴、理论，不加改造、不予批判地直接搬运到哲学的层次上来，这是哲学的比附的典型做法之一。通过这一做法，哲学成了某些人随意从具体界收集起来的杂乱材料的堆积物，成了用一些具体界的相互矛盾、差异、未经综合统一处理的观点、范畴、理论拼接起来的某种杂合物。在这一情景中，哲学不再具有自身层次上所应有的超越其下的具体感性世界的那种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统一性、全面性的特征，而变成了某种拾人牙慧的、缺乏内在有机联系的东西。
可以在现存的许多哲学著作中看到这种把具体界的原料直接搬运过来，形成各类堆积物的情况。当科学中的某些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产生出来之后，一些人便会一窝蜂似地涌向这些学科去猎奇，他们在未能深刻把握这些具体学科本身的局限性和特点的情况下，就生吞活剥地将这些学科中的一些很具体的材料、很狭隘的观点、范畴、理论直接搬运过来，随意拼接一处，泡制出一个体系，并称这就是一种新的哲学。
当系统科学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的时候，某些学者便把系统科学中一些概念、原理简单拼接起来，进行直接泛化的解释，而未作任何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加工、提升的工作，便说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原理、规律，这就是系统哲学；当张颖清创立了他的生物全息论之后，有人便把它直接泛化到整个宇宙的范围，并把一些本来适域十分狭隘的原理，通过随便找来的几个个例的说明，便论证为普适于宇宙范围的基本规律，并且，通过如此方式制作出来的宇宙规律又是那样的多得惊人；当管理行为成了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组织环节的时候，一些学者便把管理科学中的一些十分具体的内容搬运过来，说这就是管理哲学；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我国确立之后，一些学者又纷纷泡制出形形色色的经济哲学……我这里的罗列，并不是说不应该建立系统哲学、全息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而只是说在建立这类哲学的时候不能直接把其下层次的学科中的内容搬过来就算了事。这种直接搬运的工作不用费多大力气，然而也不具有什么积极意义和可取性价值。这种做法既是对哲学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对这一类的作品，严肃的哲学家和认真的科学家都很少予以理睬，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仅需要系统哲学、全息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现代意义上的处于不同层级的一般意义的哲学和局部领域意义的分支哲学。如：物理哲学、化学哲学、生命哲学；信息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进化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人生哲学、伦理哲学、爱情哲学、价值哲学……但是，这样的哲学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现有具体科学中，以及现有社会的现实中直接获得的。从具体现实界的材料到哲学层次的理论，需要经过与它所上升到的那个哲学层次相一致的理性批判的中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详论）。现在，已有许多真正严肃的学者（包括一些哲学家，也包括一些科学家）在相应的普遍理性的层面上，通过适当的理性批判，做出了或正在做着大量的细致而深刻的工作。
哲学的比附的第二种典型的做法是把已有哲学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理论，简单直接地贴附到处于其下层次的现实具体界的材料上去，为直接呈现着的种种现存事物和现象作一些肯定性、粉饰性、辩护性的说明和注释。通过这一做法，哲学成了直接呈现着的现实世界的合理性的一个论证工具，成了现有的科学观念、社会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卫道士。
当某一具体科学从其学科自身的尺度上提出了某一或某些新的科学范式之后，热衷于比附的哲学家们便往往站出来说，这是符合某某已有哲学理论的表现，是对某某哲学原理的确证；当一种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热衷于比附的哲学家们又会站出来论证说这是最完美最理想的体制和制度，甚至在这种体制或制度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它的不合理性的情况下，这类哲学家还在那里为其万世常存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当一种现行的具体政策出台之后，热衷于比附的哲学家们总是要动用种种哲学的既定原理来粉饰说只有这一政策才是最好最可行的方案；对于现实社会上的任何一种时尚的风潮，在这类风潮盛行之时，热衷于比附的哲学家们也都能找出这样那样的“原理”来为其合理性作注脚。然而，直接呈现着的现实世界是多变的。科学的范式、社会的体制、制度、当政者的政策、社会的时尚、人们的一般生活方式、社会实践中的种种事物和现象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运动之中。面对这样一个多变的“万花筒”式的现实世界，热衷于比附的哲学家们总是处于忙于应付的境地，以不断变幻着自己的“理论戏法”的方式来与现实世界永远保持直接一致的对应性。这样的一种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家的最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哲学最终成了一切都能说明的、无法证伪的诡辨式的“戏法学”，哲学家则成了直接现实的一个附庸，一个毫无独立个性的应声虫。
在此，我想谈一下国家哲学的命运问题。因为哲学可以被当作一种对现实具体界进行比附性说明的工具，所以，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总是要泡制或利用一种哲学来作为国家哲学，并以此为其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作为一种国家哲学，与这一哲学为之辩护的国家体制一样，是一种作为某种绝对化的模式，只要求人们去接受、去信仰的东西。这样的哲学在实质上已不存在任何一种辩证性、革命性和批判性，并且，这种哲学也不再会承受任何一种理性的批判，也不再会接受任何一种实践的检验。当某一哲学已经处于国家哲学的地位的时候，它在事实上便无法不被偶像化。通过这种绝对化、偶像化，作为国家哲学的哲学便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直接地统一起来了。于是，这一哲学便丢失了它自主的灵魂，变为一种随统治者好恶而任意变幻自己面孔的怪物。在此，任何一种国家哲学，都必将会把哲学的比附性发挥到极端充分的程度。否则，它便无法永远保持其与多变的社会现实的一致性，也无法实现其作为现存社会之辩护工具的职能。本来，黑格尔哲学，按其本性来说，是辩证的、革命的和批判的。但是，当这一哲学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之后，并为普鲁士王国存在的合理性作论证的时候，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批判的、革命的、辩证的魂灵便被最终阉割了，而呈现出来的只能是那一副保守、僵化、封闭着的躯壳。
哲学的比附产生了双重的僵化：一是哲学体系自身的僵化；二是哲学对现实理解的僵化，并且，这双重僵化又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和依托着的。
处于种种比附中的哲学是没有生气和希望的哲学，是没有出路和前途的哲学。
三、作为现实之变革力量的哲学：哲学的批判
哲学的批判表明着哲学对现实具体界的这样一种可能的作用方式和态度：哲学总是从暂存性和否定性的方面去把握和理解现实界的存在；总是从前进性和发展性的角度去积极干预或推动现实界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的批判曾有过一些十分深刻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③，“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④
对现实具体界的批判是哲学批判的第一方面的任务。在这一批判的方向上，哲学作为对现实进行否定性理解的一种方式和方法，首先是对现实界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的深入剖析；其次则是对剔除和改变这种局限性和不合理性的种种可能方案或方式的预测和设计；再次则是按照人的愿望、需求能力的尺度对这种种可能的方案或方式的选择；第四则是通过相应的实践活动对现实的合乎理性的干预和改造。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哲学之通向现实，走向科学、社会和生活，正在于哲学已不再是对现实的一个庸俗的比附者，而是一个变革现实的批判者、设计者和推动者。
通常，哲学家们总是讲，哲学需要把现实界的具体材料（科学的事实、概念和理论；社会的、生活的事实和观念；实践的具体活动和过程等等）作为自己进行理论抽象和概括的基础。然而，这样的一种哲学理论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决不是简单拿来主义的，即是说，哲学家们的工作并不是要把具体界的零散的、个别的、特殊的、表面的、不一致的、具体的东西直接地搬运到哲学的层次上来。
一般说来，无论是具体科学中，还是具体实践、生活的活动中所直接呈现出来的各类具体界的材料（范畴、原理、观念、事实等等），都是被其由以产生的狭隘学科或现实领域所局限的。从这样的具体材料到哲学的一般的观点、理论，需要跨越人类普遍理性的若干个层次，这一层次跨越的实现通常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具体界所提供的相关范畴、原理、事实更具普遍性；二是这些更具普遍性的具体界的材料必须通过相应哲学层次的理性批判，剔除其原有的狭隘局限。如果没有第一个方面的条件，具体界的材料便只能停留在具体界而根本不可能实现理性层次的升华；如果没有第二个方面的条件，相关具体界的材料所具有的普遍性便不会被挖掘出来，从而也便无法真正实现理性层次的跨跃。
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从事情到知识的过渡，这过渡是透过反思造成的”；“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⑤。黑格尔这里所说的“从事情到知识的过渡”正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理性层次的跃迁。而这一跃迁依赖的则正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一种哲学反思。虽然，那些更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较低层次的理性，可以超越自身最初赖以产生的狭隘学科的局限，向更高层级的普遍理性跃迁。但是，这里要实现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移，不能采取简单拿来的做法，而是在新的更高层级上获得某种具有全新意义的再生。因此，这是一个自我升华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本质的再挖掘、再创造，必须通过接受它要进入的那个更高层级上的原有普遍理性的审查才能实现。在这一审查过程中，高层普遍理性将对这些试图加入自身行列的原有低层普遍理性进行某种规范、修正和加工，这就是高层普遍理性在对低层普遍理性实施其方法论作用的同时，又把这些低层普遍理性中的合理因素概括、总结、吸收到自身中来。这一过程所实现的便是一种哲学的批判。
不仅低层普遍理性向高层普遍理性的跃迁需要通过哲学的批判，就是同一层次普遍理性的相互平移的借鉴、扩展也需要通过哲学的批判。因为正是哲学所提供的关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的原理可能为普遍理性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借鉴或扩展的过渡提供一般方法论的前提。
哲学对现实具体界的批判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表现还在于，人们对人类所面对的现实总是不能满足的那样一种理性的审视，这种审视促使人们去积极地批判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在这里，哲学可以作为一个能动批判的因子注入到人类的所有层级的普遍理性之中，注入到人类所有的科学的、社会的、实践的、生活的现实具体的活动之中。这一能动批判的因子乃是推动人类现实向前进化的一种最具主动性、革命性的实在因素。科学范式的转换、社会体制的更替、经济模式的重建、文化观念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都需要通过哲学批判的中介才能实现。在这里，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革命的实在因素，哲学对现实具体界的批判将是全方位的——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剔除科学观念中可能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展示新的科学范式的更为合理的前景；哲学对社会的批判：揭示一切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生产方式的暂时过渡的性质，展示新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生产方式的更为合理的前景；哲学对文化的批判：揭示传统的、现实的文化现象和观念中的落后的、保守的、狭隘的、非科学的性质，倡导某些更为积极向上的、更为科学有益的、与时代发展的前景更相匹配的新文化现象和观念；哲学对生活的批判：在对一般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理性审视的基础上，揭示出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盲目性、狭隘性，以及非人性、非人道化的倾向，把那些更为积极合理的生活态度、更为科学美好的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
哲学的批判并不仅仅是针对哲学之外的现实具体界的，而且还更是针对其自身的。哲学所面对和可能批判的现实应该包括人类已有的和现存的一切方面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成果，当然也应该包括人类已有的和现存的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念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哲学的辩证性、革命性和彻底性正在于，他们并不把哲学（无论是其它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看成是某种既定不变的僵死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任何一种哲学都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样需要承受人类理性的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而不断改变进化自身。在他们眼里，不仅一切客观现实的世界是暂存的，而且一切人类的理性成果，包括一切哲学的观念、体系也都毫无例外地具有暂存的性质。他们欣赏黑格尔如下的话：“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⑥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⑦“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⑧
哲学对自身的批判是哲学批判的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如果说，哲学对处于它之下层次的理论和现实的批判是要剔除具体现实界所具的某些狭隘的局限和不合理的方面，揭示出那些被具体界所掩盖着的现实理论和实践中所蕴涵着的更为普遍性的本质，以及那本质展开的更为合理的未来发展前景的话，那么，哲学对自身的批判则是要破除自身可能具有的某些僵化、教条化、落后、保守的一面。
在对现实具体界的批判中反向观照自身的变革是哲学实现对自身批判的一个一般途径。当通过哲学批判的中介，现实具体界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更为普遍性质被揭示出来之后，低层普遍理性实现了它向高层普遍理性的层次跃迁之后，这同时就意味着哲学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开放性的层面上，可能从现实界引入新的“信息”。在这里，哲学与现实界的作用是相互的、双向的，由此引出的便可能是双重的批判，我们有理由将它看成是同一个相互作用中所引出的一个双向效应的双重结果。
当然，从外界引入的“信息”，必须接受哲学本身的调控，即选择和批判。只有当这些外部信息被哲学批判地整合到自身结构之中时，这些信息才能被同化成哲学的内容。由于这种对外界信息的同化，由于这种自身的重新调控的自我批判，哲学本身也便十分自然地发生了某种相应的变革。这样，在同一个同化外界信息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便是如下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外界信息受到了哲学的批判；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批判使哲学本身也改变了旧有的结构，使哲学自身也得到了批判。如果这种结构的改变是全面的、整体性的，如果这种自我批判是针对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和原理的，那么，由此引出的便是哲学的革命。
哲学的批判引出的是双重的革命：一是它所批判的具体现实界的革命；二是哲学自身的革命。并且，这双重的革命同样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和依托着的。哲学的批判集中体现着哲学的超越性、活跃性、探索性、预见性、开放性、先进性和革命性。
批判的哲学是富有生气和希望的哲学，是具有无限潜能和前途的哲学。
注释：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⑤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
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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