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适度集中和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同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还是就中国人均GDP和GDP总量在国家上的地位来讲,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教条理解,使我们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提倡无私奉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从1978年以来,我们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并且,政治上的适度集中,保证了党和国家对发展经济的规划、资源动员和集中能力、促使地方政府间竞赛和提高与政府有关经济活动的效率。政治转型和政治适度集中,从一个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
一、从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被看成是享乐主义,不艰苦奋斗,是搞修正主义。虽然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作为革命党,搞无产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多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将贫穷和落后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将富裕和生产力发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的特征。
1978年中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倡导思想要从“两个凡是”①中解放出来,彻底否定了“文革”,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向了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才从革命党、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了执政的党、发展经济和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党。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党的工作重心一定要从过去几乎三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我们曾经在1978年前的30年中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欲速则不达,几次定的在某某年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多次落空,发展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题,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爆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GDP到1990年时翻一番,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展国家。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结果只能挨打;国家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出于对人民幸福生活的考虑,还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团结一心向前看,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最深刻的教训是:一个社会,如果内部不断地搞斗争,它必将会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而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同舟共济,万众一心,才能走向繁荣和富强。党在有关的历史决议中诚恳地认识到,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新中国成立后30年,特别是“文革”中所犯的一些错误;承认对许多公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50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右”的称谓,给予他们正常的公民待遇;让200多万在“文革”中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医疗卫生等人员回城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1000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劳动的青年又返回城市参加高考、招工工作,或者允许进行个体经营;形成公民意识,逐步淡化和取消了政治上的阶级成分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知识,把科学技术上升为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取消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排行,专业人员担任科学技术单位领导,调整了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分配政策;进行科研院所的改革,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重视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大量的人才。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再是学习封资修和里通外国。回想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文革”的劫后余生中,在当时给整个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全民族积极进取和奋斗的全新局面。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纠正错误的诚挚和勇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心,谋求发展的坚定信念,艰巨和卓越的工作都不应当被忘记。
1978年改革开放的转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真正迈出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二、意识形态:从无私奉献到物质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经济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后,清算了以“无私奉献”搞经济建设的左的空想意识,承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对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从以精神鼓励为主转为以物质利益推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对公民行为的要求上,强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计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1)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2)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3)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4)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钩,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少,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在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基础上,更是获得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
现在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包括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同时,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时强调,“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②这段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其想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务实的,其任务是目前中国的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自己的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而不是浪费很多的精力和物力去追求一个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空想目标。
三、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优势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说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提出过异议,认为既然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党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能过多。但是,中国1978年以来3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党政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外,党和政府在一些方面还是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发展及现代化的规划、执行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和行动纲领。1978年以来,从1981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个五年规划,各省、地(市)、县(市)政府以及开发区也相应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提出本地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指导本地区的发展。这些中央层面的规划,先由党中央提出制定某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国务院根据党的建议,形成政府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修改通过后,作为法定性的必须由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各地方,也先由各自的党委提出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各级政府根据建议制订发展规划,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作为本地必须执行的法定性文件。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同样也根据本级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制定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加以落实。而各个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则还根据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城市发展建设规划,以及交通发展等部门规划,因涉及全国性的生产力布局,交通体系布置,以及征用土地,需要由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
上述经济和社会五年发展规划,城市和城镇建设规划,还有交通发展规划,电网、通信网、互联网、输油管网等发展规划,一旦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形成法定文件,便成为各级政府及其政府各部门的行动纲领。一部分财政资源围绕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及城镇建设规划按重点和比例进行分配;土地资源按照城市或城镇规划按时间进行征用、分配和建设;其中的产业,住宅、公益设施,交通体系等,按照规划进行招商,或者由政府进行投资建设。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项目,由政府重点扶持和督促进行建设直到投入运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的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理解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包括各部门党组的发展规划建议),先是征求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再集中作为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尔后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形成政府和各部门行动的纲领。实际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来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发展的各个时期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建议,包括邓小平同志经济社会发展从1981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等发展的战略性宏图,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订规划、形成措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从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③
(二)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目前城市和交通等建设征地拆迁等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在哪些方面具有动员和集中资源推进现代化的能力呢?
1.有较强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资源的能力,用以建设企业、住宅、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从而较快地推进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虽然对耕地有承包权,但是,中国有关的土地法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土地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政府在建设需要时,可以以土地三年平均收入的6~10倍的补偿强制征用农民的土地。④这样的体制,为中国各级政府推进城市化,包括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而又低成本的土地资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经济、社会、生活等建设项目,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就是保守按每亩10万元计算,高达10多万亿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补偿到农民手中的不到7000亿元。⑤而城镇土地为国有,政府建设规划对一些土地有很强的再分配能力,对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有时不到位,有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的再分配,获得土地的级差收益。如有的工厂从城市中心搬往城市的边远地区,由于其原来所使用的土地价格较高,而城市边远地区的土地价格较低,政府用其价差收益来支付搬迁安置成本,而且还有盈余。进入21世纪以来,省级以下政府从土地拍卖中获得的收入占其政府实际收入的很大比重,东部一些地方政府收入1/3来自于土地收入。2007年,仅公布的有统计的全国土地收入规模为12000亿元。这样巨额的资金,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和交通等建设提供了雄厚的财力基础。
2.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体系的控制,特别是对中央银行及其外汇管理部门的领导,党和政府有着较强的金融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一般的理论认为,政府与央行要分开,央行要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直接干预银行,以避免政府失误形成的不良资产。但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与银行不良债务的重组、发行特别国债向银行注入资本金、提取坏账准备金和核销银行不良资产、发展资本市场、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等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是降低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化解了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资产从间接融资而来及其低效率转嫁给中国金融体系的极有可能导致其崩溃的风险。1995年时,国有企业总资产约为48000亿元,其中国有净资产约为7200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5%左右。国有企业100元的资产运营1年,不计财务利息成本,可以挣得7.2元,全部交银行利息都不够,如果不欠缴利息,国有企业总体上实际亏损550亿元,100元国有资产运营1年倒贴1.14元。⑥2008年9月,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32.56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资产负债率为57.7%。在2002-2007年期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⑦
二是通过银行吸收战略投资者和上资本市场融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金融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金融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等措施,改善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格局,提高了金融体系资产的质量,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1994年底,中国银行体系中,大约有13500亿元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不到1%。⑧到了2007年的9月底,中国银行业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8%,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为6.63%。⑨而到了2008年1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62.4万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31.8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8.8万亿元,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1万亿元,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7.6万亿元。⑩
三是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代表国家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汇金公司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2003年12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724.65亿元人民币,性质为国有独资。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作为出资人,将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并且,有关金融稳定的行政性措施是由金融稳定当局制定并执行的,而市场化的措施则是由中央汇金公司来操作。因此,汇金公司也是国务院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工具性”公司。当然,在必要时,汇金公司也可以在海外投资、战略储备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简而言之,国家对金融体系科学而又强有力的控制,大大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
3.党和政府还有运用巨额国有资产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的调控,有目的地进行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建设,并且通过国有经济的重组和集中以及技术改造,推进基础设施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时,工业总产值为4231亿元,其中国有比例为80.1%,为3427亿元;到2006年工业总产值到达316589亿元,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比例虽然降到了31.2%,但是,规模却达到98910亿元。从钢铁、发电量和交通等方面工业化推进的情况看,中国1980年时钢铁产量为3712万吨,发电量3006亿度(千瓦时),铁路通车里程55231公里,公路通车里程888250公里,高速公路为零公里。到2008年时,钢铁产量为50200万吨,发电量34334亿度。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发展到64330公里,2007年底国内的铁路通车里程78000公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开工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大飞机”、西部和沿海石油勘探开发、第三代移动TD技术产业化等,都聚集了一部分国家财政和国有经济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
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速度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密切相关。
1.发展和建设的战略规划被很快通过。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建议往往很快成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交通等建设规划的依据,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战略和规划的时间也较快,整个发展和建设的动议,特别是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如火力和水利发电站、地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在建议、讨论、审批通过时间上,往往要比世界上许多有较繁杂民主程序的国家短得多。
2.被招商企业的注册、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被缩短。中国的各地政府加快企业投资兴办运营等方面的行政程序,一是设置了一站式审批流程。一站式审批流程即一个行政审批事项,从企业投资者申请注册开始,到获得土地、拿到证照,正式开业或者运营,由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在限定的工作日内,互相衔接,流水作业,按时完成。在许多地方,这种一站式办公大大加快了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的时间。二是行政事务大厅式集中办理。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了不同的审批事项,政府的各部门又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企业办一件事,可能要跑政府的许多地方,而且,政府部门间又对发生的不协调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创造了行政事务大厅式办公制度。将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事项,都集中到城市的行政中心窗口式集中办理,一个行政事项,可以在一个办公大厅内,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地办理,有的大厅内有政府监察部门监督,还设有监控录像和视频,监督公务员可能发生的徇私舞弊和工作懈怠行为,以提高办事的效率。三是许多地方政府利用互联网,发展了电子政务,即事务办理者可以上政府的有关网站办理有关事务,这样既可以节省办理时间,又可以公开办事规划、程序和结果,还可以防止办事公务员从中办事过程中寻租。四是许多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区域中实行与一般区域内特殊的政府管理体制,对进区的投资者和企业,实行与区外不一样的一些特殊的审批、投资、建设、开业、经营的优惠式和保护式的管理方式,这些区域的主要功能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设置管委会、开发公司等特殊的行政事务集中办理和代办体制,在这些区域中,企业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被尽可能地缩短。
3.建设过程的征地和拆迁时间被尽可能缩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各地区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电网、水电站、港口、机场、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资本的建设,钢铁厂、石油化工厂和其他企业项目等产业资本投资和积累,都是重要的增长因素。而这些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需要土地,也需要对土地上原有的民居和企业建筑等进行拆迁,并进行补偿和安置。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征地和拆迁的程序繁杂和时间过长,甚至许多建设项目的设想和规划,因土地不能得到征用,或者征地和拆迁的时间过长,最后无法实施,或者实施的时间很长,成本过高。而中国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征地和拆迁方面时间较短。
中国土地法和土地法实施细则以及征地拆迁条例,包括各地政府出台的征地办法,规定了征地拆迁的补偿办法、环节、程序、安置、处置等内容,而且规划、土地、建设、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公安、法院等部门都通力合作,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头几年,各地政府补偿不足与强制征地拆迁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区县或者省市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的落地、建设和开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不断掀起经济建设热潮,政府在征地、拆迁、建设等事务中热情高涨,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效率。例如,不少地方为加快征地、拆迁进度,提出了“大拆促大建”、“以大拆迁推动大发展”的口号,举行了诸如“征地拆迁突击月”、“项目开发月”之类的活动。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征地、拆迁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一部署。每个项目都有联系的政府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领导。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协调,各部门通力配合,最大限度地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动员,广泛宣传。对于征地、拆迁的工作成效,政府还有相应的检查、评比、考核。完全可以说,一些地方政府是把征地、拆迁当作战争一样来对待的。政府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活动,明显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进度,为改善当地交通状况和人居环境、营造投资氛围、拉动经济增长等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推进地方建设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为了优化建设环境,各地政府简化行政程序,加大工作力度,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据报道,2003年以前,在河南省许昌投资一个项目,办完各种手续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2003年以后,该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首办责任制,组织多部门联合办理,全部手续办完只需3天时间。(11)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减少了投资者的等待时间。无独有偶,近两年来,随着“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的实施,一批重点项目纷纷落户海南,项目用地报批件日渐增多。对此,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采取“重点项目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用地项目的审批。该厅规定,重点项目须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报批文件会审。对个别重点急需项目,厅领导在征求厅有关处室意见后,两个工作日内上会研究,当天能会审的绝不拖至第二天,7个工作日内上报省政府,从而大大缩短了会审时间。(12)
4.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府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分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风暴,但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关、外汇、对外资本账户、货币、财政等管理机制和调控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冲击和正在有条不紊地应对冲击。中国1997-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第一,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度(与印度、东欧等国相比)使得我们的企业相对进退自如,调整速度、反应速度比较快。这是所有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之中最根本的一条。第二,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后维持了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包括市场化的调控,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非市场化的调控,如大规模发行国债、国家立项投资、启动新型市场(如居民房地产、高等教育等)、政府直接干预等。这些措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是有必要的,毕竟,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对于这些非市场体制的问题采用行政的措施进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第三个重要经验是加强了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防火墙建设,使金融市场的泡沫最小程度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比如,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不应该完全与股市价格挂钩,这样就避免了股市泡沫化时银行资产的过度膨胀和信贷的盲目扩张。(13)
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时,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5日宣布了一个4万亿元规模的刺激内需和促进增长的措施。后来,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清理收费项目、扩大就业、减少中小企业税收、扩大赤字和发行国债、紧缩行政公务支出、振兴产业计划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各方面的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关于这一点,人们不难从中国政府带领人民抵御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的SARS危机、2008年1月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5月的地震灾害中体会出来。
2008年1月10日起中国浙江等19个省级行政区均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房屋22.3万间,损坏房屋86.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5月12日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据报道,截至7月6日12时,地震已造成69197人遇难,374176人受伤,18379人失踪。(14)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2000亿元。
雪灾震灾发生后,中国党和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和抗灾救灾,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城乡各个基层单位,从电力、煤炭、交通等行业到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各地区各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对于震灾,动员国内和接受境外捐款物折合人民币567.8亿元。截至7月6日12时,中央财政投入497.48亿元,地方财政投入51.28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灾后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2009年、2010年继续做相应安排,国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就业等各类政策,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项财政投入、对口支援、国内银行贷款等资金,引导使用好各类捐赠资金,使政策安排、资金投入及重建规划相互衔接,有机配合,形成恢复重建的合力。而对于雪灾,在中国共产党、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两次灾害中,动员和分配资源用于应急的能力得到国内外各界的称赞。
(四)中印政府对经济发展影响力的比较。
仅就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而言,现阶段印度同中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印度经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低速(年均3%~3.5%)发展阶段,80年代开始加速,进入90年代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升。1992-2002年平均增速为5.5%,2004年为7.5%,2005年为8.1%,2006年为9.7%,2007年为9%。这种强劲的发展态势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9.8%的增长速度相比仍有差距。另外,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仍领先于印度:(1)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2倍多。2007年印度GDP总量为9280亿美元,中国为30100亿美元;人均GDP印度为965美元,排在179个国家和地区的132位,中国为2460美元,排在第104位。而1978年时,中国人均GDP为148美元,印度为246美元,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2/3。(2)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大于印度,是印度的6倍,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左右;而印度为4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3)200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5.1%,达到9468亿美元,其中中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747亿美元,印度为525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累积是印度的10倍。(4)从外汇储备来看,中国2008年6月底为18088亿美元,而印度为310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为印度的5.8倍。
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而印度政府则是一个民主体制下弱势的“软政府”。两类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在中国,政府视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推动发展方面不遗余力。所以,有学者提出,在制度并非十分完善的中国,政府的强势和效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保障。相比之下,印度政府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度政府也因此被人们视为一个“软政府”。迄今为止,印度人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时一直在反思这样一些事情,比如,印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规模,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倡和制订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增长迅速得到了控制;印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设想要搞“经济特区”,但一直悬而不决,而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便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一些数据提供了印中两国政府效率的形象对比(2004年数据):在印度开办一家企业需花费89天,而在中国只需41天;注册资产在印度要花67天6个程序,而在中国只要32天3个程序;执行一份协议在印度需要425天40个程序,而在中国是241天25个程序。另外,世界银行2004年公布的中印两国“治理指标”的比较数据显示,由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印度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较中国有明显的优势,在“防治腐败”与“法治”两项指标上,印度也获得了比中国较高的评价,但在“监管质量”和“政府效率”两项指标上,中国的得分却明显高于印度。(15)这说明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受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宗教化和种姓化)的影响,印度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强势的发展型政府,印度经济也不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因此,印度经济的成长相对稳定,同时也相对缓慢。而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会带来不少问题,比如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等,但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够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印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又都适合各自的国情。(16)
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责难,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其强有力的推动,不能不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成因。
四、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竞赛
循着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在保持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同时,多次进行了经济上的分权改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各地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又激发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竞赛”。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空母舰”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吸引了众多的外来投资。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说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以GDP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则又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这是由于,在中国既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地区的GDP数量。换言之,政治因素在促进地方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GDP竞赛势所难免。
但在改革之初的中国,为了实现GDP的增长,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推进市场化的历史责任。在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强制性制度变革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表现在地方政府为市场发育创造条件,成立地方性企业、招商引资、经营资本、投资上项目、流动性创造等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表现出“地方法团主义”和自利的倾向,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17)这对于市场主体缺位的改革初期来讲十分必要。政府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的威信、资源的支配权、自由行为权使其对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较低,政府既提供政策性商品,又提供本应由市场来提供的普通商品,由于是资源配置动态效率的结果,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
以GDP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使发展的比较和竞争成为常态。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非常热衷于GDP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18)与此相联系,当上级政府提出某个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增长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的发展指标,出现层层分解、层层加码现象。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全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7.5%,而在全国31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预计平均GDP增速却是10.1%,最高的达13%,最低的为8.5%,以至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紧急发文要求各省市为GDP增长“减速”。(19)可以说,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理由,都希望自己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现象:沿海发达地区往往强调要发展得更快一点;西部地区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强调发展速度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强调“东北振兴”就应该实行特殊政策,发展速度不能低于全国;中部地区强调“中部崛起”就必须体现在发展速度更快上。全国各个地区各有各的理由。沿海、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相互比较和竞争,各个地区之间的省际、市际、县际之间也相互比较和竞争。
虽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从主要方面看,这种比较和竞争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首先,为了在比较中占据优势,各地方政府主动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的各种竞争,比如“零地价”政策,使得中国这些年外资流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国内民营资本也开始受到中西部地区政府的关注和垂青。因此,从根本上说,地方之间发展的比较和竞争是发展环境得以持续改善的行政基础。其次,地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尽管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并且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地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人们在批评各地“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发展而进行的比较和竞争,实际上促进了区际贸易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的进程。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地方之间发展的比较和竞争,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也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探讨“中国奇迹”,不应忽视这一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股各地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热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由东向西,由南到北,气势宏大,参与的地区和人员众多。各地政府高度认同招商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就提出,“招商引资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招商引资十分重要、现实、便捷、有效,有利于解决资金不足,扩大经济总量,激活地方经济”,“大招商、快发展,小招商、慢发展,不招商、难发展”,“要绷起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这根弦”等。在上述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各地纷纷辟建开发区、工业园,敞开大门招纳天下客商。招商团、经洽会等活动层出不穷,十分热闹。
从各种发展模式的省级区域比较来看,广东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资金的投入和拉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资金注入规模大,有外销市场,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可以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就业,缺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外商赚去,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浙江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地资金积累的内源发展,为民间推动为主,优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留在国内,城乡居民比较富裕,中等收入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人口较少,在国际市场不景气时,国内市场上回旋的余地较大;需要改进的是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换代,管理和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等,要进行创新。江苏经济发展开始主要取决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政府推动的色彩较为明显,并且招商引资也是其主要的推动力,优点是很快得到和吸收国外的应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国外市场销售通道;缺点是集体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明晰产权,进行改革,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外商分配,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较大,但得到的国民收入可能相对较少。而山东的发展则得益于国有和集体大型企业的发展和推动,后来其进行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发展方式上大企业集团为主力的特点较为明显,政府主导的色彩也较为明显,优点是有规模经济效益,形成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可能较快;缺点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较少,导致中等收入人口相对浙江较少,政府财政实力强,而城乡居民收入可能相对增长速度低。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差异化发展,使民间力量、外资力量和政府主导推动的力量,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20)
五、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目标、动机、体制和政治动员,是政治稳定而又经济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证;而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又是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条件。一国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治理结构的长期稳定延续,如最高领导人平稳地退休和更替,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政治决心不动摇;社会稳定,如没有内部战争,较少有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冲突,等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的更替来看,主要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一是军人操纵政权,有的是军人统治通过频繁的军人政变来更替。结果是,军人政府,大多不熟悉经济工作,不懂得国民经济管理;还有的军人政府或者军人政变扶持的文官政府,以军队的利益为先,资源较多地配置到武装力量方面,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受到损害。二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或者不同的利益集团,都谋求自己的利益,通过轮番的罢工、示威游行、街头冲突等,甚至部族之间的冲突,实现国家领导集团和领导人的更替。这种不断地更替政府的社会运动,使投资、创业和经营者失去了安定感,对稳定和吸引投资极为不利;而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执政能力较弱,又极不稳定,朝令夕改,经济政策多变,没有稳定的法律。因此,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企业生存和发展较为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虽然国家治理的政治结构超稳定,但是,由于工作中心是搞阶级斗争,经济发展任务是其次;由于党的中心工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党自身发动了许多次政治运动,即使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体制下,也使工厂和公社的管理者、职工和社员,互相斗争,人人自危,以政治方面的积极表现代替对企业和公社的体力和智力贡献。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虽然政治治理超稳定,但是,社会则处于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力被封闭在政治第一框框之中,不能释放,不能推动经济持续地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主要是看最高层的政治领导更替是不是平稳,发展经济的决心是不是一贯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是不是前后有继承性。1978年以后,我们改革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体制,先是废除了各级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龄退休制度;逐步完善了组织部门考察、选任领导干部的各项制度,包括民主推选、征求民意、党员选举、委员会票决等体制;修改了宪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领导的选举、任用和任期等程序和规则。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稳性:没有发生危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党派之争、部族之争、社会阶层之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方式实现的,也不以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为代价。而各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国家的各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都是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中国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22)部署的,任何一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偏离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教导和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从体制转型看,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先是加大力度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推进了改革,但是,从力度上看,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苏联先是急剧地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时来看,慢于政治体制改革。从结果看,中苏在经济发展方面各有特色;而在政治方面,即使苏联解体前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也以解体为代价实现了它的体制转型,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这是不值得的。当然,有的学者也举东欧一些小国转型成功的例子,认为政治和经济同时转型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同看,这些国家当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除了南斯拉夫外,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23)文化和宗教基本相同,大部分国家转型期间不易导致国家的分裂。而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的水平又很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如果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时急剧地推进,特别是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是不是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客观地讲,充满了疑问。
通过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以及中苏改革不同模式的比较,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应当客观地研究、分析和评论事实。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是每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个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剧烈转型的落后大国,政治上分散的较为自由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还是政治上适度集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呢?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年的历史看,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战后较为快速地学习、模仿和全盘接受了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由于其社会结构剧烈变动、部落冲突不断、军人政变更替政府、示威游行和罢工频繁等,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成功;而战后的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省等,实际上实行了较为集中的国家政治治理体制,比如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都实行了政治上强有力集中的体制,只是在目标和行动上坚定地推进现代化,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结果是,既防止了社会结构转型期间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又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整个国家和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处理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就是东亚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现代化目标和行动坚定,并且坚决改革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和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保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释放,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
总之,在本文的结尾,笔者可以作这样三个方面的小结:(1)中国1978年后从搞阶级斗争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政治前提。(2)在经济发展史上,既要肯定中国政治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型,也不能认为搞经济建设就是要政治上也要尽快地分散化,实际上中国1978-2008年发展的历史证明,在一个结构剧烈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适度的集中和政府对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3)3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目标和领导,党和国家领导的平稳交替,以及中国社会环境的稳定,是外资和内资投资、创业和经营的重要条件,没有平衡的政治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注释:
①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不从这样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
②《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新华社。
③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④后来补偿标准有所提高。
⑤周天勇:《良心与责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⑧周天勇:《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参见2009年1月17日新浪财经网转《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李融荣:《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载于《求是》2008年第16期。
⑨刘明康:《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今年首次达到8%》,中证网,2007年12月11日。
⑩刘诗平、白洁纯:《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60万亿》,中证网,2009年1月16日。
(11)人民网郑州2003年11月9日电。
(12)侯小健:《海南用地审批效率高,从受理到审批6个工作日》,载于《海南日报》2007年6月26日。
(13)李稻葵:《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新财富网,2007年7月15日。
(14)新华社2008年7月6日电。
(15)参见《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的世界银行有关报告,2006年2月17日。
(16)周天勇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李义平:《当前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载于《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9期。
(18)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改革以来,有足够的官员因GDP竞争而晋升或离开行政岗位。据周黎安等(2005)的统计,在1997-2002年涉及28个省区直辖市在位的187位省(市)委书记和157位省(市)长中有25.9%的官员得到晋升,41.6%的官员离开了主要岗位。
(19)《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14日。
(20)周天勇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21)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0年人均GDP从200美元翻一番到400美元;从1990年到2000年,人均GDP再从400美元翻一番到800美元,实现小康社会;进入21世纪后,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到达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22)从21世纪初到2020年,建成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
(23)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型期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而捷克斯洛伐克则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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