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学、新史学与史学的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对史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如何估价和对待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传统成为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旧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切入，揭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突破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略陈在新时期对待史学传统的心态问题，以求有补于史学的更新。
一、旧史学传统的优劣并存
旧史学是相对于近代梁启超等人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而言的。它恪守着近
代以前的治史方法和价值观念，散发着与新史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息，故一般也称传统史学。不过对“传统史学”的界定，学术界曾出现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是相对于改革开放而言的，而所要改革开放的内容恰是以往的与现实相联着的东西，因此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前的史学，均属传统史学，而尤指当代史学。对此，有论者提出异议，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几种不同性质史学的区别，传统史学当特指封建史学[（1）]。后说在学术界较流行，本文从之。
旧史学历经千百年的承袭和变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沉积，积习成一些连绵不断的传统家风。不过，一般论者以为似乎只有积极的东西才是传统，而消极的史学文化却被摒弃于传统之外。传统既然是前人开启、后人承接的连续遗产，而这种遗产又受时代和史学家主观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掺有消极成份，仅持一端，似有偏颇之嫌。
史学传统是史学遗产中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史学传统的相对性即历史阶段性。具体地说，某一时期的史学成就的形成奠基于前一时期的积累，同时又成为其下一阶段发展的基础。唯其如此，在某个时期被继承的东西，在另一阶段也许会遭受抛弃；相反，在某个阶段遭到抛弃的东西，在另一时期却很可能被继承下来。史学传统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不同性质的史学具有各异的传统，同一性质的不同流派也有自己的家风。
概言之，中国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尤其突出的是史学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对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重大责任感。孔子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系为“补敝起废”[（2）]。司马谈临终告诫子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3）]晓以需持不隐恶、不虚美的直笔态度。春秋之时就有董狐故事，司马迁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4）]。史学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就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和史评15类。体例有通史、断代史、撰述、记注、史评、史钞、注释、目录、类书等，还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典志和学案等体裁。
但是过强政治性的传统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古代史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垂鉴”和“资治”史观发达，封建皇帝高度重视史学，史官制度发达和官修史书兴盛[（5）]。过强的政治色彩限制了史学范围，把史学过分限于政治领域，无怪乎近人讥《二十四史》为“廿四姓之家谱”、“蜡人院”、“相斫书”；借古讽今，埋下了史学影射化的种子；箝制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导致史书隐微现象不断发生，“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曲笔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6）]刘知几发此感慨看来绝非无病呻吟。
换言之，中国传统史学是长短相随、优劣并存的混合体。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求信”与“致用”、经与史（史与论）间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史学的发展。“求信”与“致用”是中国史学悠久特征，所有史著或为“求信”，或为“致用”，或兼而有之。《春秋》既“求信”又“致用”。它按时间顺序属辞比事。“春秋笔法”非常注重遣词用字，但除去“属辞”中的感情色彩外，其所比之事仍为确凿可信的，可谓“求信”。但孔子作《春秋》要达到“贼臣逆子惧”的目的，凝聚着其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贯彻着其宏大的政治抱负，然而失意之人只有俟后世君子发其微言大义了，显然包含着功利主义成份，可谓“致用”。后来历代正史写出一方面为借鉴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表明本朝承袭前朝统治的合理性。以《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也抱有类似的宗旨。不过，汉书和乾嘉之学讲“求信”却很典型。史学史上，确有像《史记》、《资治通鉴》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求信”与“致用”结合得较好的著作。但通常情况下，“求信”与“致用”难以统一。科学历史学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求信”与“致用”的二位一体，否则史学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
经史关系问题亦为中国史学中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经学和史学是对立统一的。
经学与史学关系相当密切。先秦经史是二而一的，先秦本无经名，《春秋》为编年体史书，《诗》《书》《礼》《易》同诸子作品一样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封建统治阶级在史书中贯彻儒家思想。司马迁著《史记》，崇尚黄老思想，杨雄讥之“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7）]，班固则加以发挥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8）]。《汉书》充斥了浓厚的正统思想，“饰主阙而抑忠臣”、“贵取荣而贱取节”[（9）]，宣扬阴阳灾异说。北宋石介《唐鉴》、孙甫《唐史新论》、邵雍《皇极经世》和范祖禹《唐鉴》均提倡尊王攘夷、强干弱枝和伦理纲常。南宋兴盛起来的理学，使史学注重褒贬义例和正统纂逆理论的阐发，朱熹创“纲目体”极力宣扬正统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
经学和史学基本分流。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为标志，经学和史学分途。然而，史学在两汉处于经学的附属地位，故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均无史部，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将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至魏晋南北朝，随着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荀勖《中经新簿》始以史书单为丙部。许多历史著作没有像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样贯彻经典意图。魏征著录的《隋书·经籍志》，主张史学不应局限于儒学，而应兼通众意：“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 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10）]郑樵认为“学者皆操究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11）]，以《通志》标榜“实学”。从刘恕到王世负、胡应麟、顾炎武和章学诚所完成的“六经皆史”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史分离现象。
旧史学的以上传统对新史学产生或多或少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在新史学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新史学的突破与误区
新史学实现了对旧史学的继承和突破。
首先，在历史观上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近代文化的最显著特色为中西冲突和交流，其最终成型必须既使得中国士大夫和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又能满足西方资产阶级宣泄欲望，即具备一种认同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饱浸国学，传统的变易思想和公羊三世说成为他们革故鼎新的理论基础。进化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6世纪上半叶近代历史进化观念初步形成，19世纪趋于高亢，成为联结中西文化的纽带。中国近代思辨历史哲学，在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基础上参以西方历史进化论观点而产生。它突破了传统变易观的把考察对象仅限于中国、循环论和忽视未来的局限。
其次，在治史方法上的保留和创新。乾嘉学方法特点为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和追根穷源。新史学的史考大家受益于此，但又有所创新。王国维以地下发掘材料证文献材料真伪，从而构建了“二重证据法”理论；陈寅恪更以诗证史，开辟了以诗证史的道路。
最后，在史著体裁上的继承与发展。纪传体一事多处出现，显得重复；编年体一事断续系于多时，有零散之嫌；本末体虽克服了以上两体缺点，但到近代，因为新史学倡导探求人群进化规律，所以本末体在整体考察历史过程方面有失之孤立的局限，章节体则克服其不足。不过，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是新史学的一部代表作，其章节体多处使用本末体以事命题、备细委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更突破了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不足，克服了以往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坚持从经济生活研究入手解释社会，着重阐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注意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个人思想历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鸣锣开道，明确地统一了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提出了“古为今用”的口号。
新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史观学派尤为发达。旧学中的经史问题为新学中的史与论问题所取代。梁启超不满于旧史学的“四弊二病”，运用社会进化论明确阐述史学目的和任务在于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其呐喊下，20世纪20年代，大批史学理论著作或翻译或著作出版，著名的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鲁宾逊《新史学》、塞格利曼《经济史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朱谦之《历史哲学》、杨鸿烈《史地新论》、何柄松《新史通义》及《历史研究法》等。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来华讲学，宣传他们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新生机主义和东方文化主义。在这些理论启发下，朱谦之、常乃真和林同济等史观学派先后问世。新史学另一趋势是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和傅斯平等史考学派和史料学派。对这两种趋势，姜蕴刚表示不予认同，以为“考订史料也不能算尽了研究历史之能事”，而“史学仍不能把握着真正的历史，还只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看法”，考据和史观都有偏见，“要在考据和史观之上来一个有边际的玄想来获得过去的可贵的暗示”，这种“玄想”即“历史艺术论”的方法[（12）]。引人注目的是开创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关于理论和史料关系的观，李大钊《史学要论》指出，要探讨历史规律，“史家固宜努力以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13）]。历史理论和记述历史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历史理论的系统若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根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14）]李大钊的史学观点科学地表述了史与论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把史与论的关系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史料间的关系。
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反映了“求信”与“致用”、史与论关系处理方面的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高潮，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清算了封建史学和其他新史学。许多史学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容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好地处理了“求信”与“致用”和史与论间的关系。
50年代末起，曾出现马列经典教条化的倾向，史学沿着简单化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向纵深处滑落。“文化大革命”在全盘否定已取得的史学成就的同时，全面展开政治史学，“影射史学”泛滥，歪曲历史事实，历史学的科学性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史学只实用，不求信；仅求“论”不讲“史”，而所求之“论”，又只是教条化的说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界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文革”中史学的偏执，但也出现了向传统考据史学“回归”的倾向。同时，西方科学主义和社会学说像潮水般涌向中国。
以上表明，新史学在突破旧史学的同时，并未完全摆脱旧史学的影响，在处理史与论、求信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上，重袭旧史学老路，在很长时期内和很多方面没有持适中的态度，使得新史学中再现了旧史学传统消极成份的影子，以致从史学渊源意义上发生了所谓的“史学危机”，表现出如今人们正在力图克服的一些症状。正如上文所言及的，史学传统是复杂的，新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建国后严重地限制着史学研究的范围，史学的功能实际上奉行着实用主义观点，久而久之，积习成性，以致使史学在改革开放年代与社会不大合拍，正是今天史学更新所要克服的最直接的因素。
诚然，当代史学走入误区同中国政治上的“左”的倾向紧密相关，史学传统偏差也表现得根深蒂固。另外，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在面临寻求民族文化新出路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待文化传统的心理定势也起到一定作用。
三、对史学传统抉择中的得失
史学的更新意味着对史学传统的抉择。对史学传统是完全继承还是统统抛弃，是抛弃旧史学传统而继承新史学传统，还是恰恰相反，抑或在旧史学和新史学传统中加以整合而求得新传统与旧传统、传统与现实史学状况的互补呢？
史学传统与文化传统是子母关系。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待史学传统的态度。而历史上人们对待传统的偏执已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
明末清初，儒学发展到王学阶段已陷入空疏，部分丧失了权威，处于一个转型期，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和科学技术带到中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把“四书”、“五经”介绍到西方，认为孔子开创的道德哲学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希望西方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看到中国固有文明的缺陷—缺乏逻辑规范，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徐光启等认为宗教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不足，既能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能接受西方宗教。
康熙以后，由于传教士的骄横，清帝对古典文化的崇尚和对思想言论的箝制，乾嘉之学兴起。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倡导的“汉学运动”，本来是“经世致用”的，但发展到“乾嘉之学”时，出现复古倾向，走上了脱离政治的轨道。特别是到了段玉裁、王念孙阶段，知识分子钻进象牙塔，思想界呈现出一派冷落沉寂的景象，展示了单向地从传统文化寻求出路的失败结局。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命运的思索比过去更强烈，因为这时西方文化伴随着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和经济渗透而涌向中国。中国固然有顽固派通过复古来抵制西方文化，但总的趋势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步的有选择的吸收。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排斥西学中的社会制度层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并把后者作为主要任务。维新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更使人们意识到中国文化根本上不足，因此，新文化运动兴起。
就在国人探索传统的出路过程中，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严复早期大力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指责程朱之学、陆王之学和乾嘉之学的非科学性和对社会的阻碍作用，但1905年后逐渐向传统文化回归，甚至在辛亥革命后，追随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成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又参加鼓吹帝制复辟的“筹安会”。梁漱溟青少年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很大，可是在受聘北大印度哲学讲席后，开始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严复、梁漱溟现象表明，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谋求文化出路，忽视传统是不可能的。
当代史学对传统的抉择同样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当代史学一步步走入误区，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并非无人认识到其严重性。王学典在谈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时，给我们揭示得再明了不过[（15）]。60年代初，翦伯赞就发表一系列文章，针对史学界“左”的倾向，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反对古今类比和影射史学，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论从史出等。在当时，其观点遭到批判。随着对“四人帮”的政治清算，翦伯赞的观点成为人们清算“左”的学术趋向的现成武器。但翦伯赞的观点也摆脱不了“左”的时代局限，“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们尚未认识到这种局限。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认清仅凭60年代初的那些历史主义观点来更新中国史学是难乎其难的。这一过程也是在更新史学对传统抉择的过程，不过所抉择的传统只是当代新史学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但毕竟显示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寻求史学出路时，忽视了对旧史学传统的考虑。同以上恰恰相反的是对旧史学传统的回归。乾嘉考据学正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特征的。“文革”后，在反对“定论”之风和清算影射史学的同时，相当一些史家用考据学家的眼光和价值尺度来观察和评判史学。但由于当时大多数人的批评，这种用旧史学传统企图来改造史学的努力很快成为过去。中国当代史学历经挫折，现阶段发展困难重重，但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辉煌的。40多年来，建立了多层次的科研机构和史学队伍，整理出版大量文献资料，发掘出许多地下文物，创办一系列专业期刊，注意史学情报的搜集和整理，重视对史学的反思，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正如肖黎所说的那样，中国当代史学发展是“曲折的道路，辉煌的成果”[（16）]。当代史学成就完全剥夺了我们忽视中国当代史学传统的权力。
可见，在对传统进行抉择时，必须走整合新旧史学传统的路子。具体地说，就是要处理好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至今始终没有处理好的经与史（论与史）、求信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从这两个问题中，我们可进一步抽象出另一个问题，即史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关系问题。史学的价值是一种价值体系，除了将其分为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外，我们还可进一步将应用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其它社会价值。科学的史学要求是诸种价值的合而为一，若加以割裂取其一而不顾及其余，都会给史学造成不良后果，要么走进象牙塔，要么沦为实用主义的东西。
这种整合并非可望不可及。不过，它确实要求史学从业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较全面地估价史学，能以平和的心绪正视史学现状，能以沉着的态度剔抉史学文化，走一条艰辛而悠长之路。
遥皆上认识很重要，它告诉人们中国史学的改革开放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成果，而是在已取得成就基础上，沿着先贤们开辟的道路—微观地分析中国史学文化—走下去，克服以往史学的消极影响，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史学。
注释：
（1）瞿林东《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光明日报》1987年4月2日。
（2）（3）《史记·太史公自序》。（下转第57页）
（4）（8）《汉书·司马迁传赞》。
（5）曾学文《论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化特征》，《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2期。
（6）《史通·曲笔》。
（7）《汉书·杨雄传》。
（9）《意林》卷五。
（10）《隋书·经籍志·杂志序》。
（11）《通志·昆虫草本略序》。
（12）姜蕴刚《历史艺术论》，商务印书馆。重庆1944年版，第29、11页。
（13）（14）《李大钊全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8、714页。
（15）参见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6）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