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唐诗歌的人情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晚唐论文,试论论文,诗歌论文,情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晚唐诗歌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特征。盛唐是诗人与国家、民族、皇权合在一起,个人消融在政治原则中;晚唐是个人从原则中走了出来,表现的是诗人自我,这实质上是人的尊严的提高。以晚唐诗歌人情味特征为基点,放眼广阔的文学历史,可以看到一条逐步发展而又完整的人情味链索,晚唐诗歌人情味是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人情味 自我 原则 价值 尊严
历代诗评家谈到晚唐诗坛,无不一言以蔽之曰:“诗风衰敝。”然而清代大诗评家叶燮说:“晚唐之诗,秋花也。……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1〕叶燮以秋花的幽艳晚香之韵喻晚唐诗歌, 比起古代许多诗评家虽有高明之处,但毕竟笼统,未曾加以阐发。对晚唐诗坛的真正肯定还是近年的事。胡国瑞先生指出:“唐末诗人的创作,无论就其反映历史现实的广度,或取得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代的艺术滋润,都是不容低估的。”〔2〕这是为晚唐诗坛翻案的先声。 吴调公先生则大声呼喊“我要为晚唐这一秋花’翻案!”〔3〕罗宗强先生也说晚唐的“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本文完全赞同上述意见,并试图从晚唐诗歌中的人情味这一侧面,具体探索晚唐诗坛的特殊色彩以及意义和影响。
何谓人情味?对此历来众说纷纭。一般来说,诗有人情味就是指表现了人的种种感情。所谓晚唐诗歌的人情味,简单说来就是:表现了诗人自我。只要翻开晚唐诗歌的卷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绚丽多姿的画廓,就中人情味画面尤为惹人注目。
晚唐诗坛五彩缤纷,流派众多,然绝大多数诗人都致力于艺术形式的精工雕琢,把追求“形式美”作为诗歌创作之能事。其中工力最深、词彩最富,并能将形式的琢炼同表情达意的细腻婉曲结合起来,形成晚唐诗的典型作风的,乃推温庭筠、李商隐一派。晚唐诗歌的人情味突出表现在“温李”派中。只要抓住这派诗歌的人情味与前后时代文学中人情味的关联,就可以基本确定整个晚唐诗歌人情味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一)“我”的理想抱负
理想是金色的太阳,她引起今人无限憧憬,也使古人向往不已。盛唐之际,不要说李白、杜甫、高适等以他们的诗篇谱写了气势宏大的理想合唱曲,就是王维、孟浩然一类田园诗人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
写“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顽儿。”“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5〕的王维, 他的少年襟怀,何等壮伟。李白诗中更是处处充满着青青和幻想,字里行间流露出建立奇勋,以为功业唾手可得的强烈愿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6〕
盛唐诗人的创作表明,他们的理想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决策于朝廷,立功于边塞,攫取荣华富贵。不难看出,国家的安定,是他们产生个人理想的前提,个人的抱负又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为国家同时也是为自己,是他们的理想。在这里,国家与个人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互相依赖,互相影响。
晚唐诗人却再也没有这种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了。有的只是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无法一展雄才的伤感。
李商隐是一个有抱负,并渴望施展大略的诗人,他也写了不少抒发怀抱的诗篇。其中《初食笋呈座中》、《晚晴》、《高松》、《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幽居冬暮》被公认为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如《高松》:
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候,僧来不语时。有风传雅韵,无雪试幽姿。上药终相待,他年访伏龟。〔7〕
把“我”和“高松”相比,可谓气势劲拨。然诗的结尾正如何所云:“落句自伤留滞也。”〔8〕
“晚晴”暗含天意终究怜才,晚境通达是最可珍惜之意。然而诗人是否晚晴呢?答案是否定的。《幽居冬暮》则是诗人一生不得志的叹喟:羽翼推残日,效园寂莫时。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急景忽云暮,颓年寝已哀。……诗人写下此诗的第二年,就在寂寞中死去了。
和盛唐诗人相比,李商隐几乎没有一首诗直抒抱负,他往往把吟咏理想与感慨身世密切结合。这与其说是表达自己积极进取的热情,不如说是发抒怀才不遇的下层知识分子的万般感叹。
在表白理想上,盛唐与晚唐诗人的根本区别在于:盛唐诗人把我与国家交融在一起,晚唐诗人强调个人思绪的解脱。这是因为从盛唐到晚唐,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变化。盛唐诗人与社会的统一多于矛盾,他们愿为唐帝国献出一切。到了晚唐,有感于唐政权的没落和时代的衰颓,诗人们更切实地感觉到了他们自身与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他们的诗,对社会已很少幻想,而重在抒写自身才能不得施展的不平和悲愤。前者是在抒写个人的理想抱负中,体现泱泱大国的气概,后者却是表现没落、衰颓时代个人的心境,二者可谓有天壤之别。
(二)“我”的爱情思念
盛唐文坛上,诗歌中爱情题材甚为少见。中唐时,爱情诗也未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把闺阁生活、爱情主题大量入诗,形成一种主要创作倾向,并表现出特色来的是晚唐。爱情主题写得最好的,当然要数李商隐和温庭筠。
温庭筠的爱情诗,侧重于腻香脂粉的温馨描写。李商隐却侧重于感情的追求与满足,开拓了爱情诗感情的幽微领域。象“扇载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9〕的邂逅相遇,“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10〕的默契相许,“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好惆怅是清狂”〔11〕的痴情坚贞等,都充分表达了诗人铭心刻骨,无法排遣的深情挚意,显得真切动人。
李商隐悼伤亡妻的爱情诗,除了表达无法排遣的忧思外,加上凄恻哀怨,显得更为诚挚动人。《正月崇让宅》是其中之一。
密锁重关掩缘苔,廊深阁迥此徘徊。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蝙拂窜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从“徘徊”到亡妻夜歌,可以说是诗人自己思念感情的全过程。故宅重居“风月花露,不堪愁对”〔12〕当然要徘徊。睹物思人,明知蝙蝠触动帘幕,却总联想亡妻生前在室中的一举一动,从而辗转难眠。明知老鼠在窗棂跳荡,却为之浮想联翩。最后,感情进到高潮,背着灯光,余香仍在,亡妻还在眼前。整个过程显示了诗人面临爱情摧折的悲惨心境,地老天荒,此心不渝的缠绵和深笃情调,无怪乎人们将此推为李商隐亡诗的冠冕。
恩格斯说:“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13〕李商隐正是最善于写自己爱情痛苦的诗人。
当我们吟诵着李商隐“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的诗句,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杜甫在一些诗中怀念妻子的描写,但全诗写思念妻子,写得最动人的似乎只有《月夜》这一首:“今夜鄜州月, 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晃,双照泪痕干。”对这首诗,《杜臆》中说得好:“公本思家,偏想家人思己,已进一层。鬓湿臂寒,看月之久也,月愈好而苦愈增,语丽性悲。末又想到聚首时,对月舒愁之忧,词旨婉切,见此老钟情之至。”
我们把李商隐思念妻子的诗与《月夜》相比,可以发现,同时怀恋妻子,款款深情之作,却大有不同。
《月夜》借看月而抒思念之情,但所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之情,杜甫在半年以后所写的《述怀》诗中说:“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几个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两诗参照,就不难看出“独看”的泪痕里浸透着天下乱离的悲哀,“双照”的清辉中闪耀着四海升平的理想。字里行间,渗透着民族的苦难,时代的脉搏清皙可闻。杜甫把自己的一己之情与国家民族的安危紧紧系在一起,置自身于民族国家之中。李商隐痛苦的心灵充满对妻子的追忆,他的诗思围绕这一个中心,刻画相思相忆的曲意幽怀。表白难分难舍的痴情冥想。这些爱情诗内涵深微,完完全全是他独特的个人感慨,是倾吐他心曲的一组绝唱。可见李商隐是有意识地把爱情当作个人抒情遣兴的手段,局限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并未同国家民族相关联。这可以说是李商隐与杜甫爱情诗中人情味的分水岭,也正透露了晚唐诗人情味的质的变化。
(三)“我”对人民的同情
李商隐生活在低级封建官僚家庭,少年时代又经历了家庭的巨变,曾经为生活苦苦挣扎。他做过易和人民接近的尉官,并为“活狱”事件而辞官,说明他能为无辜被定罪的人民伸张正义,然而他与人民的联系不算密切,就现存作品看,他只有《赠田叟》、《所居永乐县久旱县宰祈祷得雨田赋诗》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三首反映人民愿望与疾苦的诗歌,数量很少。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诗人26岁那年到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悼令狐楚之丧后,回径长安西部旅次时有感而发的。诗人目击的是“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映入诗人眼帘的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依依”二字表现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的何等关切。写到甘露事变对人民的残害,诗人沉吟“夜前军牒来,屯兵万五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末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老白姓在这场宦官集团的混战里,无处可逃,只求投死深山。面对此,诗人不禁发出“我原为此事,君前剖心肝”的为民请命的呼声。青年时代的李商隐对人民是如此同情,也许他后来还写了一些这样的诗,可能未流传下来。但于此,其同情人民之心可窥一斑。
在这一点上,晚唐另外一些作家,比李商隐更为深刻。象皮日休的《橡媪叹》、《农夫谣》、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等诗,都是深刻反映作者对人民的无比怜悯。
透过晚唐诗人同情人民的诗歌,我们可以探寻到,哪类诗是晚唐诗的主流。李商隐、杜牧等诗人,处在唐朝政治的溃败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对朝廷已经失去信心。他们的诗歌思想不重诗教而重抒情,抒个人的真情实感。创作转向写个人情思。正如李商隐所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14〕皮日休、杜荀鹤等,虽提倡诗教,但他们的诗教说在创作实践中并未起任何作用,就连他们自己也都未按诗教说来写诗。因为这时,政局已日薄西山,诗教已无实际意义,也代表不了文学的发展趋势,诗教说必然让位于抒情。所以,晚唐诗歌是以写人写自我为主流的。
杜甫、李白、元结等人写的同情人民的诗与李商隐、皮日休的不同。我们随便拈出一首,如《新婚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新婚别》的标题后,仇兆鳌引了这样一段话:“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诗所怨,尽其常分,而能不忘礼义。”新婚之夫,照理可免除服役,但诗中新夫却服役去了。诗的开头,点出新妇埋怨自己不该嫁给征夫,紧接着写新妇发出:“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的浩叹。然最后新妇却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鼓励丈夫一心服役。新妇由埋怨到劝勉,这正是诗人借新妇之口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安史乱发,国家派军队平叛,因相州兵败,扩大征兵,连新婚之夫也在应征之列,这是多么不合理。杜甫对此异常同情,但为平叛,个人之情应服从政治大局。诗人在关切人民的同时,又只好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义劝新夫当兵,确是“不忘礼义”。就中我们可以深刻地领会杜甫的良苦用心。李白的《豫章行》与杜甫的《新婚别》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完全相同。
李白、杜甫同情人民,又劝人民理解国家承担义务。于是,我们看到了晚唐和盛唐同情人民诗作的不同点,并由此看到盛唐诗歌的主流:盛唐诗歌,不管是安史乱前倾向理想,还是安史乱后倾向写实,都表明盛唐诗歌是以现实与政治意义出发,对重大社会问题直接表示作者的看法,与晚唐重抒自我之情显然不同。
人情,作为一般人的感情,并非晚唐诗人所特有。但晚唐诗歌的人情味与盛唐不同,这体现在立足点与归宿上。
盛唐的立足点,是诗人站在国家、民族、皇权的位置上,抒自己的情,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皇权、民族。在这里诗人与国家、皇权、民族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如果我们把皇权、民族、国家喻为上,个人比为下,那么盛唐人情味特征是上下合体。
晚唐的立足点,是诗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抒自己的情,目的也是为了自己。其特点是下为独体。
盛唐的人情味是个人消融在政治原则之中,晚唐是个人从政治原则中走了出来,表现的是个体,这实质上是人的尊严的提高。
晚唐的李商隐,杜牧都写过登乐游原的绝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5〕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16〕这两首登临唐代著名游乐胜地乐游原的诗,出自晚唐两位代表性诗人手中,不仅是他们一时怀旧感情的表露,而且很恰当地表达了晚唐的衰飒气象。晚唐诗人正是在秋风中夕阳下走上诗坛的。
晚唐的时局的混乱,政权的不稳,使晚唐诗人对现实不满又回天无力,对衰败政权反感又不能有所作为。他们的心理,从抑闷、愤懑发展为佯狂自负,追求解脱。这些依赖于封建制度的诗人,切实地感到这个制度向下滑行。他们不甘心随时代的衰落而衰落,他们冲破儒家名教纲常的樊篱,要从人的自身寻找解脱。这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开始前夕,思想感情上的敏感、悲辛、不平、解脱等的综合。
晚唐诗人思想不受拘束,创作就不限成法。晚唐诗歌的创作,强调的是广泛的师承,从思想到形式,不囿于一个格局。李商隐就是一个代表。他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很有激情地说:“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古今;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17〕怀疑儒学,动摇儒学独尊的地位,这正是晚唐诗人思想解放思潮的哲理思维。因此,他们诗中个性特色、主观性的创作倾向,更加鲜明了。他们的创作转向写个人情思、视野内向,很少着眼于社会疮痍,主要着眼于表现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与盛唐相比,时代精神此时已不再边塞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他们从平凡中发现自己的价值,从自身寻找失落的人的尊严,从创作里表现与传统不一致的思想观点,致使晚唐诗坛在秋风夕阳下开出了人情味的花朵。
认识晚唐诗歌人情味的特征,我们若以此为基点,放眼广阔的文学历史,不难看出晚唐诗歌中人情味对后世文学的滋润,进一步看清“人”怎样在古典文学中逐步站立起来。
李商隐、温庭筠等所代表的晚唐诗,对唐宋及以后的词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元明清,正统的诗已经衰落,戏曲、小说最为擅长。杂剧、传奇、小说以其更大的篇幅,更加细致地描写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人的种种情感,其人情味更是别具一格。在元杂剧中,崔莺莺“但得一个并蒂莲,煞强似状元及第”〔18〕的呼喊,恰恰表明了她对人情(主要是爱情)的追求,对提高人的地位的强烈要求。而在关汉卿笔下,诸如赵盼儿,谭记儿等一大批被污辱被蹂躏的妓女,他们对依仗权势的花花公子,对带着上方宝剑的官宦人家,无所畏惧,机智勇敢地作义无反顾的斗争,更鲜明地体现了对“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呼唤,展示他们美好的心灵。汤显祖的《牡丹亭》比《西厢记》又进了一步。它虽以还魂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却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在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它所不自觉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新时代的春天到来的自由的期望和憧憬,表现了早期的人道主义,并在呼唤个性解放近代世界的到来。《红楼梦》的出现,更展示了文学人情味的高峰。它描写的宝黛爱情不是一般封建社会中公子小姐或才子佳人的爱情,而是在叛逆思想基础上贵族家庭中两个叛逆青年的爱情。我们说《西厢记》的缠绵,《牡丹亭》的执着,都写出了两性间的披肝沥胆;十分感人。然而不论《西厢记》或《牡丹亭》,其中主人公都是一见倾心缺乏更高理想。宝黛爱情超过“一见倾心”,“男欢女爱”的古典范畴,他们不但追求爱情,而且追求自由,具有新的理想,是地地道道的个性解放要求。因而《红楼梦》放射出更强的光辉。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逐步发展而又完整的人情味链索:“我”消融在国家中——表现独立的自我——人情的我方面展示以至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在这条链索中,晚唐人情味是其中一环,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首次从原则中走出来,表现我的要求,我的欲望,我的悲辛。不是一般人的,也不是国家、皇权的,是写我,我就是我。有了这第一步,才能由此一步步发展到个性解放。这正是晚唐诗歌人情味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原诗》卷4
〔2〕《唐末诗坛鸟瞰》(《社会科学战线》,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3〕《“秋花”的“晚香”》(见《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一书)
〔4〕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470页
〔5〕王维《老将行》、《鸟呜涧》
〔6〕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7〕李商隐《高松》
〔8〕《何义门读书记》
〔9〕李商隐《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
〔10〕又《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
〔11〕又《无题二首(“重帏深下莫愁堂”)》
〔12〕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五
〔13〕《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92页
〔14〕《樊南文集洋注》卷三
〔15〕李商隐《登乐游原》
〔16〕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17〕李商隐《上崔华州书》
〔18〕《西厢记·长亭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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