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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接受“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的基本判断时,实际上就包含了对批发商重要地位的确认,即批发商就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人格化的集中表现。从批发业、批发商和商品批发市场发出的每一张订单、每一个信息,都在牵动众多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命运,都在引导着他们的经营行为,从而都在调节着、配置着稀缺而宝贵的资源。
结构调整不可忽视批发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各项经济政策安排的要点,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同人们期待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期的总体要求相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还是远远不够的。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已有各项政策的缺憾以外,轻视、忽视商贸流通业和批发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一是传统工业比重过高,产品结构陈旧老化、滞销积压,新型产业替代无力,新经济增长点模糊不清;二是各省区产业结构趋同,区位优势不强,企业规模“小、散、弱”的状况较为普遍;三是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地区在经济开发、结构调整中,又出现了新一轮双重意义的“重复建设”,一种是地区之间继续互相重复模仿,另一种是落后地区盲目尾随沿海地区已经放弃的陈旧产业,重走沿海地区曾经走过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的老路。结果必定是决策失误,特色不明,战线过长,包袱沉重,生态环境恶化,传统产业过多,工业企业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里打转。
事实证明,企图排斥市场、越过批发环节,直接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除了“交不完的学费”,粗暴糟蹋纳税人的血汗钱,很少有别的结局。
商贸流通业特别是批发环节,天然具有结构调整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迅速崛起的日益现代化的批发商、批发业和批发市场,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着成本最低、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是一种不易察觉、不事张扬的“看不见的手”的“无私奉献”,远比政府一再出台却效果不佳的昂贵的结构调整政策要经济实惠得多。
应当说,加快结构调整是发展地区经济的关键之一。以义乌小商品城为代表的批发环节和批发市场的巨大贡献,并不仅仅是提供了多少利税,有多少人就业,更深层的含义是:在其思路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壮大的商贸流通业,带动了众多产业和企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商贸为龙头、为导向的产业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从而促进了本地、周边地区乃至更广大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义乌现象的最重要启示在于,为新时期结构调整提供了新思路,即依托强大的商贸流通业和日益细分化的专业市场所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的市场调节功能,积极培育和发展商贸带动型的经济体系,可以最低的成本去明显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这一点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含义。
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商贸带动型特别是批发带动型的经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仅表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第二产业,而且突出表现在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带动能力方面的差距。例如,商业意识缺乏,市场发育水平低,商业、服务业基础设施薄弱,未能形成以市场、商贸来带动的产业化发展格局等等。因此,决不可以把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决策,狭隘、片面地理解为“上经济就是上工业,上工业就是上(传统)项目”。
义乌现象向人们昭示:
第一,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发展经济的内容比人们原来想像的要丰富得多。与传统计划体制时期相比,在新时期的确需要一点“倒过来”思维的头脑;在发展地区经济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政策,尽快改变放任第二产业数量盲目扩张、粗放经营的传统思路,实行加快市场建设,率先发展商贸流通业的新思路。
第二,只有实行“倒过来”思维的新战略,交流商业经验,灌输商业意识,传播商业信息,才可能扩大就业容量、市场容量、商品流量、资金流量,同时开发出本地优势产品,向外寻求新的市场,通过市场选择和市场竞争,找准自己的产业优势及其发展方向,从而带动本地第一、第二产业跟进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
第三,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地区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启动点、切入点,首先是“投资门槛”相对较低、回报较快、回报率较高,最容易活跃起来的商贸流通领域特别是批发领域。因此,在沿海商品市场和商业规模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无论从国民经济整体上看,还是从地区经济体系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上看,率先发展商贸产业,加快市场建设都是经济增长点的首选目标。
发展批发业需要思路创新
在新时期批发环节发展与创新的战略要点是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现代批发商,促使市场成交额向现代大批发商集中。以义乌为代表的批发环节,在新时期的重点要从批发市场的场所建设转向对现代大批发商、大代理商、大经销商的培育,从外延数量扩张阶段转向内涵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都在明显提速,形势发展变化将越来越快。在这种场合,原有的发展思路将不可避免地逐渐陈旧甚至迅速过时,因而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思路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路创新的核心要点是培育现代批发商。
提出这一政策思路有着深刻的背景。就全国而言,中国在新时期并不缺乏、也不会再大规模发展类似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平的商品批发市场,中国极度缺乏的是符合电子商务时代和流通创新特征的现代大批发商。如前所述,现代批发商通常表现为依托现代科技、管理手段,大批量从生产商进货,并组织分销的经济活动。与零售商相比,批发商不是直接面对千百万最终消费者和用户,而是面对具有一定购销批量的中间商和零售商。与大批量现代生产相适应,需要低成本、大批量地组织货源、储备商品,并大批量组织分销。这种以低成本支撑的“大进大出”的经济优势,使批发商业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商品经营形式。
目前,中国市场流通结构十分奇特。一是现代零售商、零售业异常活跃,而依托现代科技、管理的现代批发商非常沉闷,现代批发体系迟迟未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水平;二是种种“销售难”的状况,不仅没有促成批发商的成长,反而抑制了其发展的机会。这种状况出自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原计划体制下国有批发商业萎缩,没有能够在新时期转换机制、脱颖而出。一方面,生产企业片面强调“减少环节”,越过批发商自行销售产品;另一方面,零售商越过批发商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如此“两头挤”,本应具有重要地位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批发商业体系,始终未能出台亮相、发展壮大。
第二,非国有批发商在新时期未能及时成长起来。目前,中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商品批发市场,年销售额也很可观,直至像义乌市场那样达到230亿元。但不必讳言,细一观察,这种销售额大多是“攒鸡毛凑掸子”凑出来的,并未因此培育起多少个成气候、成规模、大进大出、举足轻重的现代大批发商,绝大多数摊贩充其量不过是一批几十年如一日、十分原始、很不规范、永远长不大的“小老树”。这样的“小老树”再多,也并不代表未来,更不代表中国商品批发市场发展的方向。改变这种状况是新时期批发市场实行流通创新的关键。
目前,批发市场的市场集中度普遍过低,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过小,市场成交额极度分散,是导致摊商“小、散、差、乱”,批发市场信誉不高、伪劣假冒、藏污纳垢种种弊端的最重要原因,极大地损害了批发市场的形象,也制约了其后续发展。可以说,进入批发市场的批发商规模普遍过小是最突出的弱点。从全国来看,2002年,即使是亿元以上成交额的批发市场,年平均成交额也仅6亿多元,平均每个批发商的年成交额只有90多万元,每个摊商营业面积平均为47.7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承载的年成交额不过1.92万元。其中,大城市批发商年平均成交额114.9万元,中等城市年平均86.6万元,小城市年平均67.8万元。
再看位居榜首的义乌市场。2002年,虽然成交额总量很大,但平均每个批发商年成交额不过57.5万元,每个摊商的平均营业面积仅为25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年成交额2.3万元,整体水平依然不高,更远低于城市零售业连锁经营的情况。根据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显示,连锁商店总店年平均营业额达到1418万元,分店年平均营业额874万元,是全国3000多个亿元以上批发市场平均每个摊位年成交额的10多倍。
于是,我们看到,批发市场功不可没,但同时中国由小商贩为主体支撑的传统批发市场已经相对过剩,而像样的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经营管理手段和财务结算手段的大批发商却严重不足。这一强烈反差是中国目前商品批发市场的症结所在,也是长期以来市场建设重数量、轻质量,重批发场所建设、轻市场主体培育等政策偏差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国外大批发商的纷纷涌入,迫切要求中国加速政策调整,尽快走出误区,扭转奇特状况,学习借鉴国外对手的经验,将批发市场培育推向以发展现代批发商为主体的新阶段。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不止是亿元、百亿元的传统批发市场,更需要诞生年成交额在千万元、亿元、10亿元、100亿元以上的现代批发商。
引人注目的是,当中国商界在越加拥挤的零售业争抢得不可开交而批发业由小商贩唱主角的时刻,精明的外国巨商已经在悄悄填补“中国的空白”,“抢滩”使他们获得了巨大利益。
值得中国商界关注的所谓“批发革命”的最新动向,一是批发资本多元化,制造业资本与零售业资本均大量快速注入批发领域;二是批发企业模糊化,不少企业的法律身份或存在形式是物流中心、配送中心,而实际上从事大量的批发业务;三是经营机构大型化,职能综合化,即批发规模庞大,综合配套服务辐射面广,通过大额订单控制“上家”制造商和“下家”零售商的能力很强;四是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加快培育现代批发商
中国经济结构、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除了整顿、规范由小商贩构成的批发市场以外,要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对大批发商的培育,特别要开发出能够与国外商家抗衡的大批发商。
批发商是批发业和批发市场的主体。在新时期,抓批发市场建设必须抓住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现代批发商这个要害,而不可以继续到处“圈地”、“摊煎饼”复制乱哄哄的小商贩集聚场所,否则就是不得要领。
“十一五”期间要抓住这个新增长点的关键,一是要推动国有工业企业、商业零售企业改革、转制,同时对近些年来各类企业另起炉灶,自发建立起来的各种分销机构,通过市场化途径实行专业化资源重组,按照商品特点以及流通环节的客观需要,在平等互利、合理分工原则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和促成一批具有现代规模、专业化的国有大批发商。这是提高商品市场规模化、集中度和组织化程度,改变商业领域“小”、“散”、“乱”、“低(水平)”状况的重要举措。
二是要放宽政策,有针对性地鼓励非国有商业企业和个体、私营商贩,把自己的批发生意“做大”,通过改组现有的众多专业批发市场和小商品批发市场,调整其原有市场主体的经营批量过小的组成结构,促进市场成交额向大批发商集中,引导他们参与更多品种、更大范围、更大批量的商品交易,赋予其权力,明确其责任,同时对他们的交易行为和经营状况实行有效管理。而批发商经营规模越大,通常会越加讲求自身的声誉和形象,这种“内在自律机制”会反过来从根本上提高诚信服务、市场信誉,降低管理成本,逐渐使目前“搞运动”、灭火队式的突击检查成为多余之举。
三是努力解决批发商、批发业和批发市场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诸如,目前经营产品过于传统、过于雷同,对名特优新精等替代产品的引导、开发还明显不足,进入市场的批发商规模普遍过小,市场的科技含量和现代物流配送水平还不够高,管理手段还不够先进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思考和尽快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批发商、批发业和批发市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开发功能,成为彻底改变广大制造商一无知名品牌、二无核心技术、三无销售渠道、四无商业信誉这样一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基地,并进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出口基地和国际化的采购中心。
中国迫切需要相当数量高起点、辐射强,真正有“大进大出”实力的大批发商。因此,需要根据“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回报率原则,打破部门、行业、地区的局限,为有志投身商品批发产业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和非国有大小商人们,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宽松环境。在中国产业调整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以开发批发商为目标,调动和重组现有资源进军商品批发领域,促进从旧体制“走过来”的企业和改革之后“冒出来”商贩殊途同归,共同“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为繁荣中国的批发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共同推动市场流通结构的合理化与批发环节现代化。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是中国土生土长批发商、批发业和批发市场的未来和希望。